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据统计，1918年全国有华资银行近六十家，1925年发展为一百四十一家，1934年又增加为一百七十家。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向上海集中的趋势，1918年二十七家华资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仅六家，到1925年设在上海的银行则有三十三家，而1934年时全国一百七十家银行中已有五十九家银行设在上海，众多银行总行的开设，使上海外滩、四川路、江西路、宁波路、天津路一带成为银行集中的金融区。本来上海就是外商银行最早落脚的城市，许多外商银行长期从事国际汇兑及拆放款业务，并大量吸收存款，发行钞票，使上海的金融运营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二三十年代华资银行向上海集中，更促使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两家最大的官办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都设在北京，不少商办银行最初也将总行设在北京或天津，如1915年开办的中孚银行，1918年成立的东莱银行，1919年开办的中国实业银行，1927年开设的中国农工银行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适当分离，把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方针，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力加强上海的金融地位。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将国家银行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而政府所在地南京仅设中央银行分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又通过颁布重新制定的《中国银行条例》、《交通银行条例》，将这两家老牌银行的总管理处和总行由北京迁往上海，由此引发了北方许多大银行也将总行迁至上海的连锁反应，在30年代初达到高潮。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中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总行由北京迁至上海，1932年，中国实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沪，1935年至1936年，“北四行”中领头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总行也分别由北京、天津迁至上海。正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所述：“年来形势既异，而经济及金融重心，益觉专集于上海矣”，“同业中已先有将总行迁沪者，本行似难再缓”转引自“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作用”，吴景平，《上海研究论丛》第九辑，第284页。。这样，至1935年，全国一百七十家华资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五十九家银行通过其在外埠分设的六百二十九个分支机构，数千个通汇点，构成一个以上海为枢纽的庞大金融网络。

由于银行的集中，社会货币资本也大量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银行存款达四十五亿元，而上海所占比重达47.8%，几乎将近一半。全国银行利率和金融资产的行市也以上海为转移。全国各地的拆息牌价，均以每天上午上海所开出的拆息牌价为准，同时，全国各大商埠的汇兑行情，也根据上海的行情上下涨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行的巨额公债绝大部分在上海承销，也反映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头十年里，为应付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弥补财政赤字，频频发行公债，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各种公债库券约二十六亿元，主要都由在上海的各大银行包括钱庄承销。30年代初，上海证券市场上公债库券为证券交易的主要品种，每年有二三十亿到四十多亿元的成交额。

另外，上海又是金银外汇的汇兑中心，上海是全国黄金、白银进出的最大吞吐港，外汇业务和国际收支频繁，外汇贮存在全国占极大的比重。在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银行都陆续设立了国际汇兑部经营外汇业务，并且从单纯的买卖汇票和电汇发展到押汇、信用证以及其他信用汇款，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逐步成为国际汇兑中心，其规模虽不能和伦敦、纽约相提并论，但已同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汇兑规模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