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友牟本理逝世说起
2010年，外地工作的学生来信询问如何快速准确地开出一个好药方，这也是许多学生经常提出的问题。中医治病如上战场，我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给予他们全面解答。古语说：“治病如打仗，用药如用兵。”治疗方案的确立就像是战争中制定的宏观战略。要把握正确的治疗方向，对疾病有一个正确判断，再制定相应的战术，即“扶正固本”“活血化瘀”“以毒攻毒”等等，才能克敌制胜。
中医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学习中医就要了解“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思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修养会直接影响他医术的高低。针对学生们普遍反映对抽象的理论不好理解的问题，我在临床上常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一个道理，譬如，给病人开方前，我让学生们把自己想像成一位根雕家，当看到一个树根，不能刻意地想把它雕刻成某样东西，而要根据树根的走向和长势将其塑造成一件作品。这样讲，学生们一听就明白了。那段时间，我有意培养学生中医的思维，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裴正学（左）与挚友牟本理合影
2010年11月24日下午，我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是挚友牟本理的儿子。他刚叫了声“裴伯伯”就已泣不成声。孩子告诉我，他父亲已于下午2时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牟本理与我是三十多年的挚友，我们因看病而相识，因敬重对方的才学和人品成为莫逆之交。他先后担任过天水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秘书长，后调入国家民委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他在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曾出版诗集《盛世欢歌》，主编《明珠颂》《民族学与西北民族社会》《民族问题研究文集》等书籍，在政界和学术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不管官做得有多大，他一直保持着朴实无华的本色，几十年来与我情同手足。那一天，我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脑海中浮现的全是他的身影，寝食难安。到了后半夜，我为老友撰文一篇，以寄托我对他的思念之情。
挽挚友牟本理：
呜呼，本理！与世长辞，国家立损干才，陇原顿失骄子，黄河为之波哀，北塔为之风泣。含泪凭栏望京址，断云几片君魂寄？遥忆天水主政时，为民筹办千宗事，口碑如歌，人气传诗，路人口中好书记。荣调省垣主统战，宽厚从容纳百川，党内党外树知己，学界医界好人缘。我乃一介寒儒，相逢蒙爱不弃，卅年如日，形同莫逆。拙我六十生日，屈降寒门贺志，并亲撰长文发表，嗟我洒泪读《凝聚》[1]。此生遇知己，拼将残生报国，死生弗惧！呜呼，我友！呜呼，本理！人生自古谁无死，唯君光彩照寰宇！
老友裴正学顿首泣挽
2010年11月24日凌晨3时
牟本理患的病是早期肺腺癌，刚检查出来时，什么症状都没有。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告诉他不必紧张，可回兰州由我来调治。早期肺腺癌，又没有远端器官转移，采用中医扶正固本配合放化疗，患者存活率很高。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他已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因为他是正部级干部，医院为他成立了治疗小组。他想服用我的中药配合放化疗，但医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治疗小组为他制定最先进的放化疗方案。收到信后，再也没有音讯，没想到六个月后，人就去世了。
牟本理的去世，我更加意识到西医治癌的缺陷，只注重杀癌而忽视了扶正。先进的放化疗杀灭了癌细胞，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细胞，最终使人、癌同归于尽。一个农民因为没有条件进行先进的放化疗，就没有那么严重的正气破坏，因而成活三年以上的肺癌患者很多。在我的门诊上，癌症患者生存期最长的大部分是农民，因为经济条件所限，什么放疗化疗都不做，就吃中药，存活时间都比较长，有些还能达到治愈。城里人比农村人生存期要短，因为他们进行了放化疗后，才来我门诊开中药。生存期最短的就是完全依赖放化疗的人，我的挚友牟本理就是一个例子。一旦得病，过度进行放化疗，无一例外地很快就死了。我们省上原来的组织部长流萤，他在胃癌切除以后，肝脏上长了个8cm×11cm大小的转移癌，邀请我去会诊，另外还邀请了北京的介入专家和兰大医院肿瘤科的主任。这次会诊很特殊，是流萤亲自主持的，三个人中两个是西医，结果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必须介入，只有我反对。我对流萤说：“介入过的病人，过几天就又长几个，你都七十多岁了，这么大年纪我看就算了，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最理想！”那两个西医专家坚决要介入，只有我不同意，流萤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意见。病人当时行走自如，气色很不错，会诊后还亲自下楼送我们，对介入抱了很大的期望。结果介入手术的第九天，传来了噩耗。他去世前拍了一个片子，满肝全是转移灶。流萤的儿子因此对我特别佩服，他父亲去世后专门和家人来看望我，一见我的面就哭，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还有一位省上领导的父亲，让我治疗时能吃能睡，精神尚好，肿瘤标志物已经逐渐在下降。一次，另一位领导探望老人，说让请北京、上海的专家来会诊，接受最先进的放化疗手段，结果经过大剂量的放化疗后也很快就去世了。后来，我在给学生讲课时，经常讲这三个例子。西医没有扶正固本这个概念，西医对于癌症病人就是放化疗，简单地对肿瘤打打杀杀，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把正常的生理细胞也杀灭了，这就相当于打老鼠的时候把坛坛罐罐都打破了。癌症病人经历放化疗是比较痛苦的事，许多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每杀死一些癌细胞，也就杀死了一些正常细胞。最糟糕的情况是瘤被杀灭了，人的免疫力消耗殆尽，濒临死亡。当前一些西学中人员经常把重点放在一方一药上，杀敌破阵仍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扶助正气则被视为可有可无。这就丢掉了中医的传统，临床疗效大大减色。
那一年，由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甘肃省肿瘤医院举办的“裴正学教授治疗疑难杂病经验学习班”在兰开班。甘肃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李存文，甘肃省中医管理局局长甘培尚以及来自省内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界知名专家及学员共二百余人参加了开班仪式。培训的几天时间里，为了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每次讲课，我都把裴氏学术思想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借助现代医学检查手段，提高“中医辨证”的准确性
裴氏学术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中西互补”原则。西医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医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物。西医凭借现代大工业为其提供的先进工具，对疾病的局部、微观、病原的致病性研究得一清二楚。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整体、宏观对局部和微观的制约和促进，同样也忽视了机体的反应性对病原的致病性的制约和促进。中医始终没有得到过大工业的裨益，它只在“三个指头和一个枕头”的老路上徘徊，因而没有条件对疾病的微观、局部以及病原的致病性进行深入地了解。但是，凭借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在漫长的临床实践中，却探索、整理了一套完整对调节宏观、整体以及机体反应性行之有效的临床辨证理论方法。中医的扶正固本、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清热泻火等诸多的理法，大体上都是着眼于从宏观、整体、机体的反应性方面进行调节。汗牛充栋的历代古籍在这方面蕴藏了取之不竭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现代医学精确地掌握了疾病的局部变化，它却忽视了整体对局部的巨大作用，这是现代医学的致命伤，这一致命伤就需要我们中医来挽救。曾宪九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号专家，也是全国最有名的外科专家，他做了一辈子的普外，做了一辈子的手术，临去世的时候给他的大弟子陈德昌说：“我干了一辈子的外科，为什么我们手术做得相当成功，过了几个月，病人死掉了。病人为什么会死亡？”陈德昌后来是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来，恩师曾宪九的提问“病人为什么会死亡”一直是激励他从事医学研究的动力。我认为这个问题用中西医结合的观点解释更为科学。每一个外科手术，都能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植物神经系统。西医光重视了局部祛除病灶，忽视了手术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损伤了人体的正气，因而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遭到破坏，代谢系统紊乱，从而产生了感染，高烧不退又引起了多脏器的功能损害，最后导致了病人的死亡。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这说明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了西医疗法的不足之处，他们也有了从局部回到全身，从微观回到宏观的意识。临床需要是一个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西医已经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欲取中医之精华以用之。
我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十六字方针“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是“中西互补”原则的概括。“十六字方针”看起来只有简单的十六个字，但是，意义十分重大。它既可以具体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活动，又能对整个中医现代化掌握正确的方向，其结果必然是“洋为中用”，发展中医，保住中医的特色。在对待一个来诊的患者时，首先是“西医诊断”，借助西医对该病的认识，应用一切现代医学检查手段，明确疾病诊断、发病部位、病程进展等。之后便是“中医辨证”，这样的中医辨证是在确定病位和病变的情况下采用的，这是在渔网中捕鱼，准确性大。如果没有西医诊断就去进行中医辨证，那等于在大海里捞鱼，准确性小得多。通过中医辨证把中医传统的认识全部用来建立该病的理法，为第三步“中药为主”奠定了基础。“十六字方针”好就好在这个“中药为主”上，久而久之，我们发展了中医中药，对西医只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而已。第四步“西药为辅”，是针对一些过于疑难而用某种西药又有特效的疾病，这就补充了中医药之不足，从而提高了疗效，同时又体现了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的含义。
甘肃省卫生厅及医科院赠献裴正学“陇上名医”匾牌
1984年，“十六字方针”首先在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中西医结合科开始应用。长久以来，它成为指导该科住院、门诊诊疗工作的既定方针。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证明，此方针能够统一全科中医、中西医结合医护人员的思想，并能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观与局部观相结合、机体的反应观与病原的致病观相结合等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1987年起，我先后在北京、昆明、贵阳、大连等地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应邀作了“十六字方针”的学术报告，得到了与会同道的认可，已为全国中西医学术界所关注，裴派成为全国中西医结合领域重要的学派。1990年开始，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受甘肃省卫生厅委托，每年举办一期全省中医院主治医师提高班，专门讲述“十六字方针”的临床应用。提高班以贯彻“十六字方针”为主要内容，通过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讲授，使全省各地七十三所中医院的诊疗工作在“十六字方针”的统一下，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起色。大家一致认为本“方针”对中医院医疗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https://www.daowen.com)
2004年，为了表彰在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术和中医医疗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甘肃省政府启动了首届名老中医评选工作。第一届评选实行打分制，经过门诊量、著作、科研成果等几方面分数统计，每一项我都遥遥领先。我认为这些成绩是中西医结合“十六字方针”指导实践结出的果实。
2008年 2月23日，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甘肃省肿瘤医院在兰州饭店隆重举办了裴正学从事医教研五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由于省委、省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因此，这次研讨会规格很高。甘肃省副省长咸辉、省政协副主席侯生华、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陈田贵、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吉西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志宏、省卫生厅副厅长李存文、王晓明、常继乐等出席了座谈会，参会的嘉宾基本上都是甘肃省各大医院的院长、医学领域的领军人才。省中医学院副院长李金田、李应东，省人民医院院长郭天康、省中医院院长李盛华与离退休老干部杜颖、周宜兴、薛映承、李生林、彭效忠、贾宝忠、马培芳等，省内著名专家赵健雄、张士卿、李徐生、邓津菊、李强、仇杰、董信春、刘国安、张有成、张俭、戴恩来、李研怡、李群星等，甘肃省医疗系统的领导和专家以及我的朋友及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研讨。发来贺信的有武警部队政委喻林祥、国家交通部纪检委书记杨利民、甘肃省副省长石军、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等十多位。
2008年2月，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甘肃省肿瘤医院举办裴正学医教研五十周年（华诞七十周年）座谈会
专家们对裴氏学术思想，尤其对“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十六字方针做了一次全面地总结和研讨，会场气氛轻松而热烈。我的学生，甘肃省名老中医李永寿、甘肃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薛文翰等从理论高度对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诠释。甘肃省副省长咸辉、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李存文、甘肃省医学科学院院长陈学忠等领导和学者纷纷对裴氏学术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
甘肃省副省长咸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省肿瘤医院共同举办的裴正学先生从事中西医结合医教研五十周年座谈会很有意义，这是对裴正学先生七十年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总结和肯定。通过类似的座谈会或纪念会、庆祝会等形式来广泛宣传这些像裴正学一样辛勤耕耘在各条战线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对团结和凝聚各方面意志和力量，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加快甘肃省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嘉宾们的发言让我深受鼓舞，我借用发表在《诤友》杂志的一首诗《老奋》表达了我的心声：
行医陇上纾民悬，三指创新难上难。
埋头自知夕阳短，且借白头当少年。
一直以来，我最放心不下的、最牵心的事莫过于裴氏学术思想的传承工作，当看到大家对裴氏学术思想报有如此大的热情，我感到我心中的一团火愈烧愈旺。当时就暗下决心，今后只要身体健康，仍要以更大的激情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为开创祖国医学的新局面奉献力量。
以正虚发病学说指导临床，是裴氏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辨别一切内伤、外感病的总纲，所有内科病患的治疗，都应以此观念为准绳，治疗时以扶正固本为大法。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等均为治标之法，不可与扶正固本同日而语。一个真正的中医应该准确恰当把握这一规律。当前的一些西学中人员常常忽视了这一理念，把攻伐当做他们考虑的主要手段，扶正固本则视为可有可无之物，这就丢掉了传统中医的优势。这一理念尤其在肿瘤和血液病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古人云：“积之成者正气之虚也，正气虚而后积成。”基于这一观点，20世纪70年代我拟定了治疗白血病和肿瘤的专方“兰州方”，该方一派扶正固本，无一味杀伐之剂，但却能使血液病、肿瘤患者出现明显疗效。M5（单核细胞性白血病）患者马长生，L2（急淋白血病）患者刘丽刚就是以此方为主方而治愈的。
重视脏腑、气血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裴氏学术思想的另一大特色。中医由《内经》开始就建立了整体观点，通过阴阳学说、五行相克观点突出人体的统一性、相关性，认为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在治疗疾病时将人体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中医的独特之处，是中医对世界医学的突出贡献。疏肝就能和胃，培土即可生金，攻下能泻肺气，补气才可生血。在治胃药中加数味疏肝之品，常使疗效倍增；在治肺药中加健脾益气药四君、六君，则疗效更加显著。治疗肺癌大咯血，常以凉膈散涤荡大肠，西药久治不止的咯血往往奇迹般消失。在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时，恒用柴胡疏肝散加味，通常手到病除。所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胆汁反流性胃炎其本在肝，其标在胃，疏肝则治其本，本治则标自安矣。对血液病的治疗，要重视补气。李时珍有“有形之血难以骤升，无形之气须当急补”的论述。治疗白血病的主方“兰州方”就是一派的补气药。
“辨证施治的结果就是治本”是临床快速辨证的关键。这里的“本”是指表现最厉害的病症。我常说：“疾病的任何一个症状的减轻，对彻底根治这种疾病都是有力措施。”譬如肺炎，止嗽散的止嗽，二陈汤的祛痰，枳壳、桔梗的宽胸理气……对肺炎的治愈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再障，无论是升白还是升板，或者是升红，都能使骨髓的造血功能得到改善。《黄帝内经》云：“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证候的改善就能使疾病产生本质的改变。我在临床一线埋头六十余年，对肿瘤的治疗非常注意临床证候的辨证施治。每每应用扶正固本、清热解毒等法，未用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之剂，却经常使肿瘤指标下降、瘤块缩小。鉴于此，我常对学生宣讲中医学理论之博大精深：“积之成者正气之虚也，正气虚而后积成。”正因为对肿瘤患者重视各种细微的临床表现，因此，不仅明显地改善了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延长了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许多胃癌、肺癌、肝癌患者不用手术，也不做放化疗，单独服用我的中药方治疗，生存期在三至四年以上者比比皆是。
裴氏学术思想重视活血化瘀，认为活血化瘀是治疗妇科病的根本大法。无论经、带、胎、产，凡属病理范围（保胎例外），无一不以活血化瘀为主法。在此基础上，可清热解毒、泻火养阴、疏肝解郁、健脾益气、固涩止带……根据临床差异加减进退，往往可收到桴鼓之效。治疗月经不调，可用桃红四物、桂枝茯苓丸，月经提前加丹栀逍遥散、月经错后加大温经汤，绝大多数患者均能应手取效。妇科病多半合并西医所说的盆腔淤血综合征，中医的活血化瘀法对此有绝对疗效。而现代医学到现在为止，没有活血化瘀的理念，也没有针对活血化瘀的药物。阿司匹林、华法林、氯吡格雷、达比加群、阿替沙班、利伐沙班等抗凝消栓药，虽与活血化瘀作用相近，但都没有中医活血化瘀的等同作用。因此西医在治疗除手术妇科疾病外的其余妇科杂病，远远赶不上中医疗效。雌激素、孕激素的妇科临床应用，只能是一种替代疗法或治标之法，不能与中医的活血化瘀相提并论。
在对中医传统方剂的使用上形成了裴氏方剂的组方原则，这是裴氏学术思想的独特之处。中医传统方药，包括经方三百余首（原《伤寒杂病论》方）及历代名家方药，是中医学术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医历经千秋磨难而不败的根本原因。每个传统方剂的组成，都是名家一生心血的结晶，包含着名家宝贵的临床智慧和经验。一方一药的传世，都非偶然，其剂量的大小，引药的配选，煎煮的方式等更是临床经验的巧思和结晶，更不容后学者轻易变动。古方可以根据实际病情发挥进退，但不可任意大幅度横加筛改，使其面目全非。我记忆的古方数量在数千上万，并编了上千条口诀方便学生记忆，临床随意调遣，疗效卓著。自创了一些疗效卓著的自拟方，如兰州方、胆胰合症方、裴氏五味消毒饮等。
在“疑难杂病经验学习班”上，经常有学生问，临床中遇到的复杂病症比较多，像虚实兼有、寒热错杂、表里同病等，是先扶正还是先袪邪，先补气还是先补血？学生们反映，学习“十六字方针”，最难的部分就在于“中医辨证”，临床上许多复杂症候让学生们感到无从下手。作为老师我要求学生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的基础，而阴阳是八纲辨证的总纲，辨阴阳就是辨证的关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里的“本”就指的是调理阴阳。《黄帝内经》中讲，阴阳失衡即为病，所谓“失衡杂病丛生，平衡百病自愈”。治疗上的总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中医和西医分别来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分别表征着各自的文化背景。西方文化讲斗争，对于自然与他人的态度是“征服”，所以西医体系具有攻击性，在治病过程中以杀灭为主要方式，杀菌、杀死癌细胞……好的坏的一杀了之，最后，我们发现，病人往往越治越虚弱。而我们中华文化讲中和，中医治病是从全局战略出发，从宏观着眼，扶助正气，调和人体阴阳，从而治愈疾病。基于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特点，在战略战术上中医显然比西医高明，不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这是我们祖先大智慧的体现。我提出中西医结合“十六字方针”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中医，而非发展西医，明白了中西医结合的真正意义，就能开出好药方，当个好大夫。
【注释】
[1]牟本理撰长文《裴正学先生印象》发表于1999年2月《凝聚》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