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放生活
在我接连遭受不公平对待时，我的妻子赵桂莲与我不离不弃，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苦痛和重压。她豁达而又坚韧，用爱包容着一切，给了我莫大的安慰。1970年2月，我和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新梧、两岁的女儿新凤来到甘泉公社卫生院，开始了我们的“下放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以“脱帽右派”的名目被管制，母亲被划为地主分子，我被贴上了“黑五类”家属的标签，一家人在“下放生活”中，时时有些担心和不安。
甘泉公社坐落在天水麦积山附近，这里属于秦岭山脉西端。卫生院很小，周围都是庄稼地，只有几间土坯房子，职工加上我们两口子也才十一个人。那时卫生院没有电灯，用的都是煤油灯。一到晚上，周围黑漆漆一片，孩子们刚到这里，晚上吓得都不敢出门。卫生院给我们一家分了仅12平方米的小土屋。房子里摆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就没多余的空间了。我们只能在屋外廊檐下支起锅灶烧水做饭。吃水也很困难，能饮用的泉水要到两千米外去挑。每天早上，我去挑水，把家里的水缸倒满才开始学习工作，挑水是妻子让我做的唯一家务。
这个时候，甘泉卫生院还来了几个从北京和兰州下放来的大夫，有兰州医学院毕业的张彤、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王丽珠、天水卫校毕业的岳振东等人。我比他们大了几岁，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被他们尊为老大哥了。他们都愿意跟着我开展业务。我们一起开展了剖腹产、阑尾切除、妇科肿瘤的切除等工作。同时，运用中医中药防病治病。这些工作在群众中得到了很好的反响，都说大地方来的大夫果然厉害，很快病人就多了起来，裴大夫的名字就在甘泉传开了。除了甘泉的病人，卫生院还来了些全国各地的白血病人找我看病，他们就诊的时候都会提到马长生。原来马长生病好后还到兰州医院复查了几次，他原来的病友们是看着他被抬走的，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活着，而且活得还很好。治好了马长生白血病的事在白血病人中一传十，十传百，于是不少病人就追到甘泉找我看病。正是由于马长生和这些病人，我在甘泉开始了另一组白血病专方“青蔻”系列的研制。“青蔻”这个专方一共耗费了我三十多年的时间，后面我会专门讲讲“青蔻”的故事。
1970年秋，与妻子赵桂莲，儿子新梧、女儿新凤合影(https://www.daowen.com)
工作之余，我还下定决心系统地学习中医。我每天6点钟起床，挑完水后，就去卫生院附近的小树林里背书，主要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我到现在还能把这两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就是那时下的功夫。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上海给恩师余无言扫墓时，余无言之子余瀛鳌专程陪同父亲去墓前祭拜。父亲回家后和我说起余瀛鳌，大加赞赏。余瀛鳌比我大五岁，少年时起在家中随父亲余无言习医，20世纪50年代中期，拜在秦伯未（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先生门下，使他既受父训，又获师传。1955年，余瀛鳌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本科，1955年冬，他被选送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任研究员。父亲让我多和余瀛鳌联系，向他学习。我在甘泉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遇到一些问题，常写信请教余瀛鳌，他都给予了热情的回复。有时一个月下来，我们两人的通信就有五六次之多。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在书信往来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我在信中提出想拜他为师的想法，他欣然应允，从此我们以师徒相称。
门诊看病之余，我还背着药包走乡串户，深入到农村。甘泉公社位于天水最东头，雨量充沛，植被茂盛，与小陇山林区相邻，山野里中草药随处可见。我专门买了本《中草药图谱》装在身上，随时翻出查看，仅在甘泉一带就发现了二百多种常用草药。乡亲们有个小病小伤，我就告诉他们药的样子，让他们采来交给我，我再搭配给他们，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治病不花钱或少花钱。
民间验方不是古代医书上的流传方，而是没经过论证，但临床却有疗效的方子。我在平时也留意收集。我曾记下一个鸡血藤煲鸡汤可治贫血的食疗方子，经过临床检验的确有效。我收集的民间验方可治疗风湿、哮喘、突发性耳聋、斑秃等等疾病，这些民间验方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疗效显著，药材山里也容易找到，很受乡亲们欢迎。
父亲裴慎是陇上名医，他曾为甘肃省政府葛维西秘书长治疗糖尿病，仅服十剂汤药，病人已经不需胰岛素维持。父亲拟定的桑枝汤，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每获奇效。父亲的方子几乎涵盖了所有疾病，我都认真做了记录。除此之外我还对蒲辅周、刘渡舟、岳美中等名医的经验方进行了整理。由于学习中医的兴趣越来越大，天水地区几个有名气的中医坐诊时，我还实地探访过。20世纪70年代，天水有个名医，病人很多，好多人都叫他神医。我当时也收集了一些他的方子，想学习一下，发现基本上都是小柴胡汤的加减方，原来这个名医擅用小柴胡汤治百病。在坐诊前，他提前让自己的儿子把小柴胡汤写了几十张处方，等病人来了，他根据不同的病症在处方上加上几样药。只一个小柴胡汤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不禁让人感叹中医的博大精深。
由于许多白血病人找我看病，我决定对中国清末大医学家唐容川的《血证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自己治疗血液病的经验总结成书。我的第一部著作《〈血证论〉评释》就是在这时写成的。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就在煤油灯下伏案著书，常常写到深夜。妻子为了让我安心写书，常在院子里借着屋里微弱的亮光洗衣服、干家务活儿。我写书时注意力非常集中，儿子新梧睡觉不老实，常会掉下床，妻子在屋外听到“通”的一声，就忙回屋把儿子抱上床，这时候总是不停地埋怨我连儿子掉地上也不管。埋怨归埋怨，她怕打扰我写书，给儿子盖好被子又出去干活。
唐容川《血证论》中所提出的“血证”主要是“血气同病”“血火同病”。以“止血、消瘀、宁血、补血”为治法的学术思想，对我治疗血液病很有启发。我对此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并对内容进行了客观评说，其中注入了我对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血液系统疾病的体会和见解。全书共用了三年时间写完。当时的出版社主要出版《毛主席语录》及毛主席著作，其他图书寥寥无几，也不敢奢望这部书能够出版发行。一直到1980年，“文革”结束了，《〈血证论〉评释》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相继在国内外发行，影响较大。1985年8月，日本静岗医科大学校长田荣一教授读过此书后，专程来兰州和我交流了书中的有关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结核病在甘泉一带流行。慢性纤维空洞性肺结核、骨结核病人十分多见。因农村经济困难，抗痨药物多不能正规使用，病情得不到控制，单是孟家山、石家沟等村，结核病人就有五十余人。有一次下乡途中，我被一位满脸愁容的农村妇女拦住，恳求我去她家为其丈夫看病。在去她家的路上，我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她丈夫腿部化脓，已经不能下炕了。曾经有个下乡医疗队的大夫看过，认为只能截肢，别无它法。走进病人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只见病人躺在炕上奄奄一息，几只绿头苍蝇正围绕着他飞舞。仔细观察，发现病人的大腿已经开始腐烂。我判断，这是骨结核后期。根据我在天水专区医院结核病房积累的经验，我打算为这个病人配制丸药，让家属自找蚕虫、蝎子、蜈蚣、守宫四样。乡人有养蚕之风俗，蚕虫基本上家家都有。守宫就是当地俗称的壁虎，这和蝎子、蜈蚣一样随处可见。上述四样加上很便宜的雄黄，药很快就配好了。我让病人坚持服药。服药三个月后，化脓处开始结痂，饭量也逐渐增加。病人病情的好转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在治病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了治疗此病的成药配方，从而形成了治疗结核病的圣愈丹。我在孟家山、石家沟等村经常走乡串户，对脊柱结核寒性脓肿、盆腔结核、肺结核空洞都用这种成药。病人服用药后，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样子都有所改善。一年后，这两个村大部分结核病人都被治愈，那位卧床的病人也能下炕走路，逢人便讲我给他治病的事。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没有检查手段，也没有留下任何病理研究资料，更不要说大范围推广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圣愈丹由兰州制药厂制成胶囊，作为医院院内制剂，才在门诊和住院病人中广泛使用。
在治病的过程中，我逐渐和乡亲们打成一片。乡亲们对我很是敬重，这些朴实的乡亲经常用不同的方式对我表达谢意。一天傍晚，妻子正在家中做家务，只听“咚”的一声扔进来一个袋子，把她吓了一跳。她出去没看到人，回屋打开袋子，只见是一个新鲜的猪腿。全家人半年没吃肉了，当晚妻子做好了香气扑鼻的红烧肉，孩子们大快朵颐，真是解馋。我思来想去，也没想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是谁送的。过了很久，一个农民碰到我，悄悄给我说他给我扔过一个猪腿，怕卫生院的人看见，他扔下就跑了。我这才想起曾给他的婆姨接生的事。那是一天晚上，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开门后，只见一个男人气喘吁吁，他带着哭腔央求我去给他老婆接生。原来他请了农村的接生婆，接生婆把土办法用尽了，孩子就是生不下来。情况危急，接生婆让他来请我，看看洋大夫有没有法子。这个接生婆知道前些天我和同事为几例难产的妇女做过剖腹产手术，所以才有了请我解难的念头。我与他一路狂奔，到了他家。只见产妇辗转床头，呼声欲绝。我忙检查胎位，发现羊水已破，胎头已经露出，只是不能全出。我当即给产妇做了会阴侧切术，几分钟后，胎儿顺利产下。婴儿生出来脸是青的，打屁股也不哭，由于宫内缺氧已经有些窒息。见此情景，我顾不上婴儿身上的羊水和血污，与婴儿嘴对嘴呼吸。这样一呼一吸，一会儿工夫，只听见“哇”的一声，小婴儿哭开了，脸上立即变得红润。我给产妇做了切口缝合，又给家属交待了护理要注意的事，就回家了。
虽说是下放到基层，但远离城市的喧嚣，减少了“运动”的倾轧，我的内心恢复了平静和安宁。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只有经历过劫难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我的学习和工作有条不紊，每天都有新的收获，自己感到充实又惬意。
妻子赵桂莲原本是家中的独生女，婚前并不擅长做家务。结婚后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她逐渐成为理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在甘泉，妻子承揽了家务，家中的一切在她的安排下显得井井有条，富有生气。1971年12月5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将降生。甘泉卫生院没有产科大夫，我又不想请村子里的接生婆，于是把心一横，由我来亲自接生。生产时，我一直陪伴在妻子身旁，不断地给她指导和鼓励。妻子全程比较放松，顺利产下小女儿新华。那时我的工资63.5元，她的工资36.5元。新华出生后，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越发紧紧巴巴。出了月子，妻子怕孩子们营养不够，养了几只鸡，每个鸡都下蛋，孩子们有了鸡蛋吃。过了不久，她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一只奶羊，孩子们又有了羊奶喝。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她攒钱给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那个时代，一台缝纫机算是最贵重的家用品。除去日常开支，能攒出一台缝纫机的钱可不容易。在卫生院，她是出了名的勤俭持家会过日子的贤内助。记得有一次，卫生院要处理一批失效的胶布，很便宜。妻子打算把上面的粘胶洗掉做衣服，抢着买了好多，在用乙醚时倒了热水，乙醚一见热水发生了爆炸，烧伤了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啥活都干不成了，请来娘家妹妹服侍了两个月。伤好后，她照洗不误。这回有了经验，不用热水，用温水。洗去粘胶后，又买点青黛染色，胶布就成了理想的布料。我们全家的衣服都由妻子自己用缝纫机做，做出来不但合身，而且还很入时。当时每人一年七尺布票，缝了上身没下身，缝了下身没上身，衣服穿破了补补再穿，大人的破衣服给孩子再改，大儿子的给二女子改。妻子把我在天水专区医院穿旧的白大褂染个色，给两个孩子改成制服，居然也很好看。孩子们穿出去走一圈，总会被妇女们拉住欣赏一番。大人节俭的习惯也影响了孩子，儿子新梧六七岁时就常带着妹妹去兰化疗养院的煤渣堆里捡煤球，非常懂事。
1974年，在甘泉卫生院与妻子赵桂莲、儿子新梧、女儿新华合影（董晴野摄）
在甘泉我认识了著名画家、诗人董晴野。记得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麦积山给人看病，忽然小路上传来几声喝斥，只见几个民兵押着一个人从小路上了大路。那人的脖子上还绑着绳子，由民兵牵着他走，这个人就是董晴野。董晴野的大名我早知道，他被打成右派到原籍改造，我下放到甘泉后多次想登门拜访，总是抽不出时间。当我看到民兵的这种行为时，感到诧异不安，忙下车拦住他们。当地的民兵都认识我，对我还比较尊重。他们说：“这个右派，拿着相机在麦积山给人拍照赚钱！”经过我苦苦交涉，他们才肯放人，但是没收了他的照相机，说是要上交公社。第二天，我经过打听找到了董晴野的家。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旁，两间土房，劈柴围成了简易的墙院。听到我的声音，董先生忙从家里走了出来，他拉着我的手进屋。刚迈进屋我就被中堂的字画吸引，字画笔法俊逸，自由潇洒，气势不俗。屋里盘了一个土炕，他的夫人在炕上做针线活。屋里再无其他摆设，仅有一张书桌，书桌上铺着毡子，放着笔墨纸砚，桌子一角还放着几部手抄本。在屋子的一角还隔出了一个暗室，冲洗照片之用。他的120相机是在抗美援朝时买的，是他的心爱之物。提起没收相机的事，他仍然气愤难平。董晴野于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为浙江美术学院），深受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等大师之赏识。由于他除了绘画之外，文学功底非常深厚，诗词、书法、雕塑也很出众，大师们都看好他，并着意培养，在当时的学校是出了名的好学生。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还得到了时任杭州市市长谭震林的接见。1950年，他所在的部队调往朝鲜前线，董晴野挥动画笔创作了无数的抗美援朝宣传画，被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优秀宣传员。有一幅宣传画还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画出版，在全国发行，那时在天水几乎家家墙上都曾贴过这幅年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从部队转业，根据本人的意见，将他分配到甘谷中学当美术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随即流放在夹边沟劳动改造。同去的右派大部分都死了，董晴野因为会画画被酒泉地区调去办壁报，才躲过了那场劫难。这次登门拜访让我们互相加深了印象，两人都喜爱文学、书法，真是相见恨晚。在甘泉下放的三年时间里，我和董先生几乎每天都要见面，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文，慢慢成为了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