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乙肝顽疾
20世纪60年代以来，乙肝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传播速度惊人，几乎席卷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发病人数高达10%左右。上海市传染病研究所早在“文革”前曾有过这方面的研究，因“文革”而中断。经历了十年“文革”后，全国在乙肝方面的研究才慢慢恢复。乙肝在中国肆虐无羁，在国内发病人数达一亿以上。当时，各地对乙肝的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乙肝患者因携带乙肝病毒而深受困扰，乙肝——肝硬化——肝癌，这让人恐怖的三部曲，使人谈之色变，让许多人倾家荡产，最终夺走患者的生命。因为乙肝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社会上对乙肝患者存在一定的歧视，致使他们在婚姻、就学、参军等人生大事上面临困境。
1982年，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成立了乙肝科研攻关课题组，任命我为课题组组长。成员是中西医结合科的全体成员，有李敏、李薇、于少军、张惠芳、彭有加等。这个课题是全省“六五”“七五”攻关项目，省上非常重视，拨了七万元研究经费。研究所还将一幢小楼房拨给课题组使用。之后的四年时间，我们课题组对乙肝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专题研究。
我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乙肝，积累了大量有效的临床经验，并写成了《乙型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一书，对乙肝的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课题组的成立，给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临床天地，更加激发了我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经验告诉我，世上没有不能治愈的疾病，只要不断研究，总能找到治病的方法和规律。我暗下决心探索乙肝的未知领域，攻克顽疾。以后的日子里我白天看病搞科研，晚上翻阅《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等古籍医典，几乎学习了所有有关肝病的资料，开阔自己的思路。为了收集验方，我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遍访名医。为了取得新的突破，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课题组。家中有妻子料理，孩子们都已上了中学、大学，学习自觉认真，生活上能够独立，不用我多操心。
课题组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十六字方针作为指导思想。“十六字方针”中“西医诊断”是基础，由于当时甘肃各医院鲜有检测仪器，医疗检测水平较低。我与兰州医学院的刘凤举教授商量，我们两家单位各派一人去上海学习三系统的做法，使“西医诊断”有了保障。为了给全省的乙肝患者建档立卡，追踪分析，我们在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上发布了招募公告。甘肃省卫生厅也很重视乙肝科研攻关项目，通过行政手段向各地的医疗单位和防疫站下发了文件。这样一来，每天来自全省各地的病人就很多。我每天要接诊一百多人，最多的一天接诊了二百人，等晚上回家时，累得都没有力气上楼了。我们为病人建立了通讯簿，四年下来光通迅簿就有几大箱。一共收集了七万份病例，也都分门别类放置在文件柜中，至今还保存完好。
当时西医对乙肝的常用方法是注射干扰素，费用昂贵，效果也不理想。多数的中医治疗乙肝药费低廉，但疗效却不尽如人意。课题组的研究严格遵循中西医结合的“十六字方针”法则，从实践中深化了对乙肝的认识。我们应用现代医学的微观指标、三系统、肝功、血浆蛋白、胎甲球蛋白等明确诊断，再用中医辨证的观点，这样就能克服传统辨证论治的不足。传统医学从宏观入手，将肝病分为肝气郁结、肝木克土、肝胆湿热、肝肾阴虚等病理类型。结合前人的经验，我在临床实践中总结了一些治疗乙肝的规律：欲使谷丙转氨酶下降，多用二花、连翘、公英、败酱草、夏枯草、板蓝根、龙胆草、垂盆草等清热解毒药；欲使浊度转阴，则多以黄芪、党参、首乌、当归等扶正固本。以药测证，则可认为前者属实，乃热毒为患；后者属虚，乃气虚血亏。谷丙转氨酶上升，此为“有余”；浊度之增加，此为白蛋白之减少，为“不足”。《内经》云：“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因此，前者用清热解毒法，后者用扶正固本法。在乙肝三系统的调节中，我常在传统辨证的基础上以清热解毒法降低表面抗原滴度，扶正固本法使乙肝表面抗原转阴，清热解毒与扶正固本并重，就能药中病的。拿肝硬化来说，肝硬化的典型症状为“口苦咽干，胸胁苦满”，无非就是肝郁，“脘腹胀满，不思饮食”，是克土。治疗肝硬化，我仍然本着肝木克土的原则，肝郁用柴胡疏肝散，克土用强肝汤（我在山西中医研究所“强肝方”的基础上加减形成的院内制剂，具有益气健脾、清热化湿、保肝退黄之功效。）“二方合一”形成了我治疗肝硬化的主方。
由于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病人通过坚持服药，大三阳能变小三阳，表面抗原转阴性的人很多，重症病人黄疸、吐血、腹水的问题都能得到改善。这都是西医治疗无法达到的效果，病人反馈很好。台湾一位姓陈的女士患有乙肝并发展到晚期肝硬化，腹水严重，曾跑过国内外许多大医院，均无良方。绝望之中，来到兰州，服用了我给她开的中药，服完两个疗程，各项症状消失。离兰时她说：“兰州虽然没有一流的设备，却有一流的医生。”经过病人的口口相传，课题组接待的病人成倍增加，接诊时课题组的诊疗室经常被病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通过对大量乙肝病人的临床观察，我发现家族患病临床表现高度一致，是一种群体表现。我们把这些乙肝病人分为四类，即气阴初挫型、邪客少阳型、气血瘀滞型、阳虚水泛型。
气阴初挫型的患者几乎占了全部患者的三分之二，数量庞大，是乙肝传播的主要传染源，现代医学称之为“健康带菌者”。因为没有显著症状，个别患者仅有轻度乏力或口干，这类患者往往都不知道自己患病，发现时基本都是因结婚、参军、升学时需要体检，才发现乙肝抗原阳性。大部分人都不知何时被传染，这类患者在我们身边很多。有一天，我们单位后勤上的王师傅急匆匆来找我，告诉我他的儿子准备入伍，没想到被查出乙肝抗原阳性。当知道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后，孩子情绪很低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出来，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王师傅知道我是治疗乙肝的专家，忙找到我，让我给孩子治一治。孩子看起来很健康，活泼开朗，对人很有礼貌。如果这个孩子的前途被乙肝病毒毁了，那就太可惜了。给他做了病毒检测后，通过望、闻、问、切，判断他只是气阴初挫型，这类患者预后较好。我给他开出了升山汤加味，疏肝健脾治其本，清热解毒以降酶。过了一个月，王师傅兴冲冲地又来了，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孩子坚持服药，在第二次复检时，乙肝抗原已成阴性，被录取上了。到了部队，一切和常人无异，完全恢复。
邪客少阳型患者之证候已趋明显，三系统可为大三阳，亦可为小三阳，肝功能常见不同程度之损害，转氨酶可高，麝浊亦可见不同程度之改变。患者证见口苦咽干，肝区或两胁疼痛，胃脘胀满，纳呆乏力，舌质红，苔厚腻兼黄，脉弦数，个别患者可见轻度黄疸，或脾轻度肿大。此型患者大多属于西医分类之慢迁肝或慢迁肝之急发，亦有个别患者属慢活肝。
气血瘀滞型患者较重，三系统之大三阳或小三阳已不足以判断该病之轻重。关键在于此型患者之肝、脾器质性变化已较明显，属西医之慢活肝或肝硬化早期。脾脏肿大，门静脉口径开始增宽，肝功能除麝浊及转氨酶有明显改变外，白、球蛋白之比例开始失调，白蛋白相对减少，球蛋白相对增加。患者可见口苦咽干，急躁易热，往来寒热，肝区及胸胁疼痛，腹脘胀疼，个别患者出现少量腹水。
阳虚水泛型患者已进入肝硬化晚期，肝功损坏，门脉高压，机体失去了肝功之代偿，因而大量腹水，全身浮肿。化验检查除麝浊、转氨酶之变化外，最具特征的是血清白、球蛋白之倒置或比例失调。B超检查门静脉口径＞ 14毫米，脾厚＞ 40毫米。(https://www.daowen.com)
乙肝患者临床中医分类后，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由于运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十六字方针指导临床成效显著，我在治疗白血病、心血管病、胃肠病、肝病、结缔组织病及疑难杂症等方面享有一定的声望。从这一年起，省卫生厅一连主办了八期“裴正学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传承研修班”。兰州办了三期，天水一期，金昌一期，白银两期，临洮一期，所讲内容就是“十六字方针”和我的医学经验。从那时起就有弟子追随我，我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我的铁杆粉丝。学生们说我的讲座经常是中西医对照讲解，把难懂的经文能讲透彻，原来辨不清的病症通过学习就能辨清楚，而且回去应用很快就有效。这些弟子在我上门诊时经常来旁听。对于爱学习的学生，我是从心底里喜欢。凡是想学的，我都毫无保留地教他们。
1985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究会上，我作了《乙型肝炎中医辨证论治一百例报告》的专题发言，与会代表对课题组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随后，《北京晚报》以“我国中西医结合取得新成果”为题报道了课题组在乙肝研究上的新突破。《北京晚报》发行量很大，报道后，全国各地乙肝患者的求助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我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乙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乙肝的并发症——肝硬化、肝癌。对于乙肝初期患者，将携带病毒清除，实现阳转阴，就可以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对这类病人的治疗相对容易。如何使肝硬化、肝癌患者通过改善临床症状，延缓、逆转纤维化，提高生存质量，这是我们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将乙肝病人分型后，我将大量精力用在乙肝系列制剂的研制上。研制乙肝系列制剂的过程非常艰辛。我从历代中医典籍中获取灵感，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从几千种中药中反复筛选。选中的药还要一味一味仔细甄别，认真比较，效果不好或不明显，就要推翻重来。一种制剂常要易方数十次。当研究陷入困境时我常会苦闷焦虑，怀疑自己。一旦有了新进展，我又会欣喜不已，信心大增。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这个过程再贴切不过。我先后研制了“乙肝扫”“乙肝康”“肝肾1号”“古圣1号”“古圣2号”等乙肝特效制剂。这里边“肝肾1号”与其他制剂的研制过程不同，可以说是患者送上门的，说起来还有些偶然性。
1982年9月，一老者携梨瓜一箱来兰，进得家来，声声感谢。细看之，原来是我曾经的患者陈正元。陈正元于1970年求诊于我，当时有40余岁，时任甘肃省秦安汽车站站长，患肾功能衰竭、慢性肝病多年，出现高度浮肿，小量腹水，查尿蛋白（++），潜血（+），血中非蛋白氮（（NPN）86u（当时诊断肾功能衰竭之法定指标，20世纪80年代此指标废弃以尿素氮代之。）超过正常值一倍以上，诊断为肝硬化肝肾综合征。我当时给他开了药方，但也未抱任何希望。十年过去了，没想到他的病完全好了，根本不像个得过不治之症的人。陈正元从怀中掏出一处方，因用之日久，裱糊成硬纸板状，其上字迹斑驳，依稀可辨：生地、山萸肉、三棱、莪术、三七、水蛭……听他说已服此方六百余剂，现病已痊愈，于两年前恢复工作。开始服药后尿量增加，精神转佳，因有效故继续服药，后觉愈来愈好，故坚持服药，不觉服药三年。此例患者之治愈，实属偶然。患者在绝望中坚持服药，不觉中治好了不治之症。我连忙将陈正元裱糊的药方抄录在笔记上。后来在研制乙肝系列制剂时，我把从此例病案中吸取的经验用在肝硬化、肝肾综合征患者身上，结果发现此方确有良效。此方有西医透析之效，又可补肾壮阳、泻火通腑、活血化瘀。这就是“肝肾1号方”的来历。
1985年，任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副所长
乙肝系列制剂后经兰州制药厂通过严格工艺，在门诊和住院病人中广泛使用，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在秦陇数省风行至今。
1988年，全国各地的十三位专家对乙肝课题组的成果进行鉴定，一致认为这一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这一成果被省卫生厅授予科技进步奖。经统计，经我们治疗的病人，表面抗原转阴达到百分之五十。我们总共治疗了七万人次，其中乙肝抗原转阴占50%，治疗总有效率达99%。乙肝新成果鉴定通过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新华社》《甘肃日报》《甘肃科技报》《兰州日报》等媒体纷纷以“甘肃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效果好”“中医治疗乙肝获重大进展”等为题作了专题报道。甘肃电视台《陇上人家》栏目还邀请我讲了几期有关乙肝治疗的电视讲座。课题组先后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了《甘肃地区2021例乙肝患者流行病学研究》《乙型慢活肝135例临床对比观察报告》《乙型肝炎100例临床观察报告》《肝硬化腹水176例临床研究》等七篇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