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传奇色彩的避难之路

父亲听说两个学生被抓了壮丁，心急如焚，他立即骑着骡子到三十里外的县城找县长理论。父亲劝说县长邵清淮把学生放回学校，学校可以动员学生参军，披红挂彩地送学生去抗日前线，直接去学校抓人这种做法实不可取。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邵清淮恼羞成怒，记恨起了父亲。因为父亲思想进步，在学校经常举办抗日爱国活动，这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邵清淮便派人盯梢父亲。

1941年夏，父亲在延安的朋友潘光亚（解放后任天水专区第一任专员）给父亲寄来“八路军抗日宣言”一份，被警察局查获。邵清淮决定对父亲实行逮捕，罪名是“通共”。我的舅父当时任职武山县参议院，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通知父亲逃跑。父亲带了两百块大洋上路，他想去投奔在榆中当县长的表哥潘锡天。当时西兰公路还未通车，父亲只有步行。第七天的傍晚时分，父亲赶到榆中县。潘县长听完父亲的遭遇，面有难色。他招呼父亲喝茶，自己回屋里与夫人商议。过了一会儿，表嫂雷天禄进房。表嫂是广东人，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她操着广东口音对父亲说：“摊上‘通共’的罪名，谁也担待不起，我们不能留你，给你准备了三十块大洋，你到其他地方避一避！”父亲没有接受大洋，连夜步行，第二天中午到达兰州，找到了老同学杨敏。杨敏当时是兰园小学的教员，为人仗义，他让父亲和他一起住下。杨敏住的屋子只有八平米，两人晚上就挤在一张小床上。一个星期后，杨敏忽然想起，武山名人康问之因看过父亲在《大公报》上的一篇诗作，专门向同乡打听过父亲的情况。杨敏建议父亲去找康问之，或许他有办法。康问之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任少将参议。他所在的部队正在绥远抗战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热血沸腾，为了实现自己抗日报国的志愿，决定立即去投奔。

父亲带着干粮和饮水，由兰州步行向北，经过河套平原，穿过戈壁大漠，一路步行了十三天，终于到了绥远抗日前线。康问之是武山有名的才子，对家乡的这个年轻人很有好感。两人一见如故。歇息了几日之后，康问之叫副官拿来军装和马靴让父亲换上。父亲就以军人的身份在康问之身边做事。两个月后，全国又有不少地区相继沦陷，康问之接到命令准备带领备战检查团到西北后方检查备战工作。他让父亲随同前往，有意将父亲在家乡的事情做个化解。(https://www.daowen.com)

一行人风尘仆仆，前往西安、宝鸡、天水等地检查备战情况，天水是最后的一站。检查完天水后，本来检查工作已告完成，康为了解决父亲的事，特地安排去武山一趟。武山县的党政要员们在县城十里外迎接，欢迎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父亲。看着父亲一身戎装，和康委员交谈亲切，只好装作无事。父亲此时的心情也是非常紧张，离家多日，也不知家人有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离县城越近，父亲的心里就越是不安起来。到了城门口，只见三个月前悬赏通缉他的告示还贴在城门洞上，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还是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一路走来，邵县长紧随康委员左右，点头哈腰，极尽谄媚。接风宴上，康委员专门给邵介绍了父亲，询问父亲被通缉之事。邵满脸笑容地说：“小事，小事，一场误会而已！”他立即让人把城门洞上的通缉令扯下，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检查团离开武山时，康问之劝父亲回家。他认为，报效国家并不一定人人都要去前线。于是父亲脱下军装，辞别了检查团。

备战检查团到武山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武山县，当时村里看热闹的人回来对奶奶和母亲说：“老大跟着备战检查团的人回来了，当大官了，穿着军装，威风得很，你们等着享福吧！”奶奶和母亲自父亲离家后，天天担惊受怕，听到这话根本不敢相信。

父亲回到家，奶奶和母亲高兴极了，所谓悲极生乐，喜从天降。邻里乡亲更是奔走相告，来家探视。通缉令虽然已撤销，父亲的心里仍然有些不安，他料定邵清淮下面一定还有花招。于是决定当即去外地行医，把学校和家里的事情安排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父亲从此浪迹天涯，辗转于重庆、西安、天水、平凉等地行医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