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风云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政策放宽，经济开始繁荣。老百姓日常买东西没有了“粮油票”的限制，街头巷尾摆摊设点的个体户多了起来，社会上流行起“下海”“走穴”，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单位搞三产……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观念也从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1988年，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松山找到我，他希望我能带头办所中医院校。这样一来响应党中央鼓励政府、社团、私人三驾马车共同办教育的号召，二来可以为社会培养紧缺的中医人才。王松山的一席话让我有些动心。我那时是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任甘肃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兼任甘肃省中西结合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学术思想和医学经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正是想干事的年纪。可要办学校光有热情还不行，办学校要用钱，哪里找钱去？办在什么地方呢，用地建房怎么解决？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滕某与她的爱人张某来拜访我，使办学的事有了着落。滕某对我很崇拜，由于她经常给他丈夫说起我，张某对我也就比较了解。我们在谈话时，不经意间就聊起了王松山建议我办学的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某听到这个消息拍着胸脯说，办学的费用和场地包在他身上，我只需操心教学就可以了。张某是兰州市城建局主任，他们单位在给兰州市修市政工程时剩下了一笔钱，他也早有用这些钱办三产的念头。
经过甘肃省教育厅、兰州市城建局和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共同协商，我们决定办一所中西医结合大专院校。学校名称定为“甘肃中医药辅导学院”，学生毕业后甘肃省教育厅承认其大专学历，由我任院长，张某任副院长，侯瑞云任教务长，邱玉梅任办公室主任，教员都在我的学生中聘请。不久，城建局在华林山修了幢二层小楼，一共有三间教室，还设有办公室、学生宿舍，可供一百多人住宿，还购置了教具、厨具等物品。
联合办学的消息一经传出，吸引了许多热爱中医却求学无门的学生。学生晋建良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晋建良是武山人，说起来和我还是同乡。他家庭贫困，高中毕业后，四处打零工，做过小生意，也在工地上搬过砖。用他的话说，除了煤窑没去过，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了一遍。虽然到处漂泊，晋建良的心中一直放不下读书的梦想。一次，他在新疆给雇主放羊时，看到雇主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读书心切的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就格外留意各类招生消息。当从老乡口中得知甘肃中医药辅导学院要面向全省招生时，他欣喜若狂，当即报了名。报名后到处托同乡打问我，录取上了才放下心来。像晋建良这样的学生很多，办学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甘肃中医药辅导学院开学典礼
甘肃中医药辅导学院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十六字方针”为办校指导思想，教材都是我们自己编写，考试也由我们自己组织。招收学生要求高中毕业，学费按国家规定收取，一年1900元，包括学杂及讲义等费用。当时收了不少贫困生，交不起学费的有很多。经过商量，学院允许他们欠费上课，特别贫困的几个学生还免除了他们的学杂费。当年招生一百名，分了两个班。课程按国家医科大专规定共开设了十四门，包括中医诊断、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等，还有中医经典等内容。对于中医经典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我要求学生深入领会，主要经文必须熟记背会。学院早读时间，书声朗朗，学生们就在抑扬顿挫的经典诵读声中开始一天的学习。医学生的前途在于掌握临床，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理论知识，学生们轮换着跟教师上门诊，接诊、看片、开方。学校要求教师手把手地教，尽量举实例，让学生们明白难懂的医学知识。我讲课由浅入深，中西医对照，以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轻松的课堂气氛使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为了方便学生记忆，我将方药编成了歌诀，如治疗结核咳血的口诀是：“二地苏卷百山风，茯神远志酸枣仁，生脉大蓟选独根，咳血服之效如神。”这些歌诀是我从医以来遣方用药的高度浓缩，有数千条以上。我的学生全都会背，我一说歌诀他们就知道配方，非常实用。看病时我与学生们紧密配合，我的学生有量血压的，有开化验单的，抄方子的有四五个，形成了一个团队。他们用所学的知识给我节省了体力，师生大脑同步运转，紧密配合。在看病的过程中，所有学生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生们学以致用，常给我说起他们用学到的方子给家人朋友把病都看好了。没毕业的学生就能开方子看病，这让学生们增强了信心，学习的兴趣就更大。在临床中以“十六字方针”指导实践，明显提高了学院的教学质量，使所学的中医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对重危疾患的辨证论治更容易掌握要领。我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近处有青海、宁夏、陕西、新疆，远处有来自京、津、沪、杭等各省市，也有来自国外的少数患者。病种也相当复杂，除了中医拿手的胃病、肝病、月经病等外，一些疑难病、少见病也经常求治于我，如多发性硬化、格林巴利、肝豆状核变性、脊髓空洞症、脊髓侧索硬化症……翻遍中医历史文献，对于脊髓空洞症、脊髓侧索硬化症、尼曼皮……都没有记载，我将对这些疾患进行辨证论治的经验倾囊相授。这些学生毕业后一部分成为医院的骨干，还有一部分选择自己开诊所，后来都是当地有名的好大夫。
学校办到第三年时，华林山一带经常停水断电，学生们在学校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办学面临困难。学校管后勤的张某一心想赚钱，解决水电需要开销，他不愿意积极办理。学生们对此意见很大，部分学生罢课上访。我找到张某，提出近处拉水，购买小型发电机等办法，无论如何要满足教学和生活的必需。张认为经费不足难以解决，学校的收费太少，无法支付如此大的开销。他明确表示，当初办学校就是要赚钱，不能贴钱办学校。由于我在教学中和学生们培养了深厚的感情，遇到停水停电，我安抚一下他们，同学们虽有怨言也就忍过去了，可是时间一长，学生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又一次停水断电后，学生们找到张某，但他们的诉求遭到了张的拒绝。气愤的学生们集合起来，宣布罢课。张仍然无动于衷。第二天，将近二百多名学生跑到我的单位——甘肃省肿瘤医院反映情况。学生挤满了走廊，病人没法去诊室看病，单位的同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议论打听，这使得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了影响。我告诉学生们，我会给大家做主，解决好这个问题，然后，连忙带着学生上山去找张某协商此事。谁料张某见学生罢课，恼羞成怒，根本不给商量的余地。他要在学校彻底停水断电，关闭食堂，以此来惩罚学生。我与张交涉时，两人都比较激动，我的劝说对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张手一甩，下山走人了。学生们见此情景都围在我的身边，眼巴巴地希望我能为他们解决此事。学生们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学院保证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我认为学生的要求很合理，是我们没把工作做好。(https://www.daowen.com)
1994年，为甘肃中医药辅导学院学生讲课
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学生们向我提出搬家的建议。我向学生们表示自己并未管理财务，搬家需要找地方，要花钱，我没法做出这个决定。没想到学生们对张已彻底失望，所有学生都不愿意在华林山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为了让我下决心，几个学生代表找来了学校的会计。会计是张带到学校的人，为人正直，这件事他同情学生，完全站到了学生这一边。会计给我看了学院的账本，学院账上还有八万元钱，会计认为只有我才能妥善处理好学生们的事，表示愿意完全听从我的安排，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比搬家更好的办法。张想用强硬手段逼学生就范，已经把学生激怒了。如果学生继续罢课，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的学业被耽误，那可真是误人子弟。发生这样的事有悖于我的办学初衷，看来只有搬家这条路了。为了不让张察觉我们的搬家计划，我让学生们先正常上课，等找到合适的地方再搬家。没过几天，地方找到了，兰州西站双洞子铁路中学已经停办，大小规模都符合要求。我们联系好车辆后，就通知教员和全体学生开会。到了晚上，我在华林山给学生们上完最后一次课后，全体教职工和学生都行动了起来，行李打包，拆架子床。等到半夜，联系好的三辆东风大卡车、一辆大轿子车和三辆小车开进了学校。教员和学生都到院内集合，侯瑞云教务长、邱玉梅主任、会计和教职工都在。我给大家讲了搬家的注意事项，并且安排了搬家的人员分工。大家分头行动，指挥学生把东西往车上搬。凌晨五点，我们装车完毕，准备出发时，张闻迅来到学校。他带了三十多个民工，一上山就把大门锁住了。民工们堵在门口，从五点拖到八点。我在教学楼上向外望去，学生人数比民工多好几倍，只要把锁砸开，民工拦不住我们。我挑了十名学生，让他们去砸锁。这时一个学生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把斧子，我叮嘱他目标是锁子，千万不能伤人。这个学生很勇敢，领着十名学生过去，很快就把锁砸开了。众人推开门，将民工们逼退。满载着桌椅板凳的三辆卡车首先开出校门，接下来是轿子车，车上是四十多名女学生，再下来是我与侯瑞云几个的小轿车，邱玉梅和其他学生断后，等下一趟车。我们到双洞子新校区把东西卸下，又返回华林山接邱主任他们。到了学校，看到民工们正围着邱主任乱骂。邱虽然是女同志，却胆识过人，与之唇枪舌剑，我们所有人都很佩服她。第二次上山，我们连人带物品全部搬空。那些民工追着车只是骂，并不敢动手。学生们到了新学校，看到设施齐备，水电正常，周围的交通也方便，都很高兴。经过一天地整理，教室和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学校就正常上课了。
也是在第二天，我在肿瘤医院刚上完门诊，张某带着三个民工凶神恶煞般闯进我的办公室。一个民工跟在张后面，其他两个守在门口。张指示民工将电话线切断，接着他将一张打印好的字据摔在我面前，逼我签字。字据上写明我欠他130万元，其中120万元建校费，还有10万元灶具等物品费。我对他表示，我不可能签字，搬家是他逼出来的办法。张见我不肯签字，一挥手，门口的民工走了过来。他上前把我搡到墙跟，揪着我的衣领往墙上撞。连撞了几次，我的胸口开始剧烈地疼痛，疼得我顺着墙倒了下去。张见我倒了下去，让民工慢一些。正在这时，办公室邱玉梅主任敲门来找我。邱性格开朗，常常是人没到声先到。我听到她的声音，连忙呼救：“小邱，快叫人，有土匪！”邱主任反应很快，她意识到我面临危险，忙去保卫科叫人。保卫科的人一到，张带着民工出门走了。医院的同事将我抬到沙发上，又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后，先后在办公室取证，拍照，尤其注重切断的电话线和我身上的抓伤。当时正是“严打”期间，派出所将这一案件上报到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认为这伙人顶风作案，对高级知识分子实施暴力行为，情节严重，责令派出所尽快将张一伙人抓获归案。到了晚上十点多，张一伙被抓到派出所。民警给我打电话，让到派出所认人，我委托邱主任去指认。后来张被判了半个月的监禁，三个民工判了一周的监禁。
经历了这场风波，虽然学校教学未受影响，但社会上开始有了关于我的风言风语，说裴正学为了钱和一起办学校的人起了纠纷，都惊动了公安局。我办学是为了教书育人，三年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没拿一分钱的报酬。为了澄清事实，我向省教委提出了财务审查的申请。省教委很重视这件事，派出了财务审查组，并把调查结果进行了公示。文件说明我在甘肃中医药辅导学院开办的三年时间，讲课一千多节，以正教授的标准每节讲课费应是10元，应有1万多元的收入，但我分文未收，一直在无偿讲课。省教委发了文件后，还印了一百份复印件，发到省卫生厅和各医疗单位，大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谣言也就没有了。
1992年，办院的第七个年头，我的老朋友——天水卫校的申校长向我建议，将学校迁至天水，以天水卫校为班底办学院，一来可以减轻我的负担，二来可以填补天水中西医教育的空白。我想由卫校的一干人马担负学院日常工作对学院的发展更有益处，而且天水卫校的环境和条件又比双洞子那个地方好许多。后来，经过我们双方协商，省教委许可后，学院就迁到了天水。
联合办学培养了三百多名中西医结合人才，是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次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