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的南三行

在“北四行”蓬勃发展之时，南方地区以江浙财团为背景创办的新式银行也不甘落后。在众多新开办的银行中，有“南三行”之称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北四行”在金融界的影响主要以集团联营来表现的话，那么“南三行”则主要以不同的经营特点和业绩而闻名于金融界。

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于1907年，其创办与一般银行有所不同，它是浙江民众在同帝国主义、清政府争夺路权的斗争中产生。原来早在1898年，英国方面同清政府草签苏杭甬铁路借款条约，规定由英商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合组的中英银行公司提供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建造苏州经上海、杭州至宁波的铁路。1905年，浙江一些开明绅商为夺回路权，成立全省铁路公司，开展抵制向外商借款、由民众认股的爱国筑路运动，不久股本认足，主持人考虑到当时杭州只有几家小钱庄，资力不充裕，便计划附设银行，取名为浙江铁路银行。后来众股东担心股本界限不清，决定将银行改为股份制，独立于铁路公司之外，遂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在浙江兴业银行股本中，中小商人承购股本占14.3%，普通工人、学生和一般市民承购占20.4%，在一开始即显示了与其他银行的不同。1907年10月27日，银行在杭州保佑坊正式开账营业。第二年8月，在上海大马路设置分行。1915年叶揆初担任董事长后，即着手修改银行章程和储蓄规程，扩充资本，在各地增设分支机构，还进行一些人事调动，颁布奖励制度。经过这一系列改革，浙兴银行面貌大为改观，逐步进入鼎盛期，吸收的存款大幅度上升，从1915年的438.5万元发展到1926年的3 312.1万元，1918年至1927年间，其存款额五度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首位。这一切，全靠浙兴银行坚持信用至上的经营方针。当时其他大银行发行钞票，均以常规的现金四成、债券六成作准备，浙兴却坚持以百分之百的现金作准备，在社会上建立了良好信誉，吸引了众多客户。在放款方面，浙兴银行坚持贯彻振兴实业的宗旨，放款时对一些较著名的民族企业给予优惠照顾。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急需头寸，专程来沪同浙兴商议，浙兴上海分行经理樊时勋在本身资金不宽裕情况下贷款二十五万两，对大生纱厂的开业起了关键性作用。其他一些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如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穆藕初在郑州经营豫丰纱厂，荣宗敬、荣德生经营几家面粉厂，都因得到浙兴银行及时放款而得以发展。有时浙兴明知这笔放款不能如期收回，但为支持民族工商业，不惜放款，有时甚至给濒临倒闭的企业予以“雪中送炭”，帮助恢复元气，使之能同洋商企业抗衡。据统计，曾先后有六百余家民族工商业得到浙兴银行的放款，其中二十余家面临危境的企业因及时得到放款而获解救。由于同民族工商业关系密切，浙兴银行被一些民族企业家称为“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旧址

“南三行”中的老二浙江实业银行由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演变而来。1908年清政府在浙江设立官钱局，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代理省库，总行设在杭州，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辛亥革命后经过改组，于1912年改称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1914年春，中国银行在杭州设立分行，北洋政府财政部电令浙江省府将金库移交给中国银行管理，浙江银行乃于1915年6月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19年，由留学日本学习过新型银行管理的李馥荪和陈朵如对银行内部管理实施全面改革，使银行以新的面貌出现。1923年，经商股代表据理力争，达成官商分营协议，决定将在浙江省境内的杭州、海门（今椒江市）、兰溪三行划为官股，改组为浙江地方银行，上海、汉口两行划归商股，定名为浙江实业银行。1923年4月23日，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挂牌。浙江实业银行分设后，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同外商的业务往来十分活跃。李馥荪等聘请外商担任银行董事，通过他们去兜揽外商存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招揽一批德商存款户，还有一批德国在华人员也通过实业银行存放或转移财产。浙江实业银行一直重视储蓄业务，认为银行不仅要吸取各类巨额存款，也要广泛吸收社会上各种闲置的零星资金。1919年陈朵如应用商业复利计算法，开创了一种新的储蓄存款方法：每月存入一元，十五年到期，可拿到本息504.62元。当时在报纸上一登广告，即大受储户欢迎，仅半年多，存款余额增加六百万元，由此引起其他银行竞相仿效。浙江实业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也有其特点，即经营面很广，诸如证券、地产、商业、企业等无不参与。特别是其经营国外汇兑，在上海华商银行界十分突出。1919年该行创立金币部，专门聘请外籍行家讲授业务知识，不久即独立经营外汇业务。李馥荪凭着在日本留学时的关系，曾与日本第一银行磋商，使之成为浙江实业银行第一家通汇往来户，此后又与欧美各国银行建立通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德商来上海复业，浙江实业银行因长期与德商发生业务往来，德商西门子、美最时、礼和、谦信洋行提供的外汇被用作进口押汇，使浙江实业银行获利极为丰厚，积累了可观的外汇资金。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三行”中排行第三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又称上海银行），可谓是“南三行”中的佼佼者。

1915年6月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时被称之为“小小银行”，因为它额定资本只有十万元，行员七人，规模只不过相当于一家大钱庄。同那些大银行相比，其资本实在是少得可怜。国家级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且不说，私营的浙江兴业银行资本是七十五万元，盐业银行是一百五十万元，中国通商银行是三百五十万元，相比之下，简直是天壤之别。即使是这十万元资本，也筹之不易，多是发起人庄得之、陈光甫通过私人关系凑集起来。然就是这一家当时上海银行界资本最少的银行，在创办后资本积累即异常迅速。1915年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款余额为五十七万元，1926年已达三千二百四十四万元，十二年间增加五十六倍。与此同时，十二年来获净利润三百五十五万元，平均每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展为何会如此迅速？这同其别具一格的经营方针不无关系。在业务活动中，上海银行强调“服务社会”，提出“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人争近利，我图远攻”的口号，想尽办法吸引客户。它开设一元起存的储蓄，制作各种储蓄盒交存户使用，开办“礼券储金”，在大中学校代收学费，在教会中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对存户的汇款手续费减免或免收，等等。当初一元起存的储蓄刚开始时，有一个人拿了一百元钱要求开立一百个一元钱的存折，上海银行照样办理，可见其不嫌其烦的经营作风。正是这种经营风格，使它的存款总额逐年增加，创办后仅四年，存款额已达六百十六万元。大力拓展国际汇兑业务，是上海银行聚集资本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上海银行开展汇兑业务的对象侧重于外国在华企业，诸如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等，这些企业为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常有款项从内地汇到上海，或从上海汇到内地，上海银行便对这些企业经手人进行拉拢，千方百计承做这些有相当实力的外资企业的汇款业务，以增强自身的实力。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超速发展，创办者陈光甫设计的管理方法的应用也是极重要的原因。1930年至1933年，为将业务辐射到全国，上海银行增设四十处分支机构。其在中小城市设立机构时，一般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如有的地方先派驻一两个人办理一些汇兑业务，有的则先设立堆栈和仓库，同时办理银行业务，有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理某项业务，也有先挂筹备处牌子，实际已开展正式业务，有时还以它的附属企业中国旅行社充当银行的开路先锋，由此给业务发展带来极大便利。1934年是上海银行历史上设机构最多的一年，而这一年它的汇款总额累计达四亿多元，超过任何一家私营银行。在上海银行大扩展的十年中，仅汇水和兑换收益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38%。上海银行业务的迅猛发展和金融实力的显著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江浙财团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