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
1921年对于近代中国的金融行业来说可谓是多事之年，在中、交两行发生第二次挤兑风潮之时，一场信交风潮席卷整个上海，一百多家交易所和众多信托公司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被这风潮刮得无影无踪，风潮骤起，还殃及一些银行和工商企业，引发了不少悲剧。
产生这一风潮的最初缘由，还得归之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顺利开业。
原来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后，因为它是华商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交易所，主持交易所的理事长是著名绅商虞洽卿，所以开业后营业极佳。据交易所在8月29日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报告，在四十六天交易中，交易所共收取经手费八万二千元，平均每天的佣金收入为一千七百余元。从7月到9月，交易所三个月经营即获利三十六万元，由此每一股股份可得红利二元五角，年利润达48%，这使许多投机商人，包括原来一直在日商开办的取引所内做棉纱等交易的人都被吸引到证券物品交易所来。这又使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更加红火，到年底，所内一般工作人员都拿到数百元甚至数千元的酬金，至于交易所理事和众股东，更获利丰厚。受证券物品交易所获利之鼓舞，继华商证券交易所之后，上海杂粮油豆饼交易所、上海面粉交易所、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等于1921年春相继开业。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内民族工业在一次大战期间发展迅猛，积聚的资本达三亿元。而西方各国在欧战结束后即爆发了经济危机，为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严格限制中国商品输入，如英国借口我国荣氏企业福新厂生产的面粉有皮屑杂质，严禁进入英国市场。国内外市场的萎缩，造成国内工商业出现危机，上海不少工厂闭炉停产，工业处于消沉状态。这种状况，使投资者意存观望，大量游资徘徊于市场之外，交易所行业奇高的利润，正好成为投资获利的巨大诱因。同时，20年代初的上海，许多商人因在欧战期间靠囤积居奇发了财，常具有一种投机冲动。自交易所产生后，一般商人做投机买卖之风盛行，工业界在这方面不甘落后，金融界的投机之风也相当普遍。各银行不仅热衷于有价证券的买卖，而且大做“套头”。所谓“套头”，即当投机商急需现款来银行转让其有价证券时，银行即同他们订定合同，规定以两个月为期，在期内该投机商必须按高于卖价的某个价格再从银行买回原先转让的有价证券，银行在一进一出之间，套取利润。同样，各汇划钱庄也大半做股票买卖，以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普遍的投机之风，造成了“股票到手，就是钱财到手”的社会投机心理，诱使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甚至农民也盲目从事投机活动，将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积蓄投入交易所买卖之中。
民间游资的充斥，社会上不断升腾的股票热，加上已开的诸交易所经营的高利润，这一切综合起来，引发了一场开办交易所的狂热浪潮。1921年夏秋之间，各行各业疯狂地开办起各种交易所，社会上则人心若狂，一听说哪里要办交易所，就千方百计地想预购股票，指望由此发一笔大财。于是每个月都有不少交易所开设，在最旺盛的几天，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新成立的交易所有十家八家。除了证券、面粉、棉纱、棉布、金业交易所外，糖业、煤业、丝业、纸业、烟酒、五金、建筑材料、茶叶、西药等，各种门类的交易所无其不有。新开办的交易所除了开设在繁华的闹市外，有的设在弄堂里，甚至开设在会馆公所中，有的还别出心裁地打出日夜交易所的招牌，以招揽顾客。像开药房起家的著名商人黄楚九，见交易所盈利可观，也凑热闹，在他所办的大世界游乐场底层共和厅中开设了日夜交易所，使游客在游玩娱乐之余，可以在此一搏，满足投机心理。
各种交易所纷纷挂牌，其注册也各显神通。有的比较正宗，经向北京政府农商部注册，获得正式营业执照，有不少向法租界当局法国驻沪领事署、意大利驻沪领事署和美国政府注册，也有呈淞沪护军使署批准立案，可谓五花八门。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交易所根本没有办过注册登记手续。据统计，到1921年年底，全上海总共有各种交易所一百二十多家，其数量之多，可谓世界罕见。这一百二十多家交易所开办后，其实并没有多少正常的交易可做，主要是经营其他交易所的股票，有相当数量的交易所将本所股票在自己的交易所内进行买卖。众多投机者则施展种种手段，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交易所发起人在筹办交易所时自己并无分文资本，只是空认巨额股份，然后设法把已售出的股票价格抬高，再抛出自己认购的那部分股票，转手之间，便获巨利，同时又使原先空认的股票变成了实股。
在各种交易所开办热潮中，有十余家新的信托公司也冒了出来。信托公司本来是商品经济发展和金融事业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可是这些信托公司突然出现，并非是经济充分发展的缘故，主要是有些人在办不成交易所后转办信托公司。这些信托公司多数并不能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而是像许多交易所一样，主要通过经营本公司的股票买卖谋利，那些投机者往往一面以信托公司的股票作为在交易所投机的筹码，一面又拿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如此相互利用。
上百家交易所和十余家信托公司集资开办，其资本总额大约在三亿元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上海全部华资银行和钱庄的资力，社会对现金的需求在短时间里急剧膨胀，使市面上银根顿时吃紧。银行界对于金融形势的变化感觉最为灵敏，见势不妙，赶紧收缩。各银行对于商业放款一反常态变得异常谨慎，一些外商银行也开始限制做抵押贷款业务，各钱庄对出庄票和放款也十分慎重。由于市场上现金难以筹措，加上谣言纷起，各种交易所营业即趋清淡，无论是证券买卖还是物品交易，都极其疲软。营业既衰，佣金收入自然减少，各交易所均入不敷出。从1921年11月中旬开始，已有几家小交易所因资力单薄无力支持，被迫停业。12月1日，中外证券交易所宣告破产。这家开设在法租界天主堂四十八号的交易所，经营品种有证券、棉花、棉纱、金银、糖类、面粉，号称有经纪人七十七户，实际上资本额是个空头，完全在买空卖空，它开办于1921年10月24日，从开办到倒闭，仅仅只有三十六天。由中外证券交易所打头阵，从此各交易所宣告破产之风一发而不可收。1922年2月初，法国驻沪领事署又颁布了《交易所取缔规则》二十一条，规定在法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必须得到法租界当局的核准，非经核准不得营业。核准后须将交易所章程送至法租界会审公堂检察处注册，领取特别营业执照。此外还规定，凡开办交易所要缴纳资本总额五分之一的保证金，否则不发营业执照，交易所股票在未营业前不得过户转让，不得在本交易所买卖本所股股票。交易所及经纪人所得佣金，须交付6%的征费等。这些极其严格的规则，使那些开设在法租界内的交易所业主大为恐慌，如果按照这个规则，交易所想靠做本所股获利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那些空头户来说，绝对不可能缴付资本额五分之一的保证金，唯一的出路，只有停拍解散。一时间，不光是法租界内的交易所，就是法租界外的交易所，也纷纷歇搁，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到这一年3月，只剩下十二家交易所还在营业，到最后，整个上海，只剩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六家，其他一百多家交易所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信交风潮，对社会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犹如一个本来虚弱之人，发了一阵高热之后，元气大伤。信交风潮影响所及，银行首当其冲。因为原先各华商银行买卖有价证券，抵押放款，做“套头”的为数不少，它们同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联系十分密切，早在1921年12月上旬信交企业大量破产之前，就已经出现银行搁浅事件。如沪海实业银行因投机负债，于12月3日正式拒付，7日债权人向法院提出起诉，经会审公堂查验，该银行累计亏欠六十余万两，而且账目多有涂改，8日该银行负责人陆冲鹏交出保释金后被释放，即遁走他乡，银行也随之倒闭。在这次风潮中，先后倒闭的银行有沪海、中外、民新、惠工、丰大、华孚等六家。不少曾经热衷于投机的商人，于此惊涛骇浪之中也惨遭覆舟之祸。像大同广告社执事王佑之，因买卖交易所股票失败，亏耗五六万金，人即避匿无踪。更可悲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投入，一心指望发财的人，当风潮骤起之时，便是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之时。据当时报载，昆山人某，亏负七八千金，无法缴纳保证金，晚间潜服生烟土希图自尽。上海县知事公署会计主任严石农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亏十万余金，多系公款，无法偿还，吞白药团以求自尽。在这段时间，来往于上海、天津、宁波等地的轮船，每到由吴淞口出海时，往往有人投海觅死。至于那些因受风潮影响，工厂、商号、信交企业和银行破产倒闭而遭解雇成为失业者的，更是不计其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