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顺提线木偶文化传承、发展与保护的 意义指向
上一节谈论了泰顺提线木偶生存发展的构成要素与驱动力的问题。这些讨论给泰顺提线木偶的传承、发展与保护带来诸多思考。
1.泰顺提线木偶的传承与发展既要立足传统，又要在现代化社会中寻求恰当的时代创新。近几年，泰顺很多民间木偶戏班放弃了传统的木偶戏演出舞台背景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电子显示屏，可见戏班的物质构成在悄然发生变异。不可否认，电子显示屏的动态背景效果可以增加表演的趣味性，有其便利的一面，但也有不便的一面。如演出中场景道具的更换便捷度降低，传统背景布只需要从底部抽走道具即可，现代屏背景则需要艺人从上部用钩子放置，甚至直接走上前台布景。其次，电子显示屏价格不一，质量有差异，屏幕的亮度给观者带来新鲜的视觉体验的同时也带来疲劳的视觉刺激，加之表演者对屏幕操作的不熟练，容易影响观众对剧情的关注，有时会影响群众的观剧体验。因此，如何实现“创造性传承”是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应当尊重传统，同时探索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寻找技艺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新机制，在现代的抉择中坚守传统。端正地看待非遗传承过程中的流变、探求木偶戏发展的创新，关系到非遗生命力的延续，也是非遗传承中极为重要的话题。
2.传统民间木偶戏剧目的抢救性保护与记录工作要在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中不断开展。笔者于2016年记录了泰顺地区最为传统的剧目《娘娘传》的演出过程及“太平戏”仪式。有关《娘娘传》演出的资料并不多，现存资料大多是故事情节的概括文本与讨论信仰问题的文章。关于《娘娘传》这一传统剧的研究，首先缺乏表演台词的整理。泰顺地区的方言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今天很多年轻人也听不懂老一辈人的方言。面对非遗口口相传后继无人的困境，表演中方言台词的文本化整理的重要性似乎凸显了出来。其次，缺乏演出剧目的视频化记录。信息化时代使信息的多形式记录变得更便捷，笔者认为，要充分利用时代的馈赠，用信息化手段对活态非遗进行抢救性记录。这是时代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社会各界民众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
3.文化研究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要具备整体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正是基于其区域性的文化特点而进行的民间非遗类型与整体文化的研究。这种整体性并不仅仅指的是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间文化的关联性，也指的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实践成为一条新时代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乡村，了解守护乡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是文化遗产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传统与现代在相互融合中共生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传播，这是一个全球性文化传承的命题。
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物流、文化同质等现象普遍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寻找“相关性”，摒弃“同质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研究要注重不同区域文化物种的相关性。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承暴露了一些实际问题：老一辈传承人信息获取滞后，年轻人放弃传统信仰和习俗，导致自发式文化传承动力衰退；不同区域非遗“物流”与“学习”导致的区域性含义消解；文化同质化现象；文明转型期文化流变增速；非遗传统功利性的质变等。这些现象对非遗保护产生了冲击。寻找非遗文化的相关性，即不同区域同一非遗文化物种的研究、同一区域不同非遗文化物种的研究；摒弃同质化，即正确处理非遗传承中出现的文化物流、文化同质等现象，保持文化物种的地域性特征。
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都具有地域性特质，这使得民族的社会群体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因源流和文化特点不同形成的支系差别，也有因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社会形态发展差异，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差别，促进了不同文化的地区差异，同时这种区域性也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民族性、多样性，不仅有助于此学术命题的探讨，还对今天所关注的活态文化发展与生态文化建设有现实意义与珍贵价值。对泰顺提线木偶的保护、研究而言，在鼓励文化交流、学习、融合、沟通的同时，如何保持地域性的文化差异，避免文化过度模仿与借鉴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4.泰顺提线木偶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要以保持“日常性”为前提。区域性非遗文化研究拓展了艺术文化研究，又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多元化的视角与方法使我们在文化调查中用全面性的思维看待问题，深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关联着多民族文化的社区生活，非遗的文化传承不能仅仅在体制内进行项目保护，更应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生态中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尤其应注重不同非遗类型在原生地日常生活中的传承实践，这是非遗文化物种保护和可持续的基础。[6]民间艺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物，也是民俗信仰仪式中的情感承载物。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非遗逐渐日常化，生活的日常性体现为非遗的活态性、不确定性、流变性等。今天，在区域性非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以日常生活的视角思考不同地区非遗的相关议题。
英国学者本·海默尔在《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中探讨了尝试把日常生活当作活生生的经验来密切关注的日常的现代性命题，把日常的现代性当作一个文化理论方面的问题来探讨。在西方文化中通行的“日常生活”的观念是以许多不同的面目出现的，“日常生活”的含义模棱两可，它大致指的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7]日常作为无意识的生活是传统的一个活生生的方面。[8]非遗与民间艺术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观察非遗的日常性也是洞察民间生活的真实性，任何话语都无法“从其中脱离出来”[9]，应当用日常性的思维进行非遗保护传承实践，通过区域文化历史的真实性，研究不同社区的活态文化传承。
5.泰顺提线木偶的传承发展要以构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为己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引领下，深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的文化符号与形象，探讨非遗传承发展的价值问题，唤起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刺激群众共同探索文化传承的文化再生产机制。
6.新时代的意义指向：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介入艺术乡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介入乡村建设的路径有很多，可以从人的角度、物的角度、空间的角度、生活的角度和教育的角度等切入。首先，可以将文化持有者引进乡村，作为“新农民”给乡村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其次，可将泰顺提线木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围绕传统手工业复兴，吸引投资，从而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共建地方非遗品牌；更进一步，可结合泰顺提线木偶的造型、文化理念等进行景观再造或者打造地标等公共艺术，让非遗介入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建设；再者，乡村生活首先是一部日常生活史，故而可以在泰顺提线木偶发展路径探索中强调沉浸式民俗活动体验；最后，还可将泰顺提线木偶生存的原生态社区作为美术教育的第一课堂，开展非遗传承教育工作。今天，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壁垒慢慢被打破，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交融为艺术乡村建设提供了开放性的视角，艺术乡村建设在非遗领域的实践给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赋能，也给非遗带来了更多亮相的机遇。
图108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农村的木偶戏演出（拍摄时间：2018年3月1日）
图109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泗溪镇临水宫中的木偶戏台及演出（拍摄时间：2018年3月1日）
图110 福建省福鼎市管阳镇楮楼村木偶戏表演（拍摄时间：2018年2月23日）
图111 福建省福鼎市店下镇亥窑村木偶戏表演（拍摄时间：2018年2月24日）
【注释】
[1][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7—14.
[2]泰顺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泰顺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
[3]麻国庆，朱伟.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75.
[4]季海波主编.泰顺提线木偶戏[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89.
[5]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8.
[6]乔晓光，苏欢.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承——基于非遗社会实践与现象的观察思考[J].文化遗产，2017.
[7][英]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
[8][英]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
[9][法]米歇尔·德·塞托著，方琳琳，黄春柳译.日常生活实践[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