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江苏官学与科举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江苏经济的发达，交通的便利，特别是临近南宋都城的地理优势，使得区域之内人文荟萃，文化繁盛。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108) 由于崇文尚儒政策的影响和科举制度的巨大辐射力，加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重视，江苏府州县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某些阶段还呈现着兴盛的态势，影响着此间的科举活动。
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官学受到极大的破坏，社会价值观念扭曲变形，“君臣上下谓学校为无益，指圣贤为迂阔，视君如弈棋，杀人如刈草，礼仪消亡，风俗大坏”， (109) 民众教育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且宋朝立国之初，江苏尚未完全归附，吴越、南唐还统治着部分地区，境内时有战事发生，学校教育更是萧条不堪。“当是时，州县犹未尽立学，所谓十九教授未有显者。” (110) 在这种情况下，重教兴学就成为当下紧急要务。由于此时中央王朝注意力在稳定政权上，并未给予官学的恢复以政策与财政的支持。《燕翼诒谋录》卷五载：“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 (111) 朝廷从未下过兴学诏令，对地方官学建设也是漠不关心。倒是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着力于恢复因毁于战争的官学，如天平兴国四年（979年），郡守石雄新择校址，恢复常州府学；天平兴国八年（983年），镇江府学得以重建， (112) 无不传达出他们对“化民成俗”“育才官人”的期待。
赵宋政权建立后，采取“右文抑武”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崇程朱理学，以维护其统治。各类学校遍布州县，教学内容也根据社会要求向专业化发展，除官学外，出现了医学、算学、画学、书学、武学等专科学校。北宋中后期，出现了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等三次兴学运动。其核心之一便是调整“官学与科举的关系”，从育士与选才、教育内容与选拔内容、考选方式与选拔程序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 宋代江苏官学兴盛与科举改革
宋代官学较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113) 境内府州县官学林立，十分兴盛。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讲学期间，把学生分成“经义”和“政事”两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规定一人各治一事，这种分斋教学的方法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既是对春秋时期“孔门四科”传统的弘扬，也开创了后代高等教育分系分科的先河。胡氏的“苏湖教学法”，被朝廷法编为《学政条约》，颁行天下予以推广。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王安石晚年定居于江宁，其提出的“三舍法”是对古代教育经验的总结和创新，强调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将学校教育与国家选才结合起来，开创了当代“高考”选才的模式，影响深远。
宋代江苏官学的兴盛，缘于范仲淹（989—1052）改革科举考试的努力。“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 (114) 呼吁朝廷重视学校教育，防止科举取士“不务耕而求获”的短视行为。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政知事，上书仁宗“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 (115) 以矫正宋初重科举、轻学校教育之弊。其建议得到宋祁、欧阳修、蔡襄、王素等同僚的支持。随后朝廷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及系官屋宇。” (116) 诏令天下州县并立官学，条件不具备者可借用文宣王庙甚至官舍施教，掀起了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兴学热潮。
庆历兴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地方官学，提高了学校教育在科举中的地位。范仲淹认为，学校是培养经邦纬国之才的基地。“庠序者，俊义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 (117) 从国家安全层面谈重教兴学的重要性，切中肯綮。告诫统治者兴学育才方为本务，“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 (118) 范仲淹多次出任地方官员，前后有三十多年，每到一地，除处理政事外，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办学事业上。苏州府学、吴县县学、昆山县学、镇江府学等，或经其创立，或在其倡导下创立。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中说：“景祐二年，文正建郡学，而吴县学与郡学并建，无疑是天下各县之有学自吴学始。迤逦至宋末二百年，而学遍天下，吴学实得气之先。” (119) 将吴县县学定为天下县学之始，足见其在宋代地方官学发展中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在教学上内容上，范氏强调经义、时务教育，反对重视词赋、崇尚浮华的学风。“劝学之要，莫若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严，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折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120) 要求学校教育应以儒家传统经典为内容，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实用之才，这对纠正隋唐以来“科举无实学”之弊很有帮助。
范仲淹非常重视名师效应对官学的导向作用，指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 (121) 在范氏为官之地，常力荐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以吸引当地英才入学。在其执掌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府学时，曾资助孙复并授以《春秋》，后孙复在泰山下讲学，名闻天下，经范仲淹等人推荐到太学任职。在苏州郡守任上，范氏又聘请胡瑗为州学教授，为其“苏湖教法”的提供了舞台。出任润州（今江苏镇江）知州间，特聘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前来讲学，给润州百姓带来尊师重教的好风气。
庆历兴学的主要贡献之二，便是改革科举。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有“请精贡举”一项，强调了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配合以培养“经济之才”的重要性。“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设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 (122) 朝廷接受了范仲淹、宋祁等一批新儒的建议，诏令：“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尽其说；简程式，则闳博者可见其才。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如此，则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建学兴善，以尊于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 (123) 由于朝廷明令应举者先须在学校受教育三百日，方许参加科举考试。诏书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官学教育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大为提升。
泰州人胡瑗（993—1059），以实际行动配合了范仲淹的兴学改革。据《宋胡瑗李衡王居正传》载：“胡瑗字翼之，如皋县安定乡人。少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书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十年不归。景祐初，范仲淹知苏州，奏请立学，延瑗为教授。明年，范仲淹入朝，又荐其。通知古乐，以白衣诏对崇政殿，授校书郎。复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 (124) 景祐二年（1035年），苏州郡守范仲淹奏请朝廷，创建苏州州学，延请胡瑗任州学掌学。此间，他严立学规，倡明教化，奖掖英才，创造了苏州州学前所未有的辉煌。宝历二年（1039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建湖州州学成，聘请胡瑗主持学政，培养了大批英才。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领导了庆历改革，在京师建立太学，胡
因范仲淹上书仁宗荐举而到太学任教。史载：“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 (125) 为京师太学带来了崭新的面貌。自此，胡瑗的“苏湖教法”成为太学法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
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等地执教三十余年，矢志不移，育才无数。他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126) 强调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突出“师儒”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申明地方政府在官学教育中的责任。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于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 (127) 胡瑗注重身教言传，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注重塑造着学生的人格魅力。欧阳修曾说，胡门学生“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 (128) 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明体达用”是胡瑗教育理论的基石，也是其办学的宗旨。《安定学案》载刘彝答仁宗问曰：“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129) 所谓明体达用即把儒家经义和现实中治事有机结合，通经致用，知行合一，塑造出理想的儒家人格。他反对当下科举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做法，认为这会导致“风俗偷簿”的恶果。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主张治经要充分阐述其义理，强调“古为今用”和“为我所需”。他不赞成学生闭门读经，主张接触社会，拓展眼界，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于学者矣。” (130)
在教育实践中，胡瑗继承了“孔门四科”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提出“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兴趣和才能，分“经义”“治事”两斋施教。经义斋学生须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 (131) 的条件，主要研习六经，以培养高层统治人才为目标；治事斋选用“明治道”者施教，分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专科，意在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讲授经典时，“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注意联系实际。程颐曾受业于门下，深得胡瑗的赏识与点拨，后来成为理学大师。指导治事时，要求主治一事，兼习一事，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后胡氏主管太学时，“以类群居，相与讲习”，互教互学，共同成长。史载：“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之子弟也。” (132) 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艺术非常切合人才培养多元化要求，也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人才。
官学运作需要完备学规作保障，“学规是宋代地方官学实施常规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宋代地方官学体制日臻完善、成熟的标志”。 (133)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20年时间里，根据州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亲手制定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学政条约》一卷（已佚），即是湖学学规的汇编。虽然尚无证据表明它是最早的学规，但它无疑是第一份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规。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堪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重要学规类文献。因“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 (134) 范仲淹在庆历间“尝取湖学规制行之太学”， (135) 成效显著。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主持太学时，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让学生有更多时间读书、研习，至此“寄宿制”模式得以施行。这种严明的管理方式，对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扎实的经史功底非常有帮助。
北宋第二次兴学运动的首倡者王安石（1021—1086）子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人。熙宁三年（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实施新法。因保守派阻挠，变法失败，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被罢相。辞职后一直隐居在南京，其所提出并主持的熙宁变法中有关教育方面的改革，对宋代的教育、科举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江苏的官学发展功不可没。
王安石认为“方今之急，在人才而已”，要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关键是要加强学校教育。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当今地方官学与中央太学之弊。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下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元有学田不及者益之，多者听如故。” (136) 这项举措使已经荒废的州县学又陆续得以恢复和重建。史载：“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137) 地方官学的兴盛，也带动了京师太学的发展。元丰二年（1077年）十二月，“太学置斋舍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百，总为二千四百”， (138) 太学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王安石改革贡举之法，废除以诗赋辞章取士的旧制，实施“三舍法”，打破了原有的科举格局。《续资治通鉴长编》引《林希野史》云：“熙宁四年春，更学校贡举之法，设外舍、内舍、上舍生，春秋二试。由外舍选升内舍，由内舍选升上舍。上舍之尤者，直除以官，以锡庆院为太学。” (139) 王安石主张用“三舍法”来代替贡举试，但具体补升法未详。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朝廷下诏：“国子监上舍生自今应补中后，在学实及二年，无犯学规第二等已（以）上过，委主判同学官保明，与免解，从上不得过三十人。内于贡举自合免解者，与免省试一次。已该免解后，又在学及二周年已上，别无公私过者，并免省试。” (140) 诏书规定，太学生补中上舍生后可以免解试，甚至可以免省试而直接进入殿试，为太学生进入仕途大开方便之门。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颁布《学令》对太学升舍的办法给予具体规定：“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预籍者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不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 (141) 这是一种择优升级的制度，主要考核学生的“行”与“艺”。上舍生学行卓异者，由主判、直讲推荐，上报中书省授予官职，不需要经过科举。上舍生中等者可免省试，下等者可免乡试。太学“三舍法”的实行，使太学兼具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职能，将学校育才和国家选才统一起来，克服了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存在的“不务耕而求获”，使官学沦为科举附庸的弊端。
元祐（1086—1094）年间，罢熙宁新法，太学三舍考选、升补、推恩的办法同时废弃，学校与科举的联系再次被割裂。宋哲宗登基后，恢复“三舍法”，将其推广至州学。据《宋史·选举志三》载：“二年，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之。其上舍附太学外舍，试中补内舍生，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为外舍生。” (142) 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蔡京上书，“请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 (143) 北宋第三次兴学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崇宁兴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办学热潮。朝廷下令，除州城所在和紧靠州城的倚廓县，学生可就读于州学外，所有县都要办县学。以前只有少数州设立官办小学，这次则命令所有州县都要设立小学。朝廷对办学积极的官员给予赏赐，稍有懈怠即加重罚。于是县学和州县小学很快在全国普及开来。次年九月，朝廷下诏在官学系统中全面推行“三舍法”，规定“‘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庶几复古，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144) 重和元年（1118年），蔡京主持修订《政和续编诸路州县学制》，使“取士并由学校升贡”之法更趋完备。
范仲淹在改革科举考试时主张先试策，次试论，最后试诗赋，将诗赋贬于次要地位。庆历变法失败后，苏轼、刘邠等以“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 (145) 为由，认为诗赋取士易评判，且也选拔出了许多治世能臣，故奏请恢复如初。此建议为皇帝所采纳，诏令“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罢”。 (146) 如何解决经义与诗赋之争的矛盾，是王安石科举改革的中心，也是和反对派产生分歧和进行斗争的焦点。对此，王安石大声疾呼道：“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于天下，则庶几可复古矣。” (147) 认为取士必须由学校，竭力主张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除去声病偶对之文”而重视经书义理。
王安石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关系到国家选拔怎样的人才。主张以经义代替诗赋，经义利于治道，且可以用来统一思想（“一道德”），诗赋浮华无用，于事无补。早在嘉祐四年（1059年），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便言及改革取士之道，反对诗赋取士。神宗即位后，王安石被召为翰林学士，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直陈贡举之弊。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改革建议，“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148) 立新法规定，朝廷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试以经义、论、策。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颁布了王安石所著《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和标准答案。王安石改革贡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造就和选拔有用于国家的人才。其废明经诸科如此，罢诗赋、帖经、墨义亦如此，推行《三经新义》同样如此。
宋室南渡后，朝廷中主张以诗赋取士的议论又有所抬头，时大臣礼部侍郎吴表臣上奏云：“科举校艺，诗赋取其文，策论取其用，二者诚不可偏也。”高宗准奏：“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之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 (149) 争论的结果是进士科被拆分成经义、诗赋两科，各兼以策、论，从而使经义、诗赋和策论在进士科考校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到元代以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的出现，考试亦由经义、诗赋两科变为进士一科，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最主要科目，经义与诗赋的争论才最后停止。
江苏各地的官学或新办，或修葺，或扩建，正是范仲淹倡导之下开展起来的。如建康府学，淳熙间（1174—1189），刘珙任建康知府，才得以全面整修；镇江府学，“经始于太平兴国八年”， (150) 绍兴三年（1133年），胡世将任镇江郡守，将建炎初废弃的府学恢复重建；淮安府学，绍兴十三年（1143年），由淮安郡守纪交建于南市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由郡守吴桌复建；常州府学，“嘉祐六年，郡守陈襄增广之，摹石曼卿所书‘敕建州学’四字揭之门”。 (151) 淳熙十四年（1187年），郡守林祖洽建御书楼，绍熙（1190—1195）、嘉熙（1237—1240）年间渐次增广；苏州府学，“嘉祐中，富严建六经阁”。“元祐中，来学者日众，公绰字长文掌教事，议请南园隙地以拓斋庐”。 (152) 建炎间（1127—1130）毁于战火，绍兴间（1131—1162）逐渐恢复；通州州学，“太平兴国五年，知州曾环肇建”； (153) 仪征县学，“宋庆历四年始建州城长乐坊后”； (154) 宜兴县学，“宋景德四年建。皇祐初，知县郑民彝徙署南兴门外”；无锡县学，于崇宁（1102—1106）至淳熙（1174—1190）间两次修缮；江阴县学，在崇宁（1102—1106）间扩大规模；如皋县学，淳熙三年（1176年），由如皋知县赵善瓘修葺；泰兴县学，绍兴间（1131—1162），郡守张好古、洪兴祖先后主持修建；江都县学，绍兴十二年（1142年），州郡守许中建州学，并以江都县附属；盐城县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县令黄万顷主持修建；昆山县学，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知县程沂主持重修。即便在金朝统治之下，苏北的沛县也在金大定初（1162年）徙建河西靖化坊。这些遍布全省的州县学，培养一大批科举人才，极大地推动了科举活动的发展。
北宋初期，官学相对衰落，除统治者重视不够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与科举不谐。宋初科举以诗赋为主，但官学仍执着于经学，应试举子只得放弃官学而选择书院或其他私学。北宋中期，在范仲淹主持下，开始科举改革，规定“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试”，使科举与官学紧密结合起来，使得那些因科举而流失的生员又回到了官学。加上“三舍法”实施后，学校不仅养士，更有取士职能，极大地激发了士子入学的热情，官学兴盛起来了。南宋时期，由县学而州学而太学的升级系统不复存在，官学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官学再次沉寂也就势所必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九载：“言者论州郡之学，其间无进取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轻，所养无素。” (155) 从宋代官学发展历史看，府州县学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其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内容而起伏不定。有学者指出：“由于宋元是我国历史上学术争论较为激烈的时期，其间汉唐之学与荆公王学的争论、荆公王学与理学的争论、陆九渊心学与程朱理学的争论等此起彼伏，影响波及全国。尤其对王学的态度，对各地教学内容的取舍影响至大。” (156) 除教学内容与科举关系密切外，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的招生时间，也要为科举考试让路，放在科考之后进行。绍兴“二十七年，立定制：春季放补，遇省试年改用孟夏”。 (157) 这也反映了官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的属性。
二 元代官学教育的理学化
元代统治者对地方儒学也十分重视，“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 (158) 惜乎战事频仍，建立学校之议无法实施。元世祖登基后，国家统一，社会走向安定，在大臣姚枢、刘秉忠等建议下，下令兴办学校，发展元代的官学与私学。元代中央官学（儒学）主要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等。中央官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要求先学习《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然后再研习《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经》等经典，且“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 (159) 注重程朱理学思想的灌输。为了调动生员的学习积极性，国子学还实施了“升斋法”，将国子学分为游艺、依仁、据德、志道、时习、日新“六斋”，每斋分为上斋、中斋、下斋三级。每斋名额多寡不一，生员以考试成绩及不犯学规者为标准，依次递升，名曰升斋。其法是对王安石太学“三舍法”的继承和发展。
元代各路府州县兴办的官学，分布甚广。这些地方官学，因多设孔子庙，故又称庙学。“大约从唐代起，中国的庙学成为一种定制，就是地方学校形成了庙学合一的建筑分布结构，‘由学尊庙，因庙表学’，庙和学、教学和祭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全面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思想和理念。” (160) 元代庙学在前代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元人苏天爵称：“我国家定中国，庙祀如故，而学隶焉。舟车所至，凡置郡县之地，无大小，莫不皆有庙学。” (161) 各种层次的庙学成为元代地方官学的代表。中统二年（1260年）六月，朝廷下令禁止军队、工匠等占用官学设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常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严行治罪。” (162) 这项禁令对地方庙学的恢复与重建起到了保护作用。建国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的惯例册封孔子，尊崇儒学，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庙学的发展。
元代江苏庙学发展得较为完善，前朝官学，虽遭受战争洗劫，但恢复较快。“元代江淮因为受战争影响较小，教育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前列。” (163) 如至大四年（1311年），张凤翼主持重建镇江府学 (164) 。至元（1271—1294）、元贞（1295—1297）间，常州府学得以重建 (165) 。一些县学亦借此得以建立或重修，如昆山县学，在元至元间（1271—1294）由典教王梦声修葺 (166) 。宿迁县学“元元贞二年，达鲁花赤孛老、县尹萧世荣即故址创建。至正戊子，县尹曹明重修”。 (167) 睢宁县学，“元至元戊子，知县王荣祖始卜建，大德甲辰知县苗铎重建”。 (168) 随着江苏域内各地行政级别的提升，各地的庙学规格也有了提高，学校的规模、教职人员均有大的扩展。如苏州府学，不少原附属于府、州的县学都独立办学。如无锡县升为无锡州，其庙学也随之升格，学校的生员增加，教官增多，规模扩大。常熟县升为常熟州，其县学也同样升格为州学，设教授，主教养事。
元代推崇理学，程朱理学也就成为地方官学的必修课程。据《京兆府小学规》所记：“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张，授诸生所诵经书文句、音义，题所学书字样，出所课诗赋题目，撰所对属诗句，择所记故事。” (169) 诗赋学习，如背诵七言律、五言律、绝句等，主要是培养生员文学素养。经义学习主要以《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之义理为主，与科举考试内容一致，主要培养生员的科举考试能力。在教学方法上，地方官学继承宋代“以同经聚于一斋”的教学方法，如至正间，金陵路学“延聘英儒、分教斋庐”， (170) 延续了胡瑗的“苏湖教法”，分斋教授，分科育才。生员课试采用“积分法”。月试一次，考试赋、论、经义、史评等，考题由教官拟定，考试成绩累计，年终合其优劣。
元代在地方官学之外，还广设社学、小学、蒙古字学、诸路医学、阴阳学等。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设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令：“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 (171) 这道建立社学的动员令，具有强制性。遍布各地的社学，是地方上除庙学外最为兴盛的办学形式。史载，仅至正九年（1349年），苏州就有社学130余所。 (172) 社学的课业内容，先是学习《孝经》《小学》，然后研读《大学》《论语》《孟子》，最后是经史典籍及农桑耕种等农业生产知识 (173) ，具有鲜明的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结合的特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诏：“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 (174) 这里的“小学”，不仅指入学儿童的年龄有所限制，更指教学内容上偏重于文字启蒙教育。进入“小学”“社学”学习的，既有儒户子弟，也有“世之俊秀”者。小学与社学的广泛设立，完善了元代儒学教育体系，也促进了元代江苏教育的普及。
蒙古字学、诸路医学、阴阳学等，主要是传播蒙古文化和培养专门人才。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夏，朝廷“始置诸路阴阳学。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 (175) 办学类型的多元化，打破了以往单纯以儒学为主的官学模式。但就江苏地区的办学情况看，因条件所限，成效不是很大。如镇江路蒙古字学的校舍“规模狭隘，不足以容弟子员” (176) ，遂根据圣旨搬入帝师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