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次金融风潮

一 19世纪80年代的金融恐慌

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金融恐慌和金融风潮，对整个金融市场乃至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如1866年至1867年之间在近代上海发生的最早一次金融风潮中，有六家外商银行和八家洋行宣告倒闭或破产，使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一度进入低潮。而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几次金融恐慌中，要数1883～1884年那次从上海爆发扩展至全国的金融恐慌影响最大。

19世纪80年代初期，原来资金充裕的上海金融市场突然面临银根奇紧的形势，市场上借款利息一直维持在30%的水平上，为平时正常利率的三倍。原先充裕的资金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一下子弄不明白。原来一段时间以来，各个方面都争从上海市场吸纳资金。一是福州、汉口等地不少茶叶商在国际市场外商的激烈竞争下，或经营亏损，或库存滞销，面临资金周转困境，各商号争从上海吸收现银调剂。二是80年代初以来方兴未艾的股份制新式企业在上海进行的招股集资活动，从上海市场大约吸收了三百万两资金，而这些资金多是钱庄汇划之银，本来是调剂市场金融不可缺少的流通资金。1883年1月，时值农历年关，因市场银根吃紧，拆款利息升高，生丝价格下跌，有近一半的丝商在年终结算时不得不推迟付款，一些著名丝栈和商号因周转失灵先后倒闭，亏蚀达一百五十万两以上，由此拖累钱庄四十家，据英国驻沪领事向国内报告，中国商人遭到几乎是倾家荡产的沉重损失。上海金融市场显露不祥的征兆。

1883年10月上旬，位于上海租界内北市的纯泰和泰来两家大钱庄因从事投机活动失败而同时倒闭，前者亏蚀七万两，后者亏七至八万两，为此与泰来钱庄一直有银钱往来的蔚长厚等几家山西票号受到很大损失，这件事引起其他票号的顾虑，于是纷纷收回给钱庄的贷款。正在这金融市场喘息未定的时候，市场生丝行情又频频下跌，1883年9月初每包上等四号辑里丝价格为四百二十八两上下，两个月后，到11月15日，已跌至三百七十五两。11月下旬，生怕生丝价格无情下跌，大丝商胡雪岩忍痛将他原先囤积的一万二千包生丝以每包三百七十二两五的价格卖给一家英国商行，为此亏蚀一百五十万两，而他所经营的银号因无周转资金，无法应付官、绅、商号的提款，不得不于12月1日宣告破产，胡雪岩在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开各字号也同时全部闭歇。

胡雪岩其名胡光墉，安徽绩溪旧式商人出身，最初在杭州开设阜康银号，19世纪60年代初为左宗棠所赏识，替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胡雪岩常驻上海，负责办理采运、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事务，曾经手举借内外债达一千二百余万两。胡雪岩他自己经营的阜康银号和胡通裕票号，是杭州城内最著名的几家大钱庄中“资本最巨，声名最盛者”《申报》，1883年11月5日。，在全国各省几乎都设有分支机构。此外胡又是一个大地产商，在上海和镇江拥有大量地产。70年代胡又积极参与生丝贸易，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经常大量收购生丝，操纵市场。所以胡雪岩破产，立即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由大买办徐润经营的与二十二家钱庄有往来关系的地产公司也宣告停业清理，他另一个有十五年历史的宝源祥茶栈也因无力归还各钱庄贷放的近二百万两款项而搁浅。据徐润描述，当时上海“举市所有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徐愚斋自叙年谱》）。

上海市场银根紧到这种程度，同当时外国银行的态度有极大关系。原来在9月间，正当市场急需大量周转资金时，外国银行却一反常态，拒绝向各钱庄“拆款”，这对于长期来靠外国银行拆款开展金融活动和进行周转的上海钱庄业来说，无异于切断供血管。此时山西票号也将放出市面之一百数十万两银子一齐收回，更加剧了金融恐慌。于是在1883年冬天，以大丝商胡雪岩、房地产商徐润先后破产领头，破产倒闭之风席卷整个上海。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的七十八家到年底只剩下十家，其他行号栈铺受拖累而闭歇的不下三四百家。金融市场的紊乱使这一年的冬季贸易几乎全部陷于停顿。

上海爆发的这一金融恐慌，不仅震动了与上海相邻的城市，而且扩散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一些重要商业城市，甚至波及四川的市场。

在上海近邻城市镇江，因受上海金融恐慌影响，大小钱庄纷纷倒闭，从年初的六十家到年底只剩下十五家，到1884年，镇江的金融仍经常波动，利息高昂，由此影响到当地的地租和地价各下降了20%和30%。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连续倒闭的钱庄达十七家之多。苏北一带，因银根紧张，市面剧变，钱业倒闭累累。上海南面的通商口岸宁波也受到极大震动，胡雪岩经营的阜康分号首先搁浅，随后钱庄倒闭层见叠出，从三十一家减少到十八家。处于上海、宁波之间的杭州，当胡雪岩经营的大钱庄阜康、德馨号倒闭后，商情顿见萧条，各丝行“停秤不收”，城中各业无处不紧张，所有交易都凭现钱成交，“日日如除夕光景”《申报》，1883年12月15日。。

在长江中游的金融中心汉口，1883年底，一些著名茶行统统倒闭，当地的钱庄中，只有几家资力较强的钱庄，勉强渡过了旧历年关。影响波及农村，当地茶农因金融上的波动，在1884年很难得到贷款，这一年从汉口到乡间购茶的资金极少，而且息高期短。

1883年这次金融恐慌的冲击波还波及地处东南的福州和远在华北的北京。当12月2日有关胡雪岩破产的消息从上海传到福州，当地的阜康分号立即搁浅，随之有八家钱庄闭歇，商号为此一概拒绝接受钱庄开出的庄票，一切交易全凭现金成交，加上受中法战争的骚扰，福州城内富户争购黄金贮存。本来福州的贸易就死气沉沉，金融恐慌的影响和时局动荡，使福州城内商业和金融更加萧条不堪。

在北京，本来胡雪岩经营的阜康银号分号声誉卓著，出入皆以千万计，京都自王公以下富署，多争相以重金存放该号获取厚利。除阜康分号外，还有几家著名的钱庄和中、小钱庄多家。当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通过电报从天津传到北京后，阜康分号在当天夜里即直告倒闭，顿时人心摇惑，市井哗然，人皆以收执银钞不若收存现银为妥，拿庄票到钱庄取银者不绝于途，蜂拥而来的挤兑风潮使“街衢几为之塞”《申报》，1884年1月4日。。金融市场上银钱兑换率因此剧变，12月初每两银可换京当大钱十四吊左右，二十日后，每两只可换十二吊。据掌管清政府财政的官员记载，受上海金融恐慌冲击，北京钱铺闭歇者不下百家，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为此忧心忡忡，在日记中写道：“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可见金融恐慌对北京市面冲击的严重程度。

这次金融恐慌还使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受到影响。那些原来将款项存放在钱庄的富户风闻上海发生金融动荡，便纷纷从钱庄收回资金，转而购买土地，由此减少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资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四川对上海及其他各省商业活动的开展。

二 中国、交通银行两次挤兑风潮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经过改组和改制，都取得了相当于国家银行的地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根据公布的《国币条例》，由财政部正式印发国币兑换券，并开始在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国币，通过中、交两行逐步推行，中、交两银行一度有过一段短暂的信用显著的时期。但是，由于袁世凯的财政管家梁士诒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筹款，滥用中、交两行的货币发行权，使中、交两行过度为政府垫款，造成库存现银准备极其空虚，终于引发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最严重的挤兑风潮。

袁世凯上台后，为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除全部承认清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外，梁士诒又接连举借外债，从1912年到1913年6月，就先后向外国借款三十二次，总金额近四亿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续借外债发生困难，而袁世凯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割据一方的各省军阀任意截留本该归中央收入的款项而更加恶化，便将目光转向内债。1914年8月，北洋政府成立了“内国公债局”，由梁士诒任总理，短短两年时间，先后发行三次内国公债，总共二千万元。在第三次公债发行时，因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彻底失败，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蜂拥而起，原定的内债发行仅募得三分之一，根本不能弥补北洋政府的巨额亏空，当时仅为复辟帝制设立“大典筹备处”，即耗费了二千万元以上。梁士诒看到举借内外债均无济于事，唯有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来垫款。到1915年底，交通银行共为政府垫款四千七百五十万元，如此巨额垫款竟占交通银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以致不得不大量滥发兑换券，以缓解库存空虚的危机。

1916年3月，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政局更形紊乱，面对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段祺瑞为用武力征伐各省，军费开支剧增，于是中、交两行的垫款进一步增加，国币信用危机终于来临。先是广东、浙江等省出现挤兑现银现象。此时梁士诒暗中策划，力主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以堵住中、交两行库存现银继续外流。正当段祺瑞内阁密商如何扩大纸币发行时，不意消息走漏，市场震动，济南、京津等地相继发生挤兑。安徽督军倪嗣冲、官僚段芝贵分别向中、交两行提取现银一百三十万元以上。面对越来越烈的挤兑，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停止兑现，命令中、交两行自奉令日起，对所有该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付现银。在停兑令公布时，由中、交两行发行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共计七千万元，而库存现银只有二千万元，因此停兑令一公布，市场一片混乱，人心动荡，物价腾升，粮食上涨了二成以上。交通部下令对一部分铁路运费按等级收取现银，很快购火车票、邮票，发电报等皆收现银，不收钞票，财政税收机关收税也都要求搭收现洋。直隶省财政厅则下令拒收以中、交两行钞票缴纳税款。一般商业界在停兑令发布后三星期也开始拒用中、交两行钞票，于是钱庄公然变动两行纸币行市，京钞市价跌至七至九折之间，最低时五或六折，甚至四折，一些投机者则乘机杀价收买中、交行纸币。

对于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中国、交通两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执行不完全一致。交通银行除京、津两行实行停兑外，汉口、九江、安徽、湖南等地行处一度停兑，不久即先后恢复兑现，山西、张家口两地交行开始时仍照常兑现，后来不能支持又复停兑，东北三省处在日、俄控制之下，照常兑现，但现银禁止出境。

在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拒绝执行北洋政府命令，照样办理兑现和付存。当挤兑风潮汹涌而来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坚持兑现，其风险可想而知。据时任上海分行总经理张嘉璈所记日记记载：“距行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银行门口“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钱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洪葭管《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5月12日这天人最多，有二千余人，第二天仍不见减少，第三天人心渐趋安定，减为四百余人，第四天星期日宣布开门半天，兑现者只有一百余人，总算安然渡过了挤兑风潮。为了应付挤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宋汉章、张嘉璈煞费苦心，一面组织商股股东登报声明抵制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并聘请外籍律师代表股东和大存户接管了中行上海分行的财产，一面同上海汇丰、麦加利、华俄道胜等十家外国银行订立透支二百万元的契约，以加强库存现银准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不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而安然应付了挤兑风潮，大大提高了其声誉，也成为近代中国金融史上一段佳话。拒不执行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张嘉璈两人因此被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中国、交通钞票停兑，使币值日益低落，投机之风盛行，人民怨声载道，迫切要求早日恢复兑现。在舆论压力下，京津两地的中国银行于11月先行恢复兑现，而交通银行的停兑，一直到1921年，靠着西原借款和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等途径的输血，采取以京钞兑换公债的方式，才陆续将流通在外的京钞全部收回，使拖延了五年之久的京钞停兑问题方告解决。

无独有偶，在第一次挤兑风潮解决不到一年时间，1921年11月又发生了中国、交通两行第二次挤兑风潮。

交通银行自经过1916年停兑事件后，信用低落，业务恢复缓慢，存款增长幅度仅为10%，最多不超过20%，相反，为北洋政府的垫款却依然有增无减。1921年，由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的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濒于绝境，政府机关各部门已欠薪二十个月，代理财政总长潘复向北京银行界商借秋季借款四百八十万元，其中交通银行独家承担三百万元。中、交两行还为财政部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开出保证性存单多张，其中交行开出五百三十九万元。当存单到期时，财政部除拨还一百多万元外，其余大部分无力归还，都由中、交两行兑现，以致两行头寸趋紧，现银枯竭，此时交行全部发行额为四千零六十九万元，现金准备却只有四分之一，交行京、津两分行发行额为一千零五十三万元，现金准备仅剩四十万元，几乎近于空库。中国银行的现银也同样紧张，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11月初已出现挤兑现象，到11月15日，市面上谣言纷起，中、交两行门前挤兑者汹涌如潮。北京交行开始时采取限制兑现办法，由军警把住大门，限制兑现人数，这无疑是火上加油，第二天前来两行挤兑的人更多，交行无力应付，首先宣布停兑。消息传出后，天津的中、交两行也相继宣告停兑，并迅速影响到上海、汉口、济南、太原等城市。

这第二次挤兑风潮的发生，同英美帝国主义的破坏不无关系。在挤兑风潮发生前，帝国主义一面散布中、交两行库存空虚的消息，扰乱人心，一面指使其控制的海关、邮电部门拒收中交钞票，一些外国洋行也加入了向两行挤提现款的行列，这都促使了挤兑风潮的爆发。当挤兑危机刚出现时，北洋政府要求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拨出关余存款六百万元以作应付，竟遭到无理拒绝，这又加剧了挤兑风潮的蔓延。在上海英人所办报纸《字林西报》于11月15日印发号外，刊登北京中、交两行停闭的消息，引发上海中、交两行的挤兑。上海交行因及时向同业押借到三十万元，才渡过这场危机。

挤兑风潮发生半个月，中国银行于12月11日在京津恢复兑现，交通银行靠着奉系军阀的关系，于12月向奉天官银号及兴业银行借款四百万元，方于1922年1月7日恢复兑现，由此，第二次停兑风潮始告平息。

三 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

1921年对于近代中国的金融行业来说可谓是多事之年，在中、交两行发生第二次挤兑风潮之时，一场信交风潮席卷整个上海，一百多家交易所和众多信托公司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被这风潮刮得无影无踪，风潮骤起，还殃及一些银行和工商企业，引发了不少悲剧。

产生这一风潮的最初缘由，还得归之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顺利开业。

原来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后，因为它是华商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交易所，主持交易所的理事长是著名绅商虞洽卿，所以开业后营业极佳。据交易所在8月29日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报告，在四十六天交易中，交易所共收取经手费八万二千元，平均每天的佣金收入为一千七百余元。从7月到9月，交易所三个月经营即获利三十六万元，由此每一股股份可得红利二元五角，年利润达48%，这使许多投机商人，包括原来一直在日商开办的取引所内做棉纱等交易的人都被吸引到证券物品交易所来。这又使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更加红火，到年底，所内一般工作人员都拿到数百元甚至数千元的酬金，至于交易所理事和众股东，更获利丰厚。受证券物品交易所获利之鼓舞，继华商证券交易所之后，上海杂粮油豆饼交易所、上海面粉交易所、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等于1921年春相继开业。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内民族工业在一次大战期间发展迅猛，积聚的资本达三亿元。而西方各国在欧战结束后即爆发了经济危机，为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严格限制中国商品输入，如英国借口我国荣氏企业福新厂生产的面粉有皮屑杂质，严禁进入英国市场。国内外市场的萎缩，造成国内工商业出现危机，上海不少工厂闭炉停产，工业处于消沉状态。这种状况，使投资者意存观望，大量游资徘徊于市场之外，交易所行业奇高的利润，正好成为投资获利的巨大诱因。同时，20年代初的上海，许多商人因在欧战期间靠囤积居奇发了财，常具有一种投机冲动。自交易所产生后，一般商人做投机买卖之风盛行，工业界在这方面不甘落后，金融界的投机之风也相当普遍。各银行不仅热衷于有价证券的买卖，而且大做“套头”。所谓“套头”，即当投机商急需现款来银行转让其有价证券时，银行即同他们订定合同，规定以两个月为期，在期内该投机商必须按高于卖价的某个价格再从银行买回原先转让的有价证券，银行在一进一出之间，套取利润。同样，各汇划钱庄也大半做股票买卖，以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普遍的投机之风，造成了“股票到手，就是钱财到手”的社会投机心理，诱使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甚至农民也盲目从事投机活动，将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积蓄投入交易所买卖之中。

民间游资的充斥，社会上不断升腾的股票热，加上已开的诸交易所经营的高利润，这一切综合起来，引发了一场开办交易所的狂热浪潮。1921年夏秋之间，各行各业疯狂地开办起各种交易所，社会上则人心若狂，一听说哪里要办交易所，就千方百计地想预购股票，指望由此发一笔大财。于是每个月都有不少交易所开设，在最旺盛的几天，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新成立的交易所有十家八家。除了证券、面粉、棉纱、棉布、金业交易所外，糖业、煤业、丝业、纸业、烟酒、五金、建筑材料、茶叶、西药等，各种门类的交易所无其不有。新开办的交易所除了开设在繁华的闹市外，有的设在弄堂里，甚至开设在会馆公所中，有的还别出心裁地打出日夜交易所的招牌，以招揽顾客。像开药房起家的著名商人黄楚九，见交易所盈利可观，也凑热闹，在他所办的大世界游乐场底层共和厅中开设了日夜交易所，使游客在游玩娱乐之余，可以在此一搏，满足投机心理。

各种交易所纷纷挂牌，其注册也各显神通。有的比较正宗，经向北京政府农商部注册，获得正式营业执照，有不少向法租界当局法国驻沪领事署、意大利驻沪领事署和美国政府注册，也有呈淞沪护军使署批准立案，可谓五花八门。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交易所根本没有办过注册登记手续。据统计，到1921年年底，全上海总共有各种交易所一百二十多家，其数量之多，可谓世界罕见。这一百二十多家交易所开办后，其实并没有多少正常的交易可做，主要是经营其他交易所的股票，有相当数量的交易所将本所股票在自己的交易所内进行买卖。众多投机者则施展种种手段，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交易所发起人在筹办交易所时自己并无分文资本，只是空认巨额股份，然后设法把已售出的股票价格抬高，再抛出自己认购的那部分股票，转手之间，便获巨利，同时又使原先空认的股票变成了实股。

在各种交易所开办热潮中，有十余家新的信托公司也冒了出来。信托公司本来是商品经济发展和金融事业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可是这些信托公司突然出现，并非是经济充分发展的缘故，主要是有些人在办不成交易所后转办信托公司。这些信托公司多数并不能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而是像许多交易所一样，主要通过经营本公司的股票买卖谋利，那些投机者往往一面以信托公司的股票作为在交易所投机的筹码，一面又拿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如此相互利用。

上百家交易所和十余家信托公司集资开办，其资本总额大约在三亿元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上海全部华资银行和钱庄的资力，社会对现金的需求在短时间里急剧膨胀，使市面上银根顿时吃紧。银行界对于金融形势的变化感觉最为灵敏，见势不妙，赶紧收缩。各银行对于商业放款一反常态变得异常谨慎，一些外商银行也开始限制做抵押贷款业务，各钱庄对出庄票和放款也十分慎重。由于市场上现金难以筹措，加上谣言纷起，各种交易所营业即趋清淡，无论是证券买卖还是物品交易，都极其疲软。营业既衰，佣金收入自然减少，各交易所均入不敷出。从1921年11月中旬开始，已有几家小交易所因资力单薄无力支持，被迫停业。12月1日，中外证券交易所宣告破产。这家开设在法租界天主堂四十八号的交易所，经营品种有证券、棉花、棉纱、金银、糖类、面粉，号称有经纪人七十七户，实际上资本额是个空头，完全在买空卖空，它开办于1921年10月24日，从开办到倒闭，仅仅只有三十六天。由中外证券交易所打头阵，从此各交易所宣告破产之风一发而不可收。1922年2月初，法国驻沪领事署又颁布了《交易所取缔规则》二十一条，规定在法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必须得到法租界当局的核准，非经核准不得营业。核准后须将交易所章程送至法租界会审公堂检察处注册，领取特别营业执照。此外还规定，凡开办交易所要缴纳资本总额五分之一的保证金，否则不发营业执照，交易所股票在未营业前不得过户转让，不得在本交易所买卖本所股股票。交易所及经纪人所得佣金，须交付6%的征费等。这些极其严格的规则，使那些开设在法租界内的交易所业主大为恐慌，如果按照这个规则，交易所想靠做本所股获利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那些空头户来说，绝对不可能缴付资本额五分之一的保证金，唯一的出路，只有停拍解散。一时间，不光是法租界内的交易所，就是法租界外的交易所，也纷纷歇搁，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到这一年3月，只剩下十二家交易所还在营业，到最后，整个上海，只剩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六家，其他一百多家交易所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信交风潮，对社会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犹如一个本来虚弱之人，发了一阵高热之后，元气大伤。信交风潮影响所及，银行首当其冲。因为原先各华商银行买卖有价证券，抵押放款，做“套头”的为数不少，它们同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联系十分密切，早在1921年12月上旬信交企业大量破产之前，就已经出现银行搁浅事件。如沪海实业银行因投机负债，于12月3日正式拒付，7日债权人向法院提出起诉，经会审公堂查验，该银行累计亏欠六十余万两，而且账目多有涂改，8日该银行负责人陆冲鹏交出保释金后被释放，即遁走他乡，银行也随之倒闭。在这次风潮中，先后倒闭的银行有沪海、中外、民新、惠工、丰大、华孚等六家。不少曾经热衷于投机的商人，于此惊涛骇浪之中也惨遭覆舟之祸。像大同广告社执事王佑之，因买卖交易所股票失败，亏耗五六万金，人即避匿无踪。更可悲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投入，一心指望发财的人，当风潮骤起之时，便是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之时。据当时报载，昆山人某，亏负七八千金，无法缴纳保证金，晚间潜服生烟土希图自尽。上海县知事公署会计主任严石农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亏十万余金，多系公款，无法偿还，吞白药团以求自尽。在这段时间，来往于上海、天津、宁波等地的轮船，每到由吴淞口出海时，往往有人投海觅死。至于那些因受风潮影响，工厂、商号、信交企业和银行破产倒闭而遭解雇成为失业者的，更是不计其数了。

四 黄金风潮

1947年初，因国民党政府大量抛售黄金而引发的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金融风潮。风潮虽在上海发生，其影响却波及全国，风潮涉及的有关人员，上自行政院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下至中央银行职员和金号老板，均是政界、金融界重要人物，由此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引起一阵波涛，为历次金融风潮所少见。

抗战胜利后，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飞涨，使许多工商业者将资金投向采购物资，囤积居奇，同时许多国民党官僚、军人在劫收中发了横财，大肆挥霍之外，也将大量游资投向投机，因此市面上抢购风盛行，物价狂涨，币值不稳。为了回笼一部分社会游资，稳定币值和物价，摆脱经济困境，凭着中央银行有九百多万两库存黄金，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以中央银行库存向上海市面抛售黄金。3月4日，外汇市场正式开放，中央银行挂牌，美金卖出价二千零二十元法币，买进一千九百八十元法币。8日，中央银行正式在上海抛售黄金，抛售方法为明配和暗配两种。所谓明配，由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作金业公会代表，由方九霞昌记和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作为银楼业公会代表，在前一天将业内各会员单位购买黄金的申请单送交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于当天上午十时，将核定的购买金条数及售价通过上述金号银楼转告各申请单位，下午各会员单位即可凭支票购领。所谓暗配，每天上午十时以后，由两公会五家代表随时将市价变化情况以对讲电话报告中央银行业务局，再由业务局按最高市价，通过电话委托这五家代表抛售。

中央银行公开出售黄金，在开头半年中，金价尚属稳定，黄金的出售量也不大，但自10月以后，金价开始大幅度上涨，当时重十市两的金条，10月份最高价为法币二百二十四万元，11月为二百七十二万七千元，到12月则达三百七十一万五千元。金价上升，带动了美钞、股票及香烟、纱布、绸缎等价格的上涨，为此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抛售黄金，以平抑金价。仅12月23日一天，一下子抛出了五吨（一万六千条）黄金，才使市价在两天内回落到三百二十万元。但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中央银行只在上海一地售金，且各地黄金市价都高出上海，因此各地资金都纷纷涌向上海购买黄金。当时沿津浦、陇海铁路一带，正云集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准备进行内战，而许多部队的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用来抢购黄金，以至发生中央银行由南京开往徐州等处运送钞票的火车开到半途，被拦阻掉转车头，又送回上海这样的事。甚至远在西北地区的军队，也将大量军款汇交驻沪办事处抢购黄金。据说当时各部队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执，以致大动干戈。一些工商企业中的投机分子，设法向国民党四行贷款，拿着四联总处发放的“生产贷款”去抢购黄金。仅在1946年12月初的几天中，四联总处放出五百六十亿元的“生产贷款”，绝大部分被用于抢购黄金和美钞，以至于中央银行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天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诸方面的抢购，加剧了上海黄金、美钞市场的混乱。1947年元旦之后，市场上金价每天波动几次，到2月初，一天中竟涨价九次之多，1月31日最高价为四百六十三万元，2月4日为四百七十万元，2月7日为五百三十三万元，2月10日为七百二十万元，11日为七百三十四万元，13日为七百八十万元。

在1947年1月至2月之交，中央银行虽每日抛售金条，但黄金涨风越来越凶猛，最后上海库存黄金快要抛完时，便包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应急，但已捉襟见肘。1月30日这一天抛售黄金一万九千条，而2月份上半个月，一共只抛售一万零九百余条。在市面上售出金条日见减少之时，那些嗅觉灵敏的投机者已察觉库存告罄，更加拼命购进。2月8日，中央银行被迫停止销售。黄金突然停售，又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黑市黄金、美钞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其他物价飞涨。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的甚至达到200%。上海市场上不少店家惜售待涨，接连几天粮食有价无市，惊恐而愤怒的市民甚至毁店夺米。有的城市因粮价暴涨使民情激愤，险酿暴动。普通民众一觉醒来，发现十万元生活用款已有二三成化为流水，一个星期下来，更是失去大半。许多学校的学生在饭馆吃零伙，前几天一餐一千元，隔日即涨为二千元、四千元一餐，许多穷苦学生只能有一顿饿一顿。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因米饭涨价，不堪负担，只好改食红薯。黄金风潮震撼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在中央银行宣布停止黄金销售的几天后，金价涨至九百四十万元，2月1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17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及《取缔黄金投机办法》等法令，规定禁止黄金条块及金饰之买卖，禁止以黄金代替通货用作交易，禁止携带黄金出境，违者黄金没收充公，黄金持有人须将所有黄金向当地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兑换国币，除中央银行及其所委托之银行得收兑黄金外，其他银行钱庄均不得从事黄金买卖，违者以投机操纵扰乱金融论罪，各种报章杂志不得以任何方式登载公告价格以外的黄金行市，等等。一系列法规的公布，终于煞住了黄金交易，逐步缓解了由黄金风潮引发的金融危机。

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共抛售黄金三百七十余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在十一个月中，黄金价格上涨了近四倍，法币发行额又增加了二倍半，上海主要商品的趸售价格上涨了三倍多，国民党原先企图通过抛售黄金稳定币值和物价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但一小部分人在黄金抛售中获利匪浅。如经办抛售黄金的金银业代表同丰余金号等资本都很小，同丰余为一千五百万元，太康润为二千四百万元，大丰恒为一千万元，方九霞为九百十万元，杨庆和为九百六十万元，以当时币值论，只不过相当于几根金条，而仅仅是1947年1月至2月15日，此五家经手配售的黄金额共计七万九千五百四十条，其中同丰余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七条，太康润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七条，大丰恒七千三百五十九条，方九霞四千五百零二条，杨庆和七千八百三十五条，以如此单薄的资本承办这样规模的黄金买卖，可见其同中央银行经理人员之间的勾结和营私舞弊达到何等地步，其中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其配售金条所获利润和改铸金条的火耗收入，据有人估计，超过十万条黄金。

由于黄金风潮造成全国性经济混乱，宋子文的黄金政策遭到舆论界和国民党内部的指责。2月17日，国民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一致决议：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及有关当局未能预为防止，贻误国计民生至巨，应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查明责任所属，认真处分。此后国民党监察院派出大员到上海进行多次调查，对黄金抛售政策的决定者和实施者宋子文、贝祖贻等人提出弹劾，国民党立法院专门召开临时院会，将宋子文、贝祖贻召来进行质询，全国的报纸舆论也纷纷作出猛烈批评。迫于形势的压力，宋子文于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贝祖贻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上海地方法院也煞有介事地对抛售黄金过程中大搞投机和贪污的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分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在表面上算是对反对派的质询和舆论的批评作了交代。然时隔不久，被判刑的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即以“保外就医”名义，逍遥法外，宋子文因得到蒋介石的庇护，到广东做起了省政府主席。这一切，等于将引发黄金风潮的重大责任一笔勾销。

这次金融危机其实是国民党政权走向全面危机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其走向全面崩溃的一个信号。因为，正是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开始战略反攻，并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中国金融事业也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