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十六字方针”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改革之风先从农村吹起，很快席卷了科、教、文、卫等各个领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观念得到了更新，新事物、新消息层出不穷。“包产到户”的“凤阳”经验得到肯定并推广，恢复高考，中美建交……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不小的变化，我也终于卸下了“出身”这个沉重的包袱，从此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干事业。我曾写下一首词《满江红》：“幸改革开放，一暄春日，沉睡神龙惊夜梦，奔腾骏马迎朝晖……”来抒发自己的喜悦心情。
1980年2月，甘肃省召开了一次科学表彰大会。我因治疗马长生白血病以及在白血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而入选，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只选了我一个人。表彰大会在兰州友谊饭店举行，受表彰的人员都是各行各业在科研上有一定贡献的人，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等等。当我们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双手接过沉甸甸的奖杯时，现场掌声雷动。这一刻不由得让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改革开放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这么多年，作为知识分子得到了如此高的荣誉，我自工作以来还是头一次。科学表彰大会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从此我干工作的劲头更足了。这个时期，除了完成新医药学研究所的工作，我的心思全用在筹备创办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上。
筹备创办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要从1978年说起。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口号传遍大江南北，科技工作者的春天终于来了。这一年，各类学会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与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决心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学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1978年6月11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各省也都开始筹备省级中医学会。甘肃省建立了由柯与参任会长的甘肃省中医药学会，共有17人当选为理事。中西医结合专业有许自诚、刘宝厚和我被选为中医学会理事。到了1979年，中央批示筹备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陈可冀、吕维柏等中西医结合专家就从中医学会中分离出来，筹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各省随即效法筹建省级中西医结合学会。受甘肃省卫生厅的委托，许自诚、刘宝厚与我也从中医学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筹备组，筹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学会于1982年7月正式成立。卫生厅副厅长石国璧兼会长，许自诚、刘宝厚任副会长，我任秘书长，当时规定由秘书长主持学会的常务工作。为了给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同行们创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园地，在筹备期我向全省征集稿件，编辑出版了一期筹备刊物《中西医结合研究》。学会的会员由全省一百多个医院的医生自愿报名组成，第一批会员就有三百多人。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盛况空前，全省共有五十名会员代表出席，开幕式隆重而热烈，卫生系统的领导、专家和会员代表依次发表了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我们将筹备刊物《中西医结合研究》分发给会员代表，并组织代表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探讨，互相学习。“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禁锢，做学问、搞研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招来祸患，不敢越雷池半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希望把因政治运动而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把自己的专长发挥出来。我从大家热烈的发言和讨论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书店里医学类的书仍然很少，医学类的期刊基本没有。筹备刊物《中西医结合研究》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有不少同行向会务组询问今后如何订阅、发稿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学会应该把刊物办下去，刊物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人太宝贵了，不论在临床、实验和理论探讨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鉴于此，学会打算正式创办《中西医结合研究》杂志，由我任主编，刘宝厚任副主编。经过争取，甘肃省卫生厅每年拨给学会一万元作为办杂志的经费。杂志于1979年筹备创刊，在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学会中，甘肃是头一家。《中西医结合研究》作为不定期刊物，一年出三到四期，在全国有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每个单位只有一两部电话，打电话很不方便，往往电话打过去了，电话那头才到处找人。为了保证稿件质量，兰州市范围内都由我亲自骑着自行车去约稿，不到一年时间把我的一辆自行车都跑散架了。当时还有不少省内市州和外地同行投稿，有上海、大连、青岛等各地医院，我们全都采用邮件的方式往来。作者将稿件寄过来，我审完，再寄回让修改，修改完作者再寄过来，一个稿件成形大概需要两到三个月。虽然事务繁杂，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我并不觉着辛苦，反而乐在其中。
1981年，新医药学研究所新盖的门诊大楼落成，开设了内科、外科、中西医结合科三个科室。第五层楼归中西医结合科使用，一共有四十张床位，由我担任科室主任。当时中西医结合科的医生有陈建中、陈汝贞、于少军、李敏、钟栩、程洁尘、侯瑞云等。从那时起，除了科室的正常工作之外，中西医结合科的所有人都成了《中西医结合研究》杂志社的编辑。选稿、审稿、定稿、通信联络都由这些人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也写稿。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得到了锻炼，理论水平提高得很快。后来我又在省内各医院网罗了一些有一定名气的大夫当编委，像省人民医院、兰大一院、省内各地区都有一至二个编委。杂志社力量不断壮大，当时的稿件质量属国内一流水平，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不少读者来信表达对杂志的喜爱之情，读完一期，就盼着下一期。这个杂志从1979年开始筹备到1989年因经费不足停刊，一共坚持了十年，出了28期。《中西医结合研究》汇集了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在临床、教学、科研上的新成果、新发现、新进展，在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中西医结合发展水平上，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到底该怎么搞？通过什么方式结合？能结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值得每一个中西医结合工作者深思的问题。我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研究和临床体会，提出了“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十六字法则。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法则。后来“十六字法则”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建议下改称中西医结合的“十六字方针”。(https://www.daowen.com)
“十六字方针”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20世纪70年代，我的一次误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时我在天水地区医院任内科主任，有一个渗出性胸膜炎的病人，本来开一个X光检查单、叩他的浊音，听听他的呼吸音，绝对不会误诊。但是，当时我正在下决心背诵《伤寒论》《金匮要略》条文。我热衷于《伤寒论》的整体辨证，只注意到病人有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给病人服小柴胡加小陷胸汤后仅有小效，我仍坚持让患者服用原方。过了好几个星期，都不见病人来复诊。后来听天水铁路医院传出风声说，裴正学把个渗出性胸膜炎误诊了。该院为病人胸腔穿刺，抽水一千毫升，治疗立马产生大效。这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那时起我常常带着问题去实践，去摸索。从开始的迷茫疑惑到最后的豁然开朗，历经了十多年的反复探究，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逐渐在我的心中明晰起来：中医重整体，西医重局部；中医重宏观，西医重微观；中医侧重视机体的反应性，西医侧重病原的致病性。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两种医学的这种互补性，就可以提高临床疗效。“十六字方针”的核心就是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再进行中医辨证，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中医辨证的准确性，把西医现代化的诊断技术拿来为我所用，目的是发展中医而不是西医，“中药为主，西药为辅”这个观点就锁定了中医的本质。
有关“十六字方针”论文的发表，引起了业界同行的高度关注。我教过的“西中班”第二期学员李永寿，比我小不了几岁，从“西中班”毕业后，在陇南地区人民医院当大夫，常与我书信往来。他看到我在《中西医结合研究》杂志发表的有关“十六字方针”论文后，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老师提出的‘十六字方针’让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十六字方针’是让‘中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思路，可以解决临证茫然，手足无措的局面。”从那时起李永寿成了“十六字方针”忠实的践行者，他也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了许多临床运用“十六字方针”的论文。李永寿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由于刻苦钻研，勤于实践，从普通医生很快晋升为科室主任，后来又当了陇南地区医院的院长，在社会上口碑极好。如今他年届七旬，已是甘肃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我与他亦师亦友，我们真挚的师生情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岁月洗礼。他成为甘肃省人民医院特聘专家后，定居兰州。每年我的生日会，他都会带领自己的弟子们为我贺寿。他会给大家说起“西中班”，说起“十六字方针”，而且强调自己才是“十六字方针”最大的受益人。
与我有共鸣的人很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我认为这都很正常，任何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人们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记得有一次，我去外地参加一个中医学术会议，我的报告题目是《试论中西医结合》，其中就有关于“十六字方针”的论述。我做完报告正准备下台，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耄耋老者站起来向我发难。他说：“你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开的是中医学术会，不需要西医参加！”我回答说：“我是中医，也学过西医，我想把西医先进的部分拿来为我所用，我有错吗？我看病还是三个指头一个枕头，开的方子是中药方子，我一直都把中医当作我的职业。”在中医领域，有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学三种学派，社会上认为中医越纯越好，越古越好，排斥中西医结合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一些有名望的中医专家。我认为回击这种声音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疗效说话。
中西医结合科的几位同志，陈建中、薛文翰、于少军、李敏、李薇、侯瑞云、陈玲等按照“十六字方针”进行临床实践，大大提高了辨证的准确性和临床疗效。由于疗效好，病人多，他们在工作中尝到了甜头，对我的医学经验和“十六字方针”越学越有兴趣，于是将自己的临床体会进行了及时总结，发表在《中西医结合研究》杂志上。这些同志也为“十六字方针”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传统的中医辨证是整体辨证，全身辨证，缺乏对疾病的具体定位，学起来非常抽象，不容易掌握要领。尤其是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临床经验少的人，学习起来比较困难。科里的医师们把传统中医辨证形象地形容为大海中捞鱼，而明确了西医诊断后，中医辨证就是在渔网里捞鱼，并说自己是“出家迟，得道早”。面对复杂的病案，“十六字方针”给医师们吃了颗定心丸。有了西医诊断的基础，就把整体辨证变成了小范围的辨证。譬如胃脘痛要从整体上去辨别它的确切性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确诊为萎缩性胃炎，就在萎缩性胃炎的范围内进行四诊八纲辨证，这样就具体得多。单纯的中医观念，把胃癌当作胃炎去辨证，把胰腺炎当作胃痉挛去辨证，把肝癌当作肝炎去辨证的事时有发生，结果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医患纠纷。古有“三年学成大医生，十年变成小医生”之说法。这是因为出师不久的中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拿胃病来说，连续来了几个慢性胃炎都给治好了，群众将他称为大医生，结果来了一个胃穿孔，如果还是如法炮制，只能是耽误病情，群众会说他变成了小医生。“十六字方针”的核心是在明确西医诊断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这样误区就不会再有了。被群众称为大医生的大夫，就再也不会变成小医生了。
1982年，我被任命为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单位成立甘肃省肿瘤医院，我同时又兼任了甘肃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我在原来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中西医结合科的基础上，主持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基地——甘肃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甘肃省肿瘤医院成立后对中西医结合科是一个新的挑战，来就诊的患者许多都是急危重症、疑难杂症。在管理中西医结合科的过程中，我感到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没有具体的临床模式，在工作中容易出现混乱，单是中药和西药的用量比例这一问题，每个医师的理解都不一样。为了解决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我将“十六字方针”作为内科领域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模式在中西医结合科开始应用，并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和诊疗规范，非常详细，涵盖了各种疾病。这一举措很快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工作效率和诊疗质量大大提高。此后“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中西医结合科住院、门诊工作的既定方针。为了培养一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我既当主任也当老师，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理论结合实际，从授课、接诊、开方、查房等方面手把手地带出很多优秀的全科大夫。有这样一支精英团队，中西医结合科慢慢在社会上有了名气，吸引了一些国内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前来取经。一些医院如西安的唐都医院，将“十六字方针”当成他们办院的指导方针。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里由于床位有限，造成了人才外流，有不少同志选择去外地甚至国外发展，出去之后都能独当一面。李敏在中西医结合科是副主任，调到上海嘉兴区医院后，很快被提拔为主任。陈琳去了加拿大，考取了加拿大的行医资格证，在多伦多开了个中西医结合诊所，外国人看完病都给她竖大拇指。她曾给我说过一天能赚十几个一百美元。李薇去了英国开诊所，也很吃香。于少军去了深圳一家医院当了科室主任，在当地也很有名气。
1989年，经上级批准，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甘肃省肿瘤医院合建在一起；1995年，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更名为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形成了两院一体的模式。如今甘肃省肿瘤医院与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集医疗、科研、教学、肿瘤防治、卫生信息化建设为一体的全省最大的医学科研及肿瘤防治机构。我于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西医结合科目前已发展为甘肃省重点中医专科、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研究基地、甘肃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培养点、中国中医研究院博士生培养点。多年来，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中西医结合科室发挥中西两种医学优势，用中西医结合办法治疗恶性肿瘤、肝病及其他疑难病症，成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