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时代（一）
裴正学（左）与姐姐裴晓春大学时期在西北医学院合影
1956年，高考已经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医学院（后为北京医科大学），第二志愿报了西北医学院（后为西安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在甘肃只招一名学生，我自觉考得很不错，在家中急切地盼望着来自北京的录取通知书。可谁知别的同学都拿上通知书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等不来。
那年，姐姐已是西北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一家人在等待中煎熬时，姐姐给家里寄来了一封信。从信中得知，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北医学院录取。原来，由于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北京医学院录取人员犹豫再三，报请上级定夺，耽误了时日。最后他们录取了另一个学生，而我则被西北医学院录取。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录取通知书来晚了一个星期。
1956年9月，我来到古城西安，成为西北医学院的一名新生。西北医学院创建于1937年，其前身为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抗战时从北平迁到汉中，抗战后又从汉中迁到西安，后改名西安医科大学。学校历史悠久，专家云集，教学科研力量雄厚，是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摇篮。我很快就融入到了大学的集体生活中。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社团活动丰富，我有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并深深喜欢上了这里。由于入学考试名列前茅，在校园里我俨然成了明星人物，还被选为西安市学生联合会委员。
那年秋天，英、法、以三国联军悍然侵入埃及，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埃及人民在纳塞尔总统的领导下奋力反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以三国的野蛮行径。我国是全民动员，大造声势，坚决支持纳塞尔总统及其领导的埃及人民。随即，陕西省学联于10月中旬发起了声讨英、法、以，声援埃及人民正义斗争的游行活动。游行当天，盛况空前，钟楼广场附近的街道、人行道人潮涌动，标语牌与各式彩旗交相辉映，声援埃及人民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群众游行场面激起了我创作诗歌的灵感，我当即创作出了诗歌《尼罗河在怒吼》：
红海在沸腾，
地中海在咆哮，(https://www.daowen.com)
一群强盗，
闯进埃及领土。
战火燃烧，
苏伊士运河卷起了怒潮。
看吧！
塞德港的工人离开了工厂，
开罗的学生走出了课堂，
尼罗河上的渔民收起了渔网，
金字塔旁的农民辞别了故乡。
他们紧握钢枪，
挺起胸膛，
走上民族解放的疆场，
......
同学们热情地鼓励我将这首诗投寄到《延河》杂志。不久《延河》杂志社就全文发表，这让我欣喜不已。女同学张某在读过这首诗作后，逐渐和我接近，后来我们在相处中产生了情感。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我们会卷入到一场巨大的风波之中。
1957年，刚过完春节，全国上下掀起了整风运动，西北医学院的师生接到了提前返校的紧急通知。首先集中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个指导文件。接着是号召人们向党提出意见，紧接着是揪出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
同学罗某是这次小班运动的负责人。他在追求张某，发现了我和张某的关系，我便自然成了他的情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遭人嫉妒，家庭成分也不好，于是在罗某的鼓动下，有人给我首先贴出了大字报。上面的文件要求在大学生中必须产生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这就给罗某的错误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被不断批斗和逼供。张某因伤心忧虑，精神失常，被送回老家武汉养病。罗某见此情景，变本加厉地对我进行批斗，想把右派的帽子强加于我。然而天不灭我，是那首刊登在《延河》杂志上的诗挽救了我。
在最后确定学校右派分子名单时，党委李书记反复读《延河》上的那首诗，他认为全诗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法、以侵略行径的愤慨。由此要求对我的问题专门进行复查，并亲自参加了班级复议的小会。这次重审，发现上报材料空话多，帽子多，具体事实不充分。经党委重新研究，将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剔除。
我得知自己未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后，曾去武汉找寻过张某，然而于事无补，两人就此分手。
这一年，姐姐的恋人张尔进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张尔进多才多艺，精通诗词文章，擅长绘画书法，还会舞台表演。中学时他比姐姐高两级，因那时姐姐才15岁，他死命追求姐姐，父亲为此生过几次气。张尔进为了等姐姐，高中毕业时未参加高考，一直到姐姐高中毕业时他才与姐姐同年高考。姐姐考上了西北医学院，他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父亲知道他们感情很深，也就再没有反对。张尔进下放农村后，组织出面让姐姐与他划清界限，姐姐的同学、朋友纷纷劝她分手。父亲知道后给姐姐写了一封信，信中态度坚决地告诉姐姐：“你们在一起好多年了，过去我反对过你们的婚事，但现在不能在人家危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我们裴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姐姐在父亲的支持下，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张尔进。姐姐结婚时大学还没毕业，父亲安排我和哥哥参加了姐姐寒酸的结婚仪式。
1957年，裴正学（左一）与哥哥、姐姐在西安革命公园合影
经过“反右运动”的风波后，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背景下，家庭成分不好，意味着以后的分配和工作都不会好到哪里去，毕业后我很可能要被分配到农村。因为有了这样的预见，我做好了在基层工作一辈子的打算，也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基层应用广泛的临床医学上。
自从“反右运动”后，学校的课程被运动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基本不考试，由老师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划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使学业荒废，我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全面学习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
在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大部分交给社会劳动改造。表现好一些的右派学生可以留在学校，但他们要随时接受批判。右派老师情况好些，都还留在学校。但一些右派教授不让带课了。有的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有的在实验室当管理员，还有的在学校打扫卫生。他们中有几个全国著名学者，我经常向这些老教授请教。在那个时候，我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接近，只能偷偷摸摸地去找他们。我中学时期俄语就学得很好，大学三年级时我开始着手翻译塔列耶夫的《内科学》。为了查阅资料，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手都磨破了。我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词汇问题常去请教祝绍煌教授。他是全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懂八国文字，成为右派分子后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经过他的讲解，我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陈克达教授、谷先阳教授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都曾对我有过悉心地指导。经过这些医学大家的提点，我的俄语水平和医学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校的临床实践安排得很少。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到了晚上，我就主动到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学习，主动参加一些杂务活动，渐渐和医院的人都混熟了。医院里有十几个病区，不管多晚多累，哪里有手术，我就跑去给大夫打下手。由于我踏实肯干，大家也很乐意给我答疑解惑。很快我就能熟练掌握外科常见手术，像刮宫、阑尾炎、胆囊炎、疝气……心电图在那时是个新学问，我认为心电图的用处会很大，今后肯定会在基层应用，我提前下了很多功夫。骨髓片那时只有大城市的大医院才有，县上的小医院都没有，我也下了很大功夫。内科常见病，另外像妇产科、儿科等等，凡是能在基层用上的临床知识，我都精心学习，争取掌握。
在医学上越是钻研就越有兴趣，很庆幸父亲让我报考了医科大学。父亲虽是中医，他深受恩师余无言中西汇通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现代医学多有涉猎。他曾说：“任何一种民族医学，如不及时地去吸收同时代的先进医学之精华为我所用，它就不能得到长足发展，甚至会被时代淘汰。”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于父亲关于中医与西医结合的独到见解，我在学习和实践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1958年4月，就在我废寝忘食、忘我学习的时候，传来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他被遣送到礼县与武山县交界处的云雾山劳动改造。我一面为父亲的遭遇感到伤心和不平，一面考虑自己该何去何从。父亲离家后，母亲给人洗衣做饭，只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已经无力为我提供生活费用。如果自己不想办法，就只能辍学。天无绝人之路，我想起自己曾有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还有过一点稿费寄来。为了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特地去西安晚报社找到了主编杜少云，向他诉说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主编对我以前发表的那篇文章还有记忆，并特地拿出来看了看，认为写得还可以，他建议我定期为报社写稿，这样就给我发一点稿费，可以解决我的生活费问题。就这样，我靠着报社每月给的微薄稿费支撑到了大学毕业。后来，听说正直善良的杜主编在1960年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陕北定边农村改造。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渡过难关，至今我一想起他就有无限感慨！
1958年，大学下乡时期在嘉陵江畔留影
当时国家提出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西北医学院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学生上山下乡，参加劳动。在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我们基本上没怎么上课，离开学校到陕西各地参加劳动，像陕北、陕南、关中这些地方都去过。“大跃进”时，人人都有一股豪气冲天的干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的口号比比皆是。男生女生不管去哪里劳动，都有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精神。我们下乡时吃住都在农户家里。农村由于公社化、大炼钢铁，粮食供应很少，很多地方都吃不饱饭。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天不亮就去劳动，很晚才收工，劳动强度很大。不少同学脚上磨出了水泡，背上勒出了血痕，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全身像是散了架，可从没人叫苦叫累。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我也写了许多描写同学们投身劳动的文章，昂扬亢奋的情绪贯穿始终，像《战斗在汤峪》《国庆前夕》等，其中不乏“我们想让高山低头，高山就不能不低头；想让流水让路，流水就不能不让路。”这样的豪言壮语。这些文章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下乡劳动还提高了我的讲课水平。我们医学院的学生每到一个公社，都要作一场防治疾病的报告。班长就对我说，班里就我能说会道，索性就指定每场报告都交给我。我很乐意去作报告，我讲的都是农村常见病的防治。怕当地人听不懂，我结合了当地一些病例来讲，通俗易懂，公社领导和乡亲们都很满意。作完报告，一般还会管一顿饭。我们所到的公社，大部分都吃不饱饭，因为管饭，作报告对我来说也成了一份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