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发行和币制改革的失败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法币的发行量虽逐年增加，但尚有节制，1935年底，法币的发行额是八亿六千万元，1937年底为十六亿四千万元，1938年底为二十三亿一千万元。抗战中期，由于工商业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赋税收入大为减少，而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大幅度上升，因此从40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1940年为四十亿元，1941年为九十亿元，1942年为一百九十八亿元，1943年为一百三十亿元。为弥补上百亿元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额也成倍增长，由此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人们期待已久的胜利和和平环境终于来到，这给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希望，物价一度下跌。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浩大的军费开支，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上升。1946年，财政赤字达四万八千亿元，1947年财政赤字为二十七万亿元，其中光军费支出即近二十五万亿元。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当时钞票滥发到连印刷都来不及，1947年重庆、昆明、西安、郑州、济南、徐州、汉口等地中央银行分行以库存钞票告罄，纷纷以“十万火急”电报向上海总行告急，中央银行为应付“钞荒”，加印二千元面额的关金券，这种关金券一元可抵法币二十元，等于印刷了四万元面额的大钞。

1948年夏秋之际，国内战争的态势在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占优势，并进入战略反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崩溃之中，法币也走到绝境，面额五百万元的大钞已经问世，当时市场上买一只大饼要三万元，因此千元面额以下的钞票竟连乞丐都拒绝受赐，法币极度贬值，已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策划，推出一项挽救措施，这就是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

1948年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改任中央银行总裁，出版商王云五继任财政部长，币制改革方案在金融和财政两个主管当局的分别主持下悄悄地进行。俞鸿钧组织的一批中央银行专家所拟定的方案对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他们认为，如从根本上改革，法币会垮得更快。他们的方案，倾向于增加财政收入。但蒋介石对此方案不满意，认为它不能应付困难的局面。蒋介石看中的是王云五组织的财政部班子拟定的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彻底改革币制，收兑民间持有的金、银、外币，压制物价，正对蒋介石的胃口。

1948年8月19日，贯彻上述方案的《财政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几项法令颁布，新的币制改革开始实行。按照币制改革的规定，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由政府发行金圆券二十亿元，以1:300万的比率限期收回法币，即每三百万元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发行的金圆券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为推行这一改革，国民政府规定，各银行、钱庄、企业单位和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或外币应于1948年9月30日（后外汇延长至10月31日，白银银币延长到11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的银行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二百元，白银每市两兑换金圆券四元，其他各国币券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换金圆券，违者全部金银被没收或判处徒刑。

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时，承诺发行金圆券有“十足准备”，且限额发行二十亿，但二十亿金圆券折合法币为六千万亿元，已超过当时流通的法币总额六百六十多万亿元的九倍，因此，新发行的金圆券实际上“天生”是一种十分膨胀的纸币，其发行后必然引发物价进一步飞涨。但此时老百姓仍蒙在鼓里，对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将信将疑。

事实上金圆券从8月21日开始发行，到9月底，就显露出不好的迹象。在发行的头40天中，商品最集中的上海，即发生抢购风。到9月30日，政府将收购金银的期限延长到10月底，消息一公布，无异宣告金圆券信誉扫地。从10月2日起，市民见物即购，想尽量将金圆券用掉，深怕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而受损失。上海南京路一带著名绸布店和河南路呢绒店，开门后人群潮涌而入，架上货物顷刻卖空。各店货物种类残缺不全，很多商店的橱窗、货架上已没有什么物品，像遭大水冲过一样。

为了确保币制改革实施，国民党政府专门在上海、天津、广州三个大城市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在上海，蒋介石特地派出其儿子蒋经国会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出任督导员，并且每天晚上通过电话亲自过问上海的实行情况。政府币制改革的几个规定颁布后，在上海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等本想联合上海银行业拼凑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蒋介石获悉后，十分恼火，认为这是“塞责了事”，上海这些银行家是“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全没改变”，责令上海各大商业银行将其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并警告说：“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报存放，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予以严厉制裁。”两天后，李馥荪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被查封，上海银行的戴铭礼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则被迫作出抉择：要么交出所有金银外汇，要么准备上特种刑事法庭受审。同时，美丰证券公司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等被冠以私逃外汇、寓藏黄金美钞的罪名投入监狱。督导员蒋经国指挥的所谓“勘建队员”，会同军警特务冲入银楼、银行、钱庄及大商行，肆无忌惮地抢劫金银外汇。一时间上海滩人心惶惶，许多资本家担心说不定哪天祸从天降，于是纷纷忍痛将所有的金银外汇去交兑。更多的平民百姓迫于生计，也不得不将仅有的一点金银去换成金圆券。两个多月下来，国民党政府“战绩辉煌”，据统计，1948年8月23日至10月31日，上海收兑黄金一百一十万两，美钞三百多万元，银元三百七十万元，全国总共兑换金圆券的计有黄金一百六十五万两，白银九百余万两，银元二千三百万枚，及其他美钞、港币各数千万元，约合二亿美元。

金圆券开始发行时发行额度为二十亿元，1948年10月28日，币制改革实行后的六十八天，南京行政院会议就一致承认这次币制改革失败。11月1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金圆券发行总额不以二十亿元为限，此后金圆券的发行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1948年12月中旬增发二十亿元，12月下旬增发六十亿元。次年1月增发一百亿元，2月增发三百五十亿元，3月增发一千六百亿元，4月增发一万三千亿元，至5月初，发行总额已达九万八千多亿元，面额也越来越大。1949年3月1日，发行五百元券和一千元券，4月1日，发行五千元券和一万元券，半个多月后，又发行五万元券，没过几天，4月26日，发行十万元券，5月5日发行五十万元券，5月24日发行一百万元券。尽管如此，大额钞票仍不敷应用，结果五百万、一千万元面额的大额本票也发行以应市面。天文数字般的发行额使本来就飞涨的物价如火上加油。据当时报纸记载，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价格每石金圆券四亿四千万亿元，若以每石米有三百二十万粒计算，买一粒米要用金圆券一百三十余元。这种粒米值百余元的状况，实属举世罕见，说明通货膨胀已到了总崩溃的地步。至1949年6月底，金圆券累计发行一百二十五万亿元。在西北各省和广东、广西、江西、贵州等省的各县市，此时已发生拒用金圆券的情况，金圆券发行仅九个月，终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而完全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