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顺提线木偶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第三节 泰顺提线木偶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泰顺提线木偶的文化整体为研究对象,需要在把握泰顺提线木偶的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对木偶造型及其制作艺人、木偶戏及其演出艺人进行调研,并整体考察研究影响木偶戏生存与发展现状的木偶戏班社、制作者、观众以及政府政策几大因素。

对泰顺提线木偶的研究应是跨文化的。木偶戏作为一种民间仪式与表演,其研究者不应拘泥于单一的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方法。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以民俗学为主导的民俗美术物品研究奠定了中国民间美术与“民俗学”的文化渊源。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民俗学家关注民俗物品、民间图画,使民俗美术品调查成为民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后来,民艺学概念的提出将民间艺术与民俗学进一步区分开来,形成了以民间手工造物传统研究为主导的民艺学研究方法。而民间美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实则是从民间美术实物收藏开始的。王树村先生的民间美术收藏与研究证实了收集资料的必要性,而靳之林先生的民间美术本原文化研究方法则跨学科地将民俗、民艺、历史、考古相结合,形成了立体的、综合的研究范式。今天,中国民间美术已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研究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的研究方法已形成整体性的认知。譬如乔晓光先生就提出了以村社为调查研究主体的活态文化研究方法。所谓“活态”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某个民族外部看,这是目前存活的文化形态;二是从这个民族内部看,这是一个内在核心精神与信仰价值体系仍然存活着的文化传统。[40]

本书中的大部分资料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并将口述历史整理成文本形式。书中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以村社还原法为基础的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以生活事实调查为主体,以地方性文化传承人、区域活态知识等为活的文本,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在记录木偶制作和仪式细节的基础上,深入民间木偶戏班和艺人家族内部,思考相关研究问题,并进入理论层面分析具体的文化形态和现状。

进行实地参与和观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在人类学发展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倾向。自马林诺夫斯基确定田野调查的科学性以来,田野调查的地点、场所、方法等的边界似乎变得模糊了,“田野”不再局限于田地之上、原野之上,城市也是广袤的田野之地。民间美术研究中以村社为调查研究主体的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中的参与观察法一脉相承,都强调与量化研究方法相对应的质性研究,即将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形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进行解释性理解的一种研究活动。[41]

泰顺提线木偶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对作为传统美术类型的木偶头雕刻的研究,还是对作为传统戏剧类型的木偶戏的研究,都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基础建立于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之上,将艺术研究建立于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之上,使艺术研究和人类学相结合,通过对艺术形式、类型、现象等“自身”的观察,以及对文化持有者、实践者、政府部门乃至学者的“他者”的观察,来探究背后的文化现象与行为意义。这个过程涉及艺术观察与研究的两个视角与群体,是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学研究的。方李莉教授认为,民间艺术是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是人类艺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部分。[42]王建民教授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对特定场景中的艺术作品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认识,也就是对艺术文本进行更好的诠释,因此要从不同的层面阐释艺术文本。[43]艺术人类学作为艺术学和人类学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方法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艺术作品进行探讨,强调和实现对于艺术实践的反思。探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本体是研究艺术还是研究艺术家。针对这个问题,应该从艺术本体出发看行为实践,再从行为实践出发看艺术背后的观念与情感,这也就要求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必须把艺术的行为实践纳入讨论之中。总而言之,在研究方法上,艺术人类学应该是艺术的研究方法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综合与互鉴。[44]

基于以上理解,泰顺提线木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不仅要诠释其作为一项民间艺术的造型、色彩等视觉图像语言的意义,还要诠释其作为一项综合性民间艺术的声乐语言、身体行为与动作语言的意义,从艺术本体层面出发做出艺术阐释。其中涉及诸多具体性的问题,如木偶制作的禁忌,木偶制作中的祭仪,什么角色的木偶用于什么剧目的木偶戏表演,什么身份的人来表演木偶戏,表演者在整体的木偶戏演出仪式中有哪些特殊的身体行为与动作,表演木偶戏的村社环境、地理、历史、文化、信仰等属性是怎样的,木偶戏在村社文化建构中扮演什么角色,木偶戏演出的仪式是怎样的,其中涉及怎样的宗教与民间信仰,木偶戏生存背后的深层驱动力是什么,与人类哪些文化艺术观念相关……对文化意义的多维度的理解应当是贯穿整个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勤于问“为什么”是田野工作中建立问题关联性的有效方式,也是刨根问底式的操作方法。在美学理论的研讨中,时常会提到“前理解”一词。接受美学理论[45]认为,接受者对艺术的理解有时是建立在过去对艺术的理解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接受者对人类文化的理解之上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或许有时需要舍弃这种“前理解”,避免已有经验逻辑的代入,以保持一种相对理性的理解,让木偶制作者、木偶表演者、木偶戏观众等拥有当地人身份的人群给出内部的解释。本书之所以强调泰顺提线木偶的研究是一项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就在于艺术实践各环节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各环节在整个艺术活动中的作用。泰顺提线木偶得以生存下来的背后蕴含着地域族群的“文化认同”,这一点在维持社会结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理解民族文化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一个层面。泰顺提线木偶的研究作为一个具体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个案,要在足够的田野工作基础上,用具体的文化现象来说明当地人在艺术活动或者审美观建构中是如何思考,如何感觉或表达,以及如何行动的。[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