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习中医班
那几年，一家人已经习惯了甘泉的农村生活，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1971年岁末的一天，我在天水市遇上了天水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大夫，他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消息，让我的内心起了波澜。原来毛主席有指示：“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药学。”为了庆祝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发表，天水市还组织群众在街上敲锣打鼓，场面十分热闹。他还告诉我，甘肃西医学习中医班要在兰州开班，由各地区上报学员，学员的条件要求很高，必须是西医院校本科毕业十年以上，还要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
我是西医院校毕业，有十年的西医临床经验，中医也有一定基础，如果能去学习班深造，对自己的学业一定会大有增进。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忙到天水卫生局打问情况，看自己是否够条件。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西医学习中医班给了天水两个名额，局里已经初步讨论过，符合条件的只有我和一位从北京天坛医院下放到天水专区医院的大夫。还没等我高兴起来，工作人员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文件里边明确规定，家庭出身要好，如果家庭出身不好，那就要表现特别好，必须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个时代，出身问题像给我戴了一副打不开的枷锁，经常压得我无法喘息。听到这次文件里又提出了出身问题，我的心立即凉了半截，不过马上就想好了辩解的话。我对他们说，我已经背叛了地主家庭，从工作以来都在为人民服务，不存在剥削农民的事。最后卫生局的人让我先写个学习申请，具体问题局里还要研究，让我回家等消息。
回到家我给妻子说了西中班的事，她非常支持我的选择，让我尽量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孩子有她照看，不会给我拖后腿。那几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西医学习中医班，心神不定，坐卧不宁。想来想去，我决定主动争取。我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份贵重礼物，打算送给卫生局的领导。买上礼物后又觉着难为情，不敢送，也不敢托人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卫生局管事的领导。领导认识我，他看见我拿着礼物，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说：“把东西拿回去，你不就想去西医学习中医班吗？你去好了！”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难办，没想到领导这么爽快，忙连声道谢。当我拎着礼物出门后，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过了些天，天水卫生局通知我参加面试，面试考官就是西医学习中医班的负责人张汉祥。张汉祥是甘肃省名中医，早年曾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任兰州军区总医院药剂科主任。他精通中医和西医，很有学问。“文革”时，他多次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自己曾切断气管自杀，所幸被抢救了过来。由于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胡继宗让张汉祥看过病，所以当卫生厅向省委汇报有关西医学习中医班事宜时，胡继宗建议让张汉祥负责此事。张汉祥是省内公认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权威，脾气耿直，办事认真。他被提前释放后，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决定亲自到各地区审查一遍学员。接到面试通知后，我前往面试地点——地区招待所的小平房。张汉祥那年五十八岁，我进门时见他正在土炉子上烧开水，忙上前帮他把炉火拨旺，接着谦虚地做了自我介绍。他开始考察我了，先是让我背一段《金匮要略》的经文。我在下放甘泉的这两年专门自学经典，对于一些重要经文曾经下了大功夫，顺利地脱口而出。张汉祥惊讶地看着我问：“你是西医还是中医？”我给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张汉祥听后又让我背诵另一段，我也会背，他又让我讲了这段经文的含义。张听罢说：“你是个人才，定了，就这样了！”
1972年2月，小女儿新华生下来不到半岁，我办好了手续，准备去兰州报到。因为是两年的脱产学习，学员的户口都要转到兰州，从此家庭的重担都得妻子一人来挑。我想到妻子将要面临的困难，心中只觉七上八下。妻子倒是非常坚强，她忙着为我收拾行李，鼓励我放心去兰州。临行前一晚，我去向好友董晴野先生告别，两人促膝谈心，依依不舍。次日清晨，他急匆匆送来两首诗，当时我已登上班车，他扒着车窗把诗递到我手中。
一
心底茫茫百感生，云烟满眼意难平，
樽前胆怯是知己，天外还期作弟兄。
书生终报平生恨，夫子欲行空有情，(https://www.daowen.com)
此别当为云外鹤，海天飞去瀚翎轻。
二
轻车明日上阳关，离恨消醒一夜眠，
梦绕金城云逐月，情随别路雨和烟。
病心岂忍违知己，泪眼哪堪调素弦，
此后闲情无复诉，柴门深锁任寂然。
正学明日将行，夜来孤灯对坐，情诉良久，不能成寐，起而赋此以抒别意。晴野，辛亥立春后二日。
到了兰州，事务繁杂，未能细品诗中的深意。一直到三十五年后的2006年，我才详读原诗，顿时潸然泪下，当即写下了“原韵奉和晴野兄两首”。
一
历历往事慰平生，
回首天涯路不平。
曾记柴门逢知己，
常思村树念晴兄。
改革扫去千般恨，
开放迎来万种情。
你我闲云伴野鹤，
白头且话一身轻。
二
老来心境在乡关，
几度思君夜未眠。
满腹诗才凝暮雨，
一身文采化夕烟。
笔行龙马说今事，
纸走丹青吟古弦。
一代奇人谁堪比？
风吹雨打尚陶然。
此诗寄晴野时，他已彻底平反，时任天水市政协常委，市书画院院长。
西中班一共有五十个学员，教员有张汉祥、柯与参、于己百、尚坦之、石国壁，后来又来了周信有、毛有丰、席与民等人。同学中有郭俊东、张岫岚、王惠兰、卓得林、沈龙驹、陈建中等人，后来大多成为省上有名望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西中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中医方剂学》等。由于我出身中医世家，又自学过中医，所以在西中班学员中表现比较出色，很受张汉祥的器重。同学们见我将《伤寒论》《金匮要略》背得很熟，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活字典”。即便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我在学习上从来没有松懈，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晚上读书到很晚，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夜晚读书灯似豆，黎明长跑月如钩，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辛劳半是愁。”这首诗就是我当时的生活写照。
一天我们正上“伤寒”课，张汉祥主任推门进来，找了个空位子坐下。讲课的老师是于老师，他见状忙对汉祥主任说：“张老师，我一见你就心慌，讲的内容都忘记了！”于老师是张汉祥的学生，当时还在跟师。张汉祥在甘肃中医界威望很高，人人都很敬重他，一派长者之风。张汉祥平时对学生要求严格，学生们都有些怕他。正像于老师说的那样，他一见老师就荒腔走板，顿时结结巴巴，半响也说不出话来，照着讲稿念也没念对。汉祥主任一见自己的学生如此表现，十分恼火，他厉声对于老师说：“你下来！让裴正学上去把这段经文讲一下！”我正好对这段经文有些体会，再加上年轻幼稚，就走上了讲台。听完我的讲解，张汉祥转头训斥于老师：“听见了没，学生比你强，你想在这个班里当老师，就要好好下功夫！”于老师点头称是，不敢多言。这堂课让于老师伤了面子，他对张老师不敢有什么想法，心里对我却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在西中班，我的中医基础得到了充实与提高，眼界更宽，学术思路也更活跃，对中西医结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学业上如鱼得水，生活上却有些窘迫不堪，那时我和妻子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元，要养活一家五口，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因考虑到妻子一个人在乡下带三个孩子，我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一小部分生活费，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有一阵子我就戒了早饭，把早饭的粮票留到中午，这样午饭才能吃得饱。周末的时侯，我经常到甘肃工业大学的舅舅家蹭饭，也能节省些粮票。1973年，父亲彻底平反，由于他医术高超，在省上有一定的名气，省城的几家大医院纷纷向他发出了邀请。父亲那些年被斗怕了，他没有选择大医院，而是决定去甘肃省劳改医院任职。甘肃省劳改医院在兰州大沙砰，从新医药研究所骑自行车要走40分钟。我一有时间就回家看望父母，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准备可口的饭菜，从这时起，就再没挨过饿。
1973年8月，全国血液病会议在苏州召开，我的论文《治愈单核细胞性白血病一例报告》被大会选中，接到参会通知后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大会主席陈悦书对我的文章特别关注，“白血病患者马长生通过裴正学的中药治愈”成了本次会议的重大新闻。陈悦书教授是中外驰名的血液病专家，他的提倡使我的此例报告大放光彩。陈悦书提议将此例治疗之中医主方称作“兰州方”，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会议后，此方在国内各地医院使用，流传甚广。
也是这一年，甘肃新医药学研究所挂牌成立，西中班并入甘肃新医药学研究所。1974年，我由西中班毕业，留任新医药学研究所，同时兼任西中班教员。我先后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等课。在教学中我认真备课，力争每堂课都要讲好。几年下来，在学员中享有一定的威信。记得1974年，因为有学员们的大力宣传鼓动，我当选为七里河区人民代表。当时西中班的学员中有赵建雄、马登科、安真光、卯新民、李永寿等。
1976年3月，甘肃新医药学研究所派我和于老师各带一组学员（二十名）到河西走廊胃癌多发地临泽县做课题调研。出发前我专门与父亲探讨了胃癌的治疗问题。父亲叮嘱我一定要以扶正固本为主要治法，活血化瘀可以用，但不能太过。到了临泽，于老师与我分驻两地，他在县城沙河，我在距沙河四十华里的蓼泉。于是我的老师，年长我十多岁，一开始老乡看病都往他那边跑，我这边没几个病人。由于我对病人耐心细致，治疗效果也好，病人慢慢多了起来。一天，临泽县宣传部接到兰州军区的电话，原来兰空一位领导的儿子患了白血病，这位领导听说我曾给马长生治好了白血病，特地派人来接我。我赶到兰州榆中夏官营兰空司令部，被安顿在高级宾馆住下。这里与患者所在的兰空机关医院很近，我给他制定了以中药为主的治疗方案，一周后病情稳定了，我便回到了蓼泉。这件事在临泽引起了轰动，而且传得神乎其神，找我看病的人一下子猛增，于老师那边人就更少了。在临泽县共工作了九个月，我们治疗的同时，甘肃新医药学研究所又派出了罗瑞慈、肖梓仁、官春风等人组成的课题组到了临泽。这些人都是北京下放到甘肃的著名医学专家，工作认真负责。他们给临泽十三万人免费做胃镜、做拉网，把胃癌确诊的病人交给我和于老师治疗。我这边共收治了二百三十人，于的一组治了三百人，等我们准备回兰州的时候，课题组经过统计，用我方子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而用于老师方子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课题组还将两组的治疗对照写进了论文里，并在全国发表。论文发表后，于老师自觉丢了一点面子，影响了威信，心里又一次对我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两人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工作结束时，我们在县城会合，他面无表情地对我说：“裴正学，你华而不实，华而不实啊！”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无奈他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深。
1977年，甘肃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筹备成立甘肃中医学院，省委宣传部的相关领导在部里给柯与参、于老师和我开了个小会，通知由我们老、中、青三人组成甘肃中医学院筹备小组，并明确指出将来我们三人中，一个要当院长，一个要当副院长，年轻的一个当教务主任。柯当年74岁，是省上的名老中医，于58岁，我39岁，正好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开了一次会后，柯老没过多久突然去世。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人向我通知再开会。我等不住了，就到宣传部打问。部里的有关领导告诉我，中医学院筹备小组换了别人。后来，我才知道，柯老去世后，宣传部让于主持工作，另组了筹备组。从此以后，我便与甘肃中医学院失之交臂，继续在新医药学研究所工作。这一年9月，新医药学研究所给我分了38平方米的房子。我将妻子和三个孩子接到兰州。没过多久，组织上安排妻子到研究所病案室工作。我们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七年之久的分居生活。在兰州有了自己的家，身边有了妻子这个贤内助，家里的大小事务我都不用操心。我全身心扑在了事业上，白天教书、坐诊，晚上看书写书。妻子怕孩子们乱动我的书和书稿，经常吓唬他们不要靠近我的书桌，三个孩子把我的书碰都不敢碰。5岁的新华，活泼好动，因为太小也不懂为什么不能碰书，有一次她大着胆子碰了一下我的书，结果发现没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她很兴奋地叫来哥哥姐姐，当着他们的面，碰了好几次书，给他们说书是可以碰的，碰了也没事。
中医有“背熟汤头走天下”的老话。方剂是中医学术之核心，它上贯理法，下系药物，位居中医临床之前哨。我主动要求给学员讲授方剂学，为自己创造更加深入学习研究方剂的机会。于20世纪70年代末写出了《新编中医方剂学》。这本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在中医方证的规范化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
20世纪70年代，乙型肝炎在中国突然暴发。经估算，当时中国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人数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大约有一亿人患病，形势非常严峻。我通过查阅历代名家的文献和医案医话，找出了一条治疗乙肝的规律，那就是中医的清热解毒与扶正固本相结合。大量病人经过治疗，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我将治疗经验总结成书，写成了《乙肝的诊断与治疗》一书，共十一章，十六万字，是当时国内第一部乙型肝炎的中西医结合专著。
20世纪70年代，我在国家和省内刊物上发表了六十余篇论文，写成了五部专著。1979年，省上给了所里一个升一级工资的名额，我因成果较多，升了一级工资，工资由63.5元涨到了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