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武举与江苏武举鼎甲
赵宋王朝在建国后，大力发展文科进士，文科进士制度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关武举制度的完善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古代武举制度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有根说：“宋代在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及创办武学等方面发展了武举制度，奠定了古代武举制度的基本模式。” (22)
宋初，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横割据之祸，朝廷采取了尚文抑武的治国之策。赵匡胤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位高权重、足以威胁皇位的将帅兵权；另一方面又设置武学，定武举，选拔辅助皇权的将帅之才。但因此时武举科考制度不健全，科考场面混乱，武举考试被迫草草收场。宋真宗即位后，曾于咸平二年（999年）虑设武科选拔武臣，也是无果而终。史载：“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及行。” (23) 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诏曰：“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若武举则仍阅其骑射焉。” (24) 次年，宋代武科正式开科取士。考试内容包括“武艺”与“程文”两项，后者成为是否录取的关键。此后，武举运行近二十年，“至皇祐元年，边事寖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 (25)
比试作为南宋新设的武举资格考试，在北宋不曾施行。《宋史·选举志》载：“武举比试、发解、省试三场，依条以策义考定等第，具字号，会封弥所，以武艺并策义参考。今比试自依旧法，其解、省两场，请依文士例，考定字号，先具奏闻，拆号放榜。” (26) 考试内容与武解试、省试相类，为《七书》大义、策问和弓马武艺，合格者可赴解试。武举解试在京城举行，且必须有人推荐方可应举。无论已仕、未仕人等应举，都要取得一名官员的举荐。这是宋代武举特有的规定。据《宋会要辑稿·武举一》载：“应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及虽未食禄、实有行止、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文武官子弟别无负犯者，如实有军谋武艺，并许于尚书兵部投状乞应上件科。” (27) 从这段话可知，参加宋代武举的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以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为代表的三班使臣；二是虽未食禄，实有行止且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三是文武官子弟别无负犯者。参加武举考试者，除在职人员未有特殊要求外，其余两类人员均需政治清白、无作奸犯科记录。此外，在校武学生也是武举的重要来源。庆历三年（1403年）五月，宋仁宗下诏设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姜太公庙），任命阮逸为武学教谕，此为我国武学之始，标志着宋朝武举制度正式确立。然宋代武学，命运多舛，屡兴屡废。其后神宗、徽宗间，也曾设武学，但均未长久。绍兴十六年（1146年），高宗制定新规，完善武学，从此宋代武学不废。王凯旋指出：“宋代武学在教学内容和课程安排上注重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并注重军事历史和军事技能的掌握。” (28) 显然，武学的建立和规范化运作，为宋代武举输送了大批高质量的生源。武学生除官，除由上舍上等释褐入官及遇覃恩不次擢升外，其他随乡贡武举一起参加解试、省试，再经殿试授官职。
武举解试是由兵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武举初级考试，其与文科试由诸路州府主持考试、发解有很大差异。武解试只试武艺与程文两项。武艺试弓马于马军司，共两场：头场步射，二场马射；试程文于国子监，也分两场：头场考策问，二场考《七书》大义。解试的顺序是先考程文，然后试弓马，最后将两项成绩送兵部考校，合格者赴武举省试。
武举省试是同样由兵部主持，于京师举行。考试内容同武解试同，亦为策问、大义与弓马。程文考试地点在秘阁，弓马考试在军器库举行，只考骑射、步射两项。宋朝武举改变了唐代只重“武艺”的做法，强化了对谋略、对策的要求，要求举子掌握兵书——“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大义并能灵活运用，同时能对当代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考试内容除保留武艺项目外，另增加了兵法策略等战术理论，甚至涉及天文、地理等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却取消了翘关、负重等单纯气力性的项目，从而更有利于封建国家培养和选用智勇兼资的军事人才。” (29) 客观而论，宋代武举“以对策为去留，以弓马为高下”，其重文轻武思潮，已经影响到了武举人才选拔标准的制定。
武殿试是武举最后一级考试，例由皇帝亲自主持。《宋会要辑稿》载：“二十三日，帝御崇政殿亲试武举人，以张建、侯楚宏并补三班奉职，刘翊、胡远、崔道并补三班借职，李固、孟渊、丁问并补三班差使。陈异等六人策不入等，射不中格，并落下。” (30) 武殿试与解试、省试内容有所不同，程文不试兵书大义，只试策问；弓马武艺只试骑射，不试步射。殿试地点，仁宗时试弓马于军器库、试程文于崇政殿，神宗朝改为于幄殿试弓马、于集英殿试策，成为定制。
受右文抑武国策的影响，宋代武进士中式后除官职衔很低。天圣八年（1030年），仁宗于“御崇政殿试书判拔萃科及武举人……武举人张建侯等十二人补三班奉职、借职、差使、殿侍”。 (31) 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辛亥，宋神宗诏令曰：“武举人策入优等，武艺又入优等，与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与三班奉职，末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策入平等，武艺优等与奉职，武艺次优与借职，次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末等三班差使。” (32) 根据宋代官职品衔规定：“右班殿直”为五十二阶武官中的第五十阶，正九品；“三班奉职”为第五十一阶，是从九品；“三班借职”为第五十二阶，也是从九品，皆属于武选官中小使臣。至于“三班差使”为不入流的武散官，无品。由于武进士除授等级非常之低，致使武进士不愿从军情况屡有发生。南宋时，皇帝即位时初临殿试，武举人可在原规定的除官品位上升转一阶，时称“龙飞恩例”。宋孝宗于淳熙六年（1179年）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大幅度提高了武进士授官阶别，对武进士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武举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史称：“旧制，武举三年一试，命官不过三十余人”， (33) 由于规模太小，取士人数太少，官衔过低，使得宋代武举社会影响力不大。然从武举制度建设角度言，宋代武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首先，确立了武举殿试制度。宋代效仿文科进士之法，将武举进士分成解试、省试和殿试三个级别。南宋之初又在解试前增加了资格考试——比试。殿试的出现显示出朝廷对武举的重视程度，为明清武举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武举考试内容既考武艺，也考程文，崇尚文武并重。比试、解试与省试相类，武艺以考弓马为主，程文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提升了武进士的文化素质和军事谋略。“绝伦科”的设置，也为朝廷抡取了大量的武艺绝伦却不擅文章的骁勇之才。再次，设置了为武举而育才的武学，扩大了武举的社会基础。“武学，作为纳军事人才的培养于教育系统之中的军事学校，是宋代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贡献，也是宋代武举制度臻于完备的一个例证。” (34) 武学的建立为武举考试提供了优质生员，也提升了武进士的文化素质。
自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开科，到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终科，两宋武举共开科78榜。张希清认为：“两宋武举共开科考试77榜，有具体登科人数记载者为43榜、1407人。据统计及推算，两宋武举正奏名当共取士2500人左右。” (35) 王鸿鹏在“查找地方志史料时又找到十八科武举的188名武进士姓名”，据此“推断出宋朝七十八科武举共录取了2300余名武进士”。 (36) 二人对宋代武进士人数的统计存在出入。不仅如此，有关宋代武状元可考数，也存在分歧。许有根认为，北宋武状元12人（籍贯不详），南宋武状元45人（其中21人籍贯不详），共57位。 (37) 王鸿鹏认为，北宋武状元22人（其中17人籍贯不详），南宋武状元56人（其中8人籍贯不详），共计78位。 (38) 这与宋代武科登科文献缺失不无关系。
从现有资料看，北宋的武进士（状元）籍贯多为不详。作为目前唯一一部详细记载宋代登科情况的文献——龚延明、祖慧主编的《宋登科总录》中所录宋武进士，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后方标注籍贯，而此前不详。笔者据《宋登科总录》《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及地方志等文献梳理，统计出宋代江苏武进士姓名籍贯可考者共26人，其中状元共6人。除2名为本省籍状元（盐城人状元朱嗣宗、苏州状元朱起宗）外，其余4名均为外省迁入苏州后状元及第者。兹将江苏姓名、籍贯可考鼎甲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褚孜，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徐遂榜武进士榜眼。《吴郡志》卷二十八《武进士题名》载：“建炎二年徐遂榜褚孜第二人。” (39) 同治《苏州府志》载：“建炎二年徐遂榜，吴，褚孜第二人，保义郎、永康尉。” (40)
朱子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己丑科赵鼎榜武进士榜眼。《吴郡志》卷二十八《武进士题名》载：“乾道五年赵鼎榜 朱子美第二人。” (41) 同治《苏州府志》亦载：“乾道五年赵鼎榜，吴，朱子美第二人。” (42)
朱起宗，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壬辰科武状元。《宋代登科总录》载：“朱起宗，平江府人。乾道八年武举登进士第，授武举第一人恩例。” (43) 生平鲜见于史书。同治《苏州府志》载：“乾道八年壬辰林宗臣榜，吴，朱起宗，恩例推第一人。” (44)
林
字琪中，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原籍福州府福清县（今福建省福州）。宋孝宗赵軩淳熙十一年（1184年）甲辰科武举第一人。《宋会要辑稿》载：“十一日，尚书省拟到武举正奏名进士林
以下四十三人推恩：第一名、第二名补保义郎，策入优等。……内陶天麟以绝伦首解省试第一名，特补保义郎。” (45) 时宋军实行着严格等级制度，称为“阶级法”，任何违犯军规、不服上级管束的行为都会遭受惩治。林
、陶天麟等武进士因害怕受到迫害，拒绝从军。绍熙元年（1190年），已升为副宰相的王蔺再次向光宗进言，请求下令禁止军帅笞辱武举从军者。自此，武进士在军队中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同治《苏州府志》载：“淳熙十一年甲辰林
榜，吴，林
状元。” (46) 林
虽武举出身，最终任职地方。据《粤大记》载，其为官公正清廉，善于体察民情，多有惠政。庆元三年（1197年）任知州时，辖区内百姓中因无钱交纳赋税及债务而逃亡。林
上奏朝廷，免除赋税，又拿出官俸置买田地，扩大办学规模，移风易俗。又建“济川桥”，方便商旅往来，改善百姓生活，政声显著。《宋史·艺文志》载其着有《永阳志》三十五卷。
厉仲方（1159—1212）字约甫，初名仲祥，后改名仲方，婺州东阳县夏厉墅（今浙江金华东阳）人，后移居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厉仲方以武学生参加武科考试，一举夺得庚戌科武状元。《宋代登科总录》载：“厉仲祥，字约甫，更名仲方。婺州东阳县人。绍熙元年武举进士第一人，赐武举及第，补秉义郎，授司侍卫步军司计议官。知安丰军、和州。终邵州。” (47) 历官司侍卫步军司计议官，武学谕，召试合门舍人，旋出知和州（安徽和县）。曾以贺生辰副使身份出使金国，回朝后，旋任左领卫中郎将，官终至两淮安抚史。在任职安丰时，率领部队在练武之余，开垦荒田数千顷，种植桑麻数十万株，极大地补充了军需不足。曾造出九牛弩战车，大败金师。开禧间（1205—1207）受韩侂胄案牵连，贬邵州（今湖南邵阳）。嘉定五年（1212年）病死于贬地，年仅54岁。厉氏刚毅好学，深得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爱国诗人陈亮（癸丑科状元）赏识，以幼女妻之。翁婿均为状元，史所罕见。
周虎（1170—1231）字叔子，原籍临淮（今安徽凤阳县），靖康年间（1126—1127）徙居平江府常熟（今江苏常熟）。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一。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七《武举状元》载：“高宗中兴南渡，志不载武举姓氏，自于孝庙朝以后，俱可考之……淳熙十一年，林
……光庙朝，绍熙元年，厉仲祥……宁庙朝，庆元二年，周虎……嘉定十年，朱嗣宗……理庙朝，嘉熙二年，刘必成。” (48) 官殿司步军同正将，不久除武学谕，任合门舍人。曾任金国贺生辰副使。回朝后，历任楚州（今江苏淮安）、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曾在和州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数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十二《人物志》载：“开禧二年知和州，金兵围和州急，虎部分将士乘城拒守。母何氏，年九十，期与虎偕亡。虎益奋励，屡战，斩其骁将，金兵引去。虎推功归母，封永固太夫人。” (49) 不久升任成州（甘肃省成县）团练使虚职，后又贬知徽州（今属安徽黄山），官终和州防御使。朝廷赠其谥号“忠惠”，庙号“忠烈”。道光《苏州府志》赞其“有大将气，功在江淮，忠节罕比，而文词赡敏，尤善大字，名重一时”。 (50)
朱嗣宗又名朱同宗，江苏盐城人。南宋宁宗赵扩嘉定十年（1217年）丁丑科武举第一人。光绪《淮安府志·序》载：“淮郡地踞扬徐之间……南宋疆域分裂，长为兵冲。” (51) 朱嗣宗状元及第后授秉义郎，征战于江苏淮安一带。万历《淮安府志》卷十五载：“朱同宗，盐城人，嘉定间中武举状元。谋猷经略，重于一时。” (52) 地方志只记名字，状元及第时间不详，且无生平事迹。一说温州平阳人，朱嗣宗与朱同宗为同榜武进士。《宋会要辑稿》载：“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御集英殿引见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同日，试武举进士，得正奏名朱嗣宗已（以）下四十五人。嗣宗补秉义郎。华岳、朱同宗，补保义郎，并赐武举及第。余悉武举出身，补承节郎。” (53) 显然朱嗣宗、朱同宗为两人，且为同科武进士，所授官位也不一样。《宋代登科总录》亦载：“朱嗣宗，温州平阳人。嘉定十年武举状元，赐武举进士及第，补秉义郎。” (54)
刘必成字与谋，自号爱闲翁。昆山湓浦（今江苏昆山）人。嘉熙元年（1237年），参加武举解试，获得头名解元。嘉熙二年（1238年）殿试，又中戊戌科武状元。至正《昆山郡志》卷四《人物一》载：“刘必成，字与谋，居邑之湓浦，其先福安人。必成少游京庠，即驰隽声……必成为武举解奎，戊戌遂魁天下。己酉，中锁厅，盖文武全才……历守清、浔，终湖南副使。自号爱闲翁。” (55) 同治《苏州府志》称：“嘉熙二年戊戌刘必成榜，昆山刘必成状元。” (56) 《宋代登科总录》亦载：“刘必成，字景万，一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福州长溪县人，居平江府昆山县。有成弟。嘉熙二年武举进士第一人。历知浔州。终湖南安抚副使。” (57) 淳祐九年（1249年），刘必成又参加朝廷组织的锁厅试——即有官职者参加的科举考试，又中文科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武进士”。曾两次受宋理宗召见，陈述恢复大计，不少建议被朝廷采纳。曾任职清、浔两地，官终湖南副使。晚年引退后，寄情山水，喜吟诗作赋。兄刘德成、刘有成分别中端平二年（1235年）乙未科、淳祐四年（1244年）甲辰科武进士。侄刘囦泉则是宝祐元年（1253年）癸丑科武进士。兄弟、叔侄两代四进士，可谓是武举世家。
元代是另一个未设武科举的朝代。据《续文献通考》载：“元代不设武举，专事承袭。”朝廷仅用蒙古人、色目人作为萌袭武备官员。色目人马祖常曾建议：“将家子弟骄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张蹶张老死草野者，当建武学武举储材，以备非常时。” (58) 但未被朝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