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苏科举活动与科名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诏》：“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175) 标志着明代科举考试的大幕正式开启。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 (176) 《科举成式》的出台标志着明代科举制度进一步成熟与完善。终明一朝，江苏科举活动异军突起，成绩喜人，共录取进士3070人，一跃成为全国的科举大省、强省。
一 应天府乡试与江苏举人时空分布
明代前期的南京既是京都，又是应天府所在地，一度成为明代科举的中心。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之前，南京城集乡试、会试与殿试三大科试于一体。
乡试作为地方上最高的一级的考试，均在各省会城市举行。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廷在所颁《科举诏》中规定：“各省自行乡试，其直隶府州赴京乡试。凡举，各具籍贯、年甲、三代本姓，乡里举保，州县申行省，印卷乡试，中者，行省咨解，中书省判送礼部，印卷会试。” (177) 按照明制，应天府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江苏省乡试地点在京师，也是省会的应天府南京。
明朝自洪武三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273年间，共开考90科乡试。其中明初科举连试3科后停科，洪武十七年（1384年）恢复，直到明末最后一次乡试，共87科。乡试的日期，洪武三年规定：“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 (178) 逢子、午、卯、酉年开考，考试日期为八月 (179) 。乡试的地点，“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 (180) 考试分三场，分别在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和八月十五日举行。考试内容：“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 (181) 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举定式》颁布后，考试内容有所调整：“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182) 乡试是士子科举考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竞争极其惨烈，合格者即可获得做官资格，并能够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天府也可视为地区性选官考试的主战场。明人王世贞说：“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就试者乡举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中式者未及会试，悉授官。” (183) 由于统治者急需人才，乡试中式者未及会试便授予官职，这在明代科举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明代南直隶举人数在各大政区中最多，江苏更是一枝独秀，这与应天府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相关。作为京师、省会同城的应天府，在取士名额上一直得到朝廷的特殊关照。如洪武三年（1370年）颁行的《科举诏》中明确规定了各省乡试名额，多者40人，少者25人，而应天府因第“在京乡试直隶州”而得100人。史载“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 (184) 虽然个别省份有增减，但基本格局不变。这种优势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依然存在。洪熙元年（1425年），礼部奏定各处乡试取士之额：“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共八十人，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共五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广、广东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趾各十人。” (185) 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诏令顺天府乡试解额与南京应天府同为80人。 (186) 正统五年（1440年）复定乡试解额，顺天府仍为80人，而应天府为100人。景泰四年（1453年），朝廷核定各直省取士额：“南、北直隶，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广、山东，各增三十名；广东、四川、陕西、山西、广西，各增二十五名；云南增十名。” (187) 这样一来，南、北直隶均达到135人的高峰值，从此不再更改。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也成为明代江苏乡试繁盛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如果按今天行政区划言，南直隶（含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的取额优势则不复存在了。
明代南直人口为1005万余，数量为全国之冠，约占明朝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官学、私学十分发达，学校和书院数名列全国第二，为科举活动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应天府又是大明的留都所在，南京国子监也办学于此，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南直乡试的业绩非常突出。有关明代乡试人数及录取率，尚未有统一的数据。 (188) 明代举人10万有余，其中南直隶约1万人，数额居各直省之首。丁蓉《南直隶举人研究》考订出明代应天府乡试举人共11118人，其中本籍、外籍举人共10966人， (189) 数据较近事实。笔者根据《江苏省通志稿》5《选举志·明举人》、乾隆《江南通志·选举志》《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及《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等科举文献，统计出明代江苏举人数共计7034人。 (190) 具体分布见下表：
明代应天府乡试江苏举人空间分布统计表
(191)
(192)
续表
(193)
资料来源：民国《江苏省通志稿》卷5《选举志·明举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228页；《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第6—10函“明代应天府乡试录”，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乔婷《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第23—27页。
明代江苏举人数的地理分布，因区域文教水平的差异而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苏州府、常州府、应天府在明代乡试中依然排在前三位，三府累计4335人，占全省举人总数的73.2%。松江府以961名列第四，较前朝有大的提升。相对而言，曾经是科举重镇的镇江府，举人数量却有明显的下降。应天府因为是明早期首都和中晚期陪都所在，又是“南监”、中央各部门及都司卫所所在，聚集了很多士人，这为乡试提供了充足的生源。值得注意的是，南京作为海防前线，卫所林立，驻军人数庞大。据丁蓉考证：“南直隶247名卫所举人中，其中有20名举人的具体卫所籍名称不详，其余227名举人中，京卫举人有146人，地方卫所举人有81人。南直隶卫所举人以京卫举人为主，京卫举人约是地方卫所举人的2倍。” (194) 卫所举人数占应天府乡试总人数23.3%，近四分之一，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科举力量。综合来看，下列因素影响着各地乡试的录取情况：
首先，乡试中式人数与地域文化传统、科举基础有关。明代江苏省各府州中，苏州府举人数最多，占举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多，高出第二位的常州府约12个百分点。这与苏州府自古以来就是科举繁盛之地相关，苏州崇文尚学，文脉深厚，在历代科举活动中均有不俗的表现。正德《姑苏志》载：“地之重以人才，才之用以荐进，肇自汉代，以迄于今。” (195) 弘治《太仓州志》亦云：“大抵文教渐摩日久，擢高科登显仕者后先相望，街坊子弟习举子业者彬彬郁郁。” (196) 常州府自从宋代以来，即以庞大的科举人群雄居省内首位，到了明代，常州依然是江苏省内科举氛围最为浓郁的地区之一。据康熙《常州府志》载，“汉魏而降，衣冠南渡，礼义之俗由此寖盛……至于明而士子益敦气节，尚廉耻”，“崇儒重道，历世久远而不逾，皆士林所亟取也”，“士子多以读书世其家，故往往科目蝉联数代不绝”。 (197) 作为明初的京师和后来的留都，应天府在明代政治中地位特殊，享有其他直省所不能有的行政资源，导致科举人才层出不穷。万历《应天府志》云：“金陵山水清丽，士生其间大抵崇廉让，好儒术……入国朝来，治化隆洽，俗尚淳朴，若弘治、正德间，彬彬乎进于古矣。” (198) 江宁县、上元二县为府治所在，举人中多有苏杭移民的后裔，深厚的文脉是地方士人热衷科举并取得佳绩的根本原因。
其次，府学、州学在乡试中作用突出。从统计数据看，应天、扬州、苏州、常州、淮安、镇江等府学举人数在府内位居前列，直隶徐州州学举人数，也多于属县举人数，这说明各府、州学享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在乡试中呈现着强劲的实力。同一府州内，府治或州治所在优势明显。如应天府上元县有468人，高淳县却只有18人；常州府武进县共404人，靖江县却只有19人。淮安府山阳县共有220人，桃源县却只有5人。前者为26∶1，中者21∶1，后者为44∶1，地区间差异值极大。值得注意的是，靖江县第一位举人是在明代乡试开科123年后的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科才出现。更有甚者，高淳籍第一位举人是在开科168年后的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科才出现。这两个极端的事实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即便是同一府州，各地科举活动的普及程度仍有着天壤之别。从府内举人分布情况看，举人集中地区基本上都府治或州治，行政中心优势明显。如常州府，武进籍举人共404人，无锡籍举人401人，两差距不大。然武进县凭借附郭县的优势，大量士子得以进入府学。如果无锡县为附郭县，那么无锡县举人数将会多于武进县。
再次，印刷业的发达程度间接地影响着各地的科举水平。南直应天府、苏州府是明朝印刷刻书重地，吴县王喆、常熟毛晋均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和收藏家。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列举的明代最重要6个出版刻书地中，南直的南京、苏州占据近半席位。 (199) 发达的印刷业促进了科举文化的传播，有利科举活动普及。刊刻社所刊刻的举业时文，方便了举子们学习与揣摩，势必对所在地的举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良好业绩有着积极的作用。
最后，科举活动欠发达地区，进步态势明显。一些以前是科举“盲区”的县，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苏北的淮安府、扬州府和徐州，发展势头迅猛。这与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不无关联。随着苏南移民的迁入，并经数代融合，已为所在地营造了良好的科举氛围。除移民政策外，配额制的实施也是重要推手之一。分配到各地儒学的乡试名额，确保了科举欠发达地区的中式率，这对改变当地科举落后的面貌无疑是有益的。与“分卷制”一样，乡试配额的实施，进一步缩小了苏南苏北科举水平的差异带来的不平衡，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明代应天府乡试江苏举人朝代分布表
资料来源：民国《江苏省通志稿》卷5《选举志·明举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228页；《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第6—10函“明代应天府乡试录”，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乔婷《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第23—27页。
在南直隶各府当中，苏州府举人数最多，达2151人，占明代江苏举人总数的30.19%。常州府1275人，占全省17.89%。应天府1061人，占总数的14.89%。三府的总数达4487人，占全省总数的71.24%。苏州府的中式举人数及平均中式率也在南直隶各府州中排名都是第一，优势较为明显。
明代各直省乡试录取额也历经了由不拘定额到定额的演变过程。就南直取额看，从宣德四年（1429年）己酉等3科各80人，到正统六年（1441年）辛酉等3科各100人，再到景泰七年（1456年）丙子等4科各135人，再到隆庆四年（1570年）庚午1科150人、最高至崇祯十五（1642年）壬午1科的163人，南直乡试的录取额不断随形势变化。正统六年（1441年）前，录取人数都在100以下，景泰七年（1456年）后每科录取数上升到135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后上升到140人、145人、148人、150人，直至163人 (200) 。
录取额的变化，与应天府乡试考生规模不断增长相关。从洪武三年（1370年）的133人，一路增长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6900人，暴增了51.8倍。“分阶段看，洪武至景泰时，南京乡试平均每科应试人数为1090余人；成化至正德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达2626余人；嘉、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激增为4210余人；万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更是高达4917余人。可见，随着时间推移，南京乡试应试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万历三十一年还首次突破6000人大关，达到最高值。” (201) 随着乡试规模的扩大，乡试的竞争日趋激烈，录取率也呈直线下降趋势，由最初的高峰值54.14%，到最后1.96%。 (202) 解额虽然是对各地乡试录取人数的限定，但并不意味着每次会试人数就是该科全国解额的总数，因为解额只针对新科举人的，而往届举人再次参加会试则不受此额限制，但重复会试则会对该地区的进士分布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表统计可知，明代江苏省的90科乡试中，平均每科录取举人79.16人。因皇帝在位时间长短不一，开科次数也多寡不一。最少是明惠帝，仅开科1次。最多是明神宗，开科16次。从每科录取人数看，代宗开科3次，共取383人，平均每科127.67人，为明代应天府乡试录取率最高；惠帝开科1次，录取111人，位居次席；熙宗朝开科3次，共取举人309名，平均每科103人，位居第三。从历科录取人数总体趋势看，明代宗朝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洪武、建文、永乐、宣德及正统朝各科，平均每榜录取72.03人；此后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及崇祯朝各科，平均每榜录取则高达到89.07人，增幅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晚期应天府乡试的录取率有较大提升，除了各地科举实力的提升和朝廷分配的定额增加外，也与科场弊端丛生的现实相关。明人吴应箕说：“南场之通关节，相传有年，而下四府为甚。相传武进、宜兴、金坛数邑，尤工是术。誊录多家人门客，书写精楷。又其县较诸郡先进，主司取数既满，则他皆置之矣。又先度推官、知县资俸必入帘者，预为结纳；不则代营入帘，取予相报，种种弊窦，不可胜举。虽以严察之监场、精明之京兆，亦不能革。予少听人言，意以为妄，此科榜发，据予所知，实有数人。呜呼，可叹！” (203) 武进、宜兴为常州府属县，金坛则为镇江府属县。有研究者指出，常州府占南直举人总数的比例增长达到惊人的5.5%，增长幅度第二的镇江也有3.5%，恐与两地的科场腐败有关。 (204)
明代江苏乡试举人总数为7034人，占应天乡试考中举人总数11118人的63.27%，在苏、沪、皖三省中最高。解元作为乡试第一人，往往被视为乡试发达程度的风向标。苏桂娟对《皇明三元考》进行了系统梳理，考订出明代解元实际总数应为1278人（《皇明三元考》仅记解元1028人），作者考补解元212人，最终确定明代解元数为1204人，待考74人， (205) 可资参考。南直90科乡试中共产生90名解元，其中有88名解元姓名可考，江苏籍解元数共67人，占总数的74.44%。现将明代江苏籍解元情况汇总如下：
明代应天府乡试江苏乡试解元汇总表
(206)
(207)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民国《江苏省通志稿》卷5《选举志·明举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228页；龚延明主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第6—10函“明代应天府乡试录”，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22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苏桂娟《〈皇明三元考〉考论》，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第31—37页。
从上表统计可知，明代江苏乡试解元共67人，其中苏州府22人（含太仓州4人）、常州府20人、松江府13人、扬州府5人、镇江府5人、应天府2人。各府州县解元数、解元进士数，与所属府州进士分布的广泛程度及科举发达程度成正比。府州县科举愈发达，其解元和解元进士分布亦愈广泛。解元中只有53人考取进士，其余14名解元落第，解元进士中式率为79.1%。无论是解元数还是进士中式率，江苏籍解元在南直三省（今江苏、安徽、上海）中都最多和最高的。
解元的进士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甚至充满坎坷。在53名考取进士的解元中只有26人顺利于次年会试及第，其余27人则在4年之后，甚至在10年之后才及第。如应天府任彦常天顺六年（1462年）壬午科即中解元，却在十年后的成化（1472年）壬辰科才进士及第。常州府武进人陈祖绶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科乡试第一，却在十三年后的崇祯七年（1634年）甲戌科才进士及第。更有甚者，常州府武进人睦纮弘治十七年（1504年）甲子科中解元，却在十七年后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科中进士。明人对重复参加会试已经司空见惯，自视为一种磨砺。连明代最有名的“三元”商辂也如此，其从乡试解元到会试会元整整相隔了十年之久。“宣德乙卯，发解浙闱。正统乙丑会试、廷试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寻命进学东阁，务期大用，继选经筵展书，遂命进讲。己巳升侍读，擢入内阁”。 (208) 虽然无法了解这些解元从中举人到中进士跨时那么长的确切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举人重复参加会试现象，足以说明科举竞争压力增大，越是到明中后期，这种情况愈是突出。当然，这其中也有回避的原因。如“父子榜眼”中王衡，在其父王锡爵执政内阁期间，曾十年不参加会试，直至其父退休才会试，并中榜眼。
据郭培贵先生《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一文统计，“明代各直、省乡试共应产生解元1278人，大致占明代举人总数的1.25% 。解元考中进士者602名，占确知解元总数的50%，高出明代举人考中进士平均比率26%。” (209) 南直有姓名可考的解元共88人，共62人考取进士，解元进士占解元70.5%，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另据《明代一甲进士群体户类与地域分布考述》一文《明代一甲进士地域颁布》统计，明代267名一甲进士中，有66人是由应天乡试选拔而出 (210) ，占比例高达24.72%。这些数据均表明，通过应天乡试的举人在会试、殿试中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应天乡试的质量之高。
二 明代江苏进士科名与三鼎甲
乡试中举之后，举人们将于次年二月赴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 (211) 会试的地点明初在南京，永乐十三年（1415年）后移至北京。凡是乡试中式者皆可赴京会考，且由地方政府提供盘缠。因京杭大运河的存在，南方诸省的士子出行以水路为便。
会试考试内容、场次与乡试相同，不同的是要求有所提高。会试考中者称贡士或中式举人、正榜举人，他们有资格参加科举第三级考试——殿试。会试录取额在明初是没有限制的，宣德（1426—1435）后实行分地区按比例录取制度。少则30余人，多则400多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后取300—400人之间。参与会试者包括新科举人及往科举人，录取率要比乡试高一些。明代会试总共举行88科，应试举人数大约有10万人之多，共录取24652名贡士，将近8万的举人最终与“金榜题名”无缘。永乐四年（1406年）以后平均录取率大致在8%左右，总体上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212) 因此，会试落第实在是平常之事，其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可见的明代进士登科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种：明人俞宪编撰《皇明进士登科考》12卷，共收录明洪武四年（1371年）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共57科进士之名录，准确性较可靠，但不完整，嘉靖二十九年后阙如。屈万里主编的《明代登科录汇编》22册，共收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共66种，保存了进士的籍贯、家族成员、乡试与会试排名等资料。编排淆杂，梳理难度大。李周望编纂的《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19册，附录《明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将明代历科进士按甲次区分，列出籍贯。与明代北监与保存的《明代进士题名碑》不尽相同，并与《登科录》《明登科考》《明贡举考》资料不尽相同，应另有来源。明人张朝瑞的《皇明贡举考》9卷，主要收录洪武四年（1371年）至万历年（1573—1620）各科进士名录，但题名格式简略。龚延明主编、方芳点校的《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也是只收录洪武四年（1371年）、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八年（1433年）、正统四年（1439年）、正统七年（1442年）、正统十年（1445年）、正统十三年（1448年）、景泰二年（1451年）、景泰五年（1454年）、天顺四年（1460年）、天顺八年（1464年）、成化二年（1466年）、成化五年（1469年）、成化十一年（1475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等17科进士名录，虽考订精细，但同样不够完整。上述资料，为明代江苏科举登科状况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
对明代进士登科总数的统计，目前尚存分歧。范金民教授《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一文，统计数据为24866人； (213) 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中经过详细甄别与考证，认为：“明代登科的进士总人数应当为24592人，外加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的263人和崇祯十六年未参加殿试的11人，总计24866人。” (214) 对此，龚延明指出：“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215)
具体到明代江苏进士人数，仅见吴宣德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表2-2《明代直省进士分布简表》确定“南畿”（南直）进士总数为3892人，其中江苏进士人数为2516人。 (216) 笔者以《江苏省通志稿》卷5《选举志·明代进士》为底本，参校其他相关史料，最后统计出明代江苏进士总人数为3070人，占全国总数24595人的12.48%。具体情况如下：
有明一代开科88科中，共录取24595人进士，平均每科录取279.48人。如果以全国16个行政区中平均计算，则每个行政区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为17.46人。明代江苏共录取进士人数为3070人，平均每科34.89人，是全国平均每科录取人数的2倍。江苏进士低于平均数的朝代主要有：洪武朝开科7次，共取34人，平均每科4.86人；建文朝开科1次，共取15人，平均15人；宣德朝开科3次，共取18人，平均每科6人；永乐朝开科8次，共录取156人，平均每科19.5人；正统朝开科5次，共录取88人，平均每科17.6人；天顺朝开科3次，共录取73人，平均每科24.3人。除上述6朝外，其他各朝绝大部分科榜进士中式人数都超过平均数。这表明江苏科举活动在经过早期的沉寂之后，在明代中后期随着朝廷举额的增加，而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一举进入全国科考大省行列。
从各科录平均取率来看，全国88科会试中有21科会试无确切应试人数记载。郭培贵先生说：“在查到有应试人数记载的67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1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7科，录取率不足10%者则有50科。” (217) 洪武四年（1371年）最高，达63.5%。永乐九年（1411年）、十年（1412年）最低，只有3.3%。江苏每科录取率在11.9%，高于全国平均数3个百分点。其中有63科录取人数在全国同榜总录取数的10%以上，仅有25科低于10%。最高年分为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为20.13%。最低的是洪武四年因无人中举为零，洪武三十年（1371年）丁丑（1397年）为0.9%。从统计表可见，全国录取率呈现中自明中叶以来逐步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应试者人数过度膨胀而取额相对固定造成的。
明代江苏进士人数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洪武朝7科，平均2.66%；建文朝1科，平均13.6%；永乐朝9科，平均8.51%；宣德朝3科，平均5.98%；正统朝5科，平均13.51%；景泰朝2科，平均15.66%；天顺朝3科，平均11.07%；成化朝8科，平均13.91%；弘治朝6科，平均16.11%；正德朝5科，平均14.09%；嘉靖朝15科，平均12.12%；隆庆朝2科，平均11.89%；万历朝16科，平均12.32%；天启朝2科，平均13.96%；崇祯朝6科，平均15.12%。除洪武朝、永乐朝、宣德朝19科录取率低于10%外，其余各朝69科占比都在10%以上。从这组数据可知，明代江苏进士人数占全国总进士数比，逐年提高，呈稳步增长态势。范金民先生指出：“江南地主则与新王朝离心离德，多不合作，科考热情不高，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登第人数。明中期，江南经济迅速由萧条走向恢复，江南社会整体实力大为增强，江南人士应举者倍增，在全国的竞争力也逐渐提高，故录取比例逐年上升。嘉靖、万历时期，江南社会稳定，经济繁盛，江南士子热衷科举成名，纷纷在科第场上大显身手，中式人数在全国的比例臻于极盛。” (218) 可见，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都对江南士人的科举热情及及第情况产生着明显的制约作用。
从明代江苏进士数量分布看，苏州府以1068人居首席，常州府618人居次席，松江府437人，位列第三。余下依次为应天府350人、扬州府291人、镇江府180人、淮安府105人、直隶徐州21人。各府之间进士及第人数相差殊，这与各府大小、领县多少有关。明代江苏县级进士及第数排名前十的依次是武进、无锡、吴县、昆山、长洲、常熟、江宁、宜兴、太仓州、吴江。其中，苏州府占6席，常州府占3席，应天府占1席。“江南进士主要产生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趋势是一致的。” (219) 这些地方世家大族集聚，崇文尚举，因之经济条件优渥，成为科举兴盛区域势所必然。除了民籍进士外，明代南直卫籍人口中，光是一甲进士的就有6人，分别是正德九年（1496年）探花蔡昂，淮安卫籍；嘉靖二十年（1541年）状元沈坤，大河卫籍，嘉靖二十年探花林一凤，南京龙江左卫籍；隆庆五年（1571年）榜眼刘碱，苏州卫籍；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焦竑，南京旗手卫籍；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状元朱之蕃，南京锦衣卫籍 (220) 。他们也是明代江苏科举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宣德二年（1427年）开始使用的南北分卷制虽然大大限制了南方地区进士的名额，对江苏等南方科举大省极为不利，但江苏举人在此后的历科会试中依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科，全国录取进士298人，江苏占60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全国录取303人，江苏占55人；崇祯四年（1631年）辛未科，全国录取349人，江苏为60人；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科，全国录取349人，其中江苏就有57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科，全国录取395人，江苏为75人。从上述数据可见，明廷想借助分卷制限制江南地区科举优势，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除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科、宣德五年（1430年）庚戌科、宣德八年（1433年）癸丑科、正统元年（1436年）丙辰科、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丙辰科、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科6榜进士录取率低全国平均数外，其余各榜依然高歌猛进，优势明显。其与北直、浙江、江西、福建等直省一道名列前茅。
会试的第一名称会元，在激烈的会试中能登上会元宝座极为不易。“相对于各省乡试之榜首解元而言，会元是全国性考试的头名，具有竞争的广泛性；相对于殿试之榜首状元而言，会元经过三场考试而定，又具有竞争的全面性，且排除了钦定的偶然性人为性因素。因此，会元是最具实力的应试者，最能代表科举文体尤其是八股文的写作水平和文风流变，最能体现科举的公平性原则。” (221) 现存明代会元资料最权威的专题文献是《皇明三元考》，编纂的目的就是通过赞颂科举人才，激励世人奋进。所谓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但书中所记却不限于此。 (222) 兹将明代江苏会试会元汇总如下：
明代江苏会元表
续表
资料来源：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0—595页；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中国历代榜眼》《中国历代探花》，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从上表统计可知，明代江苏28名会元的区域分布如下：苏州府10人，常州府7人，松江府、扬州府各3人，镇江府2人，应天府2人，淮安府1人。与乡试定额和会试分卷不同，会元的产生非常公平。“会元等高端功名的竞争不受地区配额的制约，是更为自由的竞争，更能体现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教育规模、文化水平方面的差别。会元的地域分布因较少人为因素的制约，更能说明某些规律性的问题。” (223) 明代共产生了87名会元， (224) 江苏省占28人，占全国会元总数的32.18%，这一数字充分印证了江苏非同寻常的科举实力。会元分布区域与进士分布区域高度重合，愈是科举发达的区域，愈易产生会元。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功能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化选才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可靠的。在科举发达的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明代《科举成式》规定，所有会试者均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结果只决定一二三甲进士等级名次，不再进行黜落。一甲共三人，如鼎之三足，故称之为“鼎甲”。即第一人状元、第二人榜眼和第三人探花。状元、榜眼、探花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高一级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特别是状元，号称“大魁天下”，是科举功名中最高的荣誉，因而历来备受世人尊敬。明代江苏科举繁盛，诞生的三鼎甲人数也领先于其他各省。
明代江苏进士鼎甲人员统计表 (225)
续表
(1)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5页。
(2)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4《礼部三·科场·前言》，杭州古旧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3) 顾清：《东江家藏集》卷20《会试录后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6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0页上。
(4)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8“庚子闰五月丁亥朔”条，第98页。
(5)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页。
(6) 张廷玉：《明史》卷71《选举三》，第1712页。
(7)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1696页。
(8)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页。
(9)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1页。
(10) 张廷玉：《明史》卷71《选举三》，第1712页。
(11) 参见李兵《科举成“永制”：朱元璋试行荐举后的选择》，《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1页。
(12) 张廷玉：《明史》卷71《选举三》，第1711—1712页。
(13)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75页。
(14)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39页。
(15)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3页。
(16) 同上。
(17)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第1644页。
(18) 参见郭培贵《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77—84页。
(19)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77《科举·乡试·事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页。
(20) 郎瑛：《七修类稿》卷14《国事类·本朝科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21)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志二》，第1694页。
(22) 戴显群、方慧：《福建科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23) 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第24页。
(24) 朱舜水：《朱舜水集》卷10《答源光国问十一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6页。
(25) 同上，第348页。
(26)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页。
(27)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1页。
(28)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3页。
(29) 同上，第1697页。
(30) 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页。
(31)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7页。
(32) 转引自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33) 王鏊：《震泽集》卷11《会试录后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5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5页。
(34) 朱国桢：《湧幢小品》卷7《殿试改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页。
(35) 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3《视草余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昭令奏议类，第4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8页上。
(36)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三年五月乙亥”条，第1020页。
(37)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77《选举·殿试》，第408页。
(38) 参见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第292页。
(39)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8《书进士登科录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4页。
(40)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页。
(41) 同上，第1693页。
(42) 张健：《朱元璋与明初科举制度》，《安徽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211页。
(43)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6页。
(44)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46“辛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925页。
(45) 同上，第924页。
(46) 张廷玉：《明史》卷137《刘三吾传》，第3942页。
(47)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22页。
(48)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75页。
(49)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6页。
(50) 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1) 张廷玉：《明史》卷71《选举三》，第1713页。
(52) 宗韵：《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及利弊》，《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第107页。
(53)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绪论》（明代卷），第6页。
(54) 黄淮：《介庵集》卷34《会试录后序》，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8页。
(55)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第1543页。
(56)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269页。
(57)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705页。
(58) 同上，第1704页。
(59) 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86页。
(60)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77《科举·乡试》，第404页。
(61)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乡试》（明代卷），第176页。
(62)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礼部置贡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63) 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1页。
(64)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147“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丑乙朔”，第2299页。
(65) 张廷玉：《明史》卷137《刘三吾传》，第3942页。
(66) 同上。
(67)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7页。
(68) 同上。
(69)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172“洪武十八年三月丙子”，第2627页。
(70)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正月乙未”，第1443页。
(71) 参见颜广文《明代观政进士制度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80—85页。
(72)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6页。
(73) 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9“永乐二年三月己酉”，第516—517页。
(74) 张瀚：《松窗梦语》卷1《宦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75)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702页。
(76) 参见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68—74页。
(77) 张廷玉：《明史》卷77《食货·户口》，第1879—1880页。
(78)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91—393页。
(79)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80)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坊厢始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页。
(81)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47页。
(8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33页。
(83)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36—42页。
(84) 吴必虎：《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第48页。
(85)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三──苏北的苏州移民》，《寻根》1997年第3期，第20页。
(86) 黄继林：《有关苏北“洪武移民”的几个问题》，《江苏地方志》2001年第4期，第30页。
(87) 参见陈其弟《“红蝇赶散”与苏北移民》，《寻根》2012年第1期，第133页。
(88)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484页。
(89) 同上，第491页。
(90)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8《储备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91) 胡应庚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14《杂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92) 吴必虎：《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93) 王鏊：正德《姑苏志》卷14《户口》，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94) 胡应庚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14《杂类》，第467页。
(95)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510页。
(96)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201《织造》，第397页。
(97) 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98) 姜良栋：《镇吴录》，转引自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99)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09页。
(100) 宋骥纂：正统《彭城志》卷6《仓库》，明正统三年（1438年）抄本。
(101)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18《乡都》，第276—289页。
(102) 参见潘群、周志斌主编《江苏通史》（明清卷）附表7，第170—173页。
(103) 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2页。
(104)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甲部·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42—44页。
(105) 潘群、周志斌：《江苏通史》（明清卷），第138—139页。
(106)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8页。
(107)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26，第387—388页。
(108) 张廷玉：《明史》卷73《职官二》，第1790页。
(109) 黄佐：《南雍志》卷7《规制考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第7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110) 张廷玉：《明史》卷73《职官二》，第1789页。
(111) 同上。
(112)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220《国子监》，第606页。
(113)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78页。
(114) 同上。
(115) 黄佐：《南雍志》卷15《储养考》，第376页。
(116)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220《国子监》，第612页。
(117)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6页。
(118) 同上。
(119) 王祖畬纂：民国《太仓州志》卷9《学校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565页。
(120) 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绪论》（明代卷），第5页。
(121)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46“洪武二年冬二月”条，第925页。
(122) 曾嘉诰等纂：嘉靖《尉氏县志》卷2《学校·大明立学设科分教格式》，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
(123)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78《学校·学规》，第412页。
(124) 张廷玉：《明史》卷75《职官四》，第1851页。
(125)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8页。
(126)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8页。
(127) 赵子富：《明代的学校及其考试制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82页。
(128)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6页。
(129) 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40“成化三年三月甲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814—815页。
(130) 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实政录》卷1《弟子之职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17页。
(131) 韩浚等纂：万历《嘉定县志》卷20《文苑考上·送江西提学佥事携李朱公之任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辑》第1编3，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321页。
(132)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96“洪武八年正月丁亥”，第1655页。
(133)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157“洪武十六年冬十月癸巳”，第2436页。
(134) 参见王兰娟《明代之社学》，《师大月刊》1935年第21期，第42—102页。
(135) 程嗣功等纂：万历《应天府志》卷18《学校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3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12页。
(136)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24《学校·附书院》，第360页。
(137) 李兆洛等纂：道光《江阴县志》，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本。
(138) 徐有贞：《苏州府社学记》，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卷7《学校·社学·义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38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3页。
(139) 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40) 毛一鹭纂：万历《遂安县志》卷1《营建志·社学》，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128页。
(141) 张廷玉：《明史》卷231《传赞》，第6053页。
(142) 夏燮：《明通鉴》卷67“神宗万历六年戊寅至二年壬午”条，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884页。
(143)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教育志》上册，第55页。
(144) 关于明代禁毁书院学术多指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天启五年（1625年）四次。参见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7—86页。邓洪波因为有了明季禁毁书院有12次之多，主张“循其讲学而招禁毁的内在逻辑，表述为嘉靖、万历、天启三毁书院，或径称明季三毁书院”。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页。
(145)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34—35页。
(146) 同上，第17页。
(147)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7《甘泉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6页。
(148) 赵子富：《明代的书院》，《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第48页。
(149) 王阳明撰，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7—1498页。
(150)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一》，第703页。
(151) 转引自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页。
(152) 钱陆灿等纂：康熙《重修常熟县志》卷4《学校·书院》，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刻本。
(153) 参见张镜寰等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14《学校志·书院》，（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79—782页。
(154) 张鼐等：《虞山书院志》卷4《会簿引》，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155) 邓洪波：《面向平民：明代书院发展的新动向》，《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53页。
(156) 高廷珍：雍正《东林书院志》卷7《高攀龙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832页。
(157) 张廷玉：《明史》卷243《高攀龙传》，第6314页。
(158)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59《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第1376页。
(159) 张廷玉：《明史》卷231《顾宪成传》，第6032页。
(160)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22页。
(161) 韩浚等纂：万历《嘉定县志》卷3《营建·学校·书院》，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1页。
(162) 胡淦等纂：乾隆《沧州志》卷3《学校》，清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
(163) 近人曹松叶《明代书院概况》一书统计，明代的1200余所书院中，民办的只有184所，而官办的则达828所，其中地方官办的635所，督抚办的135所，京官办的58所，约占总数的60%以上。
(164) 参见徐祥玲、杨本红《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140页。
(165) 程梦星等纂：雍正《扬州府志》卷12《学校·资政书院记》，《江苏历代地方志全书》（扬州府部）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89页。
(166) 程梦星等纂：雍正《扬州府志》卷12《学校·瓜州镇五贤书院记》，第490页。
(167) 陈世镕等纂：道光《泰州志》卷8《学校·书院附》，第58页。
(168) 同上。
(169) 程梦星等纂：雍正《扬州府志》卷12《学校·资政书院记》，第489页。
(170)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24《学校》，第362页。
(171) 以上均见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20页。
(172) 王阳明撰，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卷4《文录一·与辰中诸生》，第163页。
(173) 湛若水撰，董平校点：《甘泉先生文集》卷6《大科训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
(174) 赵子富：《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88页。
(175)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1696页。
(176) 同上。
(177)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第1541页。
(178)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3页。
(179) 开科日期时有增停或更改，如洪武三年、四年、五年因初开科举帝连开三科，正德十四年（1519年）因朱宸濠叛乱，江西停开一科。建文四年（1402年）的乡试因靖难之役推至永乐元年（1403年）举行。崇祯十五年（1642年）河南乡试亦因农民起义延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才举行。
(180)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4页。
(181) 同上。
(182) 同上。
(183)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第1542页。
(184)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6页。
(185) 杨士奇等纂：《明宣宗实录》卷9“洪熙元年九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45页。
(186) 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74“正统五年十二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440—1441页。
(187)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77《科举·乡试》，第402页。
(188) 参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页；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09页；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版，第264—269页；郭文安《明代乡试录取率考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89) 丁蓉：《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21页。
(190) 此人数不包括明代凤阳府所辖的盱眙县、泗州县（今江苏淮安）的举人数。
(191) 此152人是苏州府下辖嘉定、崇明等现属于上海市范围内举人。
(193) 丁蓉《南直隶举人研究》一文（第33页）统计，明代江苏举人共7016人、其中苏州府2151人、常州府1316人、应天府989人、松江府961人、镇江府419人、扬州府713人、淮安府388人、徐州79人。裴家亮《明代应天府乡试举人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一文（《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92页）统计，明代江苏举人共7185人、其中苏州府2129人、常州府1377人、应天府1015人、松江府1014人、镇江府431人、扬州府739人、淮安府394人、徐州86人。两者数据有一定出入，以丁文更近事实。
(194) 丁蓉：《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第50页。
(195)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5《科第表上》，第80页。
(196) 桑悦等纂：弘治《太仓州志》卷1《风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197) 陈玉璂等纂：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第183页。
(198) 程嗣功等纂：万历《应天府志》卷14《风土志》，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03册，第455页。
(199)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
(200) 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4—569页。
(201) 刘明鑫：《论明代南京乡试对南京旅店、娱乐、图书业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252页。
(202) 参见裴家亮《明代应天府乡试录取率及举人总数考述》，《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41页。
(203) 吴应箕撰，吴小铁点校：《留都见闻录》，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204) 裴家亮：《明代应天府乡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8年，第115页。
(205) 苏桂娟：《〈皇明三元考〉考论》，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第31—37页。
(206) ⓪ 《皇明贡举考》此科缺载。《皇明三元考》卷3载“周让”为此科解元，“华亭人”。但《华亭县志》卷10第445页记载“潘延”为此科解元，且《江南通志》卷125、乾隆《句容县志》俱记载“潘延”为此科解元，故《皇明三元考》误。
(208) 尹直：《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毅商公辂墓志铭》，焦竑撰：《国朝献征录》卷13，第1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424页。
(209) 郭培贵：《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82页。
(210) 郭培贵：《明代一甲进士的户类与地域分布考述》，《东岳论丛》2012年第6期，第78页。
(211)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3页。
(212) 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293页。
(213)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72页。
(214) 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15) 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69页。
(216) 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59—60页。
(217)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394页。
(218) 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甲天下及其原因》，《明史研究》第5辑，1997年，第164页。
(219) 同上。
(220) 参见苏桂娟《〈皇明三元考〉考论》，硕士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第98—103页。
(221) 周勇：《明代科举会元的整体考察》，《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第51页。
(222) 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
(223) 周勇：《明代科举会元的整体考察》，《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第57页。
(224) 洪武三十年，“夏榜”虽也经过两次考试，但任伯安等人是由朱元璋亲自审阅落第试卷所取的，不能算一次独立的会试，《皇明贡举考》《皇明三元考》等科举专书皆不将任伯安视为会元，所以丁丑科“夏榜”有状元而无会元，故会元总数为87人。
(225) 根据毛佩琦《中国状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中国历代榜眼》《中国历代探花》（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统计而成。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1)
续表
资料来源：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中国历代榜眼》《中国历代探花》，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0—596页。
明代共开科89榜，共产生状元、榜眼、探花267人（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江苏状元、榜眼、探花的数量共计63人，占总数的23.6%。江苏三鼎甲人数分布情况如下：状元20人，其中苏州府8人，常州府5人，松江府、淮安府、扬州府各2人，应天府1人；榜眼20人，其中苏州府6人，应天府6人，常州府4人，松江府2人，淮安府1人，镇江府1人；探花23人，其中常州府8人，苏州府5人，应天府3人，淮安府3人，松江府2人，扬州府、镇江府各1人。明代江苏三鼎甲主要集中在苏州、常州和应天三府。苏州府三鼎甲人数为19人，占全国总数的7.12%；常州府为17人，占全国的6.37%；应天府为10人，占全国的3.75%。直隶徐州则无一人入围，反映出苏南的科举水平要远高于苏北。相对于三甲数据，苏州士子在一甲一名上的优势明显高于三甲统算的优势。
江苏科举三鼎甲人数成为全国翘楚，与该地区庞大的进士群体有着密切关系。以苏州为例，明代苏州已成为全国和江南的人才与文化重镇，涌现了一大批文化世家、文学世家、科举世家、藏书世家、教育世家，文脉深厚。据吴建华《苏州通史》（明代卷）统计，明代“苏州中式文进士1016名，约占全国进士总数的4%有余。按县分，乡贯或户籍均为苏州的，苏州卫8人，吴县191人，长洲190人，昆山199人，常熟187人，吴江124人，太仓87人（卫3人、州84人），非苏州乡贯30人。” (2) 明代苏州科举人才的大量涌现，主观上与个人积极奋发上进有关，客观上也与地方政治环境变化、经济基础积累、文化底蕴深厚、教育水平发达、家学源远流长诸因素相关，更与便于交流的地理位置、开放的思维观念等密切关联。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如此数量的三鼎甲，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明代科举史上，江苏籍士子在殿试中创造了一系列的佳绩。曾经3次出现“一榜三鼎甲”盛事：第一次是崇祯四年（1631年）辛未科殿试，一鼎甲三人皆为江苏人，状元为常州府宜兴人陈于泰，榜眼为苏州府太仓人吴伟业，探花为淮安府山阳人夏曰瑚，创造了同省人一榜三鼎甲的科举奇迹，也是江苏科举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事。第二次是崇祯十三年（1642年）壬午恩科，江苏人又包揽一甲三人，状元为常州府金坛人史惇，榜眼为常州府无锡人俞泰交，探花为常州府武进人章晋锡。第三次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科，状元是常州府武进人杨廷鉴，榜眼是常州府溧阳人宋之绳，探花是常州府溧阳人陈名夏。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后两次的三鼎甲居然都诞生在常州府，常州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鼎甲之乡”。
“一榜双鼎甲”的辉煌，在明代江苏也曾经出现过10次：第一次是永乐十六（1418年）戊戌科，应天府江宁人刘江为榜眼，而淮安府山阳人陈澜为探花；第二次是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榜眼是常州府宜兴人徐溥，探花是常州武进人徐辖；第三次是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科，榜眼是苏州府昆山人陆釴，探花是应天府上元人倪谦；第四次是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科，状元是苏州府昆山人朱希周，榜眼是淮安府山阳人陈澜；第五次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辛丑科，状元是淮安府山阳人沈坤，探花是应天府龙江左卫邢一凤；第六次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榜眼是苏州府常熟人瞿景淳，探花是常州府无锡人吴情；第七次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科，状元是苏州府吴县人申时行，榜眼是苏州府太仓人王锡爵；第八次是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科，状元是常州府无锡人孙继皋，榜眼是应天府江宁人余孟麟；第九次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科，状元是应天府南京卫朱之藩，探花是常州府武进人孙慎行；第十次是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状元是苏州府吴县人文震孟，探花是苏州府长洲人陈仁锡。明代江苏人在科举考试上出色表现，也充分证明了江苏人在科场上强大竞争力和江苏作为科举大省的崇高地位。
“鼎甲”进士在朝廷选官中占有独特的优势。明人龙文彬在对比宋明两朝进士为官时指出：“宋之御试第一人，不过佥书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户薄尉而已。今则第一甲三人，即为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综而论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难，今之出身难而入官易。出身难，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败类。此本朝之人物所以远不及于宋也。” (3) 可见明代一甲三人的任官要比唐宋时期更为高级。在明代，“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 (4) 翰林院修撰，主要职责是为朝廷撰写宫廷史书，官衔从六品。翰林院编修，为翰林院史官，正七品，地位低于修撰。但这洪武朝之后的事，据《皇明三元考》考证：“洪武初，翰林院官皆由荐举，未有进士入者。是以辛亥科状元止授员外，榜眼、探花并授主事。至乙丑科始以一甲三人并授修撰，二甲马京等授编修，吴文等授检讨。及是科又以状元为修撰，榜眼、探花为编修。著为令。独洪武丁丑复试，探花焦胜授司副；建文庚辰胡广等三人并授修撰。余皆如此科之例，至今不改云。” (5) 十八年（1385年）洪武乙丑科，才正式授一甲三人翰林修撰、编修之职，从此成定例。
江苏籍三鼎甲成员在明代内阁中占据了相当的数量。一甲进士是明廷内阁储备之才，仕途前景光明。《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五云：“内阁，故翰林学士任也。” (6) 书中所罗列内阁大臣87人，出身状元者共11人，“永乐状元胡文穆广、陈芳洲循，宣德马侍郎愉、曹文忠鼐，正统商文毅辂、彭文宪时，成化谢文正迁、费文宪宏，弘治顾文康鼎臣，嘉靖李文定春芳及今申公时行，凡十一人入阁”， (7) 占总数的12.6%。由于翰林院乃清要之地，状元在此供职升迁很快。据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博士论文统计，在明代89位状元中，官“至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从一品官员，这类人有10人，占11.2%。此外，升为少保、六部尚书（均正二品官）者有14人，占15.7%。六部侍郎（正三品官）有12人，占13.5%；从三品官的左仆卿一人，占1.1%；国子监祭酒4人（从四品官），占4.5%；各种大学士和左庶子（均正五品官）5人，占5.5%；从五品官的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和左谕德共14人，占15.7%；从六品的春坊左赞善1人，占1.1%。此外，任官不详者共12人，占13.5%。” (8) 这其中，如吴县王鏊、丹徒靳贵、昆山顾鼎臣、兴化李春芳、长洲申时行、宜兴徐溥等，都赫然在列。《弇山堂别集》卷三载：“万历乙酉，内阁揆首申公时行壬戌状元，次揆许公国辛酉解元，三揆王公锡爵壬戌会元，而皆南直隶，近代所无。” (9) 一榜“三元”，皆入内阁，史所罕见。这还不包括以进士身份晋升内阁的，如常熟严讷、吴县徐有贞、江宁张益、兴化高谷等人。 (10)
明代榜眼、探花的授官，按定制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但此后升为朝廷高官者不少。如榜眼徐溥、孔贞远、王衡均入内阁，官“至内阁大臣，其职如同宰相”。 (11) 探花王鏊、靳贵、陈名夏、管绍宁等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正二品）等职。至于任翰林院各种大学士（正五品）、侍读学士（从五品）、国子监司业（从四品）者就更为常见了。“自隋设进士科，至宋则定甲第。其第一甲赐进士及第，或二十余人。及国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进士一甲，例取三名，释褐日，即授翰林修撰、编修等官，储之馆阁，以备台辅，其重无以加矣。” (12) 当然，较之于清代，明代榜眼、探花的待遇还是略显逊色。
明廷重要的部门都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把持着，顾炎武称：“国初之制，谓之三途并用，荐举，一途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或以科与贡为二途，非也。” (13) 在明代，所谓三途并用仅指国家用人三种渠道，而朝廷在任官范围与官员升迁上对三途却有着严格的要求。以科目与学校的官员占据主要地位，自天顺以后已然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的局面。据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一书统计：“都察院等监察系统的官员百分之百为进士出身，六部中尚书、侍郎也均为进士出身。郎中以下官员，万历时在职官员总数为232名，其中进士219名，占总数的94.3%，举人11名，占总数的4.7%，官生2名，占总数的0.8%。……崇祯时在职官员总数为218名，其中进士150名，占总数的68.8%，举人6名，占总数的2.7%，特用27名，占总数的12.3%，官生31名，占总数14.2%，选贡2名，占总数的0.9%，宗室改授1名，占总数的0.4%，未详1名。” (14) 从万历、崇祯两朝朝官情况看，进士出身者在七卿官员中占绝大多数，位高权重的监察官及六部尚书、侍郎均由进士出身者担任，其他出身者只能出任户部、刑部、工部的郎中、员外、主事等低职。
三 明代江苏科举佳话与科场轶事
1. 三中元魁
在科场中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者，即“三元及第”，或称“连中三元”，这是古代读书人至高荣耀。宋代共有3人，明代仅有浙江淳安商辂1人。《科名盛事录》称：“宋代中三元者殆三人，而我朝止一商文毅，抑何寥寥也？岂会稽竹箭天下，少双与？” (15) 而无限接近“三元”者共4人，他们是闽县林志，永乐辛卯解元，壬辰会元、榜眼；咸宁李鼎，宣德乙卯解元，正统己未会元、榜眼；吴县王鏊，成化甲午解元，乙未会元、探花；晋江李廷机，隆庆庚午解元，万历癸未会元、榜眼。这让《皇元三元考》作者颇多感慨：“已中解、会两元矣，竟不能首鼎甲而三之，无怪乎三元之难得也。虽然不过四个，尔亦何容易！” (16)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别号守溪，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成化十年（1474年）甲午科乡试解元，次年（1475年）乙未科会试会元，殿试探花，一时盛名天下。探花及第后，被授为翰林编修。弘治（1488年）初升侍读学士，充任讲官。每日进讲必分析天理、人欲、君子、小人、治乱、得失。为人正直，敢于直谏。宦官李广颇受孝宗赏识，经常引导孝宗到西苑游乐，王鏊便在进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一章时，以古代帝王的勤政事例，反复规劝，孝宗很受感动。后李广事发，诸官均受牵连，唯其能独善其身。正德元年（1506年）进入内阁，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擢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因朝中刘瑾权倾中外，祸害殃及缙绅士大夫，难以同朝为官，三次上疏皇上，恳请归乡退养。正德四年（1509年），告老还乡。居官清廉，全无厚蓄，被人称为“天下穷阁老”。归乡后，排除一切干扰，寄情山水，潜心学问。世宗即位后欲重启，未及上任，病逝于乡，享年75岁。被朝廷追赠为太傅，赐谥号文恪。鏊博学有识鉴，著述颇丰。有《震泽集》《震泽纪闻》《震泽长语》《姑苏志》等。
2. 两中元魁
明代科场两中元魁者有常熟人施显、昆山人吴釴、武进人陆简、长洲人吴宽、泰州人储巏、丹徒人靳贵、常熟人瞿景淳、金坛人曹大章、太仓人王锡爵、太仓人王衡、江宁人顾起元、宜兴人周延儒等12人。整个明代两中元魁者“仅六十人，而南直、浙江、江西殆十有八，故称‘才薮’者必曰直、浙、江西”。 (17) 据此推算，明代江苏两中元魁者占全国总数的20%，比例相当之高。
施显（1624—1651）字孟微，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常熟施显，洪武丁卯解元戊辰会元。” (18) 洪武二十年（1387年）丁卯科乡试第一、次年戊辰科会试第一，登任亨泰榜进士。正德《姑苏志》卷六载：“施显，二十年丁卯科，解元。” (19) “二十一年壬辰科亨泰榜，会元” (20) 施显读书勤苦，孜孜不倦。进士及第后，选翰林庶吉士，授前军都督府断事，又署北平按察御史，以江西监察御史致仕。笃志于学，于程试之业尤工，有《两魁遗藁》。孙施雨，嘉靖七年（1528年）戊子科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登林大钦榜进士，授刑部主事。
吴（陆）釴（1439—1489）字鼎仪，号静逸，又号凝庵，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昆山吴釴，天顺癸未会元榜眼。” (21) 吴釴本姓陆，因其父幼年被吴姓人收养，改姓吴。进士及第后，恢复陆姓。吴釴自幼好学，长于《春秋》，与太仓人张泰、陆容合称“娄东三凤”。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十七载：“鼎仪，会元、榜眼，太常少卿。” (22) 天顺七年（1463年）癸未科会元，以殿试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参修《英宗实录》，升任翰林修撰。历太子任侍讲、谕德、太常寺少卿、经筵讲官，主修《宪宗实录》。《明史·文苑传》称其：“恬淡自守，诗名亚李东阳。” (23) 著有《春雨堂集》等。
陆简（1442—1495）字廉伯，号治斋，别号龙皋，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武进陆简，成化乙酉解元丙戌探花。” (24) 陆简志行清峻，学识渊博。成化元年（1465年）乙酉科乡试第一，次年丙戌科罗伦榜探花。授翰林编修，参修《英宗实录》《续通鉴纲目》，升翰林院侍读。《续通鉴纲目》成，再升右春坊右谕德、东宫讲读。父亲去世，守丧三年。后参修《宪宗实录》，升右庶子兼侍读，充经筵讲官，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成化十六年（1480年）、弘治六年（1493年），分别任顺天府乡试考官、会试考官。有《龙皋文集》十九卷。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长洲吴宽，成化壬辰会元状元。” (25) 吴宽生有异质，少壮好学，于书无所不读。11岁即为府学生。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会试、廷试第一。初授翰林修撰，后充东宫讲读官。秩满进右谕德。弘治初（1488年），升左庶子兼侍读。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1495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继母忧，服满还朝，转吏部右侍郎，掌管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充《大明会典》副总裁，官至礼部尚书等。卒后谥文定，赠太子太保。宽行履高洁，自守以正。《明史》本传载：“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迁既入阁，尝为刘健言，欲引宽共政，健固不从。及迁引退，举宽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为之惜，而宽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 (26) 善诗文书画，尤工行书。有《匏翁家藏集》存世。
储巏（1457—1513）字静夫，号柴墟。泰州（今江苏泰州）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泰州储巏，成化癸卯解元甲辰会元。” (27) 储巏天赋异禀，有“神童”之目。成化十九年（1483年）癸卯科解元、次年甲辰科会元，殿试为传胪（二甲第一）。道光《泰州志》卷十五《选举表上》载：“储巏，成化甲辰李旻榜会元、传胪。” (28) 进士及第后，任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考功清吏司郎中、太仆寺寺卿、户部左右侍郎、南京户吏两部左侍郎等，官至三品。博通古今，工诗文，有《柴墟集》。
靳贵（1464—1520）字充道，号戒庵，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丹徒靳贵，弘治己酉解元庚戌探花。” (29) 先世由庐州（今安徽合肥）迁京口。少颖悟捷出，弘治二年（1489年）己酉科乡试解元，次年庚戌科会试第二、殿试钱福榜探花。乾隆《镇江府志》载：“靳贵字充道，丹徒人。举乡试第一、会试第二，廷试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选东宫讲官，历左中允、谕德，太常寺少卿兼侍读、礼部侍郎，掌翰林院事。” (30) 曾因权臣刘谨排挤，降为光禄卿。后官复原职，改吏部右侍郎兼学士，后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正德九年（1514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政。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两主会试，因谗上疏辞官归乡。两年后病逝，获赠太傅，谥文僖。居家俭约，曾作《师俭堂》以示子孙。著有《戒庵文集》二十卷。
钱福（1461—1504）字与谦，自号鹤滩，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华亭钱福，弘治庚戌会元状元。” (31) 钱福8岁能属辞，为文从不属草。弘治三年（1498年）庚戌科会试第一。崇祯《松江府志》载：“廷试福策对三千言，不属草，辞理精确，若宿构。内阁刘健赞不容口，请于上赐第一。” (32) 时年30岁，授翰林修撰。弘治六年（1493年）同考会试，后以疾乞归，年44岁而卒。工书法，善诗文。著有《鹤滩集》。
崔桐（1479—？）字来凤，号东州。海门县（今江苏海门）人。一作扬州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海门崔桐，正德丙子解元丁丑探花。” (33) 崔桐少聪颖，时人目为奇童。正德十一年（1516年）丙子科乡试第一、次年丁丑科舒芬榜一甲第三名。乾隆《直隶通州志》载：“崔桐，舒芬榜探花，礼部侍郎。” (34) 授翰林编修，因忤逆武宗降为湖广参议，迁提学副使。转福建参政，降浙江副使。任南京太仆卿，转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擢南京礼部右侍郎。忠介廉静，敢于直谏，不苟荣禄。有《东州集》二十卷、《续集》十卷。
瞿景淳 （1507—1569）字师道，号昆湖。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常熟瞿景淳，嘉靖甲辰会元榜眼。” (35) 瞿景淳自幼聪慧，博学能文。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乡试中举，次年甲辰科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二。康熙《重修常熟县志》卷十一载：“瞿景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进士。” (36) 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为人清廉刚直，疾恶如仇。历官侍读学士、太常卿、南京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兼任兼翰林院学士等职，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总校《永乐大典》，修纂《嘉靖实录》。两任武举主考官，一任乡试主考官。著有《瞿文懿制敕稿》一卷、《制科集》四卷、诗文集十六卷。
曹大章（1520—？）字一呈，或字一望，号含斋，镇江府金坛县（今江苏常州）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金坛曹大章，嘉靖癸丑会元榜眼。” (37) 嘉靖二十五（1546年）丙午科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二（1553年）癸丑科会元、殿试陈谨榜进士一甲第二。乾隆《镇江府志》载：“曹大章字一呈，金坛人。邦彦子。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擅才思，能文章。每于大市最喧沓处作文，归而伸纸疾书之。尝曰：‘使为文必榻壁枯坐，畏闻人声。彼场屋中岂能有此静境耶。’著文集二十卷。” (38) 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得罪严嵩父子，遂被勒令致仕归乡。一说以废疾罢。门人张祥鸢称其“诗学李白，文学司马迁”。著有《含斋集》。
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一作璘初、瞒初，号遁园居士，应天府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江宁顾起元，万历戊戌会元探花。” (39)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乡试第十二名，次年戊戌科会试会元，殿试探花。康熙《江宁府志》载：“顾起元，太初，江宁籍……会元，廷试一甲第三人。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谥文庄。” (40) 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司业、国子祭酒，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致仕。顾氏清修自尚，望重朝野。朝廷曾七次诏命为相，均婉辞之。学识渊博，潜心著述，著有《金陵古金石考》《客座赘语》《说略》等。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府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宜兴周延儒，万历癸丑会元状元。” (41) 少有才名，颇为自得。万历四十年（1612年）壬子科乡试中举，次年癸丑科会试第一、殿试第一。康熙《常州府志》载：“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周延儒榜，宜兴周延儒，会元、状元，入内阁。” (42) 状元及第后，授翰林修撰。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寻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崇祯初，任礼部右侍郎，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旋加太子太保头衔，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居首辅。因奸相温体仁排挤，告病回乡。后复任首辅，加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因狡诈欺君、丧师辱国，被削职赐死，终年51岁。
3. 一中元魁
明代江苏一中元魁者有施槃、毛澄、朱希周、沈坤、李春芳、丁时美、申时行、孙继皋、焦竑、朱之蕃、文震孟、陈于泰、杨廷鉴等13人。
施槃（1417—1440）字宗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孜孜苦读，颖悟过人。正统七年（1442年）壬戌科状元，授翰林修撰，逾二年而卒，年仅24岁。门人谥为庄僖先生。
毛澄（1461—1523）字宪清，号白斋，晚号三江。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弘治六年（1493年）癸丑科状元。初授翰林修撰，掌修国史。修《大明会典》成，进右谕德，直讲东宫。历侍讲学士、礼部侍郎。以礼部尚书致仕，卒于归家途中。世宗深悼惜之，追赠少傅，谥文简。有《毛文简公集》。
朱希周（1473—1557）字懋忠，号玉峰，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科状元。初授翰林修撰，后进侍讲，充经筵讲官。预修《大明会典》《孝宗实录》，进侍读学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历礼部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称疾乞休。清廉自守，淡于名利，居家三十年。追赠太子少保，谥恭靖。
顾鼎臣（1473—1540）字九和，号未斋，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状元。初授翰林修撰，历官左谕德、经筵讲官、詹事、给事中，后拜礼部左右侍郎，晋礼部尚书。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加少保、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卒于官。追赠太保，谥文康。著有《文斋集》《明状元图考》。
沈坤（1507—1560）字伯载，号十洲，山阳人（今江苏淮安）人。祖籍昆山（今江苏昆山）。嘉靖二十年（1541年）辛丑科状元。初授翰林修撰，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曾与汪汝璧同为会试考官。因与吴承恩招“状元兵”抗倭被劾，入狱蒙冤而死。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兴化（今江苏兴化）人。祖籍句容（今江苏镇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状元。初授修撰，因入西苑撰写“青祠”，受世宗眷宠，擢翰林学士，迁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兼学士，佐理部事。进左侍郎，转吏部，代严讷为礼部尚书。因《宗藩条例》受赏，加太子太保，后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内阁，参预机务，时人谓之“青祠宰相”。后晋内阁首辅，施政以安定为本。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大学士。上疏乞归，追赠太师，谥文定。著有《贻安堂集》十卷。
丁士美（1521—1577）字邦彦，号后溪，淮安清河（今江苏淮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状元。授翰林编撰，预修《永乐大典》。掌翰林院事，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为官清廉，以道义自持。五次出任考试官，均能公正无私。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恪。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科状元。初授翰林修撰，掌修国史。历左庶子，掌翰林院事。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旋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累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官至内阁首辅。辞官家居二十年，诗酒悠游。追赠太师，谥文定。著有《赐闲堂集》四十卷。
孙继皋（1550—1582）字以德，号柏潭，常州府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科状元。初授翰林修撰，转左谕德，充经筵殿书官。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以吏部左侍郎致仕。曾充会试同考官，取魏大中、顾宪成等人。33岁去世，追赠礼部尚书。著有《柏潭集》。
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又号猗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状元。登科后，初授翰林修撰。善古文，受命撰《经籍志》。历东宫侍讲，主持顺天乡试，被同僚弹劾，贬为福宁州同知。后辞官返乡，专事著述。《明史》本传载：“焦竑，字弱侯，江宁人。为诸生，有盛名。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复质疑于罗汝芳。……万历十七年，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讨习国朝典章。……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 (43)
朱之蕃（1556—1624）字符升，一作元介，号兰隅、定觉主人。祖籍山东聊城茌平县，后附籍南直锦衣卫（今属江苏南京）。其父朱衣，官至知府。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科状元。登科后，授翰林修撰，历左谕德、庶子、少詹事，官终礼部右侍郎。曾奉命出使朝鲜，不辱使命。为官清廉，后以母丧，不复出仕。卒赠礼部尚书。工于书画，善画山水花卉。著有《奉使稿》《兰嵎诗文集》等。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号湛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祖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祖父文彭、父亲文元发均以道德文章闻名。文震孟少即好学，长于诗文。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第一人。科场不顺，十次会试失败。年近50岁，始中状元。初授翰林修撰，因弹劾魏忠贤擅权，贬秩调外，不任而归。崇祯元年（1628年），以侍读召还，改左中允，充日讲官，后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因与首辅温体仁不合，被劾落职。追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著有《姑苏名贤小记》《芍园全集》。
陈于泰（1596—？）字大来，号谦如。宜兴人。其父陈一教，字间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弟陈于鼎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为二甲第六名，兄弟并居翰林。于泰幼颖悟，精通经史。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及第，殿试第一名，是明代历史上第八十五位状元。该科殿试原取吴伟业，但陈于泰因为是主考官周延儒之姻亲关系而抡元。而周延儒又为崇祯帝内阁首辅，特别受倚重，皇帝对朝臣参劾二人案竟不予追究。状元及第后任翰林院修撰。明亡后，弃官归里，出家为僧，隐逸以终。
杨廷鉴（？—？）字冰如，号靖山。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科状元。杨廷鉴是明代最末一名状元。登科后，官授翰林修撰。因降李自成，升弘文馆编撰。后又降清，致仕归乡。著有《东皋草堂集》。
4. 父子两中元魁
据《元魁盛事·父子两中元魁》载：明代江苏父子两中元魁者有两家，一是谢迁、谢丕父子，谢迁为成化甲午（1474年）解元、乙未（1475年）状元，谢丕为弘治辛酉（1501年）解元、乙丑（1505年）探花。另一是太仓王锡爵、王衡父子，王锡爵为嘉靖（1562年）壬戌科会试会元、殿试榜眼；王衡为万历戊子（1588年）解元、辛丑（1601年）榜眼。此外，“父子元魁”者尚有四家：分别是江西吉水王艮、王修父子；浙江临海秦文、秦雷鸣父子；浙江鄞县丰熙、丰坊父子；广东番禺陈熙昌、陈子壮父子，其中王艮、王修父子双为解元。 (44) 无论是父子两中元魁，还是一中元魁，其对后辈的激励作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王锡爵（1534—1614）字符驭，号荆石，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王氏原是太原望族，在元末来到江南。《王文肃公年谱》称：“吾先世出太原，自始祖求一公南迁，居嘉定之南乡墅沟，后其地割系太仓州，子孙遂为州人。” (45) 一说，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弃官逃到江南，其中一支在明弘治年间（1488—1505）进入太仓浏河。锡爵自幼聪颖，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戊午科，应天府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科会试会元，廷试榜眼。《元魁盛事·两中元魁》载：“太仓王锡爵，嘉靖壬戌会元榜眼。” (46) 该科状元申时行（1535—1614），曾任大学士（即副相），并先于王锡爵担任首辅近九年。探花余有丁（1526—1584），曾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即副相），是典型的“一甲三内阁”。王锡爵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迁经筵讲官，任南北二京国子监司业，升右春坊右中允，充《穆宗实录》副总裁，掌右春坊事。升为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万历五年（1577年）升詹事府詹事，并兼管翰林院、充任掌院学士，充《世宗实录》副总裁。《大明会典》成书，封太子太保，改封太子少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图大学士，参预机务。充会试主考官。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卒后赠太保，谥“文肃”。著有《王文肃公全集》五十五卷。太仓太原家族王氏自王锡爵科举入仕后，一跃成为江南望族。子王衡、孙王时敏又荫赠一品，曾孙王炎在清代亦官至大学士，有“四代一品”“祖孙宰相”“两世鼎甲”美称。
王衡（1562—160）字辰玉，号缑山，系王锡爵独子。自幼聪明好学，“读书五行俱下”，治学用力尤深。万历十三年（1588年）初夏，王锡爵入京为相，王衡遂入北京国子监学习。同年九月，参加顺天乡试，获得第一名。为避党争，在其父执政期间并未参加会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其父致仕，多次放弃机会的王衡再次赴参加礼部会试，以会试第二，殿试第二及第。科名与其父一样，成为一对名副其实的“父子榜眼”。登科后授翰林院编修，半年后辞官归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病逝于家，年仅44岁。王锡爵为相期间，王衡曾作为私人助手，协助父亲处理国家大事。《娄东耆旧传》称：“公以嫌十年不字，侍父京邸。父未明入阁，夜阅副封，裁答书疏，至漏下三鼓，公常先兴后寝。京师燕游，一切不问。盖明习天下条贯、国家制度，凡有论著，皆关世道，尤注意边务。” (47) 著有《缑山集》。
6. 兄弟进士
兄弟共登甲科者数不胜数，这是明代江苏科举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少则兄弟二人，多则同胞四五人，彰显了家族成员参与科举活动的实力。在江苏，此类情形多集中在江南地区的科举世家。如昆山人张和、张穆为正统四年（1439年）己未科同榜进士；常熟人章表、章格为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科同榜进士；应天府句容人曹歧、曹昆为弘治十五年（1502年）壬戌科同榜进士；昆山人方鹏、方凤，吴江人吴山、吴严，均为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同榜进士；昆山人柴奇、柴太为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同榜进士；常熟人王舜耕、王舜渔为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同榜进士；宜兴人万世亨、万世和为嘉靖辛丑科同榜进士；吴江人沈孚文、沈季文为，金坛人于文熙、于孔廉为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同榜进士；吴江人沈奇、沈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科同榜进士；太仓王锡爵、王鼎爵，分别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会元、榜眼，隆庆戊辰（1568年）会魁。凡此等等。
据统计，明代“同胞四进士”分别是太仓周氏、金坛周氏、山阴周氏、余姚孙氏、鄞县戴氏、弋阳汪氏和曹县王氏，共有7家 (48) ，其中江苏2家，占28.57%，近三分之一，比重极大。太仓的周氏四兄弟：周墨、周坤、周在、周土，分别是弘治乙丑（1505）、正德戊辰（1508）、甲戌（1514）、嘉靖辛丑（1541）科进士；金坛的周氏兄弟：周应秋、周廷侍、周泰峙、周维持兄弟，分别中万历乙未（1595）、辛丑（1601）、丁未（1607）、己未（1619）科进士。明代“同胞三进士”共有37家，其中江苏6家 (49) ，占16.21%。长洲的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兄弟，分别于嘉靖壬辰（1532）、己丑（1529）、甲辰（1544）进士及第；吴江的吴山、吴岩、吴昆兄弟，分别于正德戊辰（1508）、嘉靖戊戌（1538）中式；吴江的沈崎、沈珫、沈珣兄弟，分别于万历乙未（1595）、甲辰（1604）进士登科；常熟的章表、章格和章律兄弟，分别于景泰辛未（1451）、甲戌（1454）进士及第；武进的吴亮、吴奕、吴玄兄弟，分别于万历辛丑（1601）、庚戌（1610）、戊戌（1598）中式；泰兴的张羽、张翀、张
兄弟三人，分别于弘治丙辰（1496）、乙丑（1505）、正德甲戌（1514）进士及第。武进陆氏家族中陆恺，正统乙丑（1445）进士；陆愉，天顺庚辰（1460）进士；陆怡，成化乙未（1475）进士；陆恺子陆简，成化丙戌（1466）进士；陆节、陆范，于弘治壬戌（1502）同榜进士。父子两代，一门六进士，创下了明代江苏科举史上“两世同胞六进士”佳话。相对于兄弟二进士，同胞三进士、同胞四进士者，除个体科举实力超强外，还需家族整体力量支撑，这也是一般细族孤门所无法企及的。
7. 世代进士
明代江苏科场诞生了一批进士家族，据郭培贵先生考证：“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开殿试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举行最后一科殿试，273年间共产生2088个进士家族，与其相关的进士总计为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 (50) 浙江、南直成为明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考察明代科举制度下所出现的“进士家族”现象，对全面评价明代科举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流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张弘道在《科第盛事》“五世进士”条下注云：“以进士为主而举人附之，皆父子祖孙相承者，而旁支亦附之。自三世至五世极矣，两世进士不可胜载，旁支世系无考者不附。” (51) 从这段话可知，父子祖孙相随进士，“自三世至五世极矣”，非家学功底深厚者所难达到。整个明代“五世进士”只有3个家族：一是浙江仁和的江玭家族，子江澜，孙江晓、江辉，曾孙江圻，玄孙江铎；二是马巴县的刘规家族，子刘春、刘台，孙刘彭年、刘鹤年，曾孙刘起宗、刘起蒙，玄孙刘世赏、刘世曾；三是嘉兴的项忠家族，子项经，孙项锡、项钶，曾孙项治元，玄孙项承芳，都是“五代进士”，不愧为科举世家。明代“四世进士”家族总共有14家，江苏太仓王氏家族为其中之一。太仓王氏原为太原琅琊王氏的余脉，元初王梦声被行省征辟为昆山州学政，始迁居太仓。太仓王氏自王侨、王倬兄弟分别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成化十四年（1478年）戊戌科进士及第，自此王氏科第蝉联，王倬家族祖孙四代都是进士，创下了“四世进士”佳话，成为明清之际著名的世家望族。
王倬（1447—1521）字用检，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王辂第四子，王世贞祖父。成化十四年（1478年）戊戌科进士。曾任山阴、余干、兰溪知县，迁御史，历官贵州琼崖兵备副使、广西按察使、广东四川右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等职，以南京兵部右侍郎致仕。正德间（1506—1521），宦官刘瑾权擅天下，王倬清廉自守，不为所动。公事之余，常与诸生讲论经义。朝廷为表彰其名节，赐建“都宪”“方伯”两坊，筑石牌楼以铭之，石牌镇因此而兴。
王忬（1507—1560）字民应，号思质。王倬子，王世贞父。嘉靖二十年（1541年）辛丑科进士及第，授行人，迁御史，巡按湖广、顺天，转浙、闽提督军务，后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加兵部右侍郎、代蓟辽总督，旋进右都御史。《明史》本传称：“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 (52) 因其子世贞与严嵩子世蕃有隙，为严嵩父子所忌恨。三十八年（1559年），被严嵩父子所陷害下狱，次年受刑于西市。穆宗即位，隆庆元年（1567年），世贞与弟世懋伏阙讼冤，得以昭雪。
王世贞（1526—1590）字符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王忬子。《明史》称其“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 (53) 二十一年中秀才，成为太仓州学附生。二十二年中应天府乡试，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进士及第。历任大理寺左寺、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副使、浙江左参政、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京大理寺卿、应天府尹、南京兵部右侍郎等职，以南京刑部尚书致仕。卒后赠太子少保。王世贞为文坛盟主，与李攀龙等结社，称“后七子”。于史学更见卓识，提倡“博古通今”。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嘉靖以来首辅传》等传世。
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别号麟州，时称少美。王忬子，王世贞弟。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历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礼部员外郎、江西参议、陕西学政、福建提学、南京太常寺少卿等。史载：“世贞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进士，即遭父忧。父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先世贞三年卒。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己，攀龙、道昆辈因称为‘少美’。” (54) 著有《学圃杂疏》《艺圃撷余》《墙东类稿》《闽疏》《王奉常集》等。
王士骐（1554—？）字冏伯。王世贞子。万历十年（1582年）壬午乡试解元，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登进士。授兵部主事，历礼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为权者所陷，削籍归乡。天启初（1621年）赠太仆寺少卿。史载：“世贞子士骐，字冏伯，举乡试第一，登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员外郎，亦能文。” (55) 著有《晋史》《四侯传》《醉花庵诗选》五卷。
王士騄字闲仲，王世懋次子，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甲午科乡试举人，仕宪幕。有文才，著有《摄月楼诗稿》。
除了“四代进士”只有一家外，江苏明代的“三代进士”家族数量非常多，至于父子两进士更是不胜枚举。表中所列家族基本上都集中在江苏科举发达的苏州府与常州府，这与两地有着深厚的文脉传统相关。
明代江苏三代科举世家汇总表
资料来源：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二《科第盛事·三世进士》，（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709—729页。
明承元制，保留了“儒户”制度，这对明代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壮大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职业的科举世家，其子孙以读书、参加科举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并享受着政府特殊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 (56) 。这些家族中，除“进士家族”外，更为常见的却是进士与举人间出的“科第世家”。
8. 世代科第
“七世科第”明代只有2家，全部在江苏：一是长洲刘铉（1394—1458）家族。刘铉为永乐庚子年（1420年）经魁，后中乡试。以善书入翰林，进侍讲，与修撰王振教习庶吉士。《明史》本传称：“铉性介特，言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课国子生，规条严整，读书至老弥笃。仲子瀚以进士使南方。濒行，阅其衣箧。比还，箧如故，乃喜曰：‘无玷吾门矣。’瀚官终副使，能守父训。” (57) 子刘瀚，景泰辛丑（1481）进士。孙刘桐，成化壬寅（1482）举人；孙刘杲，成化乙未（1475）进士。曾孙刘炯，嘉靖癸未（1523）进士。玄孙刘壁，嘉靖辛丑（1541）进士；玄孙刘璞，嘉靖丙午（1546）经魁；玄孙刘畿，嘉靖庚戌（1550）进士。来孙刘倬，隆庆戊辰（1580）进士。晜孙刘诵，万历丙子（1576）举人。另一是武进白珂家族。白珂为举人教谕，科年不详。弟白瑜，永乐甲申（1404）进士；弟白玢，成化己丑（1469）进士。子白昂，天顺丁丑（1457）进士。孙白圻，成化甲辰（1484）进士；孙白坦，成化壬辰（1472）进士；孙白坊，成化甲午（1474）举人。曾孙白悦，嘉靖壬辰（1532）进士。玄孙白若圭，嘉靖戊戌（1538）进士；玄孙白起常，嘉靖庚戌（1550）进士。来孙白绍光，万历丙午（1606）举人。晜孙白贻忠，万历癸丑（1613）进士。张弘道在《科第盛事》目录下注道：“无论进士、举人，但取一脉相承者，然亦不过七世。” (58) 作者虽为科举家族终结而惋惜，但尊敬之情却溢于言表。
明代“六世科第”共有6家，分别是太仓王侨家族、会稽陶性家族、安福伍冕家族、莆田林文家族、麻城刘训家族、麻城周鉴家族 (59) ，江苏占1家。太仓王侨家族。王侨，成化乙未（1475）进士。子王悌，弘治己酉（1489）举人；子王憬，弘治甲子（1504）举人。孙王世芳，正德庚辰（1520）进士。曾孙王一诚，嘉靖乙丑（1565）进士。玄孙王绍周，隆庆戊辰（1568）进士。来孙王汝服，科年不详，举人。
“五世科第”，在明代共有13家，其中江苏3家：一是吴江吴洪家族。吴洪，成化乙未（1475）进士，刑部尚书。子吴山，正德戊辰（1508）进士，刑部尚书；子吴岩，正德戊辰（1508）进士；子吴昆，嘉靖戊戌（1508）进士。孙吴邦桢，嘉靖癸丑（1553）进士；孙吴邦相，嘉靖辛酉（1561）举人。曾孙吴承熙，嘉靖乙卯（1555）举人；曾孙吴承焘，嘉靖癸丑（1553）进士；曾孙吴烃，万历庚子（1600）举人。玄孙吴士颜，万历乙卯（1615）举人。二是武进唐贵家族。唐贵，弘治庚戌（1490）会魁。子唐宝，正德庚午（1510）举人。孙唐顺之，嘉靖己丑（1529）会元。曾孙唐鹤征，隆庆辛未（1571）进士。玄孙唐效纯，万历己丑（1589）进士。三是金坛于镒家族。于镒，成化甲午（1474）举人。子于湛，正德辛未（1511）进士。孙于未，嘉靖乙卯（1555）举人；孙于业，嘉靖丁未（1547）进士。曾孙于士廉，嘉靖丙戌（1526）进士；曾孙于照明，万历丙子（1576）举人；曾孙于孔廉，万历庚辰（1580）进士；曾孙于文熙，万历庚辰（1580）进士；曾孙于廷燮，隆庆丁卯（1567）举人。玄孙于玉立，万历癸未（1583）进士 (60) 。
“四世科第”，全国22家，江苏共4家。一是昆山朱文家族。朱文，成化甲辰（1484）进士。子朱希周，弘治丙辰（1496）状元；子朱希皋，正德癸酉（1513）举人。孙朱景贤，嘉靖庚戌（1550）进士。曾孙朱衍，科年不详，举人。二是吴江沈启家庭。沈启，嘉靖戊戌（1538）进士。子沈察，嘉靖己酉（1549）举人。孙沈孚闻，万历丁丑（1577）进士；孙沈季文，万历丁丑（1577）进士；孙沈嘉闻，万历戊子（1588）举人；孙沈令名，万历庚子（1600）举人。曾孙沈正宗，万历丁未（1607）进士，工部员外。三是金坛王臬家族。王臬，正德丁丑（1517）进士。子王樵，嘉靖丁未（1547）进士，刑部侍郎。孙王肯堂，万历己丑（1589）进士；孙王尧封，万历癸未（1583）进士。曾孙王楙锟，万历癸卯（1603）举人；曾孙王楙铻，万历壬子（1612）举人；曾孙王秉錞，万历壬子（1612）举人；曾孙王廷钥，万历己酉（1609）举人。从曾孙王键，万历丁丑（1577）进士。四是金坛于湛家族。于湛，正德辛未（1511）进士，副都御使。子于未，科年不详，举人。孙于照明，科年不详，举人；孙于文熙，万历癸未（1583）会魁；孙于孔廉，万历癸未（1583）进士。曾孙于玉立，万历癸未（1583）进士。 (61)
“三世科第”，全国17家，江苏共2家。一是常熟周木家族。周木，成化乙未（1475）进士。弟周彬，成化丁酉（1477）举人；弟周楷，成化甲午（1474）举人。子周炯，弘治庚戌（1490）进士；子周光宙，正德丙子（1516）解元；子周懋，嘉靖丙戌（1526）进士。孙周坦，正德己卯（1519）举人。二是昆山方麟家族。方麟，科年不详，进士，礼部主事。子方凤，正德戊辰（1508）进士。孙方范，正德甲戌（1514）进士。 (62)
这些家族科举虽有七世、六世、五世、四世、三世之别，但都极为不易。崇文尚举的家族传统，使得其子孙后代的科举之路变得坚实而绵长。家族成员科第蝉联，世代簪缨，人才辈出，有的是朝廷勋爵显贵，有的是一方要员，有的是文化名流，他们的成功为家族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正所谓家族造就科举兴盛，科举维系家族繁荣。一大批科举家族的存在，不仅带来了科举家族群体的兴起与壮大，更推动了地方科举活动的蓬勃发展。
此外，“父子尚书”“三代卿贰”“四代尊官”“父子卿贰”“兄弟卿贰”“三代翰林”“状元宰相”等，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这些科名和功名都足以说明，江苏明代科举之繁盛，已达到举世瞩目的程度。
(1) 关于崇祯十五年恩科一事，陈长文《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载《文献》季刊，2005年第3期），对此有较清晰的考证，认为：“把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赐特用出身科误作‘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年）’（按：该科是‘赐特用出身’，并非‘赐进士出身’）严格意义上说这二百六十三人特用举贡，并非进士。”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本文据此改正。
(2) 吴建华：《苏州通史》（明代卷），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8页。
(3) 龙文彬：《明会要》卷47《选举一·科目杂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3页。
(4) 张廷玉：《明史》卷70《选举二》，第1695页。
(5) 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卷之一，第38页。
(6)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45《内阁辅臣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3页。
(7)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5《皇明盛世述五·状元入内阁》，第93页。
(8) 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年，第39页。
(9)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3《皇明盛世述三·内阁三元》，第46页。
(10)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45《内阁辅臣年表》，第833—844页。
(11) 谈迁：《枣林杂俎·圣集》第3册，上海进步书局民国21年（1932年）石印本，第11页。
(12)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13)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17《通经为吏》，上海古籍2006年版，第1022页。
(14) 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第266—267页。
(15)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三元》，（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681页。
(16)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三中元魁》，第681—682页。
(17)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2页。
(18)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3页。
(19)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6《科第表》，第102页。
(20) 同上，第125页。
(21)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4页。
(22) 汪堃等纂：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7《选举表一》，光绪丁酉（1897）续印，板藏敦善堂刻本。
(23) 张廷玉：《明史》卷286《文苑传·吴釴传》，第7342页。
(24)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5页。
(25)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5页。
(26) 张廷玉：《明史》卷184《吴宽传》，第4884页。
(27)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6页。
(28) 任钰等纂辑：《泰州志》卷15《选举表上》，第145页。
(29) 同上。
(30) 朱霖等增纂：乾隆《镇江府志》卷36《名臣下》，乾隆十五年（1749年）刻本。
(31)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6页。
(32) 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34《科举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
(33)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7页。
(34) 夏之蓉纂：乾隆《直隶通州志》卷13《选举志》，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刻本。
(35)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8页。
(36) 钱陆灿等纂：康熙《重修常熟县志》卷11《选举》，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刻本。
(37)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8页。
(38) 朱霖等增纂：乾隆《镇江府志》卷37《儒林》，乾隆十五年（1749年）刻本。
(39)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9页。
(40) 陈开虞纂：康熙《江宁府志》卷13《科贡表中》，康熙七年（1668年）刻本。
(41)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90页
(42) 陈玉琪等纂：康熙《常州府志》卷17《选举二·甲科》，第360页。
(43) 张廷玉：《明史》卷288《文苑四·焦竑》，第7392—7393页。
(44)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91—692页。
(45) 王衡撰，王时敏续：《王文肃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6)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一《元魁盛事·两中元魁》，第688页。
(47) 程穆衡：《王衡传》，《娄东耆旧传》卷5，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48)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二《科第盛事·同胞四进士》，第768—769页。
(49)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二《科第盛事·同胞三进士》，第771—780页
(50) 郭培贵：《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第145页。
(51) 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三《科第盛事·五世进士》，第701—703页。
(52) 张廷玉：《明史》卷204《王忬传》，第5399页。
(53) 张廷玉：《明史》卷287《王世贞传》，第7379页。
(54) 同上，第7382页。
(55) 张廷玉：《明史》卷287《王世贞传》，第7382页。
(56) 钱茂伟：《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42页。
(57) 张廷玉：《明史》卷163《刘铉》，第4426页。
(58)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三《科第盛事·七世科第》，第731—733页。
(59)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三《科第盛事·六世科第》，第733—737页。
(60)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三《科第盛事·五世科第》，第737—746页。
(61)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三《科第盛事·四世科第》，第746—757页。
(62) 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科名盛事录》卷之三《科第盛事·三世科第》，第757—7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