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
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文风高下和教育水平高低的最基本、最客观的评价指标。考察江苏省进士时空的分布，可还原江苏科举史原貌，对于探讨进士群体乃至人才分布规律、研究科举制度及人文地理，都有积极意义。
江苏历代进士群体在全国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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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江苏省通志稿》5《选举志·隋唐宋元进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5页；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下册附录二《唐五代进士登科人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79—897页；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下册附录表二《北宋贡举登科表》、表三《南宋贡举登科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63—868页、897—899页；都兴智《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金代卷）附录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页；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龚延、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1—75页；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附《清朝进士题名文献概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
据笔者统计，自张损之于隋大业间状元及第，成为有名可考的江苏籍进士之始，至清光绪间停科，江苏共产生文科进士8713人、武科进士830人。江苏进士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隆盛，明清时达到辉煌顶峰。影响历代江苏进士人数因素是多样的，既有配额制、分卷制的原因，也有朝代长短、区域范围大小的影响，更与特定朝代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水平相关。明清时期，江南是全国经济文化重镇，经济繁荣、文教发达，江苏科举的繁盛正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唐代江苏科举的阶段特征
隋代科举考试刚刚起步，朝廷取士，并非科举一途，科举对士人生活的影响远不如后来那么大。江苏进士在隋代有名录者，仅房玄龄、温彦博、侯白、孙伏伽、张损之、杨纂、杜正仪、陈思道、苗裕诸人，数量极少。据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附录二《唐五代进士登科人名录》统计，在隋唐五代的380年历史中共开科311次，取进士7128人 (151) 。绝大部分进士分布在北方文化发达地区，特别是京都地区。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经济的发展，江苏教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科举活动随之扩展开来。为了对唐代江苏地区教育与科举关系有一更直观的了解，兹将唐代科举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前期（高祖—玄宗时期）、唐中期（肃宗—武宗时期）和唐后期（宣宗—昭宗时期），将各个时期的江苏地区所产生的进士列成下表：
唐五代江苏各州郡、县进士统计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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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江苏通志稿》5《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陶易《唐代进士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附录二《唐五代进士登科人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首先，唐代江苏进士数与北方科举大省相比偏少，仅有134名。这与科举制初创相关，也反映出江苏此时的科举水平不高。苏州、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三郡进士数量居省内前列，扬州紧随其后。唐代举子应考，因为离乡背井，旅途开支不少。如果累举不中，负担更重。安史之乱使全国经济重心向长江流域南移，苏州成为全国财货集散、转运中心。所谓“江南诸州，苏州为大”，正是此种情况写照。隋唐之际的常州也是江南交通要冲，是富甲一方的“江左大郡”。润州不仅是军事重镇，也还是江南漕运的枢纽，经济也很发达。可以说，正是江南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此间举子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其次，从时间分布看，初唐呈上升态势，中唐最盛，晚唐出现回调。江苏进士数在唐代中期多于前期和后期，这与江苏教育发展格局相关。唐代江苏官学在中期得到一定发展，私学则兴盛于中后期，官学与私学的相得益彰，为此间士子的科举活动营造了浓郁的社会风气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处境变化，极大地激发了士人的读书热情，出现了“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 (155) 的盛况。
再次，从地域分布看，江苏进士人群最为密集之地首推苏州，总数共57人，占唐代江苏进士总数的42.5%；其次是润州，计28人，占总数的20.89%；再次是常州，共25人，占总数的18.65%。徐州12人，占总数的8.96%，历史性地挤入前四，超过了扬州进士人数。“从整个人才的发源发展史来看，江南道尤其是苏州自中唐开始，逐渐成为人才聚集之地，更值得令人注意的是，自唐以后，江南—带始终作为全国文化教育兴盛之地，其所属苏州更是以‘状元群’及随后的‘作家群’而名冠全国。” (156) 唐代状元归仁绍、归仁泽、归黯、归蔼、归系、归修、苏检等，几乎都集中在苏州地区，这与苏州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与教育水平有关，也与世人以诗书传家的传统有关。初唐时期，经济文化与政治中心均为关中地区。但到了中后期，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南移趋势日渐明显，江南成为人文渊薮，而中原则相形见绌了。
二 宋元江苏进士的量变曲线
宋代文教之盛，是其他朝代无法企及的。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57) 宋代江苏文教盛极一时，有力地推动了科举事业的发展。从地理分布上看，宋代江苏进士群体总体上呈现着南北、东西的差距，其数量变化曲线与全国进士群体由西北向东南转移的趋势相吻合。
宋代江苏地区各州郡、进士统计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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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江苏通志稿》5《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由于宋代江苏隶属于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淮阳军、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因此在计算总数及平均数时必须打破原有路界来测算。宋代江苏籍进士可考者共计2442人，其中北宋1189人，正奏名为1181人、特奏名8人，分别占同期全国正、特奏名进士总数的6.15%、0.004%。南宋1253人，正奏名1130人、特奏名123人，分别占同期全国正、特奏名进士总数的5.03%、0.548% (161) 。江苏正奏名进士及第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数5.42%，特奏名进士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数。纵向言，与隋唐五代相比，进士及第人数有大提升；横向言，在全国范围内，江苏已进入先进行列。在宋代24路中，进士分布情况如下：北方九路主要集中在京东西路、京畿路、京西北路三路；南方15路则以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为主，其中又以福建路、浙江路两路进士数量巨大 (162) 。江苏特奏名进士人数很少，北宋为0.004%，南宋为0.548%，除没有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因素外，也与江苏举子的科举之路总体较为顺畅相关。
从地域分布看，北宋时期进士数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常州府460人 (163) 、平江府235人、镇江府209人、泰州70人、真州（今江苏扬州）48人。只有泰州、真州位于长江以北，其他都属于江南地区。南宋时期排前五位：常州府363人、平江府320人、江阴军178人、镇江府165人、江宁府85人。除了前两位外，其余府州都有变化。宋代江苏进士群体中，常州府最为密集，共有进士823人，占全省进士总数的33.73%；平江府次之，有555人，占22.74%；再次为镇江府，有302人，占12.37%；第四是江阴军，分布有进士223人，占9.14%。空间分布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转移的趋势，这与全国进士时空分布形态基本相同。“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籍贯上南北、东西差距显著，时空变化呈现出逐渐自西北向东南转移的趋势，与历史大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南移的基本变化趋势相吻合。” (164) 江南地区庞大的进士总量导致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165) 格局的形成。
宋代江苏进士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状况，这与各地经济状况及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有关。隶属于两浙路的常州、平江二府，经济发达，文化繁盛，教育设施完备，州县学普及程度高于他地，因之大量私学，文教水平较高。苏州文化之盛独步江南，“矧今全吴通为畿辅，文物之盛，绝异曩时”。 (166) 范成大说：“吴郡自古为衣冠之薮。中兴以来，应举之士，倍承平时。” (167) 常州一地，文脉深厚，“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是为‘东南文明之地’。” (168) 葛胜仲云：“熙宁六年，神宗廷策士，擢余中为天下第一，与开封礼部第一人皆著籍常州。是岁州举进士中第者四十余人，号称东南儒学之盛。” (169) 咸淳《重修毗陵志》亦称：“郡素号多士。熙宁三年第太常者三十有四人，六年三十有六人。大观奏名赐第又五十有三人。后罢三舍法复科举定额四十有三，江阴建军析额之九。绍兴间又开西北流寓试，郡例增二名，请不以时。乾道间晁守子健力言于朝，仅复其一，总三十五名焉。” (170) 仅平江、常州二府，在宋代共产生进士1599名，占全省总数的63.2%，举足轻重。相对而言，扬州的举业却有式微之感。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二郡之地，政治地位不可谓不尊显，然在宋仅有区区43名进士及第，显得后劲不足。
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江苏北部为金人所占，南部为南宋政权控制。海州属于金代的山东东路，徐州、邳州属于山东西路。相对于两宋的兴盛，由于政权的重心在北方，加之元代国祚太短，不足百年，因之停科数载等因素，金元之际江苏进士数量极为有限。
金元代江苏地区各府州县进士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民国《江苏通志稿》5《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中华书局2016年版；武玉环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辽金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由于金代管辖下的江苏省域仅有徐州、邳州、海州等少数地区，虽然有金一代共录取进士总数为6150人 (171) ，江苏仅山东西路下辖的徐州沛县有4人进士及第。
元朝在耶律楚材恢复科举的戊戌选试失败后，长达七十余年时间，科举一直处于停废状况。个中原因，既有科举制与蒙元政府世袭任官制相冲突的因素，也有对科举考试内容的争议以及由吏入仕制度化的分歧等原因。直至元仁宗朝，才正式开科取士。元代科举共计举办16科，不计入国子进士164名，共录取进士1200名 (172) ，是科举制自实行以来规模最小的一朝。相较于宋代，简直是天壤之别。
从元代江苏籍进士的空间分布情况看，产生数量最多的是集庆路，计19人；常州路次之，计15人；平江路又次，计12人。归德府、扬州路，同为6人；镇江路、高邮府、松江府，同为3人；排在末二位的是淮安路、通州，分别为2人、1人。偌大区域，70位进士散落其间，尽显沉寂的气息。
元代进士分左榜（汉人、南人）、右榜（蒙古、色目）取士。依此标准划分，元代江苏籍进士左榜51人、右榜16人。右榜进士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寓居江南的人士，其中以溧阳偰氏最为显赫。“偰氏本突厥之贵戚，自唐以来世相伟吾氏，遂为其国人……忠襄公以上世尝居偰辇杰河，因以偰为姓，示不忘乎初也。” (173) 偰氏为高昌偰氏的一支，偰文质退隐后，以溧阳为家，之后偰氏便以江南溧阳作为安身之处。延祐开科之后，偰氏汉化的优越性便显现出来，偰哲笃、偰玉立、偰朝吾、偰直坚、偰善着、偰列箎、偰伯僚逊（偰焘）、偰正宗等8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出现了“一门八进士”盛况，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世家。
原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人则为南人，江苏省内淮河以北为汉人，淮河以南则为南人，两者身份地位均低。不论是在强调出身的元前期，还是科举恢复之后，南人的仕进之路，都十分艰难。即便是科举大市平江路、常州路，在元代及第者也十分稀少，这与元代江苏官学与私学都十分发达的教育状况很不相称。根本原因是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抑制了江苏人科举入仕的热情。
三 明代江苏进士群体的南北差异
明代建立后，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系统，并在南京设立国子监，统辖各府州县官学，民间私学如义学、社学、书院教育也十分发达，成为官学的有益补充。朝廷推行的“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官学生员的科举热情，而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完善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壮大。
明代江苏地区各府州县进士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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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江苏通志稿》5《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龚延明《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李望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清乾隆间刊本）；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13卷本（明嘉靖间刊本）；屈万里辑《明代登科录汇编》22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据龚延明统计，有明一代共开科89榜，实际总数为24595人 (186) 。明代江苏籍进士共有3070名，占全国总人数的12.48%。换言之，在全国进士人群中，每8人中就有1人是江苏人，这个比重不可谓不高。明代江苏进士数、鼎甲数众多，奠定了全国科举大省、强省的地位。然而江苏科举在明代发展得并不顺畅，特别是明代初期，江苏籍进士少得可怜，这与朱元璋刻意打压江南地主势力有关。“明初，朱元璋大力打击江南进士，限制江南地主势力，江南地主的实力有限，科举应试的经济条件有所制约。江南地主则与新王朝离心离德，多不合作，科考热情不高，从另一方面影响了登第的人数。” (187) 进入16世纪后，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江苏进士数量才有大的提升。到了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年间，随着江南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盛，江南举子热衷功名，科举及第的人数达到了高峰。
明代江苏进士录取情况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天顺八年（1464年）前后94年间，共开科29榜（洪武三十年分春、夏两榜） (188) ，全国录取进士数4956人，平均每榜170.9人。江苏同期录取进士人数为469人，平均每榜16.17人。此间录取最少的前三榜：洪武四年（1371年），无人录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洪武三十年春榜（1397年），各录取1人。录取最多的前三榜：景泰五年（1445年）52人；永乐二年（1404年）39人；景泰二年（1451年）33人。江苏进士总人数占同期全国总进士数8.83%，占江苏明代进士总数的15.28%，总体水平不高。二是成化二年（1466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前后82年间，共开科22榜，全国录取进士8927人，同期江苏进士录取1238人。全国平均每榜录取进士405.8人，江苏每榜录取进士56.27人。本期江苏进士录取最多的是弘治九年（1496年）共录取50人，其次是嘉靖二年（1523年）共录取44人，再次是成化二年（1466年）、弘治十八年（1505年）同为43人。录取人数最少的一榜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仅录取25人，低于同期每榜平均数。江苏进士人数占全国同期进士总数13.79%，占江苏明代进士总人数的40.33%，较前期有较大提升。三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94年间，共开科31榜，全国共录取进士10620人，江苏录取进士1363人，占全国同期12.78%。占江苏明代进士总数的44.39%，达到峰值。全国平均每榜342.58人，江苏平均每榜录取43.96人。此间录取进士最少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仅录取17人。最多的三榜分别是万历十四（1586年）录取80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录取59人、崇祯元年（1628年）录取55人。此阶段是明代全国录取进士最多的时期，也是江苏进士人才高峰期。范金民先生指出：“这个时朝正是江南农工商业稳定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庶民子弟登第入仕的比例当较之任何时期为高。” (189)
从地域分布情况看，有明一代生产进士最多的几个府：苏州府1068人，常州府618人，松江府437人，应天府313人，扬州府219人，镇江府217人，淮安府84人，通州73人，徐州23人，海州19人，地区分布南北差异悬殊。仅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的进士总人数就占明代全省总数的69.16%，而淮安府、徐州、通州、海州“一府三州”加起来，进士总人数与无锡县199人相同。从府州所属县来看，武进县以234人拔得头筹，吴县、太仓州各以204人居次席，无锡县199排名第四。进士数超过百人的县：昆山189人、长洲182人、常熟179人、华亭147人、松江140人、江宁131人、宜兴112人、吴江111人、上海106人。江苏进士在数量成为全国翘楚，且巍科人物数量比极高，地位显赫。明代全国状元89人，江苏就占16人，是全国状元数的17.97%。榜眼15人、探花23人，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6.85%、25.84%。
明代江苏进士主要集中在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应天府等地区，这与当地区经济较为富庶、世家大族集中有关，也与地方官学私学兴盛、黉宫宏伟、书院林立、学风浓郁有关。学校为科考储备人材，书院为士子制造舆论，这些都是科举成功的有效途径。应天府因为“陪都”的地位，逆袭成功，脱颖而出，一改长期科举不振的面貌。
四 清代江苏进士的“北进”趋势
清代江苏因文教发达，科举繁盛，而成为人文渊薮。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开科，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最后一次考试，共开科112科。其中正科84科、加科2科、恩科26科，共录取进士26849人 (190) 。江苏籍进士2993人（含松江府），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11.15%。居于浙江2808人、河北2701人之前，位列全国第一位。从时间分布情况看，清代江苏进士与全国同期进士数量对比如下：
清代历朝全国进士与江苏进士对照表
续表
资料来源：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5页。
李润强在《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一文，按照进士数降序排列，“依次是乾隆朝、康熙朝、光绪朝、道光朝、顺治朝、嘉庆朝、同治朝、雍正朝、咸丰朝”。 (191) 这是全国进士及第数量的排名。清代江苏进士及第情况如次：康熙朝668人、乾隆朝643人、顺治朝446人、光绪朝363人、道光朝263人、嘉庆朝234、雍正朝169人、同治朝125人、咸丰朝69人。其位序与全国排序有出入，但总体轨迹大致相同，反映出地方科举活动与全国同步的节奏。
清代江苏录取进士的平均数，按照降序排列，依次是顺治朝55.75人、雍正朝33.8人、康熙朝31.81人、光绪朝27.92人、乾隆朝23.81人、同治朝20.83人、嘉庆朝18.5人、道光朝17.53人、咸丰朝13.8人。但这只是朝代平均数，没有反映科年及第情况。李润强根据清代历科进士录取数变化曲线，将其概括为“W型”分布 (192) 。三个峰值分别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科的449人、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的399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的346人，两个谷值分别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科的146人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的81人。清代江苏进士变化曲线，与全国轨迹不尽相同，其峰值集中在顺治朝，分别是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科97人；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科78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科77人；录取数最少的三榜分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恩科11人；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10人；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2人。除顺治三年（1646年）外，其数量分布曲线与全国基本一致。
清朝后期，随着冗官现象的出现，朝廷减少了进士中额，导致及第人数减少。至于顺治三年仅有2人及第应该是个特例，不具有代表性。从全国排名看，“江苏籍进士人数在全国的阶段性位次，顺治、康熙和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始终稳居全国第一，雍正至道光间曾一度屈居第二位，但并非因为江苏教育的衰落，而是当时朝廷不合理制度的限制所致”。 (193)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始，会试录取改为“分省取中制”，使得江苏过高的进士录取人数受到压缩。
清代江苏地区各府州县进士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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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江苏通志稿》5《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李望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清乾隆间刊本）；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从地域分布看，清代江苏进士中苏州府以840人（含太仓州）名列全省第一；常州府664人，屈居第二；扬州府358人，跻身前三甲，进步空前。其余依次为：镇江府285人，松江府259人，江宁府241人，淮安府135人，通州121人，徐州府19人，海州9人，海门厅2人。进士人群密集地区依然在江南，北方进士密度不足，南北差异明显。仅苏州府、常州府两府的进士总数就达51.28%，这一比例较明代有所下降，但仍然突出。
江苏进士集中在少数县份，特别是城郊各县表现突出，而其余各县则显得冷清。如吴县有207名进士，而同属苏州府的震泽、新阳二县仅有18人和10人。常州府的武进县有进士203人，而靖江县仅18人。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各府州县都有体现。个中原因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文教状况等不无关系。范金民先生指出：“明清两代不但各府进士多少悬殊，而且同府的各县之间悬殊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多少不均的特征是极为普遍的。因此，所谓江南文才甲天下，只能指某些地区，而远不能视为整个江南尽然” (205) 。
清代进士有三甲之分，其中一甲三名称“三鼎甲”，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会试第一名称“会元”，这几类人一般称为“巍科人物”。有清一代全国共有巍科人物计570人，一人拥有两种身伤者，如会元兼状元、榜眼、探花、传胪者，只按计1人，重复出现者为31人，故清代巍科人物的实际额是539人。江苏籍巍科人物共169人 (206) ，约占全国总数的31.35%。三鼎甲人数众多，占比尤为显著。其中，状元49人 (207) ，占全国总数的43.75%；榜眼26人，占全国总数的23.21%；探花41人，占全国总数的36.6%。此外，会元40人，占全国总数的35.7%；传胪20人，占全国总数的17.86%。这些亮眼的数据充分反映了清代江苏地区在全国科举中的重要地位。
清代江苏、浙江、安徽巍科人物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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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资料来源：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4页；胡平、李世愉《中国科举制度史》（清代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292页；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版，第73页。
从这份统计表中可知，清代112科中，列入三鼎甲者以江苏、浙江人数最多。总计三鼎甲336人中，江浙两省有193人，占全国总数的57%，超过半数。它说明江浙两省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其他省份。正如李润强所言：“在清代，巍科人物集中在江南地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代表这个地区文化教育的最高水平，在进士地域分布中是一个重要指数，有其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 (210)
清代江苏地区鼎甲汇总表
(211)
资料来源：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6页。
清代江苏魁星璀璨，鼎甲辈出，共有117人（实为116人）位列文科进士三鼎甲，占全国鼎甲总数的34.82%（实为34.52%），分量很重。尤其是苏州，因为屡出状元，被称为“状元之乡”。清代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杨朝麟自豪地说：“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竞丽增华，海内称最。” (212) 父子鼎甲、兄弟鼎甲、家族鼎甲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父子鼎甲方面，以吴县缪彤中康熙六年（1667年）丁未科状元与儿子缪曰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科榜眼及第；镇洋汪廷玙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探花、子汪学金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探花。兄弟鼎甲方面，以昆山徐氏三兄弟为代表。徐元文为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状元，徐乾学和徐秉义分别为康熙九年（1652年）壬辰科和十二年（1655年）乙未科探花。家族鼎甲方面，则以元和县吴氏、常熟县翁氏为榜样。吴廷琛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为状元，其族侄吴钟骏为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恩科状元。翁同龢与其侄翁曾源分别为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和同治二年（1862年）癸亥恩科状元。一门双状元，这在大清国开国以来是绝无仅有的。
苏州地区出现大量的三鼎甲人才，与此地庞大的进士群体有密切关系。地方的进士人数越多，产生三鼎甲的概率也就越高。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在明代巍科人物中，江苏省以258名绝对人数位居全国第一，而清代，更是以173名居各省第一。另据沈登苗考证，在明清两代380位杰出人才中，江苏即以103位占全国近三分之一而居第一。“科举人员仅以极微量的人口比例，占据了人才席位中的大多数，其相对成功率之高，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的……明代有科举功名者的成功率是普通人的150倍；清代有科举功名者的成功率是普通人的500倍。” (213) 不仅是专家学者中科举出身的比例极高，政府官员同样如此。黄炎培先生曾统计，清代各省巡抚共计574人，其中江苏籍76人，占14%；总督全国共288人，江苏40人，同样占14%；中央宰辅120，江苏有28人，约占23% (214) 。民国初年蔡冠洛所编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其中江苏人才分布为：政治33人、军事5人、实业7人、学术56人、艺术42人、革命党1人 (215) 。这些数据显示，清代江苏巡抚以上的官员及各类文化型人才在全国各省中都雄居前列，他们其中大部分人都拥有进士出身。
江苏地区科举发达，人才辈出，首先与地方经济水平发达相关。在明清初期，统治者鼓励开荒，废除匠籍制度，采取恤商政策，大力发工业、商业，这些措施对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陷入困境的社会生产极为有益。地方经济的发达解决了士子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安心读书，心向仕途。其次，与统治者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相关。明清统治者都深知“文治”巩固天下的道理，对科举制度的完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科举制度相配套，明清之际，全国教育制度的完善化，官学中太学、府州县学、社学等各级培育人才的学校系统完备，私学中义学、私塾、书院等十分发达，为培养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再次，与教育制度相配套的图书馆、公私藏书楼对人才的勃兴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两代，江苏藏书家有364人，占全国第一位。吴晗先生说：“大抵一地之人文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诎为升沉枢纽……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其间间或互为隆替；大抵常熟富庶，金陵、吴县繁饶，且为政治重心，维扬则为盐贾所集，为乾隆之际东南经济中心也。” (216) 江苏著名的藏书楼有赵琦美之绮望馆，钱谦益之绛云楼，毛晋之汲古阁，瞿氏之铁琴铜剑楼，徐氏之传是楼，阮氏之扬州文选楼等，私家藏书楼的繁荣吸引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 (217) 最后，与江南士子读书喜学的风气及科甲仕宦的传统观念相关。中下层地主、贫寒子弟，无不用功苦读，以期迈向功名仕途。官僚士大夫之家，为防止家业中衰，仕途后继有人，更加希望后代子孙通过科举登第，显亲扬名。他们多方延师设塾，增加智力投资，以维系家族的繁荣。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江苏自然文风郁郁，人才辈出。“江南进士之所以绵绵不绝，蔚为大观，为举世瞩目，与江南地区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 (218) 江南人崇文重教，源远流长。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普通民众，都视科举为首业，以登第入仕为目标。不仅如此，苏南望族还通过联姻的方式以保证族运绵延。“这种联姻促进了先进地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对子女的先天智力和后天培育，都有积极的影响，对这些家族的子弟来说，科举考试也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219) 影响所致，家族成员科第蝉联便不足为奇了。
(1) 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 沈兼士：《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弁言》，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3) 王成：《中国政治制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
(4) 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4页。
(5)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21《礼运篇第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4页。
(6)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65页。
(7) 陆以湉撰，冬青校点：《冷庐杂识》卷1《生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与刘禹成的谈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5页。
(9)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绪论》（宋代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10) 同上，第5页。
(11)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12) 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101—111页。
(13) 同上，第101页。
(14)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亲试》，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87页。
(15) 脱脱等撰：《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9页。
(16)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下册，第901页。
(17) 同上，第521页。
(18)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总论》（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9)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第286页。
(20) 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21) 王溥：《唐会要》卷69《县令》“天宝九载”条，第1217页。
(22)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总论》（隋唐五代卷），第29页。
(23) 黄昌榖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35页。
(24) 转引自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第409页。
(25)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0页。
(26) 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第七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页。
(27) 魏收：《魏书》卷8下《世宗纪第八下》，第204页。
(28) 赵晔：《吴越春秋》卷5《夫差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29) 房玄龄等：《晋书》卷65《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30) 魏徵等：《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87页。
(31)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32) 班固：《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第2791页。
(33) 姚思廉：《梁书》卷27《陆倕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01页。
(34) 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第1219页。
(35) 刘昫等：《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63页。
(36) 脱脱等：《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67页。
(37) 张廷玉：《明史》卷288《文苑四·张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04页。
(38)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顾炎武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35页。
(39)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9《儒林传下二·焦循传》，第5585页。
(40) 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41) 转引自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引言》，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0页。
(42)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43)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117页。
(44) 叶恭绰：《清惠松崖手札跋》，《矩园余墨》序跋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45)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678—579页。
(46) 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前言》，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7)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1963年第5期，第54页。
(48) 范成大撰，陈振岳点校：《吴郡志》卷4《学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38页。
(49) 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先秦秦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50) 吴寄萍：《改良私塾·概论》，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3页。
(51) 参见陈乃林、周新国主编《江苏教育史·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52) 陈寿：《三国志》卷52《吴书七·步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36—1240页。
(53) 陈寿：《三国志》卷57《吴书十二·虞翻》，第1321页。
(54)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53《姜肱传》，第1749页。
(55) 房玄龄：《晋书》卷91《儒林传·徐邈》，第2356页。
(56) 房玄龄：《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6页。
(5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9《儒学中·柳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7—5678页。
(58) 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2—106页。
(59) 萧子显：《南齐书》卷39《刘瓛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77—679页。
(60) 萧子显：《南齐书》卷54《高逸·吴苞传》，第945页。
(61) 李延寿：《南史》卷75《隐逸上·周续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5页。
(62) 李延寿：《南史》卷75《隐逸上·雷次宗传》，第1868页。
(63) 李延寿：《南史》卷76《隐逸下·诸葛璩传》，第1902页。
(64) 魏徵等：《隋书》卷75《儒林传·褚辉》，第1723页。
(65) 魏徵等：《隋书》卷75《儒林传·萧该》，第1715页。
(66) 刘昫等：《旧唐书》卷189上《朱子奢传》，第4948页。
(67) 魏徵等：《隋书》卷75《儒林传·包恺》，第1716页。
(68) 刘昫等：《旧唐书》卷189上《秦景通传》，第4955—4956页。
(69) 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董诰：《全唐文》卷348，中华书局1983年印本，第3529页。
(70) 王溥：《唐会要》卷35《学校》，第635页。
(71) 刘昫等：《旧唐书》卷189上《曹宪传》，第4945页。
(72) 刘昫等：《旧唐书》卷189下《陆质传》，第4977页。
(73) 刘昫等：《旧唐书》卷155《窦群附兄窦常》，第4122页。
(74) 李纾：《故中书舍人吴郡朱府君神道碑》，董诰：《全唐文》卷395，第4019页。
(75) 王溥：《唐会要》卷35《学校》条，第635页。
(76) 刘昫等：《旧唐书》卷177《刘邺传》，第4616—4617页。
(77) 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第4519页。
(78) 韦□：《唐故桂州员外司户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7页。
(79) 刘昫：《旧唐书》卷146《薛播传》，第3955—3956页。
(80) 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 隋唐），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81) 不著撰人：《都城纪胜·直教胜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82) 吴霓：《从古代私学的发展看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现象》，《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7期，第31页。
(83) 叶适：《水心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6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1页。
(84) 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27《学校三》转录《震泽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664页。
(85)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第2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40页。
(86) 龚明之撰，孙菊园校点：《中吴纪闻》卷5《陆彦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87) 卢熊：洪武《苏州府志》卷37《人物》，（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533页。
(88) 脱脱等：《宋史》卷432《刘颜传》，第12831页。
(89) 脱脱等：《宋史》卷385《周葵传》，第11833页。
(90) 脱脱等：《宋史》卷401《刘宰传》，第12167页。
(91) 脱脱等：《宋史》卷451《忠义六·陆秀夫传》，第13275页。
(92) 脱脱等：《宋史》卷295《叶清臣传》，第9849页。
(93) 脱脱等：《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6页、第10281—10282页。
(94) 脱脱等：《宋史》卷375《张守传》，第11612页。
(95) 脱脱等：《宋史》卷441《徐铉传》，第13044页、13049页。
(96) 范成大撰，陈振岳点校：《吴郡志》卷2《风俗》，第18页。
(97) 凌万顷、边实纂，李勇先点校：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98) 凌万顷、边实纂，李勇先点校：淳祐《玉峰志》卷上《学校·县学记》，第23—24页。
(99) 王峻等纂：乾隆《苏州府志》卷55《人物九》，《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第14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00) 宋濂等：《元史》卷190《儒学二·牟应龙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37—4338页。
(101) 宋濂等：《元史》卷147《史天倪传》，第3478页。
(102) 宋濂等：《元史》卷156《董士选传》，第3676—3678页。
(103) 宋濂等：《元史》卷184《韩元善传》，第4241页。
(104)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一·张
传》第4315页。
(105)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一·许谦传》，第4319页。
(106)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一·安熙传》，第4328—4329页。
(107)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32页。
(108) 参见蒋纯焦《中国私塾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5页。
(109) 张廷玉：《明史》卷283《儒林二·王艮传》，第7274页。
(110) 张廷玉：《明史》卷285《文苑一·王冕传》，第7311页。
(111) 宋濂：《长洲练氏义塾记》，陈暐：《吴中金石新编》卷7《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6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5—206页。
(112) 莫震：《古塘义塾记》，莫旦：弘治《吴江志》卷15《集文三》，（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622页。
(113)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卷18《记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0页。
(114) 胡伯良修：《毘陵修善里胡氏宗谱》，光绪五年（1879年）敦本堂刻本。
(115) 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3《南洲先生传》，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之五七，（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1859页。
(116) 参见陈乃林、周新国《江苏教育史》，第200页。
(117)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第275页。
(118)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69《学校七》，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93页。
(119) 雅尔哈善：《苏郡义学记略》，顾沅辑：《吴郡文编》二《学校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页。
(120) 盛泽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盛湖志四种》卷4《学舍》，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53—56页。
(121) 王昶纂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32《人物·孝义·吴家铭》，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122) 参见江苏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教育志》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123) 蒋纯焦：《中国私塾史》，第27页。
(124)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教育志》上册，第83页。
(125) 李德林：《定颖记事》卷1《立义学详文》，道光六年（1826年）刻本，第8页。
(126) 赵尔巽：《清史稿》卷308《徐士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69页。
(127) 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卷2《惠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页。
(128) 赵尔巽：《清史稿》卷481《王念孙传》，第13212页。
(129) 徐世昌等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106《端临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97页。
(130) 参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吴派经学大师列传第三”“吴派经学家列传第四”“常州今文经学家列传第七”“小学大师列传第十一”“作史学家列传第十四”等相关章节。
(131) 参见钱慧真《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15—118页。
(132) 王应奎撰，王彬等点校：《柳南随笔 续笔》卷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13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59页。
(134)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二·郡县学》，第5册，第2762页。
(135) 同上，第2763页。
(136)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校点：《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第2册，第916页。
(137) 脱脱等撰：《宋史》卷450《忠义五·尹榖传》，第13257页。
(138)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0《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5页。
(139) 刘绎：《请增白鹭洲书院科举详文并学道行知文》，高立人主编：《白鹭洲书院志》卷8，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140)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22页。
(141) 王炳照主编：《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
(142) 吴根洲：《科举制对中国私学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82页。
(143)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7—128页。
(144) 同上，第158—159页。
(145) 陶易：《唐代进士录》附录一《唐代进士科一览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3—482页。
(146)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记考》附《宋代科举概述》，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47) 参见薛兆瑞《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8)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前言》上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149)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统计为24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统计为24452人。
(150)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统计为26815人；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统计为24878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统计为26747人；商鎏衍《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统计为26747人；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一书统计为26848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毛晓阳《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统计为26849人。
(151)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第879—897页。
(152) 民国《江苏省通志稿》2《建置志》，第250—307页。
(153) 邱为（嘉兴人）、钱起（吴兴人）、钱翊（吴兴人）、陆贽（嘉兴人）、沈亚之（吴兴人）、沈光（吴兴人）、陆扆（吴兴人）、施肩吾（富春人）等8人，原为吴县人，现为现在浙江省籍进士。
(155)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5《选举四》，第358页。
(156) 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80页。
(15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宋代职官志考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158) 此处含孙岳（嘉定人）、吕评（嘉兴人）。
(159) 此处1名进士为太仓人。
(160) 江苏域内州县因未有进士及第者，未列入本表。表中所统计进士名单包含进士及第具体年份不详者（“宋朝”者归入北宋，其他归入南宋）及特奏名进士。
(161)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统计，两宋共录取进士81672人，正奏名进士42563人，特奏名进士41416人。其中，北宋开科69榜，全国录取正奏名进士为19365人，特奏名进士16667人。南宋开科49榜，全国共录取正进士23198人，特奏名进士22442人。如果按全国22路平均计算，北宋正、特奏名进士数分别为880.23人和757.59人，南宋正、特奏名进士数分别为1054.45人和1020.1人。参见《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下册，表二《北宋贡举登科表》、表三《南宋贡举登科表》，第863—868页、第897—999页。
(162) 参见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64页。
(163) 参见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文中统计为500人，对宋代常州科举活动的时空分析，不乏真知灼见，可资借鉴。
(164) 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第63页。
(165)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5《饶州风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2页。
(166) 朱熹：《常熟县丹阳公祠堂记》，范成大撰，陈振岳点校：《吴郡志》卷4《学校》，第41页。
(167) 范成大撰，陈振岳点校：《县学志》，《吴郡志》卷4《学校》，第37页。
(168) 陆游撰，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18《常州河府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246页。
(169) 葛胜仲：《朝议大夫施公墓志铭》，《丹阳集》卷1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076，第14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170) 史能之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11“解额”条，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171) 参见都兴智《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金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页。
(172) 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前言》上册统计为1139名，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173)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9《魏郡夫人伟吾氏神道碑》，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174) 此处8人是“苏州人”，县籍不详。
(175)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新设的太仓州辖境，就包含了昆、常、嘉三县析出的部分。参见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76) ⓪ 此处116人属太仓州，现为上海的崇明、嘉定和浙江的嘉兴县、吴兴县。
(180) 此处4人为“镇江人”，县籍不详。
(181) 此处5人为“淮安人”，县籍不详。
(182) 此处1人为“扬州人”，县籍不详。
(183) 此处9人为“徐州人”，县籍不详。
(184) 此处4人，含2名“连云港人”、2名“海州人”。
(185) 此处30为“通州人”，县籍不详。
(186) 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7页。
(187) 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甲天下及其原因》，《明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64页。
(188) 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第76页。
(189) 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甲天下及其原因》，第167页。
(190)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第3页。毛晓阳、金甦《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一文（《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认为清朝进士的总数也是26849人，但两书的考订结果有一区别：江先生排除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关际泰，而增入了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王恭先。
(191) 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62页。
(192) 同上，第62—63页。
(193) 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38页。
(194) 此处3人为“苏州人”，县籍不详。
(195) 此数据中含太仓直隶州所辖嘉定县、宝山县、崇明县进士84人。
(198) 此处4人为“淮安人”，县籍不详。
(199) 此处1人为“徐州人”，县籍不详。
(200) 此处2人为“海州人”，县籍不详。
(201) 此处70人为“通州人”，县籍不详。
(205)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177页。
(206) 参见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第199页。
(207) 此数据含松江府金山卫状元戴有祺。
(208) 此数据当为41人，其中王宗诚，青阳（现安徽省青阳县）人，不属于江苏，作者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属于误录。
(210) 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版，第72页。
(211) 此数据含王宗诚，青阳（现安徽省青阳县）人。
(212) 杨朝麟：《紫阳书院碑记》，转引自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213)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第60—64页。
(214) 参见黄炎培《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人文月刊》1931年第1卷第1册，第1—10页。
(215) 转引自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144—145页。
(216)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217) 参见张鸣、望山《江苏人才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287—290页。
(218) 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82页。
(219)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