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964年的一天，院长张文澜找到我，让我和他去天水专区医院参加一位专员的会诊。原来这位专员在西安的大医院住过院，回天水休养，现在医院给的药已经吃完了，病还没有好利索。卫生局长安排由专区医院、天水县医院、天水铁路医院三家医院的院长和内科主任一起为专员会诊。
张院长接到通知后，心里有些不踏实。通知上并没有说专员患的是什么病，他怕会诊时，自己万一把话说错了，让同行笑话。思前想后，决定把我带上。
天水专区医院按规模和设施算是天水一流医院，比天水县医院气派多了，在当时的甘肃省都是排在前列的好医院，也有一些好专家。它的前身是天水教会医院，当年日本人试图攻进潼关时，内地有好多有名的教授、大夫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家医院任职，留学回国的也有好几个。会诊安排在医院的会议室里，卫生局长见三大医院的代表都到齐了，就拿出了一份心电图让大家传着看。那时候只有省级医院才会做心电图，天水专区医院买了台心电图机，还没开始用就给弄坏了。三家医院的院长和内科主任没有一个人会看心电图，所以会诊刚一开始，气氛就很尴尬。这份心电图被传来传去，谁都不敢拿起这个烫手的山芋。王局长见大家有意回避，有些纳闷。这时，张院长忙凑过来悄悄问我：“小裴，你会看不？”我轻轻点了一下头，当心电图传过来时，被我拿了起来。王局长一看有人接住了心电图，忙问张院长：“他是你们医院的吗，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张院长忙给大家介绍说：“他是西北医学院刚分来我们医院的高材生，啥都会！”看到三家医院代表的目光齐刷刷盯着我，我便站了起来，虚心地讲起了这份心电图，并判断出专员的病是频发性室性早搏，左心室高电压，估计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王局长喜出望外，告诉在场的人，说的和西安大医院的诊断报告一模一样。既然专员患的病大家都清楚了，很快三家医院的代表形成了统一的治疗意见。我的发言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王局长和在座的院长、内科主任都对我刮目相看。王局长爱才心切，几天后就将我调到天水专区医院内科工作。
王占洲是天水卫生局局长，他还兼任天水专区医院院长。我刚到天水专区医院上班，他就派我到心电图室看看心电图机子还能不能用。心电图机买回来后没多久，负责这项业务的人就给领导汇报机子坏了，不能用，所以一直闲置了三年。
我打算先去心电图室检查一下。那个年代的心电图机不像现在这样小巧，体积非常大，也很笨重。我先检查线路，发现地线没有接上。上大学时我专门请教过心电图机接地线的办法，心电图室在平房，我找来电工，把地线引到窗外，找了一根两米长的铁棍打到地下，回到心电图室一看，指示灯亮了，心电图机运行正常。从那天开始，天水专区医院的心电图机当即投入使用，王院长知道后，对我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在天水专区医院内科，我看病认真负责，工作勤勤恳恳，病人反映很好，很快就在天水地区有了些小名气。1967年3月5日，我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马长生。他那年只有16岁，是金塔县农建兵团年轻的农垦战士，患上了单核细胞白血病。马长生来到天水专区医院时是被抬进医院的，经过检查，他的血色素只剩下2克，伴有感染、高烧、鼻子出血，全身皮肤黏膜可见大小不等的出血点，压之不褪色，臀部及小腿外侧可见拳头大小的两处血斑。他的血压90/30mmHg ，脉博细微，脸面咣白，奄奄一息。他的家人告诉我，马长生生病后，在兰州医学院住院，他的主治大夫是省上有名的血液科专家张爱诚。兰医医院用了化疗等各种方法，马长生的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家人只好把他带回老家天水。回到家里，全家眼睁睁地看着马长生饱受病魔的摧残，心痛不已。最后，他们决定把马长生送到天水专区医院。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即便没效果，住进医院也算是给孩子尽最后一份心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我连忙给马长生安排了病房。
为慎重起见，我专门与父亲商量了治疗方案。我们一致认为，因为西医的方法兰州的专家都用尽了，治疗应该以中医为主。马长生高烧、出血是至虚有盛候的表现，正气亏虚应该是白血病发病的主因。最后，我以中医辨证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马长生制订治疗方案。以“扶正固本，补肾健脾”为根本法则。我为他开出了药方：生地、山药、山萸肉、人参须、太子参、北沙参、党参、麦冬、五味子、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炙甘草、浮小麦等。在治疗过程中还进行了加减，同时经过多次输血，并以抗生素控制感染。治疗的过程中，马长生的病出现好转，出血、感染得到了初步控制，饭量也在逐渐增加。他的家人喜出望外，有一点好转都来向我汇报。五个月后，马长生的血色素增加到十四克，骨髓检查呈完全缓解状态。
药方一共调整了五次，服用1号方八剂后，他的病情稍有改善。发热、汗出、口渴均较前减轻，出血症状较前亦有好转，但舌红少苔，脉仍细数，余热未清，气阴两亏，气虚不能统血，阴虚不能制火。遂用2号方，十剂后体温下减至正常，鼻衄停止，全身血斑及出血点渐渐消失，患者可下床轻微活动，食欲增加。症见颜面苍白，少气乏力，头晕目眩，骨蒸自汗。我给他用了侧重大补气阴、重镇安神、固表止汗的3号方。连服四十余剂，患者出血止，斑疹消，颜面转红，乏力、自汗、心悸、夜寝难安的症状有一定程度的减轻。继续用大补气阴之旨改用4号方，煎汁取膏。治疗历时五月，到了11月，患者体力增强、颜面红润，食欲好、精神佳，能从事一定的轻体力劳动。因为天水专区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我劝告患者去他曾经的主治大夫——兰州医学院张爱诚主任处复查，并嘱咐去兰州坚持服中药。1968年1月17日，我接到张爱诚主任来信。信中写道：“患者之骨髓象属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缓解期变化，除单核细胞各阶段尚有轻度异常外，其他各系统恢复正常。”1968年3月9日，患者因感冒、胸闷咳嗽再次住进天水专区医院。我又开出了解表清里、益气养阴的5号方。外感病治好后，我见他前胸后背还有少量出血点，偶有牙龈出血及鼻衄，时有头晕、心悸、乏力、自汗的症状，就未让其出院。改用3号方，四十余剂后，偶有头晕、心悸，其他症状消失，这才让其出院。马长生在家服用3号方六十余剂，身体恢复健康，于1968年7月重返工作岗位。
为马长生治疗白血病的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曾经主治马长生的专家张爱诚认定这是医学界的“奇迹”，他在兰州医学院学报上撰写的文章中提到裴正学治疗白血病的事。1973年，我受邀参加苏州召开的全国血液病大会，会议由全国著名血液病专家陈悦书主持。会务组特批了马长生的路费，将马长生请到会场，还派人为他做了全身检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治疗马长生的病案受到与会专家们的一致高度评价，会议决定把此病案的主方定名为“兰州方”。此后，“兰州方”被国内各地医院广泛推广使用。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在天水专区医院工作的一年时间里，由于工作成效显著，加上院长王占洲对我的信任，1965年上半年，我被任命为天水专区医院内科副主任。这次提拔引起了医院内科一些人的嫉妒。社教运动中，父亲又被管制，这些人便乘机给我贴出了大字报：“反革命的儿子、地主的孝子贤孙裴正学占领了无产阶级的阵地——天水专区医院内科”“不打倒裴正学誓不罢休”……当看到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大字报，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大学时期被批判的情景历历在目，没想到回到家乡还要再次遭此劫难。(https://www.daowen.com)
运动愈演愈烈，针对我的大字报还被贴到了天水的大街上。紧接着提拔我的王占洲也被揪出，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调查没有给我找出什么问题，工宣队决定把我调离内科，让我去管别人都不愿意去的结核病房。结核病房共有七十多张床位，大多都是吐血、咳血的结核病人。结核病不好治，又有被传染的风险，这里是医院大夫最怕去的地方。
工宣队最后对我宣布了这样的决定：由我负责结核病房所有病人，病房只配三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护士，护士三班倒，每人每天上班八小时，而我必须天天守在病房，病人出了问题都是我的责任。我听着这个决定并未感到不平，反而认为这对我非常合适，起码可以远离运动的干扰，一个人专心实践和研究结核病的临床。我的爷爷和姑姑都因为肺结核过早去世，我本来也一直想好好研究一下结核病。
我把自己搜集的所有中西医关于结核病的资料都抱到了值班室，供我随时查阅。结核病房人满为患，七十多张床位全住满了。病人的情况很复杂，每天都有咳血、胸水、腹水、心包积液的病人等着处理。我一边参阅书本，一边请教有经验的大夫，最初还有些生疏，后来渐渐熟练起来，一个人能做多种穿刺手术，那三个护士有时会帮帮忙。我参考了大量的中医书籍，发现古人用虫类药物治痨病的经验很多，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试用僵蚕、全蝎、蜈蚣、土鳖虫、冬虫夏草治疗肺结核空洞，效果很好。随着大量病人被治愈，我的信心大增。我对结核病的研究达到痴迷的地步，每天想的都是病人和药方。由于冬虫夏草较贵，我尝试降低冬虫夏草的用量，增加其他虫类药物的用量。针对结核病人体虚的特点，加入适量扶正固本的药，后来正式命名此药丸叫圣愈丹。这个药丸在临床上效果十分显著，治好了大量病人，病人出院时经常要求再配些药丸带回家服用，以巩固疗效。
针对咳血病人，我尝试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凉隔散为主方，经过加减进行治疗。病人服用后泻火通便，清上泄下，咳血症状会逐渐减轻或消失。我据此总结出了“釜底抽薪”的理论，由此创制了梅鱼合剂。此药由凉隔散加乌梅、鱼腥草、三七、生赭石组成，用以治疗肺结核咯血，对肺癌咯血也非常有效。
病人和家属见我不嫌脏、不嫌累，治疗效果好，对我都很感激。有人给我送吃的，有馍馍、鸡蛋，还有肉类。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生活都很苦，粮食定量有限，我都瘦成一把骨头了。那时哥哥的两个孩子和儿子新梧都放在母亲处，天天喊饿。病人家属常把食物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或者趁我不注意偷偷放在我的小办公室里。一般我会把吃的藏在白大褂里，等到夜深了偷偷拿回家。那段时间，孩子们饿得都睡不着觉，再晚都要等我。只要听到我推门进屋，三个两三岁的孩子就从被窝里爬出来，撒欢一样扑向我，揭开白大褂找吃的。我进家门的那一刻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有吃的，饿不着了，我变胖一些了。没过多久，大字报又贴出来了：“反革命的儿子裴正学吃得肥头大耳……”没过几天，工宣队经过研究将我下放到天水氮肥厂去劳动改造。
我去天水氮肥厂报到，发现厂长居然是我以前的病人，他曾在天水专区医院住过院。厂长一见是我，说什么都不让我去车间劳动，他说正好厂里要建医务室，正缺个有经验的大夫管理。他给我配了个医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李百芳，跟我学习。我和李百芳经过一个月的忙碌，医务室宣告成立，配有常用的西药和中药。为了方便我上下班，厂里还专门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让我用。氮肥厂和我爱人赵桂莲工作的天水县医院只相隔了一条渭河，我白天在医务室上班，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真没想到这里的境遇比原来的医院要好得多。
一个周天的晚上，我回到县医院的家中，快12点的时候去上厕所，厕所在院子后面，需要穿过病房的走廊。我路过病房时，听到有人大口喘气，痛苦地呻吟着。出于医生的本能，我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女病人躺在病床上，脸色发青，喘不上气。旁边的家属愁眉苦脸地安抚着她，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家属一见有人进来，像是看见了救星，问我是不是值班医生，他们叫了好半天值班医生都没叫来。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值班医生，我在天水专区医院工作。我走近一看，判断病人是张力性气胸，我管结核病房时经常见到晚期肺结核病人伴发这种症候。我看桌上有个废针头，忙拿起往病人肺部扎了下去，一扎把气放了，病人脸上立即由青变红，呼吸也顺畅了。我扎完后就去上厕所，等回来路过这间病房时，出来了两个人，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连声说：“你是神，你是神……”说罢领我进到病房。这时病人已经坐了起来，要着吃饭。我给他们说了一下护理病人该注意的事项，就匆匆离去。
第二天，我正在氮肥厂上班，一阵锣鼓声由远及近，我心里正嘀咕氮肥厂能有什么喜事，准备出门看看，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救治的病人家属领着锣鼓队直冲我走了过来。见了我，锣鼓队敲打得更起劲了，病人家属激动地送上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这件事的动静有些大，消息传遍全厂，也传到了天水专区医院，又坏事了。造反派听说氮肥厂不但没有让我下车间劳动，还给我配了自行车，待遇很是不错，连锦旗都追到了氮肥厂，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这时候正好中央下发了“6·26”文件，里面有“医务人员下农村”的指示，1970年，我便被下放到了天水县甘泉公社卫生院。天水专区医院的那些人没想到，“医务人员下农村”的指示也影响到了他们。不久之后，天水专区医院被北京下农村的地坛医院全部接管，整个天水专区医院的所有人都被下放到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