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江苏书院与科举活动
书院俗称“洞学”，始建于唐，兴起于宋，复兴于元，盛于明清，是私学的重要形式。据唐人苏师道《司空山记》载：“司空宅在山之西，去观一十里。今殿宇有像，坛井基图，宛然在焉。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 (177) 这是史上有关书院的最早记载。作为民间学术与教育机构，书院集图书收藏、校对出版、教学研究、文化交流诸功能为一体，以优质的师资和灵活的办学形式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培养了一批可造之才。从书院发展历史看，书院在出现之初属于私学，元代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参与到书院的创办与管理之中，书院的官学化色彩渐浓。
一 宋代江苏书院的兴起
江苏书院在唐五代尚未创立，北宋时也较冷寂，仅有金坛茅山书院、泰州晏溪书院、无锡龟山（东林）书院、如皋王俊义书院、邳县敬简书院 (178) 等5所书院。这在北宋可考的73所书院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179) 关于书院兴起的原因，朱熹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180) 吕祖谦也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百十人。” (181) 二人都指出了官学资源不足，难以满足士人读书的需要，书院才应运而生的事实。此时书院，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培养目标，与地方官学并无本质的区别。
茅山书院坐落在江宁府茅山后，初为处士侯遗所建，是北宋初期全国八大书院之一。据至正《金陵新志》引《庆元志》载：“天圣二年，知府王随奏处士侯仲逸于茅山营葺书院，教授生徒积十余年，自营粮食。望于茅山斋粮，所剩庄田内给三顷，充书院赡用。” (182) 处士侯遗在无政府资助的情形下，建茅山书院，开馆授徒，长达十余年，其性质有类民间私塾。柳诒徵先生也说：“江苏当北宋时，惟茅山有侯遗自创之书院，虽拨官田，殆犹家塾。” (183) 由于史料缺失，当年的教学情况已无可考证。仁宗皇帝闻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赐院田三顷“充书院赡用”，以资鼓励。侯遗去世后，书院遂废，后为道观所据。湖湘学派张栻再传弟子、金坛人刘宰（1165—1239），辞官归隐故里。于端平（1234—1236）间在附近的三角山重建茅山书院，从事讲学，传授湘湖学派理学思想。至顺《镇江志》载：“茅山书院，在金坛县南五里顾龙山之麓。宋天圣中，侯先生仲逸创建于三茅山，后为崇禧观所据。端平中，漫塘刘宰再创于三角山，寻复废。淳祐中，总领兼郡王埜乃草创。开庆间，复为势家所夺。咸淳七年，乃徙建今所。” (184) 作为江苏境内的第一所书院，茅山书院在江苏教育史上的开启之功是不可忽视的。
无锡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南门保安寺，在江苏省内最负盛名。书院始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由地方官员李夔资助杨时所建。书院环境酷似庐山东林寺，故名东林书院。杨时（1054—1135）字中立，号龟山先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熙兄弟的嫡传高足。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同为“程门四弟子”。杨时在东林学院讲程氏理学学长达18年之久，影响深远。无锡喻樗就是其嫡传弟子，著名诗人尤袤曾拜喻樗为师，又曾随杨时游学。东林书院开宋、元江苏理学先导，成为宋代理学在东南地区主要传播中心，被誉为“洛闽中枢”。因杨时号龟山，故后人将东林书院称为“龟山学院”。
仁宗朝，泰州有晏溪书院，位于东台西溪镇。相传北宋三相吕夷简、晏殊、范仲淹都在西溪做过盐官。嘉靖《惟扬志》载：“宋晏殊书院，在泰州治东北西溪镇之西南，晏元献读书所。” (185)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亦载：“晏殊字同叔，抚州人，尝官泰州西溪镇，民思不忘，改名晏溪镇。有书院、南风亭，皆殊建。” (186) 晏溪书院原名西溪书院，大概晏殊为宰相后，当地人为纪念他故改为此名。书院讲学活动，史书与地方志均未有记录。此为泰州最早之书院，约二百年后，州守程公垓始建安定书院。
王俊义（一作乂）字尧明，泰州如皋县人。宣和元年（1120年）以太学上舍选奏，徽宗擢为第一。授国子博士，改太学博士，进吏部员外郎，迁右司员外郎。嘉靖《维扬志》卷七《公署》载，王俊义读书院“在如皋县西北水泽中。宣和元年，俊义上舍释褐第一人”。 (187) 余情不详。总之，北宋时期江苏书院数量不多，存在时间不长，书院规制亦不健全，书院与科举活动的关联也缺少记录。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理学家们更加重视教育，借助书院讲学以扩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赵宋朝廷或赐额、赐田，或任命山长、教授，为书院的壮大提供了物质与精神支持。苏州鹤山书院、江宁明道书院、丹徒淮海书院，都曾有过皇帝赐额的荣誉，这也激发了民间力量兴办书院的热情。据《江苏通史》（宋元卷）统计，南宋之时，江苏境内的计有17所，包括江宁明道书院、南轩书院；长洲和靖书院；吴县鹤山书院、学道书院、文正书院；金坛龙山书院、申义书院；丹徒淮海书院、濂溪书院；无锡遂初书院；武进龟山书院；泰州安定（胡公）书院；泰兴马洲书院；昆山玉峰书院；溧阳金渊书院；阳湖城书院 (188) ；加上宜兴东坡书院，共18所。另有观点认为，南宋江苏新建7书院，共23所。 (189) 这些书院的设立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也推动了理学的传播。
金坛申义书院是一所典型的由家族创建而润泽族人子弟的家族书院。至顺《镇江志》载：“申义书院，在金坛县之希墟。宋邑人太守寺丞张镐建。” (190) 嘉定《镇江志》卷十载：“金坛县申义书院在希墟，前太府寺丞张镐，参政文简公纲之孙，以其居去庠序远，因建书院，招名师，合族之子弟教之，且拨田为经久计，邑人刘宰为取《孟子》‘申之以孝悌之义’名之。” (191) 太府寺丞张镐因居处离学校太远，不方便族中子弟就学，故建书院、延名师以教之。
南宋时镇江有两座书院：一是淮海书院。至顺《镇江志》卷十一载：宋淳祐八年（1248年），太常寺卿、高邮人龚基先“悯乡士修藏无所，首建创书院，以教养之”。 (192) 初设于北固山西麓凤凰池，后迁至府治西南斜桥之儒林里，曾得理宗赐额。又，《续文献通考》载：淮海书院“在丹徒县治西，宋南渡后，淮士多寓京口，因建书院，为讲学之所，故名”。 (193) 淮海书院初为“乡士修藏”之所，南宋时则用于因金兵南侵而流散于镇江的两淮士人研习儒学，开创了镇江理学学术研究与教育的先河。二是濂溪书院。据至顺《镇江志》载：“濂溪书院，在府治东南定波门内，为屋凡十有七楹。初，书院在鹤林门外黄鹤山下，宋宝祐中，郡守徐栗建。以奉元公、以处四方之士。” (194) 书院因为纪念寓居镇江的北宋哲学家周敦颐（自号濂溪）而建，后成为理学研习与传播的策源地之一。在理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明道书院位于江宁府城镇淮桥（今南京市中华门）东北，是南京城内设立最早、规模最大，也是南宋规制最完备的书院。至正《金陵新志》卷九载：“明道先生程子，师濂溪先生周子，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尝为上元主簿，且摄县事，政教在人，思之不忘。淳熙初，忠肃刘公珙祠于先生学宫，朱文公为之记。绍兴间，主簿赵师秀来居其官，即厅事西偏绘像祠之……聘名儒以为长，招志士以共学，广斋序，增廪稍，仿白鹿洞规，以程课讲，士趋者众。理宗闻而嘉之，亲书‘明道书院’四大字为额。” (195) 书院因纪念理学家程颢（私谥明道先生）而建，淳祐元年（1241年），郡守吴渊构屋建院，宋理宗亲笔题写“明道书院”匾额，规制始备。其规程礼仪与庐山白鹿洞书院相仿。书院延聘名儒为山长，著名医学家陈处厚爱（约1190—1270）曾任该书院医学教授。又接程颢五世孙，馆之宫宇，迎就教育，供其衣廪，为之立后。宝祐四年（1256年）和开庆元年（1259年），理学家马光祖两度为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于明道书院讲学，听讲者达数百之多。吴坚、胡崇、张显等均在此开堂会讲身心性命之学，一时间前来求学的人数大增，盛极东南。曾任山长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时，有卷专记明道书院之事。 (196)
南轩书院位于江宁府城天禧寺后面，原为南宋著名学者张栻（1133—1180）讲学修建的精舍。“祠南轩先生张栻。本设精舍，后移城东，今为书院。” (197) 张栻受业于湘湖学派创始人胡宏门下，主持岳麓书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南轩书院是张栻在江宁讲学场所，淳祐、咸淳年间（1241—1274），地方官员祭祀张栻，扩建为书院。
安定书院，为北宋教育家胡瑗（安定人）讲学旧址——经武祠创建而成，又称安定讲堂。据道光《泰州志》卷八载：书院“在州治西泰山前。宋宝庆二年，守陈垓于泰山左建堂一楹，祀胡瑗，匾曰‘安定书院’”。 (198) 《江苏书院志初稿》对此有详细说明：“泰州安定书院，在州治东。宋提举陈垓创于方洲泰山之间，以祀胡瑗，岁久废。成化间，提举陈选，塑像儒学中，娄谦迁于小西湖上。弘治五年，判官方岳移今地。嘉靖间，知府王臣重建。又名泰山书院。” (199) 南安定书院是江苏省最古老的书院之一。移现址后屡经扩建，明代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两次主持书院教事。
和靖书院是苏州最早的书院，原为祭祀尹焞专祠。正德《姑苏志》卷二十四载：书院“祀宋尹肃公。初，公读书于虎丘西奄，题斋曰‘三畏’。嘉定七年，士人黄仕毅请于知府陈希，绘像祀之。端平二年，胡淳请即其地为学，仓司曹豳因奏立书院，以‘和靖’为额。” (200) 刘宰《重建和靖书院记》亦载：“秘书丞永嘉曹君提举常平茶盐事于浙西，一日领客登虎丘，致敬于先正和靖先生尹公焞祠下，慨然有怀。初先生退自经筵，来馆于此，犹榜曰‘三畏斋’。其持敬不倦如此，后以其壻居会稽，近以就养，殁葬其地。嘉靖中，郡守陈若芾始因郡人黄士毅等人请，即三畏斋之旧，绘像建祠。” (201) 尹焞（1061—1132）字彦明，洛（今河南洛阳）人，师事程颐，获赐“和靖处士”称号，书院之名由此而来。
学道书院，“为吴公偃立，初工府城东北隅。宋咸淳五年，知县赵顺孙，营度武状元坊北普贤子院故址，未成去。黄镛继之，奏以‘学道’为额。选言氏与先贤后及民间俊秀教之。” (202) 书院原是祭祀“东南学道之宗”吴公言偃之所。民国《吴县志》记载：“学道书院，祀吴公言偃，初在府城东南隅，旧长洲县学南。” (203) 陈宜中《平江府学道书院记》说：“昔者夫子讲道齐鲁三郊，从游皆北方之士，由句吴之墟登圣门者，独吴公子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兴，崇尚文治，吾夫子之祀遍天下。虽以关洛大儒，乾淳诸老，得圣学于千载之后，凡其过化之乡，悉示表彰。存矜式吴，今为辅郡，公实东南学道之宗。邑故有祠，紫阳先生尝记之矣。” (204) 吴人以吴公偃为学道之宗，故设祠祀之，以表崇敬怀念之情和兴学重教之意。
要言之，南宋书院已遍及苏中、苏南地区，尤江南为盛，苏北地区则相对稀少。《续文献通考》卷五十载：书院“至理宗尤黟。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丹徒道州有濂溪书院。” (205) 唯不及徐、淮之地，这也与当地崇文尚学之风不浓有关。
二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
元代初期，江苏境内的许多书院或毁于兵燹，或多为寺庙所侵夺。如，淮海书院“至元二十七年，为甘露寺僧所夺。山长郭景星力诉有司，弗胜，就民居以肄诸生”；濂溪书院“为鹤林寺僧撤毁，并有其地。山长徐苏孙再创于皇祐桥之南”。 (206) 随着元廷文教政策的改变，允许士人隐居不仕，或自办书院，并禁止官员使臣军马骚扰，书院的生存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中统二年（1260年）六月，忽必烈下诏曰：“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 (207) 此诏保护了一批书院，在蒙古大军南征过程中免遭焚毁或抢劫。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军入域，平章阿珠占居明道书院，军士舁弃圣像野中。书院儒人古之学等诣丞相淮安王前，告给榜文，还复书院房屋、租产，招安秀才。当奉钧旨，令书院依例复旧。由是诸学弦诵不辍。” (208) 试想如果没有这道禁止诏，平章阿珠对从书院抢占的房产及财物会“依例复旧”？至元二十八年（1286年），忽必烈又诏：凡“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材辈出矣。” (209) 书院设置不仅受到朝廷认可，且教官及生徒的待遇也与官学无异，这极大地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元人许有壬曾自豪地说：“我元戡定伊始，即崇文教，南北既一，黉舍遂遍区宇，渐濡百年，而书院之辟，视前代倍百矣。” (210)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元代406所书院中，有282所是新建的，124所是兴复旧有的书院。” (211) 这对一个不满百年的朝廷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可见元代书院发展势头之迅猛。
元代江苏新建书院18所，重建书院7所，共计25所，位居全国第5位。 (212) 复建或重建的书院，如镇江淮海书院，在元贞间（1295—1297）教授黄一龙于府治西南斜桥之儒林里重建。濂溪书院在大德九年（1305年）在州治东南定波门内重建。 (213) 金坛茅山书院，南京明道书院、南轩书院，苏州和静书院、学道书院、文正书院等也得到了恢复。新建书院中，有江宁昭文书院、江东书院，苏州甫里书院、鹤山书院，常熟文学书院，江阴澄江书院，昆山玉峰书院等。个别书院，如金坛的申义书院，为宋代所建，元代就再未得到恢复。
至治元年（1321年），江宁人王进德“买宅一区，割田九顷，创建江东书院，朝赐以额，设官掌其教。仿范文正公义庄规制，以赡亲属”。 (214) 书院位于府城盐仓街，南临秦淮河。著名的理学大师程端礼（1271—1345）曾任山长，“以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 (215) 泰定元年（1324年），也孙铁木儿亲自赐额“江东书院”。朝廷的嘉奖，进一步提升了江东书院的地位。程端礼仿《朱子读书法》，制订《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指导学生自习。这项《日程》后由中央国子监颁示郡邑校官，成为学者遵从的范式。李国钧称：“由于它集中体现了书院读书讲学的精神，所以一直被书院教学所采用。” (216) 此外，程端礼还撰有《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阐明朱子读书之法内涵，用以指导书院学生自学。可以说，正是程氏这两份书院规章，奠定了江东书院在书院史上的崇高地位。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亦在此授课，并指导时任山长王进德制订办学方针——“义塾规制”，使江东书院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元代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书院之一。
昭文书院在江宁县湖熟镇，梁昭明太子曾筑读书台于此。原名昭文精舍，元至元间（1336—1340）更名为昭文书院。乾隆《江南通志》卷九十载：“昭文书院在江宁县湖孰镇。梁萧统宴游之地，有‘东湖读书台’。宋咸淳中方拱辰扁曰‘昭文精舍’。元至元中定额‘昭文书院’。今无存。” (217)
甫里书院，位于苏州长洲县甫里镇（今甪直镇），后迁虎丘下塘。正德《姑苏志》载：“唐鲁望先生之故第，在府城东南。元元统二年，裔孙德原请于郡，以自己訾建书院。有宣圣殿、明伦堂，大、小学二斋，设山长主教事。” (218) 同治《苏州府志》亦载：“甫里书院在虎丘山下塘，旧在长洲县治东。初，元至顺中，总管钱光弼因唐陆龟蒙故居奏建书院于甫里。元统二年，龟蒙裔孙德源移建于郡城，而增广焉。并建龟蒙专祠，有宣圣燕居殿、明伦堂、大小学二斋。设山长，主教事。乾隆四十九年，裔孙肇域移建今所。咸丰二年毁。” (219)
文正书院在吴县治东北禅兴寺桥西。院址前身，原为范氏后人祭祀范仲淹的范氏宗祠（范义庄）。同治《苏州府志》载：“文正书院在吴县治东北禅兴寺桥西，宋咸淳十年，知县潜说友奏建祠于义宅之东，祀公及公四子，拨公田三百余亩，以公大宗子孙主奉祠事。元至正六年，廉访佥事赵承僖、总管吴秉彝奏改祠为书院。不设教官，以公嫡嗣主之。” (220) 李祁《文正书院记》云：“咸淳甲戌，郡守潜公说友，始请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孙亦世守之，不废。然而未有书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吴公秉彝建议，请以书院易祠。令宪赵公承僖按行吴中，是其议遂得请于行省。行省上之中书，中书议以兹事有关世道，且不设教官，而以其子孙之居嫡者，世主之。于事便乃下，从其请。公八世孙文美，适主祠祀事，专力殚虑，改制增扩。” (221) 院名“文正”二字，除祭祀舍菜先圣、奉祀先贤的祭祀功能之外，它还多一个供奉的任务，即奉祀先祖范仲淹。
鹤山书院，“在南宫坊内，宋魏文靖公了翁赐第也。公蜀人，仕至参知政事，学者称为鹤山先生。端平三年，理宗亲书‘鹤山书院’四字赐之。元至顺元年，曾孙起，即故居教学奉祀。” (222) 元人虞集《鹤山书院记》云：“魏氏曾孙曰起者，隐居吴中，读诏书而有感焉曰：‘今天下学校并兴，凡儒先之所经历，往往列为学宫。而我先世鹤山书院者，临邛之灌莽莫之剪治。其侨诸靖州者，存亦无几。而曾大父实葬吴中，先庐在焉。愿规为讲诵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学。虽然，不敢专焉。’泰定甲子秋，乃来京师，将有请焉。徘徊久之，莫申其说。至顺元年八月，皇帝在奎章之阁，思道无为博士，何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传之学，与其孙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题‘鹤山书院’著记以赐之。” (223) 虞集《魏氏请建鹤山书院》也载：“起将告于有司，上请于朝，以先人之居，分籍在已者，规以为鹤山书院，请得与明师良友，讲求其所传。” (224) 元文宗命虞集题“鹤山书院”，并作《鹤山书院记》。
澄江学院，是江阴最早的一座书院。位于江阴县布政坊巷西南，由州人蔡以忠创建于元至正间（1341—1368）。江阴古称暨阳，故澄江书院又称暨阳书院。“在江阴县布政坊巷西南。元至正中，里人蔡以忠以别业立义塾。事闻于上，赐额曰：‘澄江书院’，设山长。其讲会之所曰‘德义堂’。后圮，其遗址今为关壮缪祠。” (225)
书院能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其生源没有官学那样严格的限制，教学内容能够将主业的经史教育与专科教育结合起来，这使得其教育形式更加灵活，更具吸引力。宋元两代书院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是家族型书院，主要是用于教育家族成员的子弟及乡人。金坛申义书院即为典型。书院创办者延请名师，合家族子弟而教之，具有家族私学教育的特色。文正书院也是家族书院，其前身是北宋范仲淹所建范氏义庄。范氏《义庄规矩》中就明确规定以恤养的方式惠泽每一个族人。教养结合，教养子弟行之以礼同时，培养优秀子弟，借科举之途光大门楣，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壮大宗族。邓洪波《中国古代家族书院简论》一文指出：“家族书院相对于学者个人读书、治学的书斋、书院而言，它有服务于整个家庭、家族的‘公众性’与‘开放性’，但这种‘公众’与‘开放’，也就仅止于由血缘维系的一族一姓而已，相对于以地缘维系的村社书院而言，又显得十分有限，而只得以‘一姓之私’以名之了。” (226) 此类书院所收对象主要是家族后代成员，这与办学经费由家族列支相关。
二是乡里书院，或称村社书院。在元代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是元代书院的主体。创办者或为官员，或为士绅，一般都建在其家乡。书院教学对象既包括家族子弟族人，也包括乡人子弟。茅山书院即是乡里书院的典型，侯遗在此教授生徒，积十余年，大大方便了乡人子弟读书受教育。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孔元虔兄弟在其孔家祖师堂附近建马洲书院，收族人子弟及乡邻子弟入学。兄弟二人长期坚守书院，教学不辍，泽被乡邻。此外，甫里书院是钱光弼在陆龟蒙故居基础上创办的，主要用于教育乡里弟子。苏州城北的学道书院，选言氏子孙及民间优秀子弟入院读书。蔡以忠创建澄江学院，“以别业立义塾”，其目的也是教化乡邻。凡此等等。在中国书院史上，家族书院和乡里书院数量最多，它们共同承担着社会基层的普及教育任务。文风日盛，学子日多，既是这类书院创设的动因，更是其创设的成效。
三是理学传播中心。书院和理学的一体化，是南宋书院发展的最大特点。“书院与理学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形成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关系形态。理学成为书院之精神，书院成为理学传播及传授的基地，故而书院教育受理学影响极深，‘传道’‘明道’遂成南宋书院教育的共同风气。” (227) “讲道”和“读书”是省内明道学院、南轩书院、淮海书院、濂溪书院、江东书院等的共同特点。宋元两代，在江苏境内主持书院工作或传播理学的大师有程颢、杨时、张栻、程端礼、吴澄、尹焞、马光祖、刘宰、吴坚、胡崇、张显等人，集中了北方二程洛学和南方朱熹闽学两派传人，他们所到之处，皆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书院便成为其学术与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
四是私人藏书所在。书院出现之初就富有著述、藏书、刻书、祭祀、教学等功能，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书院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类图书文献集中起来，并通过抄写、刊刻、购置等手段不断丰富藏书，使得书院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无锡遂初书院堪为典型。书院的创办者无锡人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是南宋著名诗人和藏书家。从官场退隐后，在惠山麓建遂初书院抄书、藏书，聚徒讲学。其好友杨万里在《益斋藏书目序》一文回忆道：“盖延之每退，则闭门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诸女亦抄书，不惟弟子抄书而已矣……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矣。” (228) 书院中的藏书楼叫“遂初堂”，取孙绰《遂初赋》名，由宋光宗赐书匾额。院中有3万余册珍本、善本古书，尤袤将之编为《遂初堂书目》一卷，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著作，对于地方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是纪念乡里或家族名贤场所。据《盐城县志》载，陆公书院在建阳镇，相传为陆忠烈公读书处。另据《如皋县志》载，王俊义（乂）书院在县治西北水泽；丁天锡书院在密之河。邳州之敬简书院，即以祀仲弓处名。这些书院都是以名贤为号召，传承名贤精神，激励后辈学子，并不聚徒讲学。柳诒徵说：“至陆忠烈读书故址，及王俊义丁天锡等之书院，虽传自宋始，徒以景仰名贤、标榜家塾，非若他书院之讲学养士。” (229)
在宋代，科举成为选官最主要的途径，“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 (230) 由科举入仕为官，极大地增强了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力，当然也包括对书院教育的影响与渗透。作为官学的延伸或补充，书院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官学的角色，成为科举考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首先，从教学内容上讲，宋元书院均以理学为主。这与官学几无差异，使得那些想参加科举考试而又进不了官学的士子又多了一条受教育的渠道。北宋前期，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有：“《诗》《书》《易》《左传》《谷梁传》《公羊传》《礼记》《周礼》《仪礼》、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谷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 (231) 朝廷颁发给地方官学和书院的《九经》包括《诗》《书》《易》《左传》《谷梁传》《公羊传》《礼记》《周礼》和《仪礼》等，不仅是地方官学的教材，也是书院的教材，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生员应举。正如李兵所言：“传授儒家经典，培养学生参加科举，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书院的教学活动目标指向所在。” (232) 除统一教材外，书院还训练生员诗赋写作能力，所谓讲义乎经，咏思乎文 (233) ，经义和诗赋并重。这对生员参考科举考试极为有益。南宋中后期，统治者重视理学，科举考试的内容向理学倾斜，书院教学自然以理学内容为主。诗赋学习融汇到经义之中，不再单独设课。到了元代，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必修课程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书院教学也围绕程朱理学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书院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习其学更有利于中举。
其次，从教学管理上言，书院规程对官学规程有直接的影响。明道书院成为宋代以来江苏书院中管理制度最为完备的一所。明道书院建立后就“仿白鹿洞规”，建立了《明道书院规程》，规定了招生、祭祀、教学、修为、奖惩等各方面的内容，以制度方式对书院的教学、管理提供了保障。祭祀是古代书院的规制，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之外，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相关人物、地方名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明道书院祭祀明道先生程颢，故书院规章第一条规定：“春秋释菜、朔望谒祠”，春秋两季，士子入学时，行释菜礼，以蔬菜果品祭祀先师先圣，表示尊师重道、不忘本原之意。由程氏后裔程偃孙、程子材“掌祠”，也显示书院对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表明慎宗追远之意。
书院对教员授课、生员德行修为、考课方式、考勤管理等方面均有严格的规定。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官学和其他私学的教育方法。一是别具一格的入学考试及录取标准。对于“有志于学者”，则不拘远近，只要有学识，文理通明，就可以进入书院学习。所谓“文理通明”，即要求生员入学前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反映了明道书院的门槛较之其他书院相对要高。二是采用授讲、签讲、覆讲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根据不同内容、难易，作有针对性安排，“三八讲经，一六讲史”，以提高生员学习的效果。三是将经、史、举业三者并重，列为考试科目，“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每月课试围绕科举而展开，顺应了科举社会对书院造就科举人才的期待。虽然在明道书院规程中，并没有关于诗赋方面的教学安排。由于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故而书院所教经史课程，实际上已包含诗赋讲授之内容。四是建立考核制度，设立德行簿、请假簿、讲习簿，对学员的道德品行、遵章守纪、学习状况等，建立严格的考评指标，会对他们的德行进行审核、评定，并记录在册，作为奖惩、黜陟的重要参考依据。
书院采取自学为主、山长或主讲“升堂讲说”的教学方法，师生之间通过问难、讨论、辩论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研习。这比传统官学、私学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注入式”教学更易启发学生的心智，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书院或制订学规，建立奖惩制度，或采用日记教学法，或利用考课制度等措施进行督促检查，以保证教学质量，使书院与官学、私学的教学与管理有明显不同。“这些方法和制度不仅是书院培养人才的成功经验，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 (234)
再次，主张教树德立人，自别于官学。南宋理学家创办或主导的书院，其教育的理论核心，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伦理秩序、行为规范来约束生员修身、处事与接物。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院阁记》一文说：“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专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235) 反对只重举业而不重道行道义的行为。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更加尖锐斥责当下官学之弊：“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欲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236) 认为地方官学“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导致生员道德修养低下，“见利不见义”。 (237) 弊端之二是言行不一，人格分裂。“今天下之士皆溺于科举之文耳，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藉以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 (238) 批评官学及一些书院自甘堕落，沦为科举附庸，只教学生如何应举，而不关心其道德品质的修炼。邓洪波认为，“官方书院和州县官学同属于国家教育系统，而书院被定位在补充匡救州县官学不足的坐标上”， (239) 违背了书院办学的宗旨。南宋理学家们所以反对场屋之学，原因在科举取人违背了理学“立德树人”，培养“传道济民”人才的宗旨。
虽然朱熹等理学家将“不屑课试之士”视为书院主要培养对象，借以表达对科举之学、利禄之学的不满，但他们也意识到“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240) 提出举业无妨读书、修身，但应有先后的主张，以调和士人志向与家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朱熹看来，读书全为科举，或先科举再读书都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先读书、再科举，不能本末倒置。事实上，包括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湛若水等在内的理学家，也都是进士出身。如果将科举与理学对立起来，要求士子放弃科考之途，不仅遗人“言行不一”的把柄，也会使理学传播失去市场。事实上，理学大师们正是考取进士后，才有较好的学术和政治资本，来建立或修复书院，进而讲学布道的。理学大师们以自己的经验，告诉士子应如何处理好这两者关系。
最后，元代书院官学化带来的结果是，将书院变成为官学的替身。元代书院成为官学系统中一分子，其办学目标与官学一致。“官学化决定了书院最重要的教学活动是教授科举之学，元代最能体现书院教学内容与活动的史料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简称为《读书分年日程》），这一‘读书工程’不但为元代书院采用，而且对明清书院科举化影响也相当大，它是书院科举化的理论基础。” (241) 朝廷通过任命山长、直学等，掌握书院的教学与经济大权，制约着书院的内部事务。“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录、教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举充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 (242) 从这段记录可知，元代书院的山长、直学等教官，与官学教官一样，属于朝廷地方官员，其任命、提升都需经政府批准，方能转迁，其路径与政府官员如出一辙。书院学生的出路同样也受朝廷控制，“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 (243) 书院与科举如影随形，元代书院的科举化、官学化，使其与南宋书院与科举若即若离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区别。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 (244) ，书院培养经世之才，不仅不会与科举对立，而且得借以扩大社会影响。翻阅各地书院志可以发现，越是著名书院，由进士任山长的比例越高，这正是创办者借科举扩大书院影响的表现。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一文介绍书院生员及第盛况时说：“去年，处士之兄子待用，举进士，得乙科，同时侪流登是选者以十数。初复一篑，盖由椎轮；后来之人，贯鱼而进。以锡羡流光之庆，加讨论博习之资。珪组相辉，将珥貂于七叶；生徒益盛，必著录者万人。然后臻夫极也。” (245) 雷塘书院在一年间居然有十多人同时进士及第，这份荣耀不是所有书院都能拥有的。
视科举为书院首要目标，在家族书院中尤为突出。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林应春为辰冈书院所撰记文云：“观其条约，大抵详于进取而略于教养，岂世不古？若言不及科举事则不足以激励其族耶！” (246) 书院对科举特别重视，与家族成员对科举期盼相关。“但就家族教育的整体来看，强调科名，注重入仕是家族教育最主要的目标。而且，正是这一目标，才使得一些家族更加繁荣昌盛。” (247) 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入仕，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家族问题，与家族的地位、声望及荣耀相关，也是家族是否兴盛的标志，从这个角度言，家族书院强化科举考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