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重教与尚举入仕的传统
崇文是古代学宫的名称，如“崇文、成均之职，导德齐礼” (25) 。作为学宫的“崇文”“成均”，其功能在于教育人们修德立礼。重教即指重视教育，通过官学和私学等渠道教育子女或百姓，以育民化俗。“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 (26) “高祖德格两仪，明并日月，播文教以怀远人，调礼学以旌
造，徒县中区，光宅天邑。” (27) 这两处所引“崇文”“文教”，均指魏祖崇尚王道思想，立德修睦，以服天下的文教政策。崇文重教是江苏人崇尚文治、重视教育的文化品格典型概括，并成为古代江苏科举活动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江苏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一 江苏民性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
崇尚文化或文治，是江苏民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江苏历史发展证明，其民性经历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刚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习于战守，明于法禁” (28) 而名震中原。后来，随着南方战事渐息，和平环境的形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崇文理念深入人心。三国时期，吴国军中颇多“儒将”，已显现出“文”“武”之风开始交融、转换的趋势。永嘉之乱，中原衣冠之族南来，“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29) ，进一步推动了民风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江苏文化崇文品格日渐显现。《隋书·地理志》载：“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30) 唐代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变，促使大量的北方士族南迁避难，江苏境内的平江（治苏州）、常州、润州（治镇江）等地已成为士大夫渊薮。“宋元时期入迁江东的著姓望族，有武进管氏、毗陵吴氏、无锡秦氏、丹徒陈氏、常州周氏、无锡过氏、常州徐氏、无锡丁氏、无锡三沙王氏、宜兴任氏、吴县管氏、常熟屈氏、苏州尤氏、江阴章氏、武进赵氏、阳湖周氏、武进袁氏、京江戴氏，等等。这些著姓望族，大都是由中原等地渡江入迁江东之地的。” (31) 这些文化精英在江南的大汇聚，实际上宣告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推动了江苏崇文传统的形成。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家族（包含了江南原住文化世族与南迁而来的衣冠之族）正是借助这种历史机遇而成长起来，枝繁叶茂，绵延不绝。
江苏民风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有着深层的原因，这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迅速发展的经济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更相关。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使得崇尚血亲复仇等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大批南迁的北方士族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苏的开发，同时又以其先进文化改变着吴人的言行与观念。东晋南朝之后，吴地尚佛之风渐盛，因果轮回的教义，否定暴力和尚武行为，要求信徒去除反抗、叛逆之心，对民风的改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逐渐改造了吴人的尚武基因，促进了江苏民风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
江苏民间自古即有崇文好学之风，以读书为乐，以科举入仕为荣。汉代吴人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32) 南朝梁代陆倕，吴（今江苏苏州）人，“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 (33) 北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芳，汉楚元王之后，“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34) 唐代镇江人马怀素以樵读闻名于史，“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 (35) 宋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36) 明代太仓人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 (37) 清代昆山人顾炎武“生而双瞳子，中白边黑，读书一目十行……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羸二马载书。遇边塞亭障，呼老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辄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 (38) 扬州甘泉（今江苏扬州）人焦循，因体弱多病，仍专心学问。“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读书著述其中。尝叹曰：‘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于是矣！’” (39) 类似的例子史不绝书，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贫贱之人；无论是中式之前，还是入仕之后，无不与书相伴，以读书为乐。江苏人浓厚的崇文好学之风，早已内化为以诗书传家的文化血脉之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崇文好学传统已渗透到江苏人的骨子里，成为江苏人文化品格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遍布江苏各地的园林，其叠山理水的精髓是贯彻诗、书、画、园水乳交融的原则，努力创造一种诗化的意境，造园者也常常通过园林命名或匾楹题联的方式，来提高园林的文化品位，提升景点、景区的文化形象。” (40) 诗意江南，正是人们对这种生活的艺术化表达。人们崇尚簪缨世家、书香门第，以文化旧族为荣耀，以诗书传家为己任，并通过择婿嫁女等形式实现文化世家的扩展。清代昆山的徐乾学、武进庄令舆、扬州的汪中不以产业遗子孙，而要将平生所藏的大量书籍留给子孙，其以诗书传家的用意极具典型性和教育意义。大量的文化家族对人文教育的普遍重视和积累优势，使得江南士子在历代科举活动中，脱颖而出，大放光彩。富商们也情系乡梓，捐资助教，形成了崇学重教、文商并茂的良好社会风气。
在封建宗法社会中，通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为基本形态。在崇文传统培育下，江苏历史上诞生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家族，诸如文学世家、科举世家、戏剧世家、学术世家、艺术世家、藏书与编刻图书世家等，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盛。薛凤昌在《吴江叶氏诗录序》中对一个家族的形成有这样的概括：“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 (41) 正所谓“三代承风，方成世家”，由一世为官，到二世科举，再到三世其学，由个体突破进而扩展到群体发展，由家庭进而扩大至家族，一个文化世家便诞生了。官宦、科举、学术正是文化家族的核心要素，而科举更是这些文化家族得以绵延不绝的关键，也是地方文脉得以延展的根本原因。江庆柏先生说：“科举考试是以个体为单位的一项活动，但支撑着这项活动的是整个社会。科举不仅是人才个体的较量，也是区域文化质量的较量。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江苏南部地区，以其整体较高的文化素质，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苏南望族又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苏南望族的积极参与，也就没有江苏科举事业的发达，甚至可以说没有江苏其他文化事业的发达。” (42) 可见，科举活动对个人成败、家族兴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在江苏科举史上，累代进士、举人的科举家族者络绎不绝，正是科举改变了这些家族的命运。如明代宜兴储氏，在南宋时即居住宜兴，家族并未有太多荣光。储昌祚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弟储显祚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储昌祚孙储欣，举人。曾孙储善庆、储方庆，进士及第；玄孙中储大文、储在文、储郁文、储雄文为进士，储右文、储高文为举人。丹徒的张九徵家族享有“一门七进士”美誉，其家族的兴盛与族人辉煌的科举业绩密切相关。张九徵为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长子张玉裁，为康熙六年（1667年）榜眼；次子张玉书、四子张仕可、五子张恕可、张玉书长子逸少、六世孙张锡庚均为进士。吴县缪家也是赫赫有名的科举世家，缪彤为康熙六年（1667年）状元、子缪藻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榜眼、子缪芑、孙缪敦仁、缪遵义皆为进士。长洲彭氏仅清代近300年科甲中，出现了2个状元、2个会元、1个探花，另有14名进士、31名举人、7名副榜，附贡生更是多达130余人，可谓科第连绵，文运显赫。相对于年代久远的家族，外来家族想要跻身当地世族之列，科举便是重要的台阶。吴县的潘氏，从明末清初由安徽大阜迁入，并未有显赫的声望。然而自潘奕隽乾隆三年（1738年）首中进士后，子孙弟侄辈中累代进士，不绝如缕，到潘世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状元及第时，潘氏已成为苏州著名的望族。此类科举世家在江南地区有很多。科举活动给这些家族带来了那些改变？江庆柏先生认为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科举成功使一大批望族子弟走进了统治阶层；其次，科举成功导致了一大批家族的兴旺发达；再次，科举成为家族的一种动员力量。” (43) 科举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也重新书写着家族的历史。在众多家族的发家史中，都能看到科举活动的影子。
清代江南学术世家甚多，专业范围各不相同。如高邮王氏以经学名世，父王安国进士及第后，曾任翰林编修，深研经学，并专以经学教导子孙。子王念孙，乾隆进士，是清代中期杰出的语言学家。孙王引之，嘉庆进士，著名的音韵、文字、训诂学家。常州阳湖洪亮吉家族精于方志、舆地之学，洪亮吉、长子洪饴孙、次子洪符孙、幼子洪齮孙都有数量不等的舆地学著作，其家族成员对舆地学的贡献十分突出。常州庄存与祖父庄绛，生平肆力于古籍，参订经史，成为清代今文经学大师。从子庄述祖、孙庄绶甲、族孙庄有可，俱在经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并影响了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刘逢禄与宋翔凤。吴县惠氏更是清代经学世家的典范，惠氏三代均以经学闻名。惠栋为惠士奇之子，惠周惕之孙，苏州学派创始人。时人评论道：“吴中惠氏仍世传经，至清初元龙、半农两先生，益显于时，卓然为一代大师。松崖先生继之，著述宏富，沾溉尤广，谈经门第，海内殆无伦比，至今言经学师承及吴中文献者，必首及。呜呼其盛矣！” (44) 学术世家的出现更需时间的积淀，而科举活动正是通往这一目标的平台。
江苏人崇尚诗书传家，在古代出现了诸多藏书世家。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中“中国藏书家省区分布统计表”统计，自古代至近现代的藏书家有5045人，其中江苏以998人，占全国藏书家总数的19.19%，排名第二 (45) 。在这些藏书家中，有不少是藏书世家。如扬州刘氏的“清溪书屋”是四代人的藏书楼；苏州顾氏的“过云楼”是顾文彬祖孙四代珍藏书画、古籍、金石之所；潘氏的“宝山堂”在潘奕之后历经三代；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更是历经六代之久。罗时进先生说：“这些著姓大族之支撑门户虽然不能脱离政治权力，不能脱离家族经济，但更多凭借的却是家族文化。若论其间关系，与其说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孵化、催成了其家族文化，倒不如说是家族文化奠定了其政治地位基础，并巩固了其经济力量。” (46) 作为江苏人深入骨髓的信条，诗书传家正是这些文化世家在迭起并作中流芳百世、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深厚的家学底蕴和诗书传家的家风是文化家族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条件。钱穆先生说：“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47) 在历史长河中，文化家族往往通过祖教孙、父课子、兄督弟等家庭教育方式来延续家学传统的。《吴郡志》卷四载：吴人“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 (48) 应该说，这些文化世家的子女所以在学业与科举上成就斐然，与父母的教学与督促紧密相关。文化世家层出不穷，是江苏文化血脉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的不竭之源。
二 尚举之风对江苏私学发展的影响
私学与官学，是古代江苏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官学教育（后文详论）由历代中央政府颁布政策，安排资金、人员，对招生规模、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有明确要求，目的是培养封建社会所需的人才。它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系统，承担着精英教育责任，并引领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私学教育指“凡不由政府主持，不在国家学校体制之内的教学活动均可列入私学范畴。纯民间办学自不必论，即便是国家官员所主持的教学活动，只要不是根据政府指示而办，不具有政府专项经费开支，就只能算作私学”。 (49) 私学教育属于民间性质，包括义学、家学、私塾、书院等不同形态，兼有蒙学与举业功能。它弥补了官学教育因经费、师资或体制限制而导致的教育资源的不足，拓展了社会大众的受教育面，提升了百姓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普及率，更影响到崇文重教传统的形成。江苏科举活动由波澜不惊到高潮迭起，私学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自春秋以降，出现“天下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私人讲学之风便兴起了。孔子创办了儒家私学，使得私人讲学组织化和定型化，此后绵延不绝，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投身于私学，也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和谋生的重要手段。“历代大儒没有一个不是私塾出身，同时没有一个不曾当过塾师。我敢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繁衍，私塾要算是中国文化的播种者。这并不是为私塾夸张其辞，实际上他们名垂史册，谁也不容否认。” (50) 这里的“私塾”代指所有的私学类型。相对于官学，私学主要靠民间捐资兴建。其所以长盛不衰，根深叶茂，完全得力于社会民众庞大的市场需求。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形态，私学的发展与兴盛也经历了由北而南的转变，这与中国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的迁移轨迹相同。
江苏私学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吴人言偃就曾北上鲁国就学于孔子，学成后将儒学带向南方，成为东南道学之宗。另一弟子澹台灭明到吴地传教，使吴地民风大变。今苏州城南有澹台湖，传为其宅陷而成。这也是江苏教育活动的最早记载 (51) 。三国时期，淮阴人步骘代东吴陆逊为相，“避乱江东……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 (52) ，可谓是居官不忘教授门生的典型。另一名东吴人士虞翻，因得罪孙权贬官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达数百人” (53) 。两汉时期，江苏私学刚刚起步，较之中原地区差距甚大。《后汉书·姜肱传》云：“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声相次，亦不应征聘，时人慕之。” (54) 为数不多的事例，反映出江苏私学发展的举步维艰，这与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不无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士族纷纷南下避乱，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首次南移，江苏教育发展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 (55)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56)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 (57) 这些以族众迁居江南的士族，为江南私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六朝定都南京，宋、齐、梁三朝统治者均为江苏人，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推升了江苏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六朝私学因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据程章灿先生考证，吴郡中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不仅在政治军事贡献巨大，且在艺苑文坛上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仅张姓一族，被列入正史的人物就达39人，其中《晋书》3人、《宋书》4人、附传1人、《南齐书》5人、《梁书》4人、《陈书》2人、《南史》3人、附传17人，家族地位显赫，晋爵封侯者累代不绝 (58) 。大量文化家族的诞生及繁衍，带动了家学的兴盛。
南朝私学因得到官员或政府的资助，有了充足的动能。史载：“刘
字子珪，沛国相人，晋丹阳尹惔六世孙也……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世祖为
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 (59) 吴苞曾与刘
共一宅讲学，“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立馆，自刘
卒后，学者咸归之。” (60) 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在庐山聚徒讲学，“上为开馆东郊外，招集生徒” (61) 。宋文帝留雷次宗于京师讲学，“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 (62) 。诸葛璩在镇江时，“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日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 (63) 这些遍布城乡的私学，因得到朝中贵族甚至皇帝本人的鼎力相助，在办学经费、场所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对扩大私学的影响意义非凡。
隋代江苏官学沉寂不兴，私学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了强化对中央集权的凝聚力，隋炀帝下令“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辉博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 (64) 受此影响，民间私人办学之风渐兴。常州萧该，出身萧梁皇室，“性笃学，《诗》《书》《礼》《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 (65) 吴郡朱子奢“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文。隋大业中，直秘书学士。” (66) 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包恺，“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千人。” (67) 晋陵（今江苏常州）秦景通“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 (68) 这些私学或师徒相授，或父子相传，或兄弟相习，扩大了隋代私学的影响力，推动了当地崇文尚学风气的形成。
唐代安史乱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69) 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推动了江苏私学的发展，到了中晚唐而极盛。《唐会要》卷三十五载：“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70) 此种乡里所置之学，即是民间私学。唐代私学形态主要有私人授学、家学传承和私塾三种。私人授学方面，如曹宪在家乡扬州聚徒教授《文选》，“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 (71) 天宝末年至大历间（742—805），啖助、赵匡、陆质又在江苏兴起了春秋学派。“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匡、助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 (72) 独孤及在常州为官，梁肃、朱世川、高参、齐搞、权德舆待人游其门下，学习诗赋。“常字中行，大历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 (73) 家学传承方面，世家大族想“以文承祖，以经传代” (74) ，其家学传承尤为著力。吴郡的陆氏、吴县的沈传师、昆山的张后胤等家族便是这方面典型。庶族家庭中，如北方迁入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权氏、苏州的杨氏，均能保持其原有的家学优良传统并累代相传。庶族百姓想籍此进入仕途获得社会尊重，新进权贵更希望以此巩固已有的地位，这些都促进了唐代家学教育的兴盛。
私塾教育方面，在开元间有了新的突破。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下诏：“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 (75) 为鼓励私学，甚至可租借地方官学教舍办私学，极大地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唐制，品官子弟14岁入州县学。从唐代大量墓志中可知，这些墓主大多6—7岁时就接受了启蒙教育，而承担此任的正是私塾。史载“刘邺字汉藩，润州句容人也……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 (76) 邺父刘三复，曾官刑部侍郎，依制刘邺应入太学，但需14岁方可，故被李德裕收在家学中接受私塾教育。“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踰年，遂通览群史，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辞知名，擢进士第。” (77) 郑当“贞元岁，既失所祜，侨寄吴中，与兄邻孺相依，学无师傅”， (78) 宝历二年（826年）进士及第。《旧唐书·薛播传》载，薛播婶子林氏，是丹阳太守林洋的妹妹，出身于书香门第，通《五经》，善文章。其夫薛元暧死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搃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 (79) 林氏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将四子和三位侄子培养成才，得中进士。上述记载中，多由家人或亲人担任塾师，这对子弟的启蒙教育意义非凡。“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教授者都饱读诗书，善于文章辞赋，为使其后代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家学形式保持着知识的传续。即使在家贫乏资的境况中，也要求助于各种社会关系来完成其子女的教育。” (80) 作为唐代私学的另一形态——书院，已呈现出制度化趋势，成为助力士子参加科举活动又一渠道。
宋元两代，随着北方宗室南迁规模加大，江苏私学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宋代江苏私学形式多样，虽无官学那样建立起规章制度和课程体系，但其在传播文化、推进地方教育上发挥了官学无法达到的功用。据《都城纪胜》载：“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81) 杭州城内的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私学鳞次栉比，充斥着大街小巷，虽不清楚彼此划分的界限，但足以感受到私学的繁盛。都城杭州如此，其他商业中心也无不如此。
宋代最受追捧的私学当数书院，这与时人热衷科举相关。有研究者指出：“书院是私学发展规范化、制度化阶段的重要类型，是宋代最有特色的私学教育形式。” (82) 两宋三百年间，江苏兴建了一批书院，满足了士子的求学、应举之需。读书人数之多、好学风气之盛，达到了“家能著书，人能挟册” (83) 的境地，令人敬佩。此外，义学、乡党之学、家学等私学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北宋时期，大政治家范仲淹捐宅在家乡吴县（今江苏苏州）天平山麓为族中子弟设立义学，免费招收本族贫困子弟入学，是我国兴办义学的最早记录之一。同治《苏州府志》载：震泽人沈义甫，致仕后回乡兴办义学，惠及乡邻。又建明教堂，并于堂东为祠，以祀王苹、陈长方、杨邦弼三贤。 (84) 南宋绍兴间（1131—1162）苏州二十七都唐桥设有孔氏义学，免费教授孔氏子弟。这些由乡贤捐资兴办的义学，对普及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寒门子弟而言，接受义学教育往往成为其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途径。
乡党之学一般为民间热心教育人士筹办，“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 (85) 兴学者多为地方退休官员，以教授乡里子弟，其情形与乡里书院差不多。如常熟人陆徽之，其门生中“陈起宗徽猷、张柟朝议、钱观复郎中，皆为时显人”。 (86) 蒋堂隐居于吴门，“他方之士执经受业者，不远千里而至，多有成立。其后登名左右榜者，率多其弟子焉”。 (87) 也有罢官回乡、立学教授者，如彭城刘颜，“少孤，好古，学不专章句。师事高弁。举进士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龙兴县，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学。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 (88) 据《宋史》所载，宋代接受过乡党之学教育的官员不乏其人，如“周葵字立义，常州宜兴人。少力学，自乡校移籍京师，两学传诵其文。宣和六年，擢进士甲科”。 (89) “刘宰字平国，金坛人。既冠，入乡校，卓然不苟于去就取舍。绍熙元年，举进士第，调江宁尉。” (90) “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生三岁，其父徙家镇江。稍长，从其乡二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景定元年，登进士第。” (91) 这些退休官员、名儒硕学所兴办的乡党之学，极大地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沾溉了地方学人。
宋代家学主要两种形态：一是名家巨室，儒学父子相继，叶清臣、范仲淹家族可为代表。《宋史》本传载：“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父参，终光禄卿。清臣幼敏异，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92) 范仲淹早孤，遂发愤游学，其子孙后代，则多父子相继为学，范氏遂为一方世家。子纯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另一子纯仁“资警悟，八岁，能讲所授书……中皇祐元年进士第，调知武进县，以远亲不赴……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从游。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 (93) 叶、范两个家族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严谨的家教，这对他们后辈成长非常有益。二是贫寒之家，无力延师，或由父母启蒙，或刻苦自励。这方面以张守、徐铉兄弟为典型。《宋史》本传载：“张守字子固，常州晋陵人。家贫无书，从人假借，过目辄不忘。登崇宁元年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 (94) 徐铉兄弟家境贫寒，但好学不倦，兄徐铉“十岁能属文，不妄游处，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铉弟锴“四岁而孤，母方教铉，未暇及锴，能自知书”。 (95) 张守、徐铉兄弟没有可以倚靠的家学，其求学经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随科举制度化后，一批发展较为成功的士人家族崛起，改变了宋代社会结构，孕育出一批新的文化世家和科举世家。他们教育方式也成为私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有利于家族的振兴和科举人才的培养。
在南宋江南地区，乡党之学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推手。如苏州郡守郑霖则发起主办“三学同舍会”，序拜于天庆斋堂，以表士风。会者42人，“序以齿，交以礼，会以文，隐然乡饮之遗风，依然斋庐之旧习，欢然相爱而又有规焉”。 (96) 昆山县官，每于冬至日，举行堂会，开展礼乐教化活动。“县官率乡之寓贤士友聚拜于学之明伦堂，会茶而散，礼仪雍雍，长幼有序”。 (97) 由于重教化，社会风气蔚然向儒，“故民见德兴行，行于乡党，洽于四境，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 (98) 。
元代教育是继两宋后又一个发展高峰，义学、家学、私塾、书院等私学教育也有长足的发展。义学方面，如无锡强义德在女贞观崇义坊创办的强氏义塾在当时便远近闻名。泰定二年（1325年），太仓杨麟伯在沙头寺南设有杨氏义学。长洲甫里人陆德原，是唐代陆龟蒙后人，博学好古，“愤甫里之学不传，作义塾于城南祠。天随子拨良田千亩以给学徒，遣重币迎名儒龚玑、柳贯为之师。” (99) 元代私塾十分发达，留下了大量史料。如“牟应龙字伯成，其先蜀人，后徙居吴兴……宋亡时，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以义理相切磨，于诸经皆有成说，惟《五经音考》盛行于世”。 (100) “曾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奴虏者，辄出金赎之。” (101) “士选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 (102) “尝以谒告侍亲居家，效范文正公遗规，置田百亩为义庄，以周贫族。至正交钞初行，赐近臣各三百锭，元善复以买田六百亩，为义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103) “张
字达善，其先蜀之导江人。蜀亡，侨寓江左……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致江宁学官，俾子弟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
游，或辟私塾迎之。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称曰导江先生。大臣荐诸朝，特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邹、鲁之人，服诵遗训，久而不忘。” (104) 无论是史天倪祖父借家塾之名收留学者，还是董士选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子弟，抑或似韩元善设义庄、办义塾，张
之在江宁办私塾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元代私学教育形式，满足了士子求学与科举的需要。
乡党之学，在宋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据《元史·儒学传》载：“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 (105) “（安）熙遭时承平，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既殁，乡人为立祠于藁城之西筦镇。其门人苏天爵，为辑其遗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见刘氏，廓之以高明，厉之以奋发，则刘氏之学，当益昌大于时矣’。” (106) 许谦、安熙、刘因等名士大儒，纷纷从事着乡党教学，扩大了私学的影响力。
书院教育在元朝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凡“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107) 江苏民间兴办书院的热情不减，一些学者不愿出仕为官，通过自创书院，聚徒讲学，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的普及，在私人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明代江苏私学发展迅猛，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嘉靖到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为私学兴盛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出版业的繁荣，书籍量激增。明代出版业在万历间（1573—1620）达到全盛，为私学教育兴盛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两个因素在科举制度的统领下互相作用，既对普通民众提出了粗识文墨的要求，又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条件。正是民众对教育的广泛需求，催生了一庞大的民间教育市场，从而带来了私学的繁荣 (108) 。
私学根据不同对象可分为初级私学和高级私学。初级私学主要有义学和塾学，一般不需官府的特别认可，其政治色彩弱于社学，而科举色彩要强于社学。私学根据是否收费又分为收费私学和不收费的“义学”。《明史·儒林传》载：王艮“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 (109) 。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因家贫，付不起费用，只能中途辍学。《明史·文苑传》载：王冕“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己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 (110) 王冕后来所入的私学也应是收费的。义学又名“义塾”，由私人捐建或由宗族捐建，是为一乡或宗族子弟开设的书塾，免收学课（费）。洪武十一年（1375年），苏州大姓练埙，因尹山民居繁庶，但久未设学，民俗嗜利，不知教化，乃与其弟练箎继承父志，“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间，以为读习之所。旁为室，以供寝处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焕为师，俾里中子弟就学焉。割田三十亩以食之。始于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后成，具以其状白于县若郡，郡许以为宜。” (111) 成化十八年（1482年），吴江姚芳考虑到乡间无学，“因即所居之近，古塘之西，创学舍一区，中为堂，翼以两厢，敞以外门，而库庾庖湢与夫器用之需，罔不具完。延士之贤者以主师席，凡乡闾子弟自童蒙以上，悉听来学，而免其束脩。割以私田八十亩入于塾，以充其费。” (112) 润州（今江苏镇江）大港赵错觉，为当地望族。《赵氏宗约》将宗族事务开列十八项，其中第六项即为“兴义学”，并规定“庙貌既成，教学斯举”，凡族中子弟俊秀可教者都要入学。除此之外，明代江苏的义学还有苏州娄门义学、浒墅义学等；无锡邵文庄在冉泓桥设有义学，郎中华云在跨墉桥捐设义学；正德年间（1506—1521），江阴知县万玘在华墅、青旸、祝塘、夏港等镇建义学。江阴知县万玘在华墅、青旸、祝墉、夏港等镇捐建义学；隆庆初年（1567年），沛县主事钱锡汝建有夏镇义学。东海人徐冕建义塾，凡此等等。义学的大量出现，使百姓子弟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对改变乡村的教育面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塾学又称“私塾”“家塾”，是官宦富室为培养子弟读书、走科举入仕之路，而在家内开设的书塾。所延聘的塾师多是富有科举经验和见识的饱学之士。文徵明在《太仓周氏义庄塾记》中说：“塾之制，合凡族之子弟而教之，其义盖出于比闾族党，而以宗法通之也。初，周之良曰元学君，念其族属衍大，或贫不能自拔也，思辟义田赡之。而力不辅志，则笃意教其子，曰：‘庶几他日有能成吾志者。’” (113) 太仓周姓族塾，由周元学始议，经其子极力创设，周在、周世亦功不可没。常州《毘陵修善里胡氏宗谱》云：“凡子孙年至六岁，宜送入小馆发蒙习礼，至十二三岁观其姿质，志趣稍可有成，当勉力延师教诲，倘能进步，光宗耀祖，为读书者劝。” (114) 再如，明末绍兴府的章颖，肆力于经术，以《易》闻名，参加乡试十一次，均落第而归。遂罢科举，开馆授徒。由于其极擅传授举业经验和见识，“始而教于族，族之士无不争延先生者，其后族孙如鋐以孝廉举。已教于乡，乡之士无不争延先生者，若陶充宜以驾部郎显，罗光鼎以比部郎显，沈校、杨大成并以县令显。已进而教于郡邑，郡邑之士无不争延先生者，若冯景隆以大参显，赵璧及吾族祖梃并以州刺显，宋某以县令显。已进而行教四方及京师，四方及京师士，所至争延先生，若华亭徐文贞、孙元春以进士举，中州郭蒙吉以别驾显，顺天周应中以光禄少卿显。及其老而再游京师，则朱、张二翰学，陶宗伯争延教其子弟。” (115) 可谓桃李满天下，其学生中多有登进士而为显宦者，如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之子陶望龄，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官至国子监祭酒。这类家塾确实对培养科举人才起了很大作用，明代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举子大都发迹于此。
明代江苏的高级私学主要有结庐授徒、收徒讲学和官余教学三种形式。结庐授徒，主要是博学淹贯之士招收民间学有所成者结庐授徒；收徒讲学，多由致仕或乞归离职之士居家主持讲学教授；官余教学系为官期间边从政边为前来请业者讲学，如湛若水、王守仁等皆在官所主持过讲席。 (116) 高级私学与初级私学的蒙学相比，属于成人教育，有较鲜明的学术性和科举功能。其教学内容与教材，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明代前期，是以“程朱理学”为宗，而到后期则以“陆王心学”为宗。显然，这种高级私学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制约，为明代文人结社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这三种形态的高级私学常常集中于书院之中，影响巨大。根据邓洪波统计，明代共有书院1962所书院，分布全国19个省区，平均每省103.263所。江苏省共119所，其中新建103所、重建16所，超过平均数，在全国19个省区中排名第6位 (117) 。这些书院都在聚徒讲学，或传播王阳明心学，或提供私人教育，或课艺以备科考，功能取向呈现着多元化特征。
清代江苏的私学如义学、私塾、家学等进入繁盛阶段。《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月，诏谕直隶巡抚赵宏燮曰：“朕思移风易俗，莫过于读书。况畿辅之地，乃王化所先。宜于穷乡僻野皆立义学，延师教读，以勉励孝弟，可望成人矣。尔即遍示村庄，俾皆知朕崇文好学之深意。” (118) 受此影响，江苏境内义学层出不穷。苏州六门义学，靠士绅捐助银两和田产筹建，生徒免费入学，知府觉罗雅尔哈善特地刻石予以表彰。《苏郡义学记略》载：“阊胥盘葑娄齐诸门内，建塾凡七。计田廛所入之息，脯修膏火有备，乃择塾师，选子弟之秀者从游其中。立课定规，随时省察，务在讲求古人立教之意。” (119) 《盛湖志》卷四《学舍》亦载：乾隆八年（1743年），知县丁元正奉府檄劝捐，建松陵学舍。“里人姚仲英、殷宜錞等三十九人，及济宁、济南、平阳众商捐建，凡二十九间。九年成，知府雅尔哈善记。”“新安义学，在东肠圩。国朝康熙三十八年，新安人张佩兰捐建。”“倪氏义学，在充字圩三元堂右。国朝雍正十三年，震泽倪兆鹏为长沙倅，归，建塾于邑，凡四，盛泽一也。”“通德义塾，在饭字圩升明桥南堍。国朝嘉庆元年，里人郑封建。”县丞宋准注云：“延师训其族子弟之贫无力者。此家塾也，然亦义举，故载之。” (120) 太仓州吴家铭，“家设义塾，延师教无力子弟” (121) 。另据《江苏省志·教育志》统计，康熙年间（1662—1722），丹阳县文昌阁设义学，徐州沛县部分司行署内设有义学，睢宁县东宫设义学，江宁高官佑捐资在钱厂旧址建义学数所，昆山县署北凤凰桥南设有城内义学。乾隆年间（1736—1795），江阴县设有义学51所，吴县在阊门、盘门、胥门均设有义学。嘉庆间（1796—1820），泰兴县在四门建义学1所。无锡建有华氏义学、秦氏义学。道光间（1821—1850），无锡县又建有孙氏义学、侯氏义学。泰兴县在忠爱铺、通六日镇各建义学1所。铜山县建有义学10所。海门县设义学8所。同治间（1862—1874），如皋建义学7所，宿迁建义学14所，丹徒建义学11所 (122) 。这些遍布境内的义学极大地方便了贫穷人家子女的入学，有利于地区文教水平的整体提升。
清代江苏私塾遍布城乡，或家塾（散塾），或专私塾（坐馆），或村（族）塾，形态多样。一是塾师在自家，或借祠堂、庙宇，或借他人场所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称为“家塾”或“散塾”。此类私塾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如吴县人缪彤创办三畏书院，授徒教学50余年，培养乡里子弟。二是有钱人家请教师，教授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又称“专塾”或“坐馆”或“教馆”。皖派大师戴震在高邮王氏家中坐馆，以培养博学之才。三是由一村或一族延师建馆，教授本村或本族子弟，称之为“村塾”或“族塾”，这是一村一族公众集资建馆以课其子弟。以上三种形式，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分蒙、经二馆，蒙馆主启蒙，经馆以经文史书为主，为科举应试作准备。显然，就教化社学而言，民间私学的作用要大于官学。
清代私塾鼎盛，造就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塾师阶层。据统计，“19世纪晚期，每个州大约有2000名塾师，全国有1500个县和相当于县级的地区，据此推断全国塾师数量可能高达300万人”。 (123) 到了民国时期，这支队伍依然庞大。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当时江苏共有24259所私塾，塾师24299人，学生436637人 (124) ，足见私学之发达。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义学乃以端蒙养也。” (125) 如果说书院主要解决生员的科举入仕问题，那么清代江苏府州县遍设义学、社学和私塾，则主要解决儿童的启蒙教育问题，也培养了一批准备考秀才的生童。《清史稿·徐士林传》称：“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愿送儿入塾’。乃奋志励学。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十年，擢江苏按察使。” (126) 农家弟子徐士林闻私塾读书声而立志向学，最后功成名就，成为江苏巡抚，是为私塾教育的典型。
家学是清代江苏私人讲学最主要的形式。惠栋（1697—1758）自幼受庭训，博览群书，“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 (127) 。惠栋家族三世传经，以《易》学起家。祖父惠周惕（1641—1697）著《易传》，父亲惠士奇（1671—1741）著有《易说》，皆吴中知名学者。惠栋也著有《易汉学》《周易述》《易例》等多部著作，奠定了吴派经学的基础。高邮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在音韵、训诂、校勘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子王引之承继家学，精于文字、音韵和训诂之学，其训释部分大都叙述其父王念孙之说，析名《经义述闻》。史载：“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128) 宝应“刘氏三世”——刘台拱（1751—1805）、刘宝楠（1791—1855）及刘恭冕（1821—1884），以治《论语》闻名于世，《清儒学案》卷一百六称“有清一代治《论语》学者，盖以刘氏为集大成” (129) 。刘彦矩、刘履恂、刘宝树、刘瑢、刘岳云等家族成员，博涉经史子集，家学脉络清晰。除上述三家外，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就专门分列了有家学渊源的学术世家，还有武进庄氏一门传（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庄有可）、武进臧氏兄弟传（臧庸、臧礼堂）、仪征刘氏四世传（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阳湖洪氏兄弟传（洪齮孙、洪饴孙）、昆山徐氏兄弟传（徐乾学、徐元文）、吴江陈氏父子传（陈景云、陈宝中）等 (130) ，无不展示出清代江苏家学的累累硕果。清代江苏私学中的吴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金陵八家等众多学术流派异彩纷呈，对清代学术的昌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31) 。清人王应奎在评江南家学之盛时赞道：“本朝桐城张氏亦二世阁老，昆山徐氏则兄弟三鼎甲，宜兴吴氏则五代进士，长洲沈氏、磁州张氏、泰州宫氏、吾邑蒋氏则四代进士，长洲彭氏则祖孙会状，德清蔡氏则从叔侄两状元，可谓超越前代矣。” (132)
创办书院、开馆授徒，在江南文教发达之地，已成为许多文人谋生的手段。如吴县缪彤，康熙六年（1667年）状元，授翰林编修，以丁忧归故里，创办三畏书院，亲执教鞭50余年，培养乡里子弟，人称“状元先生”。皖派大师戴震曾在高邮王氏家中坐馆，王念孙即其高足；浙派词学大师厉鹗也曾在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家中坐馆多年，马家的小玲珑山馆成为人文人雅集之所，成就了一批志同道合者。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教育，为江苏文脉的隆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也为清代江苏科举活动的兴盛培养与输送了大批人才，进一步奠定了全国科举大省、强省的地位。清代江苏书院众多，遍及大江南北。然大部分书院都官学化，以科考为中心，仅有少数书院，专注于学术研究。
私学与官学在人才培养上是互补关系，满足了社会不同层次人群的教育需要。历代统治者都注重育民化俗，这为私学的发展赢得了空间。而科举制实施，带来的大批落第举人、秀才便成为私学师资的不竭之源。因之名儒硕学、地方官员的加盟，使得这支队伍规模十分庞大，确保了私学师资的供给。科举制度实施以来，民间崇文尚学蔚然成风，私学发展愈发迅猛。由于古代官学一般不承担启蒙教育，基础教育完全靠私学来解决。遍布各地的私学承担起了开启民智、育民化俗的重任，不仅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更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崇文尚学之风，并为精英教育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纵观历史，科举制度诞生之后，私学教育成果便以制度形式被纳入国家人才库之中。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两类：“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 (133) 这里的“乡贡”即指私学出身的人士，它有别于官学出身的“生徒”。这是从制度上明确了私学作为科举人才的来源。以乡贡身份应举者都要“怀牒自列”，自由报考。先是县一级考试，经过筛选，升入州府，再经选拔，送往京师参加礼部举行的考试。
北宋初期，州县未建官学。“国初未建州学，乾兴元年兖州守臣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余镇未置学也。” (134) 此时的州郡学，只是守臣私设。应举之士，除中央国子监官学生徒外，大多为私学出身之人。庆历间，朝廷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 (135) ，官学生徒才逐渐成为科举的主要力量。熙宁间“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 (136) ，三舍法代替了科举制度而成为选士的主要途径，大多数私学出身之人被拒绝于科场之外。一些规模较大的私学，如岳麓书院、湘西书院等被纳入州县官学教育系统中，“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学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 (137) 但毕竟是少数，此法旋即被朝廷废弃。
明清时期，私学出身之人仍然是科举选士的重要来源之一。朱元璋下诏：“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138) 洪武二年（1369年）又诏令天下郡县皆立学校，于是官学遍及全国各地，“科举必由学校”成为规制。影响所致，大量书院官学化，成为考课式书院，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天启二年（1622年），主持白鹿洞教事的李应升上《申议洞学科举详文》，要求增加白鹿洞的科举名额。这种“洞学科举”的规定，表明朝廷已将书院教育纳入官学教育体系之中。此制为清代所沿用。江西学政在“江西督学道为准复鹭洲书院科举等事”中特别批示：“今据该府申应请增科举，具见怜才念切。本道今科试该属，除正案三等前大学十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俱照例准取科举入闱，此外再增大学八名、中学四名、小学二名以为鹭州书院科举，永为定额，合檄行知。” (139) 此外，清代科举增加了“童试”，扩大了私学在科举中的作用。童试参加者均为未取得县学、府学生员的文童。通过童试留州县学的叫州县学生员，拔往府学的称府学生员，获得官学身份，并可逐级进入科举考试顶峰。梁启超说：“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而拔数十人于翰林。” (140) 可以说，参加清代科举考试最基础一级者童生，大部分人士来自私学，其对科举活动的影响十分巨大。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私学教育所以能被纳入其中，与其教学内容符合封建统治者人才标准相关。“一方面，以应举为目的的私学教育，其内容绝不超出官学教育内容的范围；同时，当官学教育内容不适合应举需要之时，私学教育则适时对此进行补充，积极为科举服务，因而也就带来私学的兴盛。另一方面，不纳入科举考试范围的知识，虽然也有少数在官学得到反映，但是极不被重视的，这样，它们往往落到私学中，成为众多独具特色的私学所传授的内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科举考试的这一盲端恰好被私学作了替补，由此而显示出私学传统发展的重要功能和意义。” (141) 在科举的指挥棒下，私学发展势不可挡。由于科举考试是一个智力测验，“不完全受制于师承与系统讲授，在这一方面，官学对比私学而言已无任何优势，而且由于其学费高、路途远还略显弱势” (142) 。加上名额有限，远不如私学有活力。科举史上每当私学风头盖过官学时，皆因此故。
科举改变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旧格局，开启了以文章致身的新态势，从而导致了士人命运、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变更。王德昭说：“在明、清科举制度之下，士子一朝进学为生员，国家便复其身，免差徭，地方官以礼相待，非黜革，不受刑责。廪生并得食廪；贫寒者给学租养赡。生员经出贡或中举，即可以正途入仕。如再会试中式，成进士，入翰林，则梯步青云，尤为士子的荣显之阶。所以科举制度，自始便旨在以读书、应试，在社会造成一以入仕为专业的特权阶层，以供政府之用……农、商、百工之事，士不暇为，也不屑为，国家所设的利禄之途与社会的心理相济，以蔚成此一风气。” (143) 世家大族需要通过科举维护其家族社会地位，寒门之士则要通过“举子业”，跻身上流社会。此风所及，民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向学之风日炽。是否中举，不仅成为衡量士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成为社会舆论褒贬的坐标。“然而社会于科举一事之所以如醉如痴者，以其为士子一身一家声名利禄之所系，得失之间，而‘天上人间一霎分’，世态炎凉立见。贫士不避艰苦，远道赴试，如方观承、韩菼的‘襆被徒行’，中途资斧告竭；如乔光烈的为友人所弃，不能就道，至欲投水以死。凡此在民间传说中流为美谈者，其实何尝非社会热衷科举的明证。” (144) 《鹂砭轩质言》所记王广荫于嘉、道年间会试落第返里，其父摈而不纳的故事；《儒林外史》所写周进、范进中举后乡里戚友对其态度变化的故事，无不尽显社会评价在科举一事上的势利。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刘祁《归潜志》卷七）科举将读书与入仕直接联系起来，而入仕又被公认为是实现人生价值、改变家族命运的最好方式。入仕推动民间尚举之风的形成，而民间尚举之风反过来推动私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