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举与江苏武鼎甲
到了明朝，朝廷又重开武举，使武举在选拔将帅的多种途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朝武举制度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前后差异，立国前后至宪宗朝，武举制度形同虚设。公元1367年，吴王朱元璋下令开武科取士，要求“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 (59) 后因战事紧急，未能付诸实施。洪武二十年（1387年），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遭明太祖以“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 (60) 而断然拒绝，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其后数朝，无人言及此事。
明中期后，恢复武举一事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正统中，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员，始命两京设武学以训诲之。” (61) 正统六年（1441年），监察御史朱鉴上《请开设京卫武学疏》，建议朝廷立武学，兴武举。英宗采纳建议，“南北京并天下边卫俱设武学，以教武臣子弟，使知忠君孝亲之道，用兵制胜之术” (62) ，武学开始解禁。从明代历史上看，武学生员来源较为单一，多为官宦子弟或隶属军籍之子弟，其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比较低下。叶梦珠《阅世编》卷二载：“凡应武举科乡试者，虽谓之武生，要皆学业粗疏、负材矜气之子弟。或原属军籍而学书不就者，则习武经，学弓马，中式则为武举，不中则依然齐民耳，无所谓武生员也。” (63)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武举质量不高，与武学生源单一不无关系。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再颁诏令，“立武举法”， (64) 包括参考人员、乡会试两级考试形式、武举考试内容、录取标准、俸禄及中式后除官等均有详细规定，标志着明代武举的正式开启。“明初立法，教养有武学，科目有武举，黜陟有武选，始之所用世荫为多。” (65) 虽然武举开科，但只是偶尔为之，影响不大。但以立法形式确立其地位，对后代武举的发展影响甚远。
明代武举制度的确立，当在弘治年间（1488—1505），此后逐渐完善。据《大明会典》卷一三五《武举》载：“弘治六年，定武举试策二道，文理优、韬略熟及射中式者升二级。文不甚优、射虽偶中，止升一级。虽善行文，射不中式及射虽合式，策不佳者，俱暂黜以侯再试。……后每六年九月一次考试，军卫有司，果有才堪应举者，听于应试之期，礼送赴部。” (66)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一是“每六年九月一次考试”，使得武举考试时间开始制度化，武科科次有了依据。二是考试内容中武艺与理论并重。先试对策，后试弓马，且规定“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将对策提升到重要位置。三是确定除授档次标准。策略优良、弓马中式者，则升署职二级；策略稍次、弓马中式者，则升署职一级。其他一律“暂黜以候再试”。弘治十七年（1504年），兵部尚书刘大夏上《议行武举疏》，请改为三年一试，并提高礼仪规格，并奏准武举仿文举事例出榜赐宴。明武举三年一次渐成定制。
明代武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时间定于在子、午、卯、酉年的十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天举行。正德三年（1508年）的《武举条格》规定：“每遇文举乡试之年，预行两京十三省，有能究极韬略、精通武艺，堪应武举者，具报所在官司，军卫送都司，有司送布政司，从抚、按同三司考试，无三司者从抚、按考试。” (67) 乡试由巡按会同三司官主持，地点在各省布政司。乡试考试分三场进行，首场试骑射，二场试步射，三场试策二道、论一道，于文场试之。正德十四年（1519年）始定，首场验骑射，以35步为则；二场验步射，以80步为则；三场仅“试策一道”，程文难度有所降低。中式者，取得会试资格。会试在次年四月于京师举行。《大明会典》卷一三五《武举》载：“三十二年议准，三次乡试中式武举官生，查照文举会试事例，免其再试，径许赴京会试。” (68) 会试由兵部堂上官和京营总官主持，翰林官二人为主考。会试考三场，考试内容与乡试相同：首场试骑射，二场试步射，两场俱在京营将台前较阅。三场试策两道、议一道，于文举场内举行。武会试中式者称武进士，第一名称“会元”。中式者编成《武举录》，张榜公布于兵部门口。
明代武举大部分时间只有乡试和会试，殿试到明末才出现。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帝亲执殿试，“乃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举殿试自此始也。” (69) 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总共才开过5科。殿试主试弓马武艺和对策问答，先试弓马武艺，再试策文。殿试结果的甲次划分一如文科进士。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顶峰时期，武举制度也较为完善。天顺八年（1464年）所颁布的《武举法》、正德间（1506—1521）颁行的《武乡试条例》等成文立法，对武举制度化、规范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由于明代武举入官品级不高，大部分武举出身者只能任职低级军官，这也影响了明代武举的发展势头。
明代武举武进士录取人数初无定制，少则一、二人，多则六、七人。嘉靖间（1522—1566）内忧外患，进士人数以百名为率，达到峰值。录取地域上，仿效文科南北榜，分边方（边疆）和腹里（内地），按“边六腹四”比例取人。明朝武进士数量，目前尚无完整的统计。据王鸿鹏《中国历代武状元》一书统计，“终明一朝似应产生约4000名武进士”， (70) 并统计出江苏明代武进士有姓名可考者有197人，惜乎未详。《江苏通志稿》卷五《选举志·明清武进士》中共收199人 (71) ，田显三等9人及第时间不详或存疑。笔者在此基础上参校省内各府县地方志，共统计出明代武进士230人（部分府县志中未明确“武进士”一类，无从考证。一些标“武科”，未区别乡试、会试人员者，也未计入）。其中13人为武状元，张如兰、徐国全因“第一”材料不足，暂不纳入状元数据。这在江苏武举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说明江南人对武举的偏见有了的改变。兹将明代江苏武举鼎甲人物简介如下：
许泰字志道，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弘治十七年（1504年）甲子科武举会试第一（明代崇祯四年始行武举殿试，钦定一甲三人，故此前武会试第一即为武状元，下同）。《明史》本传载：“许泰，江都人。都督宁子，袭职为羽林前卫指挥使。中武会举第一，擢署都指挥同知，寻充副总兵，协守宣府。” (72) 《明孝宗实录》一四五载：“宁，字志道，直隶江都县人。正统末，以御虏功由舍人升为锦衣卫正十户。己而袭父职为羽林左卫指挥使，以荐升署都指挥使佥事，守御柴沟堡。成化初，充大同游击将军。累立战功，升署都指挥同知。六年，升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延缓十八年，升都督同知，仍充总兵官，镇守大同时，虏众入寇，兴鏖战二十日一夜，虏解去，降勑奖。” (73) 正德六年（1511年），参与镇压霸州刘六、刘七等起义，进署都督同知。深受武宗宠幸，被封为义子、赐国姓，戍守京城。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命许泰领敢勇营，权倾一时。擢都督佥事，升任左都督（正一品），封为安边伯。世宗即位后，朝廷大臣对许泰交相弹劾，致其下狱，后改判流放充军戍边，死于戍所。《国朝献征录》卷一百十有传。 (74)
周乾，一作周旋，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武举会试第一人。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嘉靖十一年，周乾，《琐事》作旋，由本学举乡试，中壬辰科会试、殿试第一人。居得元之始。” (75) 一说，此科武状元为山西沁水西文兴村柳大武。
章黼，淮安（今江苏淮安）人，一说浙江宁海人。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乙未科武举会试第一人。万历《淮安志》载：“章黼，淮安卫正千户。嘉靖十四年中武状元，历官福建行都司。” (76) 状元及第后，官至福建行都司，余事不详。同榜还有二位：一是会试第三人乔基，精于骑射，世袭扬州卫指挥佥事，累官京营参将。嘉靖间，抗击倭寇屡建战功，复授苏松参将。未几病卒。另一是会试第五名，抗倭名将俞大猷。
尹凤（1523—1598）字德辉，别号在竹，江宁（江苏南京）人。《明史》本传称：“凤早孤。读书，娴骑射。嘉靖中举武科，乡、会试皆第一。” (77) 同治《上江两县志》称：“二十五年，尹凤丙午解元，丁未会元、状元。” (78) 《国朝献征录》卷一百八《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尹公凤墓志铭》载：“公讳凤，字德辉，别号在竹。……公蚤孤，有奇志。贯穿经史，谙兵法骑射，举武科乡会试，皆第一榜出。” (79) 状元及第后，除授中都留事，镇守福建，旋升都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浙江都司佥事，晋福建参将，分守福兴、泉、漳等处。奉命抗击倭寇，屡立奇功。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充福建都司，铲平巨盗曾一本，造福一方。隆庆五年（1571年），任浙江都司，擢徐宿归德参将，镇守苏松。神宗登基后，晋升后府都督佥事（正二品），提督京城巡捕，京城内外相安无事。50岁时辞官归乡。尹凤精通兵谋，慷慨好施，且能急流勇退，深得时人拥戴。子尹邦宪，万历五年（1577年）武进士，官至湖广郧襄参将。
袁士，一作袁元，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科武会试第一人。同治《上江两县志》载：“二十九年，袁士会试、殿试皆第一人。” (80)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中武乡试，五年后庚戌科会试第一。余事不详。
文质字东进，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一说蕲水县（今湖北）人。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间（1522—1528）中武举乡试，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癸丑科兵部武举会试第一。同治《上江两县志》载：“三十二年，文质会试、殿试皆第一人。” (81) 《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己巳，武举开科，取文质等90名”。 (82) 官至锦衣卫都督。
董永燧，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四年（1576年）丙子科武举会试第一。同治《上江两县志》载：“万历四年，董永燧状元。官河间守备，擒贼有功，转任宁、绍、杭、嘉参戎。拒倭获通蕃人，擢任惠、潮。获盗升副总兵。积劳卒。” (83) 状元及第后，历任河间守备，转任多地为官，晋升为副总兵。终因积劳成疾，病死戍所。
解元字汝庆号荆樵，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武举会试第一人。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十一年，解元字汝庆，号荆樵，留守卫指挥使（解）道之裔孙。会试、殿试第一人。性至孝，割股救母。守正不苟，工诗，仕至山西副总兵。” (84) 此榜武状元另有记载说是江苏山阳人叶允武。
叶允武（？—1584？）字健庵，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武举会试第一人。《淮安府志》卷二十八《叶恩传》载：“子允武，字健庵，邑廪生。时文学员，例得入武闱。允武后中万历十一年武进士第一。” (85) 状元及第后，未仕而卒。
陈大猷，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武举会试第一人。康熙《吴县志》卷八《武科年表》载：“万历十四年丙戌，陈大猷榜。陈大猷字文绩，锦衣卫人，历官南赣参将。” (86) 同治《苏州府志》载：“万历十四年丙戌陈大猷榜，吴陈大猷文绩锦衣卫籍状元，南赣参将。” (87) 武状元后，升都督佥事，官至南赣参将。
顾凤翔字振羽，青浦（今上海市）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武举第一人。一说万历十年（1582年）壬午科武举第一人。自幼习武，健壮有力。后游历京师，受雇邸报。占籍后中武科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 武科会试，以状元身份及第。曾在福建、广东为官，后官至四川总兵。时奢崇明作乱，守御甚力、镇压有功。奉朝廷之命，统川兵赴援辽东，再任边疆统帅，功绩卓著。
黄钺（1565—1643）字长白，又字赓材，号钟山伯度，行瑞八，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武科状元。同治《上江两县志》载：“二十六年，黄钺号长白，锦衣卫籍。会试第一人。仕至南京都督佥事。事母孝，事兄如父……功绩卓异，享年七十八。” (88) 黄钺世袭祖父黄卷锦衣卫从军，状元及第后，历官安顺府守备，潮州、海南参将，升广西总兵，擢授南京都督佥事（正二品），提督云南、贵州军务，加封左柱国、南京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等。一说此科武状元为安徽泾县人赵应时。
解学熊，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万历（1583年）癸未科武状元解元之孙。崇祯元年（1628年）武进士，会试、殿试第二人。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崇祯元年，解学熊，元之孙。会试、殿试第二人，作探花者，误。” (89) 解元、解学熊，一为武状元，一为武榜眼，祖孙武举鼎甲，在明朝实属罕见。
张如兰字德馨，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张如兰，世南京羽林左卫千户，官至淮徐漕运参将。好学，博极群书、古今利弊。在陪京，条议咸见诸用。饬身励行，勤准古人。相传中第一人，其为乡、为会难疑定也。” (90) 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中第一人”是乡试还是会试已难考证，官至淮徐漕运参将。为防遗漏，故录之。其子张可大，善骑射，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武进士，为明朝著名忠节之臣。《明史》本传载：“张可大，字观甫，应天人。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举万历二十九年武会试，授建昌守备。迁浙江都司佥书，分守瓜洲、仪真，江洋大盗敛迹。……天启元年以都指挥使掌南京锦衣卫。六年擢都督佥事，佥书南京右府。崇祯元年出为登莱总兵官。……以勤王功，升都督同知。” (91) 同治《上江两县志》有传。张可大博学多才，好学能诗，有儒将之风。
徐国全，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明代中山王裔孙。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徐国全，中山裔。两中武举。死辽阳。” (92) 至于是武举乡试第一还是会试第一，已难查证。据《明光宗实录》载，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命徐国全为辽东都司佥书，死于任所。
明代武举从天顺八年（1464年）正式设立，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终止，共举行49科，已知的武状元有52人，其中江苏最多13人，浙江10人，安徽4人，陕西、江西、福建各3人，湖北2人，云南、河南、河北、山西、上海、湖南、广东各1人。南方共有39人，约占总数的87%，北方仅有6人，约占总数的13%。明代文科状元数，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福建11人，安徽6人，山东4人，广东、上海各3人，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各2人，四川、湖南、北京各1人。南方共78人，北方共11人。 (93) 两者相较发现，明代文武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特点 (94) 。这与明代为应对倭寇的侵袭，沿海居民注重习武的社会风气相关，也与南方武学兴盛为武状元提供了良好的受教育条件相关。
从及第后除官情况看，明代重文轻武，武举除官职位低下，升迁艰难。武举应试者主要是两种人：一是武学官生，主要是武臣的子弟。他们既可从武举考试入官，亦可走荫袭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武学主要教授《四书》《武经七书》《百将传》《大诰》《武臣历代臣鉴》等内容，与宋代武学重武艺不同，明代武学更重儒学，有明显重文倾向。二是现役武职人员，即精通韬略武艺而“身家无碍者”的军籍。据郭培贵先生统计，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科军籍进士为54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5.4%；宣德五年（1430年）庚戌科为19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9%；八年（1433年）癸丑科为17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7.2%；正统元年（1436年）丙辰科为19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9%；四年（1439年）己未科为24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24.2%；十三年（1448年）戊辰科为42人，占该科进士总数的28%；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科为60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29.9%；五年（1454年）甲戌科为104人，占该科进士总数的29.8%；天顺元年（1457年）丁丑科为102名，占该科进士总数的34.7%；四年（1460年）庚辰科为40人，占该科进士总数的28.2%。“上述统计数字表明，宣德、正统间军籍进士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景泰以后长期保持在30%上下的比例，成为明代社会流动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95) 虽然军籍武进士群庞大，但并未改变其授职偏低的状况。明代武举出身的官员多为中下级军官，武举中式者虽跻身仕途，在行伍间也待遇甚低，多战死沙场或终为军中小吏。不仅如此，武举进士群体在明朝庞大的武官集团中占比很小，始终不能在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地位不高。这与明代文科“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待遇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