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江苏文化教育
自东汉晚期以后，封建政权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流离迁徙，传统的州郡县分置已接近崩溃。开皇三年（583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书隋文帝，极言当今郡县设置的混乱与低效，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 (54) 废除郡一级行政机构，使地方行政管理重回州县二级制。这是地方行政体系的一大变革，大大地加强了隋朝的中央集权，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隋代江苏官学的沉寂
隋大业二年（606年）正月，隋炀帝再次并州县，同时改州为郡，江苏省域内郡县数量有所减少，共有8郡37县。彭城郡，领彭城（郡治，今徐州市）、沛县、丰县、留县4县；东海郡，领朐山（郡治，今连云港海州区）、东海、涟水、沭阳、怀仁5县；下邳郡，领宿预（郡治，旧治今泗阳县西北）、徐城、淮阳、下邳、良城5县；江都郡，领江都（郡治，今扬州市西北）、江阳、宁海、海陵、安宜、高邮、盱眙、山阳、盐城、六合、句容、延陵、曲阿13县；丹阳郡，领江宁（郡治，今南京市）、溧水2县；宣城郡（宣州），领永世1县；毗陵郡，领晋陵（郡治，今常州市）、江阴、无锡、义兴（今宜兴）4县；吴郡，领吴县（郡治，今苏州西南）、常熟、昆山3县。经过隋朝的两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今江苏省域内的州（郡）、县二级建置，其管辖范围基本趋于稳定。
据《隋书》卷三一《地理志》载，隋代江苏各郡县的人口户数，除彭城郡平均每县户数超过万户外，其他各县均在8000户以下，足见江苏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域内的毗陵郡与吴郡，则是六朝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中心，虽然总体户数不多，但经济总量不低。“江南之为国盛矣……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55) 这一段话，概括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面貌。隋朝统一后，这里自然也成为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炀帝开凿大运河目的之一，便是搜刮江南财富，供朝廷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在传输南方财赋、沟通南北经济文化方面的作用日渐显现。
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东晋南朝较好地保存了汉魏典章制度、衣冠礼乐，因而深受到北人仰慕，“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56) 隋朝统一，对南北文化的融合也产生了促进作用。皮锡瑞《经学历史》七“经学统一时代”有云：“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57) 从历史上看，南方文化广泛为朝廷所重视，则始于隋炀帝杨广，其一变乃父排斥南方文化的政策，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
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图书典籍的整理和收藏，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采纳秘书监牛弘建议，加强政府图书馆建设，并派人到全国各地搜访异本，使很多流失于民间的稀见图书回流到政府手中。作为平陈总元帅的杨广，在大军攻入建康之际，“使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58) 杨广即位后，也曾下令对政府所藏图书进行重新整理，防止散佚。《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称：“（炀）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 (59) 虽说隋朝文化总体成就不高，但统治者的这些举措对因战争、割裂导致的文化消亡仍然起到很好的抢救作用。
隋廷对教育也很重视，将国子监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设国子监祭酒一人，掌管国家教育事业。史载，元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在隋文帝时被任命为“国子祭酒”。 (60) 开皇五年（585年），王頍授著作佐郎，“于国子讲授。会高祖亲临释奠，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頍与相论难，词义锋起，善往往见屈。高祖大奇之，授国子博士。” (61) 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等专门学校。有研究者指出：“隋朝在教育制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央初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经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了职业教育体系和实科教育体系。” (62) 地方州县学与中央国子学一样，州郡学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丙日给假焉”。 (63) 州县学仿效国子学，行“释奠”礼，以示尊师重教之意。州县博士是劝学行礼的教官。据《隋书》卷四十七《柳昂传》载：“见天下无事，可以劝学行礼”，于是上表给隋文帝提出“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文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曰：“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礼经，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劝学行礼。”结果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64) 吴郡潘徽博学多才，在南朝陈时曾任客馆令。陈亡后，在隋朝任扬州官学博士，教授礼学。
隋炀帝即位后，“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 (65) ，并给各地学官一定俸禄，“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 (66) 大业元年（605年）七月，炀帝下诏强调“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67) 从字面上看，隋炀帝恢复国子监是“申明旧制”，实际上有融合南北儒学、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企图。虽然两代君王皆有重视教育之意，然因儒者待遇未能解决，加之战争导致师生流散，官学徒有虚名。稳定社会秩序成为隋朝首要之务，朝廷尚无暇兴办学校。故“隋文帝和炀帝时期，在地方州（郡）、县都兴办过学校，但史书中却未见有任何江苏地方官府办学活动的记载。” (68) 《隋书》中记载了一些曾在江苏任职的官吏，如曾任吴州总管的杨异、苏州刺史的皇甫绩与刘权、扬州总管的张焽、徐州总管长史的卢昌衡、彭城留守的董纯等，素有“甚有能名”“甚得民和”的美誉，却无兴学活动的记录，不能不说与此背景相关。
开皇十年至二十年（590—599）间，杨广坐镇扬州，“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
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 (69) 。其活动虽多为文人雅集与唱和，但对私人办学风气的形成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官僚和士族都比较重视私学，愿意让子女入家学或追随硕学鸿儒以求益。隋代官学沉寂，私学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的主流，起着官学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 唐代江苏官学的发展与私学的兴盛
唐朝建国后，改郡为州。江苏自北而南共设八大州（郡），徐州彭城郡、海州东海郡、泗州临淮郡、楚州淮阴郡、扬州江都郡、润州丹阳郡、常州晋陵郡、苏州吴郡，省域西南的溧阳、溧水则属于宣州宣城郡。天宝十年（751年）析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华亭县，隶属于苏州吴郡。
唐高祖李渊重视教育，将兴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初入长安就下令恢复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且要求“州县及乡，并令置学”。 (70) 唐太宗即位后，重建国子监，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时京都“六学”非常兴盛，以至于“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 (71) 玄宗朝，对各类学校的体制进行了较系统的法律规定，将学校完全纳入了科举的轨道。将明经、进士及第后“谒先师”之礼，变成例行的隆重的典礼，除了表明朝廷重学尊儒，兴贤造士之意外，也是为了要把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唐高祖时命地方政府申送吏民子弟入京配学为俊士的做法，从制度上确定下来，使得官学对平民子弟的门开得更大了。
相对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发展要滞后许多。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下诏着手重建地方官学：“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 (72) 武德七年（624年），李渊再次下诏，设立州县官学，标志着唐代大规模建设地方官学的开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月，唐玄宗“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 (73) ，规定州县官学生员名额和教师配备标准，但许多地方并未兑现，以致“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露，深非敬本”。 (74) 虽然高宗下令“所司速事营造”，但结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藩政割据加剧，官学更加萧条。“郡邑皆有孔子庙，或不能修事；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 (75) 总之，唐代地方官学始终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格局，朝廷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兴学，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实现。
唐代地方长官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唐制，地方长官与中央官员一样，每年由朝廷考课，以定其政绩优劣。考课内容包括“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为德义有闻、清慎名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与地方长官行为礼仪相关的是“十四曰礼仪兴行，肃清所部，为正教之最”。 (76) 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成为帝国的“财赋之地”，“崇儒兴学”成为朝廷控制该地的重要举措。代宗大历后，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江苏地方州县学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常州的州学，句容、溧水等县学相继举办。其中，溧水县学始建于武德元年（618年），句容县学则于开元年间（713—741）创办 (77) 。大历初年（766—779），工部侍郎李栖筠受宰相元载排挤出任常州刺史，除了用心发展地方经济外，还“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调任苏州刺史兼浙西都团练副使后，在当地“增学庐，表宿儒河南褚冲、吴何员等，超拜学官为之师，身执经问义，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 (78) 。独孤及任常州刺史期间，接踵前贤，大力发展教育。史载：“晋陵守河南独孤公，以德行文学，为政一年，儒术大行，与洙泗同风。公以为使民悦以从教，教莫先乎讲习……于是俾儒者陈生，以《鲁论》二十篇，于郡学之中，率先讲授。” (79) 大历九年（774年），王纲任昆山县令，修缮废弃孔庙，并于庙后建县学，“于是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父笃其子，兄勉其弟，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 (80) 由此可知，大多数地方长官都以澡身浴德、崇儒兴文为己任，发展地方教育、化民成俗是他们必需履行的政治责任。南京、苏州、常州、昆山等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江苏科举活动渐趋兴盛的基础。
唐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取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代举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来自官学。“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 (81) 这里的“学馆”就是学校，包括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州县官学，官学成为唐代科举人才的重要生源地。大历（767—779）之后，以江南诸州为代表的江苏地方官学渐渐消歇，这与科举考试中的明经科、进士科考试内容及录取标准的变化相关。唐初，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考时务策。高宗后，明经加试时务策，进士科加试帖经和杂文。在录取标准上，帖经的重要性上升，而“杂文”则以诗赋为主。由于“国子学和州县学教学内容与明经、进士考试脱节，因此，要报考明经、进士科的士子只好另谋出路，各种形式的私学随之兴起。” (82) 加之安史之乱后，大批北方士人南下避乱，提升了本地文化层次，也带动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拜师求教的私学、聘请教师的私塾，还是家族内部的家学，在学习儒经之外，无不更注重诗赋文章的学习，以备科考。唐玄宗曾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下诏：“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学受业者亦听。” (83) 朝廷不仅以政令形式允许办私学，且允许私学转入官学就读，打通了官、私学衔接的通道，这对私学的兴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拜师求教的私学典范是文选学宗师曹宪。其生活于隋唐之际，早在隋朝就精通《文选》与文字学，常在扬州聚徒讲学，拥有一批著名高足。唐代贞观（627—649）年间，被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太宗征为弘文学士，以年老不仕。其弟子李善也是扬州江都人，是《文选》两大注家之一。弟子公孙罗，同为江都人，“撰《文选音义》十卷，行于代”。 (84) 弟子许淹是润州（今江苏镇江）句容人，“博物洽闻，尤精诂训，撰《文选音》十卷”。 (85) 马怀素是李善弟子中最享有盛名的，本为润州丹徒人，后“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 (86) 曹宪师徒在扬州传播《文选》，使得扬州选学大盛于唐。选学“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87) 天宝末至大历间（759—779），赵州人啖助长期寓居江左，历任临海尉、丹杨主簿，与河东人赵匡和吴人陆质都在江南任地方官。赵匡师啖助治《春秋》；陆质又师赵匡，三人尊师友关系，志趣相投，时常切磋学问，成为唐代“春秋学派”经学的主要传人。
私塾是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启蒙教育形态。相对于等级森严的官学，有教无类的私学有着巨大的优势。如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杨收，“家世为儒”，其父杨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 (88) 为吴地私塾教育开辟了新的空间。寺学是士人因逃避迫害或家贫无力求师不二之选，一方面可以解决食宿问题，另一方面可获得读书的条件。无锡惠山寺就是一处典型的寺学，无锡籍诗人李绅即在此学习过。陇西成纪人李骘，于文宗大和中，居无锡慧山寺，读书三载。王播兄弟三人“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 (89) 寺院成为他们读书养志之所。作为官学的补充手段，私塾在教育普及中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教学内容和形式也更能适应科举的需要。
家风的世代相承，是家族长盛不衰的精神财富。唐代进士家庭的家学教育是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教育。这种家族教育对世家大族或庶族家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原有的世家大族要维持其社会政治地位，避免家族的衰落，必然重视文化教育，所谓‘以文顾祖，以经传代’。庶族家庭则希望通过文化教育的途径，获取社会的尊重甚至政治地位。新进权贵更是希望通过建立家学的文化教育传统，巩固已有的地位，传之子孙。” (90) 如义兴（今江苏宜兴）人蒋乂诞生于书香门第，祖父任弘文馆学士，父亲任国子司业和集贤殿学士，外祖父吴兢家中藏书甚多，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教门风，使蒋乂“幼便记览不倦，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 (91) 太原人王播，因父任扬州大都督府参军而寓居扬州，“以文辞自立，践升华显”， (92) 与兄弟王炎、王起都先后中进士。郑当“侨寄吴中，与兄邻孺相依，学无师傅”，由其兄启蒙。 (93) 吴郡陆氏为官宦之家，陆元方本人为武后时宰相，其子陆象先在玄宗朝为相。其后人陆长源、陆龟蒙、陆希声等在经学、文学、史学方面多有成就，这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彭城人刘胤之“少有学业”，曾任高宗弘文馆学士、楚州刺史。其侄刘延祐，“弱冠本州举进士”。族侄刘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刘胤之族孙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 (94) 晋陵人秦景通“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 (95)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家族是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平台，无论父子相传，或是兄弟相习，甚或祖孙、叔侄相授，崇文重教的家风使得家学传统得以绵延不绝，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科举人才。
总之，相对于日渐式微的官学，中唐以后江苏境内的私学日渐兴盛，并渐次取代了官学，成为地方教育的主要形式，为科举活动培养了后备力量。五代十国时期，江苏省域曾经先后属于杨吴和南唐政权管辖。杨吴时期以扬州为首都，南唐政权建立后，迁都金陵，改金陵府为江宁府。由于帝王的重视，南唐时期的官学和私学都较为发达。史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 (96) 这为南唐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值得注意的事，作为私学另一形态——书院，在唐代五代之际的江苏尚未出现。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考证，唐代有书院50所， (97) 没有一所在江苏。这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唐代江苏科举不甚发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