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银行两次挤兑风潮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经过改组和改制，都取得了相当于国家银行的地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根据公布的《国币条例》，由财政部正式印发国币兑换券，并开始在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国币，通过中、交两行逐步推行，中、交两银行一度有过一段短暂的信用显著的时期。但是，由于袁世凯的财政管家梁士诒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筹款，滥用中、交两行的货币发行权，使中、交两行过度为政府垫款，造成库存现银准备极其空虚，终于引发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最严重的挤兑风潮。
袁世凯上台后，为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除全部承认清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外，梁士诒又接连举借外债，从1912年到1913年6月，就先后向外国借款三十二次，总金额近四亿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续借外债发生困难，而袁世凯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割据一方的各省军阀任意截留本该归中央收入的款项而更加恶化，便将目光转向内债。1914年8月，北洋政府成立了“内国公债局”，由梁士诒任总理，短短两年时间，先后发行三次内国公债，总共二千万元。在第三次公债发行时，因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彻底失败，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蜂拥而起，原定的内债发行仅募得三分之一，根本不能弥补北洋政府的巨额亏空，当时仅为复辟帝制设立“大典筹备处”，即耗费了二千万元以上。梁士诒看到举借内外债均无济于事，唯有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来垫款。到1915年底，交通银行共为政府垫款四千七百五十万元，如此巨额垫款竟占交通银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以致不得不大量滥发兑换券，以缓解库存空虚的危机。
1916年3月，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政局更形紊乱，面对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段祺瑞为用武力征伐各省，军费开支剧增，于是中、交两行的垫款进一步增加，国币信用危机终于来临。先是广东、浙江等省出现挤兑现银现象。此时梁士诒暗中策划，力主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以堵住中、交两行库存现银继续外流。正当段祺瑞内阁密商如何扩大纸币发行时，不意消息走漏，市场震动，济南、京津等地相继发生挤兑。安徽督军倪嗣冲、官僚段芝贵分别向中、交两行提取现银一百三十万元以上。面对越来越烈的挤兑，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停止兑现，命令中、交两行自奉令日起，对所有该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付现银。在停兑令公布时，由中、交两行发行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共计七千万元，而库存现银只有二千万元，因此停兑令一公布，市场一片混乱，人心动荡，物价腾升，粮食上涨了二成以上。交通部下令对一部分铁路运费按等级收取现银，很快购火车票、邮票，发电报等皆收现银，不收钞票，财政税收机关收税也都要求搭收现洋。直隶省财政厅则下令拒收以中、交两行钞票缴纳税款。一般商业界在停兑令发布后三星期也开始拒用中、交两行钞票，于是钱庄公然变动两行纸币行市，京钞市价跌至七至九折之间，最低时五或六折，甚至四折，一些投机者则乘机杀价收买中、交行纸币。
对于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中国、交通两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执行不完全一致。交通银行除京、津两行实行停兑外，汉口、九江、安徽、湖南等地行处一度停兑，不久即先后恢复兑现，山西、张家口两地交行开始时仍照常兑现，后来不能支持又复停兑，东北三省处在日、俄控制之下，照常兑现，但现银禁止出境。
在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拒绝执行北洋政府命令，照样办理兑现和付存。当挤兑风潮汹涌而来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坚持兑现，其风险可想而知。据时任上海分行总经理张嘉璈所记日记记载：“距行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银行门口“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钱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洪葭管《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5月12日这天人最多，有二千余人，第二天仍不见减少，第三天人心渐趋安定，减为四百余人，第四天星期日宣布开门半天，兑现者只有一百余人，总算安然渡过了挤兑风潮。为了应付挤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宋汉章、张嘉璈煞费苦心，一面组织商股股东登报声明抵制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并聘请外籍律师代表股东和大存户接管了中行上海分行的财产，一面同上海汇丰、麦加利、华俄道胜等十家外国银行订立透支二百万元的契约，以加强库存现银准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不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而安然应付了挤兑风潮，大大提高了其声誉，也成为近代中国金融史上一段佳话。拒不执行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张嘉璈两人因此被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中国、交通钞票停兑，使币值日益低落，投机之风盛行，人民怨声载道，迫切要求早日恢复兑现。在舆论压力下，京津两地的中国银行于11月先行恢复兑现，而交通银行的停兑，一直到1921年，靠着西原借款和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等途径的输血，采取以京钞兑换公债的方式，才陆续将流通在外的京钞全部收回，使拖延了五年之久的京钞停兑问题方告解决。
无独有偶，在第一次挤兑风潮解决不到一年时间，1921年11月又发生了中国、交通两行第二次挤兑风潮。
交通银行自经过1916年停兑事件后，信用低落，业务恢复缓慢，存款增长幅度仅为10%，最多不超过20%，相反，为北洋政府的垫款却依然有增无减。1921年，由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的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濒于绝境，政府机关各部门已欠薪二十个月，代理财政总长潘复向北京银行界商借秋季借款四百八十万元，其中交通银行独家承担三百万元。中、交两行还为财政部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开出保证性存单多张，其中交行开出五百三十九万元。当存单到期时，财政部除拨还一百多万元外，其余大部分无力归还，都由中、交两行兑现，以致两行头寸趋紧，现银枯竭，此时交行全部发行额为四千零六十九万元，现金准备却只有四分之一，交行京、津两分行发行额为一千零五十三万元，现金准备仅剩四十万元，几乎近于空库。中国银行的现银也同样紧张，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11月初已出现挤兑现象，到11月15日，市面上谣言纷起，中、交两行门前挤兑者汹涌如潮。北京交行开始时采取限制兑现办法，由军警把住大门，限制兑现人数，这无疑是火上加油，第二天前来两行挤兑的人更多，交行无力应付，首先宣布停兑。消息传出后，天津的中、交两行也相继宣告停兑，并迅速影响到上海、汉口、济南、太原等城市。
这第二次挤兑风潮的发生，同英美帝国主义的破坏不无关系。在挤兑风潮发生前，帝国主义一面散布中、交两行库存空虚的消息，扰乱人心，一面指使其控制的海关、邮电部门拒收中交钞票，一些外国洋行也加入了向两行挤提现款的行列，这都促使了挤兑风潮的爆发。当挤兑危机刚出现时，北洋政府要求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拨出关余存款六百万元以作应付，竟遭到无理拒绝，这又加剧了挤兑风潮的蔓延。在上海英人所办报纸《字林西报》于11月15日印发号外，刊登北京中、交两行停闭的消息，引发上海中、交两行的挤兑。上海交行因及时向同业押借到三十万元，才渡过这场危机。
挤兑风潮发生半个月，中国银行于12月11日在京津恢复兑现，交通银行靠着奉系军阀的关系，于12月向奉天官银号及兴业银行借款四百万元，方于1922年1月7日恢复兑现，由此，第二次停兑风潮始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