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综观中国科举历史，江苏科举与全国一样，都经历了由欠发达向发达的转变历程。隋唐时期，大部分进士集中在以京都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发达地区。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江苏科举正式起步。期间江苏共有134人进士及第，仅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88%，属于科举“欠发达”地区。到了宋代，随着崇文尚儒政策的实施，江苏科举出现了跨越式增长，共有进士2442人，占全国的2.99%，规模有了一定的扩展。有元一代，国祚过短，开科次数太少，仅录取1200名进士。江苏共有70人，占全国进士总数5.88%，比例有了进一步提升。明代江苏科举经过此前的酝酿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此间共有进士3070人，占全国12.48%。如果以全国16个行政区中平均计算，则每个行政区每科录取人数为17.46人，江苏每科34.89人，是全国每科录取人数的2倍有余，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清代中后期统治者刻意打压江南士人，致使江苏进士录取率有所回落，共取2993人，占全国的11.15%，但质量更高。武进士情况与文进士大致相仿，明清也是高峰期。总体看，在中国科举史上，江苏以雄厚的实力占据重要的位置，属于典型的科举大省、强省，特别是明清两朝，数量众多的进士及巍科人物使其成为科举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从历代进士群体分布情况看，苏南的苏州府、常州府位列江苏进士最发达地区前两位，镇江、南京、扬州、松江、淮安等府位列第二方阵，通州（今江苏南通）、徐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泰州又次之。江苏进士群体、巍科人物集中于江南，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与区域文化教育发达程度、民间崇文尚举风气有关，只有文脉深厚的地区才能取得出如此辉煌的成就。
江苏科举发达离不开崇文重教的传统。孔子所谓学而优则仕有二义焉：一是只有受教育，人才能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具有贤能素质；二是只有那些学得好而有余裕者，方可进入仕途。在科举社会里，官学作为“育才”“储才”基地，在科举生源供给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校与科举紧密相连，是一对利益共同体。科举考试的许多方法，都直接从学校借鉴过来，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又反过来制约着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办学宗旨。历代官学，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州县学，由于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一致，使得官学生员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中坚力量。学校是培养经邦纬国之才的基地，这种认知在宋代三次兴学后变得尤为突出。范仲淹说：“庠序者，俊义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 (1) 到了明代，“科举必由学校”已成为规制，“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 (2) 凡是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经过学校培养。此制为清代所继承，一直沿用至清末废科。学校不仅为科举输送考生，而且收容落第的举子，在科举活动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官学资源有限，有相当一部人无法入学，这就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下令允许私人办学，大量士子进入私学学习举业。这是国家从制度层面认可了私学对官学功能的补充与完善。宋元明清各种形式的私学争奇斗艳，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些数量众多的私学，不仅满足了百姓的启蒙教育需求，更为历代科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吴根洲指出：“科举制强化了学优则仕和读书至上的观念，促进了学校在数量上的发展。在官学不能满足广大民众需要的前提下，私学在科举制的推动下蓬勃发展。” (3) 作为私学高级形态的书院，在科举社会中享有“洞学科举”雅称，则是私学贡献科举的又一例证。可以说，江苏科举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与地方官员、乡绅贤达密切相关。育民化俗不仅是朝廷给地方官员下达的任务，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项政策促使他们为官一处，造福一方。通过广建官学或私学，来扩大百姓受教育范围，聚力于开启民智、化民成俗，泽被后人。江苏源远流长的崇文重教传统，使江苏举子在科场上屡创辉煌的根本保障。
江苏科举的发达也与科举家族的鼎力督学相关。科举考试不仅帮助举子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理想，也改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如果一个家族中的许多成员持续不断地获取科举功名，就会形成一个独特利益集团——科举家族。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一书中指出，科举家族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二是人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三是至少取得五贡或以上功名。 (4) 在江苏科举史上，诞生了一批科举家族。它们分散在各个朝代，不同地区，或跨代延续，或跨区繁衍，为江苏科举续写着一次又一次辉煌。如唐代苏州顾氏、归氏、杨氏、沈氏，常州宜兴蒋氏，彭城的刘氏，兰陵萧氏；宋代宜兴蒋氏，常州胡氏，苏州范氏、陈氏、黄氏，镇江刁氏、陈氏、王氏，真州沈氏等；明代太仓王氏、顾氏，长洲申氏，吴江毛氏，常熟沈氏、瞿氏，无锡华氏、秦氏、顾氏、何氏，武进陆氏、吴氏、薛氏等；清代吴江叶氏，昆山徐氏，长洲彭氏，吴县潘氏，常州庄氏，宜兴储氏，常熟蒋氏、翁氏，武进杨氏，溧阳史氏，通州孙氏等。这些科举家族大多集中在苏南地区，其家族成员在科场之上捷报频传，屡创佳绩，不仅成就了家族的荣耀，也使其成为地方上独特的文化符号，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科举活动的发展。
家族深厚的文化积累是其成员科举成功的关键，家学的渊源、严厉的家风、雄厚经济基础、丰富的科场经验和深厚的人脉资源，是确立这一优势的重要条件。科举家族之间的联姻更确保了家族的基因品质，为延续家族荣光提供了保障。刘海峰先生指出：“唐宋明清四个朝代，无论是北方或南方，不少进士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形成一种血缘型进士链。血缘型进士链的产生是遗传（智力遗传）与文化、地理环境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遗传因素。” (5) 清代昆山徐开法三个儿子都考中鼎甲，徐氏昆仲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外甥。“乾学比秉义大两岁，秉义比元文大一岁。他们的母亲是顾亭林先生的五妹。身为大学者的舅父，有掇取巍科的外甥，决不是一种碰巧的事。” (6) 受益于家族深厚的底蕴，家族成员子孙蕃衍，甲第蝉联，皆至显达，家族也因此声望益振。科举成就了家族，家族也推动了科举，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正是这些分布在各地的科举家族的存在，不仅提升了当地的科举水平，也促进了科举活动的全面开展。
江苏科举发达更与读书人“以砚为田”的价值取向相关。据《江苏古代教育生态》一书统计：“自西汉到明代，江苏籍人士在二十四史中立有传记的共60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各级官吏，这种情况在全国各省中可以说是罕见其匹的。” (7) 如果加上《清史稿》中科举入仕的官吏，这个数字还要大很多。除去科举制产生前的官吏外，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通过科举渠道进入社会上层的。古代江苏大多数文人如此钟情“做官”，首先与传统的人生理想相关。“立功”是实现人生理想重要途径，而“入仕”则是这个途径的入口。其次与“禄养”观念相关。古人认为官俸是养亲之资，而禄养之荣、孝敬之美皆取决于财富多寡。聚积财富渠道除去经商外，入仕做官便是最好的选择。再次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封建社会中官体位思想始终占据了社会主流观念，“做大官”者方有更多资源实现人生目标。 (8) 科举制打破了传统的“世袭制”，为世人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可能。这种不拘身份，不讲资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故深受古代江苏人的追捧，江苏科举活动的绵延不绝、长盛不衰，原因正在此。
科举考试为国求才，既体现了国家利益和意志，也是实现家族希望和个人抱负的途径，更带来了社会风气改良的效果。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四书》《五经》等所以为普通中国人熟知，很大程度上与科举考试相关。民间向学之风的形成与科举巨大诱惑不无关联，宋真宗《劝学诗》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世人在良田、豪宅、美女、奴仆等物欲的刺激下，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已然成为士人苦读的真实写照。邓嗣禹先生曾感慨道：“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9) 世人所谓行行出状元，就是科举制影响下形成的社会新识。科举在民间已形成一种文化。“在民间传说、文学、戏剧、曲艺当中，科举故事和科举人物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在民俗当中，游戏、节庆乃至宴饮等等，都渗透着科举的影响。” (10) 世人尚举入仕，不仅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性，且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群体的文化素养。吴根洲说：“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以生员计算，大部分时间里都不下五十万人，若把童生计算在内则要以百万计。” (11) 这样的科举人口基数，对全社会教育普及率的意义不言而喻。激励机制有效、家族督促有方、民众积极参与，正是科举时代教育得以普及的根本原因。
从封建统治角度言，科举制度的创建、实施无不体现着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与对王朝长治久安的考量。选择什么样的人来管理社会，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儒家经典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 (12) 的表述。孔子认为三代之治，即因人才之盛。孟子也认为强国必任贤：“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缘悦，而愿立于其朝矣。”“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 (13) 虽然历代统治者自命为“公天下”的代表，但在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中，在官员选任上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者则极其不易。要真正将贤能者选拔出来，担任各级官员，协助天子治理天下，“唯一的标准就是才与德是否合格，除此不可附加任何条件。这是选举公平公正的根本保障”。 (14) 科举制区别于前代选举制度的根本特点，即它是一种国家统一文化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它在原则上是以文化考试成绩为唯一的标准，既有别于两汉察举之重德甚于重才，又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九品官人法之重门第甚于重德才，从而造成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的出现，标志着贵族政治终结和官僚政治趋于完善。科举制度以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尚贤主张变成了现实。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在唐前和宋后差别显著，科举制无疑起到了杠杆作用。正是科举考试打破了身份限制，改变了许多贫寒之士的命运，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更。宋代皇帝所以能“与士大夫共天下”，正是右文抑武国策下大力发展科举考试所带来的丰厚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言，科举考试是中国文官政治进程的动力源泉和制度保障。在科举制度的驱动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沈兼士《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说：“国父孙中山先生以天纵之圣，首先发现中国政治制度之有考试独立权，乃创五权学说，以欧美现行的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加上我国固有的二权——考试、监察，成为‘五权宪法’。融中汇外，酌古准今，实为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最大发明。” (15) 这种打破官员身份的公平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也保证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催生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诞生。现代各国通用公务员选拔制——西方文官制度即受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影响而成。
(1) 范仲淹：《邠州建学记》，《全宋文》卷386，第18册，第421—422页。
(2)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志一》，第1675页。
(3) 吴根洲：《科举制对中国私学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83页。
(4)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24页。
(5)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第303页。
(6) 姚德昌：《历代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举隅》，《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6页。
(7) 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33页。
(8) 参见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31—32页。
(9) 邓翤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267页。
(10)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总论》（明代卷）第39—40页。
(11) 吴根洲：《科举导论》，第273页。
(12)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21《礼运篇第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414页。
(13) 朱熹：《孟子集注》卷3《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236页。
(14)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总论》（明代卷）第3页。
(15) 沈兼士：《科举与选士——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