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公精神永存
1988年初，当人们忙碌着采购年货准备迎接春节的时候，父亲因胆囊癌做了手术，术后病情仍未完全缓解。以往过年，姐姐、哥哥和我会带着家人早早团聚在父母身边，在母亲的指挥下，清洗扫尘，准备年夜饭。父亲则在书房写对联，给孙子们出灯谜。然而这一年，一家人心情沉重，往年的欢乐已经不复存在。
出院后父亲带着引流管在家休养，稍觉舒适，他便下床作画。目前留下来的二百余幅画作，大多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这一时期，他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也未间断，和姚雪垠诗中写到：“妙语解颐增快意，破涕为笑感陶然。”“题诗治症传佳话，单檄疗风岂误传？”父亲那时已知自己时日不多，却依然从容洒脱，笑看人生。到了冬天，父亲病情加重，癌症转肝，出现腹水、黄疸，卧床不起。父亲行医五十余年，活人无数，声誉遍及陇原，在他的心中，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即使卧病在床的时候，他也不忍心把病人拒之门外。一次病人登门求医，母亲看着病榻上的父亲，左右两难。父亲向母亲讲说了“我活岂因一我活，人忙当为众人忙”的道理后，强支病体，还是手颤气喘地开出了起人沉疴的药方。病人走后，父亲写下一首《病中应诊示妻》诗，诗中写道：“远客求诊绕我床，老妻目示少开方。半年服药卿常泪，千里求诊彼断肠……”
父亲病重期间，众多的朋友、学生登门探望。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王秉祥曾赴病榻前看望，并亲手赠予“医国医人亦自医，祝君寿命与天齐”的条幅。1989年1月20日晚，父亲的病情再度恶化，身体极度虚弱。他气若游丝，生命已经垂危。父亲病中曾自拟墓志铭“野草闲花医士墓，清风明月诗人魂”。我的姐夫张尔进以为将“医士”改为“医师”更为妥贴，向父亲请示，父亲在气息微弱中定睛看着他说：“不，不可……我学医一生，不过初会看病，不敢……称师，医士而……已！”父亲临终时拉着我的手说：“1939年，我在家乡创办的‘蓼川完全小学’，解放后发展成为一所独立初中——蓼川初级中学，你要多关心这所学校……”说罢口授：“撒手此生无遗憾，人间逃出老黄牛。”“一笑天涯吾去也，黑甜乡里有天门。”的最后留诗，抛下悲痛无比的家人，与世长辞。父亲走的时候很安详，嘴角还带着微笑，就像是累了、乏了想睡一会儿。父亲走了，一家人陷入无尽的悲痛中无法自拔。前来吊唁的亲朋络绎不绝，有领导、同事、朋友、学生以及老家来人。人们缅怀父亲，讲述着父亲的故事，说到动情处无不热泪盈眶。
20世纪80年代末全家福
送别父亲后，莫名的孤独与凄凉常向我袭来。父亲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我的教导和鞭策成就了我的一生。幼时，他让我背诵的《汤头歌诀》《药性赋》《论语》《古文观止》等书籍，使我练就了坚实的童子功，这对我以后做学问帮助很大。考大学时，身为中医的父亲高瞻远瞩，让我报考西医院校，以便将来吸收先进医学之精华为我所用。20世纪70年代，他见我有了些名气，怕我骄傲自满，特地赠诗与我：“三世岐黄不足奇，学医自应作良医。甘随孺子牵来去，莫步骄兵伏败机。岂以阿谀称挚友，须将诋毁当良师。要知声誉远扬处，正是谦恭养晦时。”1973年，父亲调来兰州工作，我们常在一起探讨病案。父子两人说教自然，心意相通，使我有知子莫若父的感慨。父亲走后，每每睹物思人，令我痛心不已，后来我写下《沙坪哭父》一诗：
腊月沙坪风似锥，
慈严一去不复归。
青囊计尽我拭泪，
苍影情深母痛哀。
画案墨香人去远，
书屋尘厚儿呼谁？
阳关冰冻雪封路，
自古泉途谁又回！
父亲作为医学家、文学家、书画家，留下了大量的遗作，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在工作之余开始着手搜集整理。
父亲医技精湛，勤于钻研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独到建树，著述逾两百万字，在民间和医界极具声望。生前有《伤寒方证释》《本草骈比》等专著付梓，常能发前人之未发，给后学以深刻启迪。他注重“经方”，而不“泥于经方”，对汉以后诸家之说多能取其精华所用。每谓：“经方之练达，乃启迪后学之规范。然《伤寒论》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更改一字之说势不能苟同。”他既钦佩张仲景方药之精当，徐大椿、陈修园学识之广博，又推崇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之创新。对温病观点尤为重视，认为温病学派为中医学术发展开创了广阔前景。在近代医家中，他最推崇唐宗海、王清任、张锡纯、余无言等四人，每谓此四人“师古而不泥古，勇于革新，大树新见，乃一代大医也”。鉴于上述学术思想，父亲临床用药时主张经方与时方相结合，前人经验与个人体会相结合，对散见于民间的土单验方尤其注重收集和整理。生前曾有一百余万字的《古今名医验案选评》《慢性病的中医治疗》《裴慎医案》等论著写成。上述遗作均系经方与时方相结合的佳作，为后人提供了临床用药的规范、准则。
中医和西医结合是他在中医学术上的又一特色。青年时代，拜近代中西汇通大家余无言为师，深受余氏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现代医学亦广泛涉猎。曾谓：“任何一种民族医学，如不及时地去吸收同时代的先进医学之精华为我所用，它就不能得到长足发展，甚至会被时代淘汰。”父亲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造就的产物，西医有先进仪器作诊断，中医只能用思考和经验去认病，这是中医自身的不足。应该把西医的先进仪器引进来为我所用，这就需要两种医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父亲在《慢性病的中医治疗》中完全采用了西医的病名、诊断，辅之以中医的理、法、方、药，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病提供了范例。(https://www.daowen.com)
1970年，裴正学与父亲裴慎先生合影
父亲诗、词、书、画俱精，有“陇上板桥”之谓，尤其是古体诗词，堪称大家。早年他与吴玉章、余无言等先辈名家时有唱和，新中国成立后与姚雪垠、霍松林、彭铎等当代文化名流堪称挚友，与吴玉章、刘海粟、姚雪垠等有很多酬唱之作。他还留下了一百余篇散文（均在报纸杂志发表过），两千余首诗词作品（仅一部分发表过），四百余幅书画作品（散见于生前好友及民间）。出版了《裴慎诗选——风雨集》《裴慎诗文选集》《裴慎书画集》。霍松林教授对父亲青年时代之《卖水夫歌》评价很高，他认为：“《卖水夫歌》嗣响《卖炭翁》，而愤世怜贫之激情尤有过之。”该诗约写于1940年左右。父亲对兰州街头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的“卖水夫”抒发了满腔同情，发出了对国难时期后方权贵的不满和鞭挞。“卖水夫，卖水夫，终日挑水黄河头！两桶满盛天地泪，双肩担尽古今愁……”“乾坤原是一枷锁，人间何处有自由？君不见朱门酒肉臭，锦帐拥貂裘。纸醉金迷，弦管悠悠。半璧河山容胡马，凄风苦雨满神州。安得倚天剑？斩断愁上愁！”父亲为劳苦大众之贫困而呐喊，为旧官僚之腐败、日寇之猖獗而疾呼。对当时共产党之抗日主张和抗日作战寄予厚望。当时正值父亲被反动政府因“通共”罪缉拿外逃流落他乡之时，这首诗是当时思想的写照。据父亲谈：“过去那个时代的诗很多，因怕招祸，写过后即毁之。”和这首诗词同一时期的另一首诗《去职述怀》中写到：“烽烟万里怜民苦，风雨十年识宦情。自古忠肝多患难，由来傲骨拙逢迎。”
1948年家乡解放，父亲欣然回乡参加家乡建设，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曾身兼多种公职，然而在“反右”运动中蒙冤。他在《狱中望月》诗中倾诉了蒙冤的凄楚，但仍对党怀着拳拳赤子之心：“碧落悬秦镜，清辉照楚囚。请君察肺腑，为我定春秋。”“中秋明月好，盛世黄河清。月明云难蔽，河清沙自沉。”“琢玉终成器，忠贞永不泯。”这些诗最能代表他当时的心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在囚室中削竹为笔，写成《本草骈比》《伤寒方证释》共一百二十余万言（两书均已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平反昭雪，后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常委，之后兼任省劳改局职工医院名誉院长、甘肃省中医学会副会长、甘肃省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甘肃省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以诗寄情，并无哀怨之声。“一阵清风破晓烟，南山复见旧容颜。杯弓毕竟非蛇影，笑去张冠感尧天。”父亲对过去的遭遇一笑置之，而对党的平反政策却衷心感激。“回头莫叹年华老，举足当随时代新。”父亲在昭雪平反后，首先想到的是赶上时代步伐，为国家去做贡献。
著名画家李葆竹为裴慎先生画像
父亲在省政协任职时的诗中热情洋溢地讴歌党和政府：“照人肝胆感尧天，盛世生逢乐晚年。伯乐关怀枥下马，老蹄奋起事攻关。”倾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以关心国家前途为己任，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拥护和爱戴。
父亲终生治学：“所悔身因识字累，可怜家为买书贫。”《哀母辞十首之七》：“我发如霜母如银，亲思未报意难平。从今而后归田里，堂上阿谁招乳名？”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咏物、写景方面，父亲技巧娴熟，寓意深远。《窗前大梨花盛开五首之四》：“美人香草化尘沙，汉苑吴宫栖暮鸦。有幸卿生千载名，不曾移作后庭花。”以大梨花寄寓藏怀，含意至深，韵味无穷。父亲或抒情，或写景，或咏物，或怀古，诗艺纯熟，意境深远，才华横溢。在所留二千余首诗作之中感人肺腑之作不胜枚举。诗风法乳李杜、嗣响香山，而一部分诗篇较之于前贤，实无逊色。这些诗作大都收录在《裴慎诗选——风雨集》《裴慎诗文选集》中。
父亲之国画曾师从我国美术大师刘海粟。花、鸟、虫、草、山水、人物均擅长，尤其长于画竹。20世纪40年代在平凉、天水一带即以画竹闻名。父亲之画竹确有板桥遗韵，风、晴、雨、露神态各异，每以精彩之题画诗搭配，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他为人刚正，博学多才，时人赞他为“陇上板桥”。目前散见于我省民间之书画旧作不下千幅，因其笔法、技巧自成一格，与时下美术院校师生之作迥然不同，甘肃城乡誉之曰“裴氏书画”，由此可见父亲书画在陇上人民心中的影响。1982年春与甘肃著名书法家张邦彦、国画家李般木在兰举办了三老书画展，展出次日，展品即全部售出。他在病中曾带着引流管作成的二百多幅画，都还未来得及题字。我将画作一一珍藏，打算将来我亲笔题字于画上，使父亲的作品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
整理完父亲的遗作，我的心中总放不下父亲在家乡兴办的那所学校。由于他办校时我尚在幼年，只依稀记得那时学校有五六个教员平常就在我家里吃饭。母亲给家人和他们做的饭是一样的，有臊子面、包子等西北农村的家常饭。为了深入了解父亲办学的事迹，我先拜访了父亲的第一届学生赵国桢。赵国桢曾在甘肃省司法厅任厅长，见到我非常激动。他回忆着父亲造福桑梓的往事，言语间充满了感激与崇敬。他说道：“慎公医道、诗画享誉陇原，捐田办校造福一方百姓，这样的成就和贡献在武山历史上是少有的。他是武山的骄傲，是甘肃的骄傲，应该永远被人们所铭记。”他表示自己在省城工作，在同学中有些威望，应把当年的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向洛门镇政府发出倡议，为缅怀老师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可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赵国桢已经退休了，他说的都是实情，他这个年纪，我也不能请他东奔西跑去张罗。赵国桢提出向政府倡议的事我认为可行，父亲一生开门问疾苦，闭门做学问，虽历经坎坷，但一生求索，孜孜不倦，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赞誉，但是当这辈人一个个老去，知晓他事迹的人会越来越少，甚至有被遗忘的可能。只有政府重视，父亲爱国爱家的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会对后世产生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向赵国桢表示我可以去找这些学生，材料由我来整理，希望他到时发起倡议。
根据赵国桢提供的线索，父亲的学生和当年建校的老贫农居住地比较分散，省外的学生很多年没联络了，光是找人都要费很大周折。我专程回了好几趟老家武山，探访了父亲第一届的几位学生，当时还有七八个健在。这些学生回忆起父亲办校的事，和赵国桢一样难掩激动的心情，滔滔不绝，他们边讲我边做记录。当时他们还提到了几位在外地生活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都一一打听到了。其中有一个在陕西宝鸡工作的杨泉先生，看到我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一脸惊诧。他向我讲述完父亲的故事后，拉着我的手说：“你和慎公做事很像，都有一股子锲而不舍的劲儿。”后来我还打听到了当年参加建校的几位老贫农，有泥工，有瓦工，年纪都已七八十岁，有的人根本不认识字，都是由他们口述，我记录。整理完材料，我又执笔写了倡议书，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写字不便的就在上面按了手印。
我将材料交给了洛门镇党委，得到了时任洛门镇党委书记王腊喜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亲自向洛门人大递交了这些材料（当年的学生和蓼川老贫农的口述材料和倡议书）。洛门镇人大对这项提案也非常重视，专门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有益的爱国主义提案，全票通过。之后，洛门镇人大上报天水市人大，通过后，天水市人大又上报甘肃省人大。省上批示：按提案办。1991年9月，武山县政府为了表彰我父亲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贡献，正式下发红头文件，将“蓼川中学”改名为“慎公中学”，并决定在慎公中学兴建慎公纪念堂，同时还设立了慎公教育基金会。我向慎公纪念堂捐献了父亲的遗物、遗作百余件。纪念堂经过两年的筹建，于父亲逝世五周年之际落成。天水市在慎公中学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设立在武山慎公中学院内的慎公纪念堂落成典礼
天水市委书记牟本理、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主任王松山、省教委主任闫思圣及天水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出席落成典礼和纪念像揭幕。我们全家作为家属代表与全校四百余名师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牟本理在讲话中说：“裴慎先生是武山和天水的光荣，也是甘肃全省的光荣。我们纪念慎公，就是要学习他的崇高品格和热爱祖国、刻苦治学、勤奋敬业、克己奉献的精神。”落成典礼后，新闻媒体作了“被誉为医中国手、陇上板桥的甘肃省政协原常委裴慎先生纪念堂落成……”的相关报道。1999年，在慎公中学六十周年校庆之际，中央老领导宋平为慎公中学题写了“造福桑梓”四个大字，以缅怀慎公献田办学的精神。2012年4月3日，慎公中学被武山县委、县政府授予“武山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后，又被天水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水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学校”，并举行了隆重的授牌仪式。2013年初，我的小女儿新华打算为慎公中学捐资10万元奖学基金，我知道后很是欣慰。孩子热心公益，想为家乡教育尽一份心，应该大力支持。这年11月11日，我安排儿子新梧、大女儿新凤、大女婿沈军一起陪新华回武山达成心愿。
慎公中学这些年来变化很大，我想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也会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