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
1948年，我正上小学高年级。由于解放战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大人们每天谈论的内容大多和打仗有关。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捷报频传。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彻底扭转了战争局势。国民党政权已是强弩之末，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一天，父亲接到了奶奶的来信，催他回乡。父亲看罢奶奶的来信，百感交集，喜忧参半。喜的是：将近十年时间，因通缉而漂泊异乡，如今要解放，终于可以回家了。忧的是：裴家是当地大户，解放后必然会面对诸多大事。经过反复考虑，父亲决定举家搬迁回武山。1949年8月，武山县解放。父亲的同学，也就是当年从延安给父亲寄来“八路军抗日宣言”的潘光亚随军进驻天水，做了天水专区首任专员。当他得知父亲这些年的遭遇后，唏嘘不已。在他的举荐下，父亲在这一年组建了洛门大众诊疗所和中医药研究组。同一年，父亲还当选为武山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并荣获“甘肃省甲级卫生模范”称号。回武山后，我在当年父亲创办的蓼川小学上学，哥哥姐姐已经去县城读初中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发现父亲正在严厉地责骂姐姐，姐姐边哭边顶嘴。父亲一怒之下抄起笤帚打了姐姐一顿，并把她关进厢房。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哥哥突然神情紧张地拉着我到窗户跟前，悄声说：“正学你看，槐树上好像有个黑影！”我往外一看，分明是一个人爬在紧邻院子的高大槐树上，天太黑也看不清是谁。此人向院子里扔了一个东西，就迅速爬下树消失了。等了好一会儿，我与哥哥看没啥动静，才大着胆子去院子里看黑影扔的是什么。哥哥捡起一块石头，石头上还绑着一封信。哥哥与我回屋拆开信，信上写着：“昨天，县里来了剧团，演的是《劈山救母》，现在你就像是被压在华山下的三圣母，我就像是书生刘彦昌……”信上的署名是张尔进。哥哥看后惊呼：“这还得了，学校里那个讨厌的男生居然追到家里来了，走，交给父亲去！”父亲看到信后怒不可遏。他对我们家教很严，而且那个时代人们都很保守，他认为姐姐早恋是败坏门风。第二天，父亲就去找学校给姐姐办了休学，过了两年才允许她去学校读书。姐姐知道我们向父亲告密后，好久都不理我们。我和哥哥当时也没料到，那个讨厌的男生若干年后真成了我们的姐夫。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抗美援朝。武山人民热烈响应，一时之间，母送子，妻送夫，全民奋起争支前。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大力支援志愿军的号召。父亲在说服了奶奶和母亲后，将家中的全部积蓄——一千大洋向政府捐出。父亲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全县的轰动。反观其他大户人家有捐几块大洋的，也有捐几十块大洋的。武山县政府在表彰会现场给父亲佩戴了大红花，并认定父亲为开明绅士。随后，父亲又当选为武山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还被推荐为甘肃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50年夏，我从蓼川小学毕业，考入武山中学。当时武山中学是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它坐落在县城，距我家裴庄村四十华里。我们步行上学，从早上出发，下午才能到达。由于武山刚解放，解放军刚到武山，武山基层政权还不健全，我们的升学考试在临时军管会的主持下进行。全县十几个小学的毕业学生共有八九百人。这次考试收取两个班，合计八十人。我名列第十，自我感觉还可以。可回到家里，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责骂，他骂我还是不肯用功，没好好学习。
开学后不久，我因表现优异，被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我准备按照父亲的教导好好学习，争取全班第一，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当时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李某喜欢上了我们学校初三的一位女生，恋爱不太顺当，因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驻扎在武山的解放军是一个独立团，团长李某兼县委副书记和公安局长。当时他已接近三十，人品很好，作风干练。经过校长康某的介绍，他与武山中学校花车某书信来往，感情渐入佳境。没想到，学校有几个好事的学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封李某写给车某的恋爱信，竟然将此信贴在学校公示栏中。这件事在当时被当作是一件反革命事件，从而在全校立即进行肃反运动，整整折腾了两年。当时学校经常停课，每天下午搞运动，互相检举揭发，两百多名学生中居然挑出了八十多个“反革命”。不幸中的万幸，我因入校时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戴到我的头上。整个初中三年，我是在诚惶诚恐中度过的。(https://www.daowen.com)
裴正学（中）与中学同学合照
1953年，我从武山中学初中毕业，当时武山县还没有高中。武山附近只有两所高中，一所是甘谷中学，还有一所是天水中学。父亲权衡再三，建议我报考兰州第一中学。父亲对我说：“要上个好学校，打好基础，将来才会有所作为。”这所学校就是父亲当年上的那所中学，也是我向往的学校。按照父亲的意见，我考上了兰州一中。
报考兰州一中是我第一次去兰州，约了几个同学，还有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现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几位学长结伴同行。那时天兰铁路已修通，但还没有开始运行。我们带上干粮，背着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白天赶路，晚上走累了就住旅店。当时的旅店进门就是一个大热炕，上面铺一个席子，枕头就是个木头棒棒。旅店一晚上只收两毛钱，开水无偿供应，还管一顿浆水面。我们到店先喝水，然后洗脸，再吃一碗浆水面，就上炕睡觉。第二天早上鸡一叫，我们就出发。当我们从临洮翻越七道梁时，大多数人的双脚都肿了。就这样我们一行人朝行夜宿，一共走了七天才到兰州。后来我还写了一首诗：“曾记鸡声茅店行，而今出门海陆空。”描述的就是今昔交通的巨大变化。
傍晚时，我们到了兰州一中校门口。看门人见我们几个都是十几岁的娃娃，穿的麻鞋，蓬头垢面，对我们的态度特别不好，根本不让我们进去。他说晚了，让我们到外面住店去。那时兰州的旅店一晚上就要两块钱，相当于一个人小半个月的伙食费，根本住不起。大家就在校门口僵持了很久。师范学院的几个老学长把我们送到门口，就去十里店了，只剩下了我们六个人。汪志义同学和另外两个同学看着没有进大门的可能，一气之下决定去考农校，背上行李走了。最后只剩我们三个人还在耐心地等待。我的同学王即顺态度很好，经过再三央求，把好话说尽了，看门人才让我们进去。等办了手续，住进宿舍已经很晚了。这一年兰州一中是第一次向全省招生，七月二十五号是考试日期，我们是七月十五号到的，后面还能复习几天。学校把所有教室里的桌子都并起来当床铺，供考生住宿。
那年，报考兰州一中的学生一共有两千多人，录取二百五十个，我考了第二十五名。当时感觉不好给父亲交代，初中考第十名，父亲都把我臭骂一顿，这回肯定也不会给好脸。谁曾想父亲知道后却很满意，他说：“报考兰州一中的都是全省各地初中毕业的尖子生，考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去了三个，有一个就没考上，我和王即顺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