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硝烟弥漫的证券市场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召集全国工商界著名人士商讨创办和开设本国证券市场问题，在此基础上，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交易所法《证券交易所法》，为近代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1917年初，孙中山曾联合上海著名绅商虞洽卿等人筹办上海交易所，想以交易所的营业收入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后因护法战争开始而中止。同年12月1日，由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交易所）开办，经营有价证券及棉纱棉布、金块等交易，这刺激了民族资本家加紧筹办华资交易所的积极性。1920年7月1日，由虞洽卿、闻兰亭等人筹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张，经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棉纱、棉布、黄金等买卖。1921年1月，由原来股票商业公会发展而来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因是专门经营证券交易的专业交易所，加之原股票商业公会经营股票交易亦有多年历史，故正式开业后驾轻就熟，营业极为兴旺。相比之下，最先开张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经历一阵短暂的兴旺后，几年后却开始走下坡路。比如1926年初至1927年5月底，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手费收入只有十七万五千余元，收入不及其他交易所的一半，又因本身规模庞大，开支颇多，亏损一万三千余元。因连年亏损，证券物品交易所从1928年起停开证券买卖，仅经营标金和花纱两种物品交易。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的《交易所法》，明文规定一种种类的交易所，每一地区只准开设一所，凡同一地区同种营业的交易所，须在交易所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违者将依法解散。据此，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须在三年内同其他证券、金业交易所合并。1933年5月，证券物品交易所将证券部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合并，由华商证券交易所拿出二十万元作为付给证券物品交易所转让证券经营权的代价，而证券物品交易所则再贴入现金若干，购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一半股份。从此，上海地区只有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经营债券及华商股票。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

除上海以外，就全国来说，1918年6月北京曾开设北京证券交易所，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资本实收一百万元，规定经纪人六十人，每一经纪人须有两银号担保，以经营政府公债为主要交易。北洋政府时期因所做九六公债交易十分繁盛，营业一度颇为发达。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根本否认北洋政府发行的九六公债，市价跌至六折左右，成交日益减少。30年代初因开拍裁兵编遣公债，一度呈复兴气象，但以后因公债筹码太少，在北京成交者须在上海进行交割，对客户来说颇感不便，乃不得不宣告停业。

此外，还有成立于1931年9月的宁波证券交易所和成立于1935年春的汉口证券交易所。宁波证券交易所的发起者均为沪上证券界巨头，但终因宁波地方交易稀少，故营业不能持久，开办数月后即告解散。汉口证券交易所也同样如此，资本十万元，有经纪人五十号，所拍证券除中央政府债券外，还有湖北、河南等省公债，然交易寥落，开办不久也无形停顿。

为此，中国的证券市场，主要在上海，至抗战爆发之前，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每日成交金额常在一千万元以上，最多时每日曾达六千万元左右。然证券市场犹如战场，股票的投机买卖曾经使证券市场爆发一场又一场硝烟弥漫的大战。1921年至1922年初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围绕本所股出现的“多头”与“空头”之战，可谓惊心动魄的一场生死战。

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刚开张后，该交易所本身的股票（又称本所股）价格不断上涨，票面价格原为十二元五角的本所股每股涨至六十多元，为此京津之名流政客，购买者甚多。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几个理事见本所股如此热门，便以赵林士、张澹如等常务理事为后台，由洪善强出面组织一个“大庆银公司”，在交易所内大做多头。有做多头的，必有做空头的。针对当时“大庆银公司”做多头，上海富商张静江一批人则大做空头。赵林士、洪善强等得知张静江在做空头，便巧施计谋，将张静江拉入了“多头”阵营。同时，大庆银公司又有意拉开近期和远期本所股股票的价格，引诱一些散户做套利。所谓“套利”，是指通过买卖两个不同月期的股票来获取利润。当时本月期的本所股价格为每股二百四十多元，下月期价格则为二百六十多元，买卖上下两个月的本所股，获利率为10%，自然吸引了一批客户包括银行钱庄争做套利，由此维持着本所股价格的上涨势头。

1922年年初，市场上银根趋紧，本所股价格开始下跌，此时大庆银公司等多头户已买进大量本所股，无财力继续购进，而做套利的客户则纷纷卖出，几乎没有买进。形势不免严峻起来，此时唯一的办法，只有再找实力雄厚的大户来加强做多头的阵营。洪善强等人费尽心计，终于找到一个新的大户林茂如。此人本身开设一个全球交易所，野心勃勃，也颇有实力，满口答应洪善强下个月的本所股全由他买进。不料到了2月下旬交割期，林茂如却毁约不干了。这个变化，犹如给“多头公司”当头一棒。因为按规定，交割期一到，买卖双方必须将应交割的股票和现款送交易所履行交割手续，此时多头公司有六万余股到期本所股需交割，应付价款七百万元以上，面对如此巨款，多头公司只能违约拒付。许多空头户因交易所停止交割而拿不到价款，当然不会答应，纷纷催促交易所照章办事，个别客户甚至抬了棺材到交易所，扬言若交易所不代为料理善后，唯有“当场殉难”，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对此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公会召开紧急会议，经多次会议，加幕后洽商，最后终于达成解决办法：由多头户交出五十万现金，代用品一百五十万元，加上交易所拿出盐余公债一百万元抵作现金五十万元，作为给空头户的损失赔偿费，平均摊下来；每股只分到赔偿费二十多元，比起高峰时本所股的价格，几乎是个零头。

这场“多头”与“空头”之战，使大庆银公司等多头公司遭到沉重打击。“多头公司”成员之一，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务理事盛丕华，原先拥有资产百万，经此失败，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最倒霉的莫过于多头公司出面人物洪善强，赵林士、张静江等都责怪他找错了林茂如，致使全军覆没，洪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众人责备之下，感到无脸见人，悲愤自杀，一死了之，成为这场股票大战中的牺牲品。另一个受牵连的人叫洪承祁，早先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合法生存立下过汗马功劳，为此得到交易所众理事资助办起一家信托公司，可是他受多头公司影响，将公司的二百万资金在面粉交易所也大做多头，结果同样遭到惨败。洪承祁本来身体衰弱，受此打击，精神失常，不久即忧郁而死。当然损失最多的还是许许多多做本所股交易的散户，包括那些贪图厚利做本所股套利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当初本所股价格奔腾直上时他们买进不少，想不到碰上这个危机，原先购进时高达几百元的本所股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因此亏损不少，有的就此倒闭或歇业，有的则倾家荡产。

有时候，因官僚集团的操作，使多空双方均遭惨杀的情况在证券市场也不乏其例。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没想到这刺激了上海的债券市场。一些敏感者以为法币同银币相比，其对外币的比值低，因此公债以法币标价，一定会超过面值，便纷纷购进各种公债，到这年12月，市场上各种债券比上月涨了十元左右。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息等措施，鼓励各经纪人做多头。进入1936年后，债券市场发生逆转，首先是国华银行大量卖出，接着大陆等几家银行也大量卖出，一时市场上传闻纷纷，人心惶惑。上海市商会为此于1月15日致电财政部，要求澄清传闻，以维持债券信用。对此财政部长孔祥熙复电，闪烁其词，不但不澄清传闻，反而讥讽上海市商会说，沪上投机之风素著，若动辄请求政府表态，不唯不胜其烦，实为投机者所利用。财政部长如此表态，形势实不可捉摸，于是散户赶快逃命，各种债券价格直泻而下。出人意料的是，1月28日财政部又颁布命令，规定所有1月份公债交易，一律现货提交，不得掉期，并派出部员到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监督将所有各种债券清点封存。本来所谓掉期，实际上是给多空双方一条退路，如今退路切断，使本来充满危机的市场更形混乱，经纪人为进行转账而手忙脚乱，众多客户争先恐后，希图了结，结果28日这一天，交易所债券交易一直做到午夜才收市，创下历史之最。岂料29日财政部又下达一道命令，谓据密报28日交易各种债券系由奸徒故意破坏，所以1月份债券交割，不许经纪人在场外自行交割，违者严惩。上午交易所刚贴出部令，财政部派出的监督大员已来临。众经纪人开会讨论多时，也想不出什么良策，大家都想象不出明天一天这到期的巨量交割将如何进行。但当天晚上，四行储蓄会的钱新之主动找到大陆银行储蓄部经理，放出空气说，你们多头交割无货，可向本行调债券，每一百元贴价八元。大陆银行见有了生路，当然高兴，但对方要价太高，一番讨价还价，终以收盘价外加四元成交。以大陆银行为样板，其他空头户均一律仿效，由此巨额交割得以顺利进行，而国民党中央银行库存的二亿多元公债得以顺利地流到社会上。第二天，2月1日，孔祥熙宣布政府将发行“统一公债”，换回以前发行的各种公债，已被一网打尽的多空双方至此才如恶梦初醒，然为时已晚，白白地被官僚集团敲了一笔竹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