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四行之崛起
民国初年，即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持续了四年三个月的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缘故，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事，一时无暇顾及在中国的经济侵略，这给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机，许多工矿企业，特别是轻工企业，纷纷创办。据统计，1913年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开设的工厂为41.3家，1916年至1920年，则达124.6家。工业资本的扩大与运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银行业提供信贷和资金的融通，于是民族资本的新式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自民国初年至1918年，在新开设的二十七家银行中，商办银行为二十二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式银行的创办势头依然不减，从1918年至1925年，又开设新式银行一百零三家，每年平均开办银行十余家。在这些新开设的银行中，一些银行凭借实力和经营策略，营业稳步上升，成为金融界的佼佼者。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金融界，创办历史不长而声誉卓著者，首推“北四行”。
所谓“北四行”，具体指的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而其真正的内涵是指以盐业、金城这两家从北方城市起家银行为核心的四银行联营集团。
在“北四行”中，金城银行可谓是最能反映“北四行”增长型特点的一家银行。创办于1917年5月的金城银行，其创立时间要比“北四行”中的老大盐业银行晚两年，当初创立时实收五百万元资本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官僚的投资，然在创办后资本结构逐渐变化，军阀官僚所占股份从最初的90%以上降至50%，金融工商业者等个人持有的股份逐渐上升。为确保投资安全，银行专门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担任顾问，开展信用调查，了解市场信息。在放款方面，金城银行注重向民族工商业放款，如1919年工商放款总额为八十三万元，1927年增至六百八十六万元，其中80%以上投放于棉纺、面粉、火柴、油漆等轻化工业企业及煤矿企业，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更直接投资创办各种企业和金融业，如1929年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接办天津航业公司，1936年与开滦矿务局、中兴煤矿公司合组开兴成煤业公司。这一系列的投资活动，使金城银行利润增长幅度居同业之前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
金城银行
“北四行”中的大陆银行经营也颇具特色，一是大力经营仓储业，一是广泛吸收小额储蓄。大陆银行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在天津、汉口、上海三大城市建立仓库，其在天津建立的仓库规模和容量为最大，大量收存天津出口的原棉、纱布、土特产和进口的面粉、棉花、小五金等物资，货主凡持该行仓库所出栈单向该行抵押借款可给予优惠，为此深受工商界欢迎，仅每年抵押贷款一项即达一千余万元。而大陆银行开设的几种储蓄中，有一种特种储蓄，一次存入一百七十一元五角五分，定期十五年，到期可得本息一千元，此项储蓄对于养老、丧葬、子女教育、婚嫁等皆很合适，因而吸引了大量储户。
就“北四行”集团而言，促使“北四行”在金融界崛起的关键人物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他因发起组织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而享有盛名。
盐业银行最初由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得到袁世凯的支持于1915年在北京发起创办，创办后因额定的官股不到位等原因，经营不很景气。1917年7月张镇芳因出资二十五万元资助张勋复辟，在复辟失败后获罪被捕，几遭杀身之祸，吴鼎昌乃由盐业银行众股东推选担任总经理。吴鼎昌曾留学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担任过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监督和天津造币厂监督，并出任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次长，在金融和理财方面颇有经验，因他主持，盐业银行稳步发展，并联合金城、大陆、中南三银行联合经营，崛起于金融界。
“北四行”首创性举措是建立四银行联营机制。1921年11月，经吴鼎昌策划，盐业、金城、中南三家银行达成联营协议，建立联营基金，开设联合营业事务所，半年后，大陆银行加入，形成北四行联营集团。一年后，北四行在联合营业事务所基础上建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
原来在北四行中只有中南银行有发行钞票权，而当时获北洋政府批准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和交通银行钞票经过两次挤兑风潮后信誉一落千丈，相反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因一般市民认为信誉高而充斥市面。吴鼎昌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为了重振中国钞票的信誉，抵制外国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所谓四行准备库，就是按照当时北洋政府的规定，拿出六成现金，四成有价证券作准备。为确保中南钞票的顺利发行，四行准备库设立了专门保管准备金的机构，确保随时向客户兑付现银，并定期请会计师查账查库，将钞票流通情况及准备金金额每星期向公众公告一次。这使中南银行的钞票很快赢得社会信任，在全国顺利流通，四行的发行额因此与年俱增。1923年至1927年，发行额由一千四百多万元增至一千七百多万元，增长23.17%。“北四行”通过这一举措，扩大了资本经营量，为银行业务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四行”另一个重大金融措施是创办四行储蓄会。
早在20世纪初，就有外商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办万国储蓄会，以有奖储蓄来吸引社会上的小额存款，积少成多，然后以储户的资金去进行外汇、公债、房地产等投机活动，获取利润。外商之所以能在储蓄业务中如此活跃，皆因我国旧式钱庄、票号从不经营储蓄业务，而此时新开设的华资银行经营储蓄业务的也不多，同时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促使那些皇室贵族、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多将款存入有奖储蓄。出于向外商银行争夺储蓄市场，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另一条途径的愿望，1923年初北四行决定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银行作为基本会员各存储金二十五万元，开展储蓄业务。新开设的四行储蓄会推出了五种不同形式的储蓄，采取既付利息又分红利的方式，利息和红利两者合计要高于一般银行的存款利率，因此很快吸引了大量储户，开办当年即吸收储蓄存款四十三万余元。第二年为三百万元，第三年又翻一番，到1927年，达一千七百多万元，比创办之初几乎扩大四十倍。大量储蓄存款的急剧增加，给四行储蓄会开展放款业务和进行各种投资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利润也因此大幅度递增，居全国金融企业之榜首。
1931年，四行储蓄会以四百二十万两银子购入上海闹市中心二亩七分一块地产，建造了远东地区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这幢造价昂贵高二十四层的大楼，设计新颖别致，施工精细，装饰考究，气派非凡。特别是建在地下的四行储蓄会保管库，为达到防盗、防火、防震要求，采用当时最新的设备，比如一扇库房大门，厚二十四吋，重三十二吨，却开启自如，门上装有密码锁，密码组合可达几万种，堪称世界之最。整个库房设备之新，建造之坚固，在当时上海为首屈一指，被称为远东最坚固、最华丽、最完备的保管库工程。四行储蓄会建造的这幢摩天大楼，作为“北四行”雄厚实力的实物广告和民族金融业振兴的标志，耸立在上海的闹市中心，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