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地理学家王鞠侯
王幼于
先兄讳勤堉，字鞠侯，1902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四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西南之黄山村（现属慈城镇）。先君宾于公，受当时自东瀛传入新学之影响，自学理化生物之学，购置仪器，进行理化实验，制作昆虫标本。此后他在乡间主持一所小学，主张启迪民智，维新自强。先兄勤堉幼受先君熏陶，在乡间小学肄业时，随先君进行实验与制作标本，学习成绩斐然。1914年进慈溪县立高等小学，在侪辈中亦属佼佼者。1917年先兄高小毕业，考入上海澄衷中学，一年后又转入宁波效实中学。效实中学学费较贵，当时我家已家道中落，但先君立志培养勤堉，常典质举债为兄筹措学宿诸费。1921年先兄以第二名从效实中学旧制第八届毕业。当时先君虽仍拟让他继续深造，先兄却体贴家艰，要求暂时辍学，回慈溪县立高小任教，借此为继续升学自筹经费。一年后略有积蓄，先兄初拟投考南京高等师范，因师范学费较低，不意是年高师停止招生，改为东南大学。1922年秋先兄考入东南大学，学地学，从竺可桢。在校除致力学习外，先兄还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外觅工作以补助所需费用之不足。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竺可桢即擢先兄兼任助教。1926年夏，竺可桢应南开大学之邀北上天津，先兄随竺氏就南开大学助教之职。半年后，以北伐军已抵定江南，竺氏自天津南返，就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职，先兄亦随返。竺氏同时并筹建北极阁气象台，他亦多所襄助。
1928年慈城黄山王义观全家福（后排中王勤堉）
1931年春，先兄勤堉以陈布雷之介绍，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是年，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编辑室被毁。时陈叔谅就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邀先兄任阅览组主任。因适逢新馆建成，馆务亟待扩充，自1932年春至1934年夏，先兄襄助陈叔谅为改进馆务，提高藏书利用率，多所擘画。
1934年秋，商务印书馆原编译所所长何炳松主暨南大学，邀他去暨大任教。自后他致力于学术研究，自副教授升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暨南大学内迁福建。他以家累一时未能随往，挈眷返回原籍。他在乡间主办中学补习班，为当时因受战争影响而失学之青年创造学习机会。1944年春，先兄只身赴闽回暨大任教。半年后，他又应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之邀，去浙大分校任教半年。暨大又坚邀他回暨大任教务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夏，暨大迁回上海。不久，何炳松校长逝世。继任者李寿雍系国民党一政客，镇压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校内特务横行。勤堉对此恶劣环境不堪忍受，辞去暨大教授职务。1947年，他去宁波旅沪同乡会主办之安心中学，先任教导主任，后任校长，至1949年夏上海解放。
1949年夏，先兄以暨大同事周予同之介绍，进开明书店任自然科学编辑室主任。次年春，开明书店因争取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之领导，由沪迁京。他遂挈眷随往。1951年初夏，先兄发现肺癌，决心手术切除。他因术后血管缝线断裂，抢救不及，不幸于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逝世。(https://www.daowen.com)
先兄勤堉，一生勤于著译。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他即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卡本特《世界游记》中之二分册，并在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世界一周》《蒙古问题》《西藏问题》等书。以后他又著有《地球与地面》一书（亚细亚书局出版），并陆续翻译《地球进化之历史》《地质学浅说》《近代地理学》《地理学史》《自然地理学概论》《世界大战与地理》《世界气候志》《苏联国力之基础》等书。他还对民间谜语有兴趣，早年辑有《宁波谜语》一书，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勤堉
先兄在20世纪30年代即为《中学生》等杂志撰写科普文章。1932年因受法国科普作家法布尔《化学奇谈》一书之影响，他在当年《中学生》杂志上连载有关气象学之基础知识，以后结集在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气象学讲话》，颇受读者欢迎。新中国成立初，他还曾收到宣化中学一位地理教师来信，云当年即因读《气象学讲话》引起他专攻地理学之兴趣。此书于新中国成立后又经修订重版，改名《青年气象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兄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为《开明少年》《进步青年》撰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有意识地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思想教育，通过新旧中国对比，宣传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经济困难之际，即进行重要水利工程及各种造福人民之建设。尤其是1951年，他在《开明少年》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辟“咱们的祖国”一栏。他在2月号上发表《大小高低》一文，提出为珠穆朗玛峰正名。他根据资料说明所谓“额菲尔士峰”或“埃佛勒斯峰”，是曾任印度测量局局长的英人Everest在1852年自认为是该峰发现者而命名，其实在我国1717年测绘的地图上，早已据当地藏族人民所取之名“珠穆朗玛”（意为“圣母之水”）而标明此峰。此文引起当时在人民日报社任编辑之胡仲持（效实同学）之注意，他请先兄再加核实。先兄为此又查阅不少资料，并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清廷测绘原图翻拍照片，证明方位明确无误。于是《人民日报》专题报道此文及查证情况，后于1952年5月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联名正式通报：“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此时距他去世已一年。他为查核资料辛勤奔波之时，正是肺癌发现前夕，已觉体力疲惫，但常为查到资料而兴奋异常。此情此景，我历历在目。
勤堉在学术著作方面，散见于各刊物，未曾结集，我所知不多。现在能查到的，有在上海孤岛时期留沪之学术界人士组织“学林社”所出版之学术丛刊《学林》中，先后发表《民国以来我国地理学研究之业绩》《近百年来之中国铁路事业》《民国以来之我国公路建设》等文，又有在暨大南洋研究室编辑之《南洋研究》季刊中，先后发表的《印度锡兰气候志略》《东印度群岛气候志略》《南洋输入香科名类考》等文。他又对我国清代学者刘献廷（字继庄）在地理学上之贡献深感兴趣，辑有《刘继庄年谱初稿》，曾刊发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
（本文作于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