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移民政策与江苏社会经济
明代的江苏经济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朱元璋定鼎南京到明成祖迁都北京（1368—1420），前后历时50余年，其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成为江苏经济勃兴的重要动力和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 明初移民对江苏社会经济的影响
元未战争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损失最惨重的是今天的安徽、苏北、湖北及河北、河南地区，这使得南北人口差异加大，也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密西疏的情况持续扩大。明初的人口迁移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史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 (77) 据葛剑雄等统计：“明初的移民规模宏大，长江流域达700万，华北地区有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达1340万。洪武年间估计有7000万人口，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9%，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78) 仅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大约5.2人中就有1人是移民，移民的比例非常之高。受此影响，明代江苏各地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京师（南京）、苏北等地增幅更大。以徐州地区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率达7%，淮安、扬州等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5%，江南诸府年平均增长率达3.4% (79) 左右。明代大规模移民出发点主要是补充和重建中心区的人口，并未完全充实所有人口稀少地区。但即便如此，移民群体其对当地的经济与文化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南京是江苏省内除苏北之外，最主要的移民输入城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为‘坊厢’”。 (80) 葛剑雄等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统计，明初迁移至南京的移民主要种类及人数如下：一是驻守军队及家属约45万人，二是脚夫及家属约10万人，三是百姓约15万人，四是官员及家属1万余人，五是轮班工匠10万余人，洪武年间南京外来人口共计90余万人。 (81) 到洪武末年，南京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盛的城市。
江淮地区的扬州、淮安、徐州、盐城、连云港等地，也成为政治性移民的集散地。在扬州江都县，当地的大姓，如陈、王、徐、高、梁、阮、吴、程等13族，几乎没有一个是土著，大部分都是由外地迁移而来，其中浙江3族、江西2族、徽州1族、山西2族、山东1族，余不详 (82) 。苏北的泰兴、泰县、兴化、宝应、高邮等县，在洪武九年的人口总数为399708人，其中外来移民至少在28万人左右，加上通州一带的移民，共计29万人左右，外迁人口占据了72.55%，成为当地人口的主力。淮安的桃源县由江南迁入的翁、朱、卢、吴等25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就有21族。宝应县的朱、刘、乔、王等名门望族也多是由苏州迁入。淮安府共有人口632541人，黄河以南的盐城、安东、山阳、桃源、脽宁等县人口约占全府45%，共28.5万人，其中移民人数20万人，占70%。徐州府的总人口要少得多，约为18万，其中则有3.6万人来自山西，占总人口的29%。总之，苏北的扬州、淮安、徐州三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间总计移民数达到71.3万人。 (83)
移民主要来自苏南各县及江西、浙江、徽州和山西等地，以苏州最多。吴必虎在《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一文中考证说：“苏州移民在苏北平原的分布几遍全区。但首先是集中分布于泰州、兴化等地，然后向盐城、山阳（今淮安）、宝应、安东（今涟水）等处扩散（此处各地系指明代行政区）。从泰州（包括今泰县、东台等地）和兴化两地方言中吴语痕迹很明显这一点可以看出苏州移民的相对集中。” (84) 如，泰县的姑苏刘氏、苏州葛氏、徐氏，盐城的苏州张氏、朱氏，宝应油头坊的姑苏董氏，泗阳的苏州席氏、昆山唐氏、吴县朱氏等，均自苏州迁入。盐城阜宁县境内除土著外，自姑苏迁入者居多。有关苏州移民迁居苏北的原因，除了政治胁迫外，还与当时苏北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经济基础薄弱，急需开发的现状相关。葛剑雄说：“元末明初的苏北与江淮、湖广、四川、华北等地一样，异常荒凉，人口极其稀少，迫切需要迁入大量人口；而苏州人烟稠密，百姓富庶，与苏北距离又近，是理想的移民输出区。” (85) 至于苏北地区苏州移民的人数，黄继林认为“明初苏北大约接收了共45万苏州移民，占当时总人口的34%左右。” (86) 这组数据基本贴近史实。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平江路（今江苏苏州）人口240余万，到洪武四年（1371年），苏州府人口仅有190万人，锐减了50多万人。除战争因素外，最主要原因就是“洪武迁徙”所致。 (87)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一定数量的劳力是土地开发的决定性条件。在洪武年间的一千多万移民中，军籍移民人口达到了400万，占当时全部军籍人口的78%，占移民总数的36%。除军籍外，尚有700余万民籍移民，占全国人口的10.8%。 (88) 明代中期全国田土一直为420余万顷，其中军籍移民耕种的田地数达38万顷，民籍移民耕种的土地数应有45万顷，共开垦土地90万顷。 (89) 民籍移民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所垦区域是明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扬州为例，“国初扬郡查理户口，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夫扬地旷衍，湖荡居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无盖藏”。 (90) 凌兰荪《凌氏谱》亦载：“明初淮扬户口流亡，江都仅存火、郝等十八姓……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其时它县情形可以推见，则移徙之说事为可信。” (91) 正是苏州移民的大量迁入和艰苦创业才带动了苏北经济的发展，正如吴必虎所言：“明初的‘洪武赶散’事件——朱元璋徙苏州等地居民充实淮扬二郡，是苏北平原移民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对苏北平原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92)
一般来说，移民的生产技能和文化素质要比迁入地高，特别是政治胁迫特征的政府移民，这种特征就更加明显。在洪武年间，移民输出最多的是山西、江西、苏南和浙北等地，其中以苏南和浙北地区移民文化水层次最高。江浙地区的人口迁入京师或苏北，都是暴力胁迫的产物。被迁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富户或文化阶层，数量达25万人之巨。朱元璋攻克苏州时，下令没收苏州城内原来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的家产，将苏州、松江等一带原属张士诚辖区中4000余户居民“以罪徙者”，迁移至苏北垦荒屯。正德《姑苏志》卷十四载：“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 (93)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十四亦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94) 今苏北地区居民多称自己的祖先来自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而来，盖因此故。除了苏州富民曾经支持张士诚而遭胁迫迁移外，朱元璋这么做还想铲除由于工商业繁荣所带来社会繁华与富庶，以恢复理想中的淳朴风尚。
对输入地而言，文化人士的移民，带来了观念的更新，使当地民众的整体文化教育水平得以提升。“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反映了该地区文化水平的高低。从明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历史来看，移民输入区的文化在整体上仍不及移民输出区。” (95) 作为移民输出地的苏南地区，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科举入仕观念的深入人心，自然不会因一部分家族的外迁而改变。虽然移民输入地比移民输出地文化教育水平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输入地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是有明显的提升，这些“外来”的文化移民对当地的文化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二 明代江苏社会经济发展对科举的支撑
除了移民因素外，地方经济状况也对科举活动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明代江南太湖流域种桑养蚕几乎是每个农户的主要家庭副业，丰富的蚕桑资源为江南丝织业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也因此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史载，明代两京皆置织染局，“南京又有神帛堂，供应机坊，苏州杭州等府，亦各有织染局，每岁造解有定数”。 (96) 无论是官营织造，还是民间丝织，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一批从事丝织业而致富的机户（手工作坊）。不仅如此，明代江南也是当时重要的棉纺中心，苏州府所属诸县的棉纺织业也很繁荣，产品行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至日本等国。明代两淮盐区产盐量最高，许多市镇的形成与盐业生产和运输关系紧密。繁荣的纺织业、发达的制盐运盐业，不仅聚积了财富，充实了地方财力，也为其子弟从事科举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苏自古水陆交通发达，濒江临海，长江、京杭大运河、淮河等大江大河将南北河湖连接起来，形成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一批临江临河的城市发展为地区乃至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如南京因大明首都的特殊身份，“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 (97) 城市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苏州经济明初因大规模移民受到冲击，经过正统、天顺间的恢复，成化间愈益繁盛。到了万历时，“苏州为江南首都，财赋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 (98) 发达的手工业和便捷的交通奠定了苏州商业繁盛的基础，使苏州成为明代中后期全国的工商业中心。扬州因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濒临长江，交通运输业十分发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云集于此，特别是徽商力量十分强大，盐、木贸易十分兴盛，所谓扬州之成，实徽商开之。 (99) 淮安是当时南北大运河的漕运转输中心，有“运河之都”的美称。明清两朝均在淮安派驻漕支总督，督理漕政。淮安城内，仓司屯卫，星罗棋布，店肆酒楼，鳞次栉比，人口稠集，市井繁荣，俨然省会。徐州号称“五省通衢”，扼守京杭大运河要害之处，时江淮以南之贡赋及四夷方物之上于京者，悉由于此。正统《彭城志》卷六载：“徐居水陆要会，商贾往来视他郡，颇多租赋，所入亦厚。” (100) 漕运、河运贸易成为徐州商品流通的主要形式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大量的仓库设施满足了往来商贾贩运的需要。明政府在此设有漕粮运输广运仓及官兵总接运处，促进了地方贸易的兴盛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区域中心，或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或在交通运输上，或在军事上，对区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辐射作用。
除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外，明代江苏地区农村市镇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市镇数量，还是经济规模，江南地区均要超过江淮地区。如苏州府吴县有1市6镇、长洲县有5市4镇、常熟县有9市5镇、吴江县有3市4镇、太仓州有10市4镇。 (101) 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扬州府等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及淮安府、徐州等新型交通枢纽城市均诞生了数量不等的市镇。 (102) 这些市镇绝大部分即是因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兴盛起来的。如吴江盛泽镇，在弘治中尚无其名，到成化年间居民聚集，商贾渐通，嘉靖间丝绸业极为繁盛，其形成完全是因丝绸生产、贸易所催生。范金民先生说：“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迅速发展，既是江南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又是江南商业繁荣的具体体现，也是商人资本活动的直接结果。” (103) 数量众多的市镇，将广大农村地区与县城、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有机地联通起来，带动江苏经济的全面发展。
明代南京、苏州等地是刻书印刷业重镇，更是文化传播中心。南京不仅有国子监、应天府学，还有县学、崇正书院和江南贡院等，发达的教育和科举业，推动了刻书印刷业的空前兴盛。南京国子监（所刊刻的书籍号称“南监本”）集中了宋元以来江南各地的木刻书版，曾多次印刷出版。其所刊“十七史”，不亚于宋元刊本。明人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轶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 (104) 明代刻书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其中南京官营雕版印刷实力雄厚，是当时全国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明初内府及国子监印书，尽刻于金陵。私家刊刻者多为藏书大家，兴盛于嘉靖以后。万历之后，私刻本更兴，名家辈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私家刻书业的高峰。苏州袁褧的嘉坡堂、昆山叶盛的箓竹堂、吴县黄省曾兄弟、长洲陈仁锡等都是知名的刻书家。苏州府常熟县毛晋的“汲古阁”更是当时民间刻书业的翘楚 (105) 。刻书印刷业的繁荣不仅服务举子、推动了科举活动的兴盛，也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
明代江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科举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业、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繁荣，为所在地百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使得他们更有条件重视子女教育，热心科举活动，通过科举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成为可能。明初大规模移民，使得苏北地区来自江南文化层的文化精英后代，也期盼着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所在地民众受教育水平，而且促进了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这从苏北地区进士及第数量增加、地域分布范围呈北展态势中可知。据统计，明洪武年间所取进士共867人，其中南人为620人，占总数的71.5%；在247位北人中，还包括南北榜事件中录取的61位北人。显然，如果纯粹按科举考试规则来录取，南人的比例会更高。建文间共录取进士106人，南人共89人，占89%。永乐间录取进士1819人，其中南人1519人，占83.5%。进士中的状元，共89人，南人75人，占总数84.3%。从这组数据可见，如果不采取分卷制，则南北进士录取率的差异会更大。据《明史·选举志》载：“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106) 在南北中分卷之中，江苏境内应天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属于南卷；苏北地区的徐州明确为中卷区，扬州、淮安二府不详。但从滁州、和州被列入中卷区的情况看，扬州、淮安理应被列入中卷区。明初移民大部分属于北卷区和中卷区，因受分卷制保护，录取率大大提升。其结果是促进了苏北地区科举活动的发展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也使得明代江苏科举活动的南北、东西的差异逐渐缩小。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苏北地区民众参加科举的热情有了极大的提升。典型的例子，如嘉靖末年兴化人李春芳状元及第，其曾祖李乐秀便是从明初由句容迁入的。《水浒传》作者、兴化人施耐庵，是苏州移民之后。兴化人、清初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任大椿，也是苏州移民后裔。“扬州八怪”之一、兴化人郑板桥同为苏州移民的后代，其祖郑重一于明洪武年间自苏州迁居兴化。宝应县的朱、刘、乔、王等家族均为明初苏州移民的后代，朱氏家族中朱应登父子，分别与弘治年间和嘉靖年间进士及第，清代子孙中有探花1人、进士12人、举人21人，堪称文化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