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时代（二）
1960年，中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饥饿的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
由于粮食极度短缺，发的粮票不够用，月头还能凑和，到了月末，就要挨饿，吃饭成了同学们面临的大问题。当年9月，学校接到上级关于防治浮肿病的紧急通知，西北医学院的学生们被分成了许多治疗小组，分散到陕西各地防治浮肿病。
这一年，浮肿病成了全国流行的疾病，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我们曾去过陕南各地，患浮肿病的人很多，老人和小孩更多。浮肿病是由于吃不上饭，血浆蛋白低下所致。得了浮肿病的人全身浮肿，四肢倦怠，极度无力，严重者会死亡。村民见了面，不说别的，先按按对方的胳膊，看肿得怎样，可见他们对此病有多畏惧。在我下乡的地方，汉中洋县的晚春大队是个非常例外的小村庄。
1960年末，我来到晚春大队，让我惊讶的是大队书记居然是一个叫李秀兰的年轻姑娘，而且她在给社员们介绍我时，只字不提浮肿病。后面我才了解到这个李书记的不简单，这两年正是因她领导有方，晚春大队成了县上仅有的富足队，这个队根本没有出现浮肿病。
从1958年大炼钢铁以来，队里的青壮年都上了炼钢一线，全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地没种好，收获时缺人手，庄稼大多烂在了地里。再加上大办食堂，村民只吃饭不交钱，粮食浪费现象很严重。入夏后，全国各地开始缺粮。李书记一盘算，再不想办法，秋后社员就要饿肚子。她紧急召集了村里的老党员、老贫农，商量出了两个办法。一是由亲人出面，以各种家庭困难为理由，如老人、孩子有病等等，从钢铁前线叫回劳力参加夏收秋播；二是补种并扩大红薯的播种面积。当时，大炼钢铁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李秀兰胆识过人，敢作敢为，她不怕上级怪罪，顶着压力硬是带领着乡亲们把事做成。晚春大队稻谷全部收回，红薯增收了两万斤。入冬后县里其他地方几乎断粮，食堂多半关闭，只有这个队食堂照办，社员有饭吃，因此受到了县上的表扬。县上还让他们支援了兄弟大队五千斤红薯，帮他们渡过难关。
既然没有浮肿病，李书记建议我为社员治疗关节病、胃病、咳嗽等农村常见病。那两年全国上下正在推广“一根针，一把草”“赤脚医生治大病，看病不要钱”的做法。李书记采用“吃药扣工分，交药记工分”的方法，支持大队保健站的工作。晚春大队保健站的西药少得可怜，好在陕南自古盛产中药，我就与队里的赤脚医生一起拟定了几种简单的中药协定方。我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喜爱钻研中医药知识，平日里积累的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因此还能适应基层中医工作。在李书记的支持下，我们把村保健站的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受到了社员们的欢迎。
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到，我与李书记、乡亲们告别，到县城与同学们汇合。同学们都说只有我的气色好，没变瘦。我给大家讲了晚春大队的故事，同学们都啧啧称赞，感叹不已。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像李秀兰这样大公无私、才智过人的干部才是国家的希望。晚春大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每有空闲，我常常想起那里的人和事，想起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想起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想起李秀兰和她的生产大队。2010年，我携家人专程到陕西洋县晚春村探访故人。村里的老乡告诉我，李秀兰已经去世，生前历经坎坷，年轻时就被在部队升了官的丈夫所抛弃，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一路上，我想象着李秀兰一定有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想象着她儿孙满堂，变成了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谁料她竟是如此境遇，不禁让人伤感。斯人已去，物是人非，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晚春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我站在村前彷徨许久，写下了这首七律《雨中访晚春村并怀李秀兰同志》：
车行八转九回峰，
细雨蒙蒙访晚春。
流水轻歌岁月梦，
青山难断当年情。
历来才俊少知己，
自古红颜多苦命。(https://www.daowen.com)
陋室犹在人迹渺，
无语柴门悼远魂。
五十年前，我同西北医学院的同学们奉命赴陕南洋县防治浮肿病，小住汉江畔之晚春村。时有该村大队书记李秀兰者，女，22岁，聪明能干，端庄大方。她领导全村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战胜了重重困难，使全村人民避免了饥饿和死亡。笔者曾有《汉江彼岸》散文发表，该文介绍了李秀兰的突出事迹，歌颂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五十年后，余虽年过古稀，然对晚春村的人和事仍心向往之，故成此行。
2010年4月
当时，像晚春大队这样的地方凤毛麟角，再去其他地方，运气可就没这么好了。
1960年10月，我们小组基层锻炼的地方是成固县医院。来到医院我发现，我和同学们的境况比农民兄弟好不到哪里去。一月粮食的定量只有二十斤，尽管忍着饥饿，千方百计节省着吃饭，可还没到月末，我的粮票全用完了。还有六天时间怎么办？我只能饿了喝点盐水，尽量少走路节省体力。过了两天，就躺在床上再也下不了地，整个人迷迷糊糊，意识都有些不清了。班长也饿坏了，但他的情况比我好些，见状忙强打精神找来医院负责人，给我做了检查。负责人见我的血压只有80/20mmHg，批准给我输了10%的两瓶葡萄糖，输上葡萄糖后我的意识立刻清醒了。但当时葡萄糖很珍贵，不能继续输下去。他问我有没有值钱些的东西，可以到黑市上换点吃的。我想来想去，枕头里装的一件呢子大衣应该还值点钱，赶忙让同学掏出来交给了负责人。因为男生饭量大，饭票都不够用，大家饿得都走不动。负责人就派了两个女生拿着大衣去黑市换吃的。
两个女生走后，我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不知道等了多久，我被唤醒，两个女生把八个玉米面馍馍交到我手中。我狼吞虎咽一连吃了两个，刚要拿起第三个，想想还有六天，硬是强忍住饥饿放了回去。人是铁，饭是钢，吃完这两个玉米面馍馍，没过一会儿我的血压就上升了，人也有了些精神。两个女生给我们讲述了她们去黑市的经历。她们换馍馍还算顺利，但在回来的路上，两人实在忍不住，一人吃了一个，所以十个馍馍拿回来了八个。看着她们充满内疚的眼睛，我一点都没责怪她们，相反，我很感激她们，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是她俩带给了我新生。
说起这件呢子大衣，还得从父亲谈起。1957年，父亲被推选为甘肃省卫生界劳模，原定十月份去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由组织出面缝制了这件大衣。也就在这年八月，父亲被打成“右派”，先是送云雾山劳改农场劳教，接着以“极右”罪被捕入狱，这件衣服也就没机会发挥作用了。
记得那年初冬，我从母亲的信中得知父亲被关押的消息，母亲让我抽空回家，去一趟云雾山劳改农场取回父亲的行李。接到信之后，我请了一周的假，赶忙回家。
回到家中，我看到奶奶和母亲都苍老了很多，她们显得十分不安，总是不住地唉声叹气。父亲被关押后，家中主要由母亲在苦苦支撑，我只能给她重复地说说宽心话。
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斤粮票交给了我，让我在路上用。我从武山坐车到陇西，找到在铁路上工作的表弟，一起从陇西步行去云雾山。甘肃在当时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好几具尸体躺在路边，都是饿死的人，大人和孩子都有，很远就能闻到尸体的臭味。到了云雾山村，我一说父亲的名字，马上就有热心的村民带路。原来父亲在劳改时还为乡亲们看病，大人和小孩都很敬重他。找到了父亲住的老乡家，老乡很热情地招呼我们，给我们煮了些野菜，又在里面撒了些糠麸让我们充饥。次日凌晨，我俩收拾好父亲的物品，有被褥、一些书籍和书稿，还有那件呢子大衣。我告别老乡，与表弟背上行李回到了武山。在家中小住了两天，准备回校时，母亲拿出了那件大衣交给我。她说反正父亲也用不上了，让我拿到学校穿。万万没想到，在我快被饿死的时候，父亲的那件大衣竟派上了如此大的用场。
我与同学们从成固县返回学校后，一天，我正在食堂吃饭，同学给我拿来了一封来自武山的信。我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一张武山当地的报纸，一张照片占据了醒目的位置。仔细一看，原来是二十年前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和康问之访问武山时的合影，下面写着：“武山挖出了埋藏最深、最大的反革命——裴慎，不日即将执行死刑。”这个消息犹如晴空霹雳，将我击落到绝望的深渊。我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天旋地转。过了好一阵子，我努力将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家，马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急忙向同学借了几块钱，买了回家的车票，赶回武山，直奔关押父亲的监狱。当天值班的看守是父亲给看过病的民警，他思索了一阵说：“像这样的案犯是不允许探视的，既然儿子从西安来，就给两分钟时间吧！”他让我在探视室等待。没多久，我听到哐啷哐啷的声音由远及近，我猜想可能是父亲来了。当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惊呆了。只见父亲戴着二十多斤的脚镣和手铐，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像蒿草般遮住了大半个脸。父亲看到我，眼中立即泛出亮光。我的眼泪不由得滚落下来。父亲掏出一个糠麸团子，让我赶快收好。他一再叮嘱我说：“我的娃，你自己吃，别给别人，别给别人……”接着父亲含着泪对我交待后事，此时我已泣不成声。探视时间只有两分钟，还没说几句话，看守就说时间到了，我只好含泪向父亲告别。当时我感觉天要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大门，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向何方……猛然间，想起父亲给的糠麸团子，我忙找了个僻静处打开糠团，见里面有个小竹筒，竹筒里面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光明日报，1941年1月8日。”我疯了一般跑向车站，恨不能立即飞回学校，查到这张《光明日报》。
西北医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旧时期的报刊俱全。在学校图书馆，我找到了当年的《光明日报》合订本，父亲有一首诗作《和谢觉哉先生》刊登在报纸之上。谢觉哉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是“延安五老”之一。父亲的诗虽只有几句，但诗中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深寓着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厚望。
当晚，我抱着殷切的期望给谢觉哉院长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称他为谢爷爷，详细述说了解放前父亲被国民党政府以“赤化学生，宣传抗日”的罪名通缉外逃，康问之帮助父亲化解此事的经过；还有1939年父亲捐田出资兴办学校；1950年响应国家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献一千大洋，被政府认定为开明绅士；以及这么多年他为家乡中医事业所做的贡献等等……我的信充满了对谢爷爷的崇敬之意，恳切地希望谢爷爷为父亲洗冤昭雪。我将刊登父亲诗作《和谢觉哉先生》的报纸剪贴下来与长信一起寄出后，日夜盼望谢觉哉的回信。每次去传达室查看，却都是失望而归。
我没等到谢觉哉的回信，但等来了有着党内“女包公”之称的钱瑛到达甘肃的消息。
这个时期甘肃省由张仲良主政，由于他在反“右”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大批冤案，造成甘肃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惊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甘肃检查工作。这位“女包公”坚持真理，从不顺风转舵。她的口头禅是：“不怕鬼！”她曾纠正了许多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来甘肃后，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实地走访调研，发现甘肃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并向中央如实做了汇报。钱瑛率检查组进驻天水后，第一个要求重新调查的就是我父亲的案子，并派人到康问之处了解情况。当时康也被关押在陕西省西安市，工作组调查后，钱瑛把父亲的案子暂时冻结，明确表示不能胡乱枪毙人。
1960年1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左”倾蛮干的歪风，抢救人命，并对安排好人民生活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这次会议严厉批评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左倾蛮干、反右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并宣布对其予以免职。
父亲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由于钱瑛来甘肃检查工作，法院很快就撤销了对他的死刑判决。他被关在死牢大概半年时间后，转到普通牢房。后来经过重新调查取证，确定父亲的案件属于冤假错案。1962年2月，父亲被法院正式宣布无罪释放，同时去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并获得了两万元的国家赔偿。像这样被钱瑛纠正的错案在甘肃还有很多，她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大学时期，我历经数次劫难，每当我苦闷惆怅时，浩瀚如烟的医典仿佛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总会带给我温暖，带给我无穷的力量。大学五年的经历，不仅为我一生的从医之路奠定了基础，而且形成了我坚毅淡定、不畏难险的处事风格。196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天水县医院。从此，我追求医学的信念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