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唐，完备于宋元，兴盛于明清，有近1300年历史。作为封建社会的“抡才大典”，历代科举活动为封建王朝培养和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不仅夯实了统治基础，且提升了吏治水平。
从科举人才分布的情况看，在科举伊始的隋唐，北方士子大放异彩，而南方士子则相对黯然。唐末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南移，尤其是宋都南迁之后，科举大舞台便成了南方士子们的竞技场。有明一代所中状元者，南方占其三分之二还多。更有甚者，洪武年间出现过一榜录取几乎全为南方人的情况。由此，迫使统治者改变科举政策，实行南、中、北分卷，定额录取。科举重心的南移，与政治格局、文化传统、经济状况、地方教育诸因素相关。历代江苏科举活动也印证了这种变化。到了明清之际，江苏科举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在中国科举史上独领风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古代选举的科目很多，如唐宋之际有进士、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开元礼、学究、明经、明法、明算等科，然以进士科最为士林所重，“进士为士人通籍之始，历代荣之” (1) 。《宋史·选举一》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 (2) 由于进士科影响力渐大，到了明清，诸科停废，进士科独霸科场。唐人杜佑《通典》引沈既济语云：“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 (3) 本书研究江苏科举活动也将围绕进士这一主流科目展开，不涉及其他科目。
有关科举史的研究，路径选择可以多元。刘海峰先生说：“科举史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内容也非常丰富。它既可以对科举制度和活动本身进行研究，也可以对与科举相关的外部环境的联系和影响进行研究。” (4) 江苏科举活动的兴盛与江南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相关，也与地方经济的繁盛相关，更与长江流域众多的书院及广泛分布的文化家族相关。本书通过对江苏进士登科情况、进士群体分布状况的梳理，分析科举制度、地方经济、私学传统、官学教育、书院教育、文化家族对科举活动的影响，重点把握各地科举精英、科举世家的成功之道，以勾勒古代江苏科举活动的演变轨迹，彰显历史上江苏读书人的风采。
研究江苏科举史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进士的籍贯问题。科举时代，实行严格的定额报考制度，规定只有本地户籍的考生才能参加，各州县按人口多少来确定贡举人数。由于教育水平的参差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加上各地科举录取宽严不一，导致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尽相同。唐代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考生在科举中长期占据着优势地位。直到北宋中期，北方及第人数锐减，南方士子占据了及第者的大多数，及第优势南北易置。其结果是，士子想方设法到录取率较高地区参加考试，以增加中式机会，这就是科场中的“冒籍”。这种现象引发了中国科举史上著名的南北地域之争。宋代司马光曾主张通过配额来调控各地考生人数的差异，欧阳修则主张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逐路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终以前者胜出而息讼。宋廷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分区取士，实行“解额制”。然而，随着“解额制”的实行，又使得区域间解额不均的现象越发加剧。北宋时期，不少外地士子常年寄居开封，千方百计地参加解试，皆因开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额多、容易入选。洪武十七年，明政府规定了士子籍贯登记的通则，各府、州、县生员参加乡试必须各具“年甲、籍贯、三代”，并逐渐形成“分区域配额”的取士制度。清代延续明代南北中区域定额录取制度，对乡试、会试的中额划分越来越细。
在历代科举文献中，涉及进士身份时常有如下表述：“××人，××籍”，或“籍贯××”，或“原籍××”或“寄籍××”，这里便涉及“入籍”“寄籍”“寄应”“冒贯”“冒籍”等概念。“入籍”指正式加入原籍之外的他地户籍，通常需要以田产、庐墓等为必要前提，且需满一定的寄居年限。“寄籍”与“入籍”相类，指加入流入地户籍，与原籍相对故曰“寄籍”。对此，清人吴荣光在《吾学录初编》中指出，他省人“于寄居地方置有坟庐已逾二十年者，准其入籍，是为寄籍”。 (5) 大清吏律，寄籍者须在户部存案，方可参加当地科举考试，否则以冒籍者论处。“寄应”是指在寄居地参加科举考试，多在唐宋时期。开元十九年（731年）六月，朝廷下令：“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 (6) 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条“移民”禁令。条例规定，所有应举的士人，必须在原籍申报，不准在外地“附贯”。五代时，这种“附贯”现象称之为“寄应”。据朱瑞熙《宋代的贡举“移民”及政府对策》一文考证：“中国古代的贡举‘移民’现象，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称为‘附贯’，政府加以禁止，要求士人在本贯申请应举。五代时，称贡举‘移民’现象为‘寄应’，政府仍予禁止；对真正‘寄应’的举人，则规定必须登记原籍所在。” (7) “冒籍”指假冒户籍参加科举考试的一种舞弊现象，既可以指以外州县籍冒充本州县籍参加考试，也指本地民籍士子冒充本地商籍、卫籍士子应举，即跨“籍类”冒籍，即“冒贯” (8) 。承平时期，这种情况屡有出现，“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顺天，屡禁不止，盖时际升平，士皆自奋于功名之路，固非条教所能尽绝也。” (9)
在历代进士题名碑中就存在着不少“寄籍”的情况，除了与科举考试的“配额制”有一定的关系外，在江南地区还表现为另一种状况，即是士子因祖父辈仕宦某地，而士便以“非原籍”身份参加了科举考试。江庆柏先生在《清朝进士题名录》序言中引民国《福建通志·选举志》云：“凡籍贯里居诸志选举与各传往往彼此错出，甚有父子祖孙兄弟各异者。” (10)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道：“有父子兄弟异其县籍者，甚夥，盖省城郡城辄有两首县（原注：苏州附廓有三首县，曰长洲，曰元和，曰吴）。父兄本已著籍甲县，其后，乙县之应试者较少，为之子若弟者，改就乙县，于是父子兄弟之县籍遂不同矣。” (11) 不仅是同一辈人会出现不同的籍贯，至于子孙辈籍贯不同的则大有人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士子籍贯的甄别难度。
据王毓铨考证：“近代所谓‘籍贯’，在古代实为二事：籍和贯；籍是籍，贯是贯，不可混淆。古代文献里有‘籍贯’二字并列的，但那不是一个词，应读作‘籍·贯’。也间或有作‘贯籍’的，也应同样读作‘贯·籍’。” (12) 王先生认为“籍”只是一种“役籍”，并有多种分类，如明清时期有民籍、军籍、商籍、灶籍等，而且一般来说“籍”是不可变更或很难变更。“贯”则指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户役役籍所在地。但是到了清代，随着政府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特别是“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实施，“籍”仅成为稽核户口丁赋之册，不再是科派差役的役籍，“籍”遂游离而与“贯”结合，成为“籍贯” (13) 。“贯”在《辞海》中的一种解释为“世代居住的地方”，如乡贯、籍贯，则“籍贯”的专项解释便指“祖居或出生地”了。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有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一文对此有不同看法，指出“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并认为“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联系”，“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 (14) 虽然二人观点不同，但都认为“贯”是一个地域性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苏籍进士作为历史地域性群体，即须具备地域、科举双重身份。首先是地域性特征，即必须是古代江苏籍人士。民国《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中所载进士成分比较复杂，有江苏本籍人士，有外籍寄居本省的，也有本籍居外地的，甚至不知何故名列其中的外地人也大有人在。此种现象，是各地地方文献的通病。虽然其中有很多误收、漏收情况，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为江苏进士籍贯的梳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秦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地方行政区划随朝代兴废而屡有变更。隋代徐州郡下辖的鲁郡、琅邪郡（今山东境内）、扬州郡下辖的全椒（今安徽境内）、宁海（今浙江境内）；唐代苏州吴郡下辖的嘉兴县（今浙江境内）；宋代的嘉兴府（今浙江境内）；元代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境内）、河南江北行中书省的归德府（今江苏境内）所属的宿州、亳州（今安徽境内）；明代的松江府（今上海境内）、苏州府下辖的嘉定县、崇明县（今浙江境内）；清代徐州府下辖的萧县、砀山（今安徽境内）；松江府（今上海境内）、川沙厅（今上海境内）；太仓州下辖的崇明县、嘉定县、宝山县（今上海境内）等。这些地方古代属于江苏，今天则属于其他省（市）。因本书所论是古代江苏科举史，自然不应将上述区域的科举活动排除在外，否则将会影响历史的客观性和论述的全面性。
科举取士实施定额制后，中额分配与大、中、小省相关。这里大中小省的区别既与范围大小相关，也与文教水平、人口基数等因素相关。商鎏衍先生说“乡试中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之” (15) 。乡试如此，会试亦然。明清时，会试初无定额，后分卷取士，再分省取士，“以当时应试人数之多寡，临时由礼部行文至公堂查明入场举人数目，并上三科人数中数，题请钦定本科中额” (16) 。省域范围大小、应试人数多少、文教水平高低是影响中额分配的重要因素。在科举史上，江苏乡会试中额本来就覆盖上述地区。江苏在中国科举史上的位置也与之相关。因此，确定江苏籍进士的标准应当是，祖辈居于江苏的自然算是；外地人迁居江苏之二代即可算作江苏籍人；即便不是第二代，但以“寄籍”方式参加省试并中举获进士者也列入。同理，江苏籍人士迁居外地之二代亦不能算作江苏籍人士，但并以“寄籍”方式参加当地科举考试的，亦不应算作江苏进士。
其次是科举者身份必须是进士出身。进士科是历代王朝开考的主要常科。进士这个名称很古老，原来指选拔优秀人才送到朝廷供任用。至隋唐，特指科举科目中的一科。唐代科举以进士科社会影响力最大，不少位高权重者以没有进士出身为终生遗憾。经过发解试或乡试的举子，可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录取后称作贡士。贡士经过殿试，才可称作进士。宋代进士又分正奏名和特奏名两类。故本书所论进士，既包括正奏名进士，也包括特奏名进士，常科与恩科并重。由于各时期的称呼不同，有些“进士”名不符实，如唐代的“乡贡进士” (17) 并非进士出身，须剔除在外。
二是关于江苏籍进士数据统计问题。由于元以前完整的登科录极其稀少，已难睹江苏进士原貌。明清之后，有了进士题名碑等文献，其他史料亦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为整理工作提供了方便。古代江苏是文人荟萃之地，诞生了大量的进士，苏州、常州、南京、扬州、镇江、无锡等地在历代都有非常辉煌的科举记录。然关于江苏籍进士总数的统计却存在分歧，因渠道不一而导致数据不同。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在《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统计，江苏仅有2106名进士可以查询籍贯。显然，这样的体量与江苏作为“科举大省”的地位不太相称。目前，保存江苏历代进士最全一部文献是民国编《江苏省通志稿》卷五《选举志》，其所收录江苏省进士人数为：隋唐五代120人，宋代2286人，明代3079人，清代2966人，文进士总计8481人；武进士共计669人（其中明代190人、清代479人） (18) 。由于唐宋之际登科文献残缺，加之辗转抄录，难免存在讹舛衍漏情况。但作为科举史上第一部集中展示江苏科举题名的文献，其价值不言而喻。
为了提高论述的客观性与系统性，笔者以民国编《江苏通志稿》卷五《选举志》为底本，参校乾隆《江南通志·选举志》、朱希召等《宋元科举题名录·宋历科状元录·附元朝历科状元姓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1）、李望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屈万里《明代登科录汇编》、钱大昕《元进士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陶易《唐代进士录》、龚延明《宋代登科总录》、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龚延明《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朱保炯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等登科录或进士题名碑录文献，辅以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赵所生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陈乃林等《江苏教育史》、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及新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及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宗伟方《宜兴科举考》、金滢坤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等科举研究文献，梳理出江苏省历代文科进士人数为：隋唐五代134人（不含20名年份不详者），宋代2442人，金元代74人，明代3070人，清代2933人，总计8713人。武科进士人数为：唐代2人，宋代26人，明代230人，清代572人，总计830人。由于时间久远，文献搜集难度大，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三是关于武科问题。古之取士，文武并重。既是科举史，理应包括文武两科。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19) ，可视为武举的滥觞。自唐别立一科，谓之武举，与文举相对。商衍鎏说：“唐、宋以来，武科之制，规条节目虽不如文科之详明，然文科两途，历代相沿而分道并进，亦为科举之重选，自明至清行之不废。” (20) 武举因历代统治者执政理念的不同而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状态，宋代右文抑武，武举发展道路坎坷。元代武科中废，到明朝，复唐宋之旧，清代达到巅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始建太公庙，置武学。后代仿效，各立武学。武学生员成为朝廷选拔武进士的重要来源，这与文科“科举必由学校”路径大体一致。武科取士如文科之例，分乡、会、殿试三场，其课试的内容因朝代而异。总体而言，在封建社会中，武举地位不如文科，其制度建设相对粗疏，所举人才在社会影响力有限。受重文轻武观念影响，有关武举题名资料严重残缺，这给相关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书中别立一章，以期勾勒梗概。
古代江苏科举活动的开展并不平衡，时间上呈现出前弱后强之势，地域上呈南强北弱之势。隋唐两代，江苏科举尚处于发轫阶段，参与科举的人数不多、中式率不高，仅有少数地区较为活跃。经过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大发展后，到明清之际迎来了高峰。江南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人人好学尚举，加之明初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江苏社会阶层的流动，苏北地区也迎来了飞速发展期。特别是分卷制的实施，更促进了苏南苏北科举活动的平衡发展。
在江苏科举史上，不少家族科甲联翩，先后有多人登第，出现了一批科举世家、簪缨之族，创造了诸多科举奇迹，也留下了不少科场佳话。研究江苏科举史，揭示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经济状况等对科举活动的影响，还原古代江苏科举活动历史场景，这对总结江苏科举史演进规律，客观评价科举活动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极有价值。挖掘文化遗产，弘扬江苏文脉，更与江苏建立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强化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相孚。
(1) 孙桐生辑，赵荣增重辑：《国朝全蜀贡举备考·例言》，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
(2)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3)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5《选举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8页。
(4)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5) 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2《政术门·户籍》，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6) 王溥：《唐会要》卷76《贡举中·缘举杂录》“开元十九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4页。
(7) 朱瑞熙：《宋代的贡举“移民”及政府对策》，上海嘉定博物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编：《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海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17页。
(8) 参见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绪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页。
(9) 赵翼撰，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馀丛考》卷29《寄籍》，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页。
(10)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清朝进士题名概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7页。
(11) 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考试类》“考试之籍贯”，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6页。
(12) 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第117页。
(13) 参见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6—127页。
(14)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26页。
(15) 商鎏衍：《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16) 商鎏衍：《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17) “乡贡进士”最早出现在唐代科举史料中，指导地方州县官员根据私学养成的士人，经乡试、府试两级选拔，合格者被举荐参加礼部贡院所举行的进士科考试，进士及第以才授翰林学士。而未能擢第者，则称为乡贡进士。
(18)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通志稿》5《选举志》中“第三卷 隋唐宋元进士”“第四卷 明进士”“第五卷 清进士（一）”“第六卷 清进士（二）”“第七卷 武进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3—170页。
(1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7页。
(20)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