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的金融恐慌
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金融恐慌和金融风潮，对整个金融市场乃至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如1866年至1867年之间在近代上海发生的最早一次金融风潮中，有六家外商银行和八家洋行宣告倒闭或破产，使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一度进入低潮。而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几次金融恐慌中，要数1883～1884年那次从上海爆发扩展至全国的金融恐慌影响最大。
19世纪80年代初期，原来资金充裕的上海金融市场突然面临银根奇紧的形势，市场上借款利息一直维持在30%的水平上，为平时正常利率的三倍。原先充裕的资金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一下子弄不明白。原来一段时间以来，各个方面都争从上海市场吸纳资金。一是福州、汉口等地不少茶叶商在国际市场外商的激烈竞争下，或经营亏损，或库存滞销，面临资金周转困境，各商号争从上海吸收现银调剂。二是80年代初以来方兴未艾的股份制新式企业在上海进行的招股集资活动，从上海市场大约吸收了三百万两资金，而这些资金多是钱庄汇划之银，本来是调剂市场金融不可缺少的流通资金。1883年1月，时值农历年关，因市场银根吃紧，拆款利息升高，生丝价格下跌，有近一半的丝商在年终结算时不得不推迟付款，一些著名丝栈和商号因周转失灵先后倒闭，亏蚀达一百五十万两以上，由此拖累钱庄四十家，据英国驻沪领事向国内报告，中国商人遭到几乎是倾家荡产的沉重损失。上海金融市场显露不祥的征兆。
1883年10月上旬，位于上海租界内北市的纯泰和泰来两家大钱庄因从事投机活动失败而同时倒闭，前者亏蚀七万两，后者亏七至八万两，为此与泰来钱庄一直有银钱往来的蔚长厚等几家山西票号受到很大损失，这件事引起其他票号的顾虑，于是纷纷收回给钱庄的贷款。正在这金融市场喘息未定的时候，市场生丝行情又频频下跌，1883年9月初每包上等四号辑里丝价格为四百二十八两上下，两个月后，到11月15日，已跌至三百七十五两。11月下旬，生怕生丝价格无情下跌，大丝商胡雪岩忍痛将他原先囤积的一万二千包生丝以每包三百七十二两五的价格卖给一家英国商行，为此亏蚀一百五十万两，而他所经营的银号因无周转资金，无法应付官、绅、商号的提款，不得不于12月1日宣告破产，胡雪岩在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开各字号也同时全部闭歇。
胡雪岩其名胡光墉，安徽绩溪旧式商人出身，最初在杭州开设阜康银号，19世纪60年代初为左宗棠所赏识，替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胡雪岩常驻上海，负责办理采运、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事务，曾经手举借内外债达一千二百余万两。胡雪岩他自己经营的阜康银号和胡通裕票号，是杭州城内最著名的几家大钱庄中“资本最巨，声名最盛者”《申报》，1883年11月5日。，在全国各省几乎都设有分支机构。此外胡又是一个大地产商，在上海和镇江拥有大量地产。70年代胡又积极参与生丝贸易，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经常大量收购生丝，操纵市场。所以胡雪岩破产，立即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由大买办徐润经营的与二十二家钱庄有往来关系的地产公司也宣告停业清理，他另一个有十五年历史的宝源祥茶栈也因无力归还各钱庄贷放的近二百万两款项而搁浅。据徐润描述，当时上海“举市所有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徐愚斋自叙年谱》）。
上海市场银根紧到这种程度，同当时外国银行的态度有极大关系。原来在9月间，正当市场急需大量周转资金时，外国银行却一反常态，拒绝向各钱庄“拆款”，这对于长期来靠外国银行拆款开展金融活动和进行周转的上海钱庄业来说，无异于切断供血管。此时山西票号也将放出市面之一百数十万两银子一齐收回，更加剧了金融恐慌。于是在1883年冬天，以大丝商胡雪岩、房地产商徐润先后破产领头，破产倒闭之风席卷整个上海。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的七十八家到年底只剩下十家，其他行号栈铺受拖累而闭歇的不下三四百家。金融市场的紊乱使这一年的冬季贸易几乎全部陷于停顿。
上海爆发的这一金融恐慌，不仅震动了与上海相邻的城市，而且扩散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一些重要商业城市，甚至波及四川的市场。
在上海近邻城市镇江，因受上海金融恐慌影响，大小钱庄纷纷倒闭，从年初的六十家到年底只剩下十五家，到1884年，镇江的金融仍经常波动，利息高昂，由此影响到当地的地租和地价各下降了20%和30%。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连续倒闭的钱庄达十七家之多。苏北一带，因银根紧张，市面剧变，钱业倒闭累累。上海南面的通商口岸宁波也受到极大震动，胡雪岩经营的阜康分号首先搁浅，随后钱庄倒闭层见叠出，从三十一家减少到十八家。处于上海、宁波之间的杭州，当胡雪岩经营的大钱庄阜康、德馨号倒闭后，商情顿见萧条，各丝行“停秤不收”，城中各业无处不紧张，所有交易都凭现钱成交，“日日如除夕光景”《申报》，1883年12月15日。。
在长江中游的金融中心汉口，1883年底，一些著名茶行统统倒闭，当地的钱庄中，只有几家资力较强的钱庄，勉强渡过了旧历年关。影响波及农村，当地茶农因金融上的波动，在1884年很难得到贷款，这一年从汉口到乡间购茶的资金极少，而且息高期短。
1883年这次金融恐慌的冲击波还波及地处东南的福州和远在华北的北京。当12月2日有关胡雪岩破产的消息从上海传到福州，当地的阜康分号立即搁浅，随之有八家钱庄闭歇，商号为此一概拒绝接受钱庄开出的庄票，一切交易全凭现金成交，加上受中法战争的骚扰，福州城内富户争购黄金贮存。本来福州的贸易就死气沉沉，金融恐慌的影响和时局动荡，使福州城内商业和金融更加萧条不堪。
在北京，本来胡雪岩经营的阜康银号分号声誉卓著，出入皆以千万计，京都自王公以下富署，多争相以重金存放该号获取厚利。除阜康分号外，还有几家著名的钱庄和中、小钱庄多家。当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通过电报从天津传到北京后，阜康分号在当天夜里即直告倒闭，顿时人心摇惑，市井哗然，人皆以收执银钞不若收存现银为妥，拿庄票到钱庄取银者不绝于途，蜂拥而来的挤兑风潮使“街衢几为之塞”《申报》，1884年1月4日。。金融市场上银钱兑换率因此剧变，12月初每两银可换京当大钱十四吊左右，二十日后，每两只可换十二吊。据掌管清政府财政的官员记载，受上海金融恐慌冲击，北京钱铺闭歇者不下百家，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为此忧心忡忡，在日记中写道：“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可见金融恐慌对北京市面冲击的严重程度。
这次金融恐慌还使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受到影响。那些原来将款项存放在钱庄的富户风闻上海发生金融动荡，便纷纷从钱庄收回资金，转而购买土地，由此减少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资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四川对上海及其他各省商业活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