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苏科举的社会背景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亲王多铎率师征江南并占领了南京。面对明朝的陪都南京的处理，摄政王多尔衮召开御前会议，令“九卿、科道会议江南设官因革裁并事宜”。 (70) 最终决定以明代南京的辖区为范围，设置江南省，并设立督抚。据《清朝文献通考》二七五卷载：“本朝定江南，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改设江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驻江宁府。设江南巡抚，驻苏州，领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别设凤庐巡抚，驻淮安，领淮安、扬州及凤阳、庐州四府，徐州一州。至安徽等五府三州，则又以操江兼巡抚事领之。” (71) 省城、府城均在江宁（今江苏南京），江南省也因此成为全国十五省中的一员。从所辖地区看，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
一 从“江南省”到“江苏省”变更
清朝建立之初沿用明制，以布政使作为一省的代表。《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舆地一》称：“至于省之为名，始于元之中书省及行中书省。明于两京之外，分置十三布政使司，而亦得称为十三省者，以省为官司之署，其名原可以通用。皇清抚有区宇，仍各布政使司之名，惟改南直隶为江南布政使司。” (72) 由此可见，清代曾有过由布政使向巡抚代表一省的转变。
清代，江南省在全国各行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国家鼎盛，两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江南省经济实力雄厚，在财政地位极高。“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之事，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监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岛之半未几也。” (73) 江南省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事务繁杂，给行政管理和政令的推行带来了极大不便。特别是到了康乾盛世，经济事务繁杂，拆分江南省已成为清廷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康乾盛世的来临决定了江南的事务更加繁杂，江南作为一个省就更显得臃肿，而不便于行政管理和政令的推行。于是以主管财政的布政使作为主要依据划分而治就很合理了。” (74)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八月谕旨：“江苏钱谷殷繁，安徽布政使远驻江宁，所办专系上江事务，莫若于江苏添设藩司，分职管理，方为有益。” (75) 由于治理难度大，故清廷有了析省之举。
学术界对江南省拆分及江苏、安徽建省的时间，在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说，主要依据《清史稿·职官志》所载“十八年，江南分省，右布政司徙苏州，左仍驻江宁”。 (76) 二是康熙元年（1662年）说，主要依据《清史稿·地理志》中“康熙元年，始分建安徽为省治，复置巡抚，驻安庆。” (77) 三是康熙六年（1667年）说。四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说，由季士家先生在《江苏建省纪实》一文中提出。 (78)
其中康熙六年（1667年）说，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清史稿》卷五十八《地理志五》载：“六年，江南更今名，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驻江宁。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府七和徐州直隶州一。” (79) 清朝的“《三通》”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御敕所撰，所述完全可以作为信史，其所载也持康熙六年分省说。《清朝通志》称：“江南江苏省（初为江南省，康熙六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所属府八州三厅一。” (80) 时江宁府省会领7县（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高淳），苏州府领9县（吴县、长洲、元和、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吴江、震泽），松江府领7县（华亭、娄、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常州府领8县（武进、阳湖、无锡、金匮、江阴、宜兴、荆溪、靖江），镇江府领县4（丹徒、丹阳、金坛、溧阳），淮安府领县6（山阳、阜宁、盐城、清河、安东、桃源），扬州府领2州6县（江都、甘泉、泰州、高邮州、仪征、宝应、兴化、东台），徐州府领1州7县（铜山、邳州、砀山、萧、丰、沛、睢宁），太仓州领4县（镇洋、崇明、嘉定、宝山），海州领2县（赣榆、沭阳），通州领2县（如皋、泰兴）、海门厅。又，“江南安徽省（初为江南省，康熙六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安徽省）所属府八直隶州六。” (81) 时安庆府省会领6县（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徽州府领6县（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宁国府领6县（宣城、宁国、泾、太平、旌德、南陵），池州府领6县（贵池、青阳、铜陵、石埭、建德、东流），太平府领3县（当涂、芜湖、繁昌），庐州府领1州4县（合肥、无为州、庐江、舒城、巢），凤阳府领2州5县（凤阳、寿州、宿州、怀远、定远、凤台、灵璧），颍州府领1州5县（阜阳、亳州、颍上、霍邱、太和、蒙城），和州领1县（含山），滁州领2县（全椒、来安），广德州领1县（建平），六安州领2县（英山、霍山），泗州领3县（盱眙、天长、五河）。“本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康熙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此为江苏省。……本朝康熙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此为安徽省。” (82) 时江苏布政使辖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七府和徐州一州；安徽布政使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以及滁州、和州、广德三州。在行政区划上，与近代的江苏（含上海）、安徽两省完全一致。
从历史上看，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开始使用“江苏省”称呼，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八月，江苏、安徽完全分省，中间经历了近八十年时间。公一兵认为：“江南分省虽然是以康熙六年为标志的，但是分省却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 (83) 江苏省会在江宁，但江苏省巡抚驻苏州；布政使二人，分驻江宁、苏州；分管江苏民政、财赋；按察使一人，驻苏州，统管全省司法、监察事务。江苏省下辖江宁府、苏州府、镇江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太仓州、海州、通州、海门厅，共八府、三州、一厅。这一行政区划一直到清朝灭亡都未改变。“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分省实现了‘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 (84) 季士家也认为：“江苏建省的‘怀胎’和‘发育’期，包括顺治十八年江南省左、右藩划区对治；康熙四年二藩政区的调整；康熙六年保留江南省内二藩并去左右之名，分别以驻地之名称布政使这三个阶段；最后进入乾隆二十五年的‘分娩’期的。” (85) 二人都认可分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点很有代表性。
事实上，江苏、安徽两省得到清廷广泛承认，则是在乾隆中后期的事。这一点，从康熙朝后大量文献仍使用“江南省”概念可知。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中康熙朝官员的履历，未见称安徽或江苏的，都以江南为籍贯。 (86)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中，康熙年代的举人同样未见标以安徽、江苏籍贯，全以江南为籍贯。另一重要佐证是，江南乡试一直由安徽、江苏两地举子共闱，分闱请求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都得不到朝廷的批准。“江南总督赵宠恩奏，上下两江士子，应分闱乡试，各建造贡院各事宜。应如所请，得旨，从前陕西、甘肃，奏请分闱考试。经总理事务处，议不准行。” (87) 嘉靖《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三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奏准江苏、安徽二省会试。向来卷面止填江南字样。嗣后礼部于缮写卷面时，即照省分，分别填注。谨案：是年会试，江苏安徽分省取中”。 (88) 而同书《贡举·会试中额》又载，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取中一百二名。满洲蒙古共三名……江南二十一名……六十年乙卯恩科，取中一百十四名。满洲蒙古共三名……江苏十三名，安徽八名……按，江苏、安徽分省取中，自是科始”。 (89) 则认定分省自乾隆六十年（1795年）恩科始。梳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90) 后发现，乾隆六十年之前，举子籍贯省份基本填“江南”，从嘉庆元年（1796年）始，代之而起的则是江苏、安徽。从这种意义上说，江南省拆分、江苏省与安徽省分立，并未有一明确下令，导致了两省从名义确立到正式定型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清代地图中，嘉庆十七年（1812年）版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中便明确标明了“江苏省”，也从侧面印证了江南分省在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最终完成的事实。
二 清代江苏人口与经济的飞速发展
明末清初的战乱，给江苏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创。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导致江苏人口的大规模减少。清军破苏州城后，“六门闭，留于城者死无算，道路践死者相枕藉，盘门屠至饮马桥”。 (91) 昆山县令率民守城，“城中多被杀戮。妇女被掠者以千计，域名至郡中鬻之，价不过二三两。” (92) 江阴百姓坚守城池，与清军抗争，“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本朝兵至城下者六万七千有奇，巷战死者七千有奇，通计本朝死事者七万五千有奇，而江邑之死者且不可胜数矣”。 (93) 人口的锐减导致了大量土地的抛荒，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康熙初年，镇江一带“所在萧条……人稀者，地亦荒”。 (94) 宜兴更是荒田连绵，总计不下十万亩。苏北淮、徐一带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仍是伤痕累累，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这场战乱，不仅摧毁了农村经济，同样给城市商业、手工业以毁灭性重创。扬州是明代盐商聚集之地，繁华富庶，“扬州十日”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苏州是明代丝织业中心和著名商业都市，“列巷通衙，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货财所居，珍异所聚。” (95) 清军破苏州后，“只见纷华喧闹之地，但败瓦颓垣，市场烧尽，无椽仅存。……伤心惨目，莫甚于此！” (96) 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可见清初战乱对江苏农村及城镇经济影响之惨烈。
为了赢得民心，稳定统治基础，统治者采取了诸如招抚流亡、开垦荒地、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措施，以图恢复农业生产和地方经济。顺治六年（1649年），朝廷诏令：“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认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 (97) 在全国推行奖励垦荒政策，以期恢复农业生产。到雍正、乾隆时期，江苏农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载，清前期江苏耕地面积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有675154顷，雍正二年（1724年）有693324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有674238顷，嘉庆十七年（1812年）有720895顷，咸丰元年（1851年）有647547顷 (98) 。虽然其间有所起伏，但开垦土地总数是呈增长趋势的。以苏州府为例，顺治二年（1645年）为62737顷 (99) ，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已达95637顷 (100) 。张华认为：“这是清代前期苏州府耕地面积的最高纪录，已经同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95770顷的统计相接近。康、雍、乾时期都没有再超过这个数字。” (101) 顺治十一年 （1654年），漕运总督沈文奎奏报“招垦江北荒屯地九千九百余顷，征银两万一千有奇”， (102) 说明江北地区土地面积在朝廷政策的鼓励下也有所增加。
影响清代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的多寡，朝廷实施的地丁制度，免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人丁（含江苏、安徽）3453524口；江苏人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计2657750口、雍正二年（1724年）计2673208口、乾隆十四年（1749年）计20972437口、乾隆十八年（1753年）计12628987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计22638766口、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计23779812口 (103) 。除去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江苏安徽合计）外，江苏人丁数占全国人丁总数比例分别为：11.35%、10.57%、12.29%、11.89%、11.61%、11.33%， (104) 徘徊在全国人丁总数的11%—12%之间，是全国人口总数比较大的省份之一。至乾隆时，清代江苏人口增长的幅度是相当大的，相当于康熙年间人口总数的十倍有余。江苏人口基数大，平方公里人口多，使得江苏成为清代全国重要的重赋区，地丁之重甲于全国。正如康熙初任江苏巡抚的韩世琦说：“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 (105)
江苏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繁荣。顺治初，朝廷规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 (106) 织造所需缎匹，“上用缎匹，三处织造轮委官员笔帖式，驰驿由陆路运送。官用缎疋，轮委笔帖式库使由水路运至杨村，报府移咨兵部，用官车起运交库……又议准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官员缺，于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内，拣选引。” (107) 这三个织造局直接经营管理官营丝织作坊，专办上贡织造。江宁织造局主要织造上用缎匹，苏、杭两州则主要织造皇室成员、户部所用赐缎匹。据范金民先生考证，自乾隆元年至咸丰初，江宁织造局平均每年织造缎匹3585匹，加上其他零星织物，约有4000余匹 (108) 。自康熙四十七年（1706年）至康熙末年，苏州织造局每年平均织解上用、官用、部派等缎纱4500匹。 (109) 除丝织业外，江苏的棉纺织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无论是产销规模、产品种类、生产工艺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日之用度而有余地。” (110) 踹染业因与棉织业相关，在清代江南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康熙、乾隆间，苏州已成为江南最大的棉布加工中心。
科举考试不仅是智力的竞争，更是经济的比拼，要顺利完成科举考试则需要价格不菲的财力与物力。清人张集馨在自述中讲到“自发蒙后，因家贫无力延师课读，频年易师，学业颇荒，” (111) 最后只能依附于其亲戚家求学，直到中举为止。仅就童生试而言，需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关，其费用支出也是不低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何凤岐指出：“县考有交卷桌凳之费，县至府城，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四五百里，各童既苦跋涉，又费资斧。目前军需繁浩，若停止府县两考，令每童一名纳银十两，该县收库给以收票汇解布政，其童生年貌、籍贯、保廪、甘结，该县造册申府，府交学道，该道将童生姓名移咨布政与县批查对，年终报部，则有童千名，可助饷万两。” (112) 童生仅参加县试、府试的费用就要花去10两银子，这对一般家庭而言，负担不可谓不重。
根据相关规定，清政府对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可享受由政府提供车马的待遇，各省还会给予相应的路费。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八年（1651年）定：“举人会试，由布政使给与盘费。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十二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惟琼州府增十两，每名三十两，于领咨日给发”。 (113) 朝廷给予偏远地区的举子的资助也最高，云南、贵州两省举人，不仅以给少量路费银，还给驿马，驰驿入京。这体现了清政府对科举活动的重视及对举人的关爱。与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资助制度化不同，童生所参加的县试、府试、院试和秀才参加乡试的资助并没有官方文件的规定。按照上述平均每场5两计算，童试的院试、秀才的乡试，还需10两银子。这也就是说，在能取得朝廷的官方资助前，举子们至少得有20两银子的支出。如果累举不中，其成本支出将更大。这对清寒之家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正是这笔开支阻隔了不少贫家士子的仕进之路。清代的发达的农业和繁荣的手工业及商业，为江苏士子参加科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感慨道：“今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 (114) 与之相对照的是，江南“自南宋偏安于杭，声明文物，转在江南。我朝学术之盛，超轶数代，综其人物，大约不外江浙数省，地实江南北一隅”。 (115) 这一切都为江苏举子在科场的奋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 清代江苏刻书业发达
清代江苏发达的刻书业，也为科举活动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者王士禛说：“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金陵、苏、杭刻书之风，已远过闽蜀。……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 (116) 苏州、金陵、常州、无锡等地民间坊刻业十分兴盛，所刻除普及读物、历史文化经典外，还包括面向举子考试所需的经史读物、八股文例文等。如苏州，书坊总量为69家，刻书151种，达1600多卷， (117) 出版业繁盛程度堪比京师。书页上冠“姑苏”“金阊”“苏城”“吴郡” (118) 等字样的出版物随处可见，辐射面极广。南京、扬州的书坊也十分兴盛。“书坊皆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 (119) 其中较为活跃的民间书坊，有奎壁斋、聚锦堂、聚德堂、李明光庄、芥子园、大业堂、宝仁堂、萃文书屋等十数家。另据王澄《扬州刻书考》统计，清代扬州书坊有53个，扬州地区5个，凡58个。 (120) 遍布江苏的书坊和刻书业中心，助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与科举活动的兴盛。孙文杰在梳理清代书业中心与科举活动关系时指出，清代“状元分布地区与清代书业中心分布大体吻合”， (121) 揭示了刻书坊与科举活动的内在关联。科举的意义在于，它使得读书人的群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而发达的刻书业满足了这个庞大群体的举业所需的书目。
乾隆元年（1736年），为了方便举子揣摩学习，朝廷诏令大学士方苞选录明、清两代大家时文，编成《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在全国刊刻发行。既表明官府对四书文的重视，也为举子写作八股文提供了范本。江苏境内官办刻书坊即大量刊刻《钦定四书文》，以满足举子需求。除官刻外，民间刊刻更贴近科场要求。《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匡超人高兴长安道，牛布衣客死芜湖关”有这样的记载：“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书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版。” (122) 因为科举利益的驱动，这些“墨卷”“讲书”“选本”“名家稿子”等科场用书，被民间刻坊一版再版，扩散全国。匡超人虽不是状元，但“我的文名也够了”，其“拙稿”也能有“今已经翻刻过三副版”的待遇，足见市场需求之大。
一般而言，民间刻坊善于揣摩举子的心理，对刻印程墨文选、小题截搭、技巧诀窍等时文读本尤为热衷，且钟情于袖珍版刻本。“程墨文选是考官和考生的作文，是科举考试文风动态的直接反映。应试士子们通过程文选的阅读可以揣摩考官们对八股文的文风喜好，投石问路。又可以通过墨卷文选的阅读去借鉴模仿优秀的中举文章该如何去写。因此程墨文选非常受士子们欢迎并畅销于市场。” (123) 曾任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的梁章钜也承认：“余初学为时文，颇喜读《墨卷万选》。” (124) 每到乡会试时，民间刻坊书肆便在考市上设书摊，以满足举子之需。“大家都注意‘赶考’，即某省乡试，某府院考时，各书贾赶去做临时商店，做两三个月生意。应考的人不必说了，当然多少买点书；就是不应考的人，因为平时买书不易，也趁此时买点书。” (125) 几乎每个举子总要买上一两本读本，考前突击一下才可安心。“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 (126)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逐利为导向的民间刊刻，善于揣摩举子心理，贴近他们的需要，这些刻本不仅助推了地方科举活动的繁盛，使得举子携带袖珍八股文读本进入试场非常普遍。清人商衍鎏回忆道：“唯清季石印影末出，上海点石斋影印《大题文府》《小题文府》两种，字细不及针孔，本小纸薄，无论何文，并蓄兼收，但求备体，每种各载文至一万四五千篇，专为士子挟带之用，小题便于应小试者，大题便于应乡举者。以后如鸿宝、蜚英、各家续出者尚多，是全属射利者之所为。” (127) 民间刊刻的袖珍版的八股文读本无疑助长了考试作弊之风。
综上所述，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属地文化教育事业与科举活动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苏人口基数大、密度高，也为科举活动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世人皆知读书做官，不失为一条很好的出路。这是自古以来江苏科举昌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