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江苏科举活动与科名
宋朝崇儒尚文国策一开，必然影响地方文教格局。天下之士，人自淬砺，以文章自奋。与北方深受战争之苦不同，江南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也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加上江南自古崇文重教的传统，造就了规模庞大的科举人群。据《都城纪胜·王教外地》记载：“其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248) 刘宰《故澹轩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志铭》云：“先生开门授徒垂三十年……来学者肩摩袂属，既户外屦满，无所容席，则择其已成立者时其课程，使归而求之。” (249) 上述两则资料，鲜明地展示了宋代文治政策所带来的民间向学风气之盛。
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做官，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也可给家族带来荣光，是一件光宗耀祖之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 (250)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也成为每个家族举全族之力支持族人参加科举活动的动力。黄仁宇说：“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251) 家族兴旺与否，除去本身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宗族弟子出入官场文坛。作为实现人生理想最方便可靠的途径便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成败关乎全族人的利益，不可等闲视之，这不仅是家族成员的认知，更是广泛的社会共识。
一 宋元江苏科举活动的时空特征及成因
宋人所撰《登科录》，现存仅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榜，残缺不全。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中载有《宋代登科记总目》，较完整地保存了宋代登科总数及各榜状元、省元名录，但缺少了南宋末年的11榜进士数。浙江大学龚延明、祖慧教授筚路蓝缕、广采博收，编成《宋代登科总录》14册，辑录进士4万余人，籍贯可考者达38936人。所有人均有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科年、科目、授官等，为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笔者以《江苏省通志稿》5《选举志》为底本，参校《宋代登科总录》及《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中登科文献，共梳理出宋代江苏籍进士2442人，其中北宋1189人，南宋1253人。宋代江苏进士时空分布情况如下：
宋代江苏进士时空分布表 (252)
资料来源：民国《江苏省通志稿》5《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5页；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63—868页、第897—899页。
宋初循唐代故事，每次发榜进士不超过30人。太宗即位，始大量增加取士人数，每榜达数百人。南宋时按得解及免解举人数，进一步扩大进士录取名额。从平均榜取数看，北宋开科81榜，共录取正奏名进士19701人，平均榜取243.22人。南宋开科49榜，共录取正奏名进士23198人，平均榜取473.42人。两相比较，则可以见出南宋进士中额远比北宋宽松，几乎是北宋的2倍。朝均榜取数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徽宗朝680.44人/榜，度宗、恭帝朝576.75人/榜和哲宗朝537.4人/榜。排名后三的分别是太宗朝187.5人/榜，真宗朝146.75人/榜和太祖朝12.53人/榜。录取数最多的三朝分别是理宗朝6790人、徽宗朝6124人和宁宗朝4740人。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光宗朝953人、英宗朝213人和太祖朝188人。比较这两组数据可知，宋代进士人数变化与取中额、开科数有直接的关联。
江苏进士及第曲线与全国有些差异，进士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徽宗朝364人、高宗朝331人、仁宗朝266人。列后三位的分别是英宗朝44人、太宗朝24人、太祖朝2人。朝均榜取数列前三的分别是度宗、恭帝朝51.5人/榜，英宗朝46人/榜和徽宗朝40.22人/榜。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真宗朝4人/榜，太宗朝3人/榜和太祖朝0.13人/榜。从统计数据看，进士录取数最多、最少的朝代全部集中在北宋。个中原因，与北宋推行“三舍法”取士有很大关系。江苏官学教育十分发达，王安石曾在常州等地为官，得改革风气之先，提升了当地进士及第率。至于及第数最少，则与北宋初期中额过小有关。至于宋代江苏榜取数最多、最少的情况，北宋共占5席，南宋仅1席，这与南宋进士中额的增加有关。因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南宋扩大进士取额以笼络民心、稳定政权。
宋代江苏进士地理分布情况如下：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南通等8市，加上高邮军22人，共319人，占总数的13.56%；苏南地区，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5市，加上江阴军223人，共计2123人，占总数的86.94%。苏南地区中，常州府、平江府、镇江府、江阴军，位列前四。宋代江苏进士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重心向南转移的趋势，这与两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相吻合。
宋代江苏科举活动最主兴盛的地区，首推常州。“熙宁六年，神宗廷策士，擢余中为天下第一，与开封礼部第一人皆著籍常州。是岁，州举进士中第者四十余人，号称东南儒学之盛。” (253) 熙宁六年（1073年），曾布知贡举，朝廷共录取正奏名进士400人，常州举子取得佳绩：常州宜兴人余中取得一甲一名（状元）；常州宜兴人邵刚，会试第一（省元）、殿试一甲三名（探花）。至于该榜常州进士及第人数，咸淳《毗陵志》以为36人，实际着录38人 (254) 。笔者根据《宋代登科总录》核查，是榜常州可考进士人数为30人，余6人不详。
大观三年（1109年）是常州科举史上又一丰收年。咸淳《毗陵志》卷十一载 ：“郡素号多士，熙宁三年第太常者三十有四人，六年三十有六人，大观奏名赐第又五十有三人。后罢三舍法，复科举定额四十有三，江阴建军析额之九。” (255) 常州人费兖在《大观廷策士》记载：“吾州至三十有二人，为天下最；其用他州户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赏守臣、教官，下诏曰：学校兴崇，人才乐育……阅前日宾兴之数，校其试中多寡，唯常州为众。” (256) 根据《宋登科总录》所载，该榜常州正奏名进士及第共35人。两者相比，数据较为接近，咸淳《毗陵志》中的53人可能将其他渠道赐第人员一并统计的结果。
宋代常州科举活动的状况分成四个阶段：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到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为第一阶段，整体水平不高，总共录取28人，年均0.91人；从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到嘉祐四年（1059年），为第二阶段，逐渐呈上升趋势，进士及第人数达71人，年均2.73；从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为第三阶段，常州进士及第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达535人，年均4.78人。常州登科人数在治平、熙宁至元丰之间（1064—1085）达到最高峰。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近百年间共有223人及第，年均2.23人，常州科举的及第数日趋没落 (257) 。此外，《宋登科总录》中尚有38位常州籍进士因及第时间不详，难以计入相关年份。
宋代常州科举发达与历史上两学者关系密切，一是著名学者、常州知州陈襄，另一是名儒王安国。嘉祐六年（1061年），福州侯官人陈襄（1017—1080）字述古，号古灵先生，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知常州。叶祖洽所撰陈襄行状云：“六年，以祠部员外郎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师生，公勤于经始，成以不日，其规模气象遂为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诸生经义，旁决郡事。由是毗陵学者盛于二浙，每岁取士得常多于他处。” (258) 其任期内大力兴学，特别是兴建常州郡学，延请名师执教，并亲授经义，振兴了常州举业，尤为时人所重。另一名贤便是王安石弟弟王安国。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特赐进士第。治平四年（1067年）王说出守常州，延请其主持常州郡学。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废明经、诸科，进士科罢诗赋而改试经义。邹浩在《中大夫直龙图阁知青州军州事王公墓志铭》指出：“常州士喜学，公为延致名儒临川王安国平甫教授。平甫时虽布衣，义甚高，非贤有礼弗就。既从公游，士人慕乡，自远而至。未几，朝廷改科，专用经术。常之士试开封、礼部及策于廷皆第一。已而相属为从官、郎吏、二千石者甚众，世益以为美谈。” (259) 加之王安石曾于嘉祐二年至三年（1057—1058）间主政常州，熙宁四年（1059年）的改革当酝酿于其间，这也使得常州科考得风气之先。熙宁六年（1061年）常州科第之盛，当与王安石兄弟在常州施政、施教相关。正是地方官员的大力兴学重教，加之名师硕儒的执教，才使得常州府在宋代科举活动中成为全国的重心之一。
平江府是宋代江苏进士又一兴盛区域。据民国《吴县志》载，北宋时苏州城区考中进士205人，南宋进士237人，另有无科分可考21人。淳熙八年（1181年）、淳熙十一年（1184年），黄由、卫泾连续共两次分别在殿试中夺得状元 (260) 。与常州府进士及第有明显的高峰与低谷不同，苏州府及第情况并无明显的波峰浪谷之别。及第数量最多的几榜分别是绍熙元年（1190年）15人；隆兴元年（1163年）14人；嘉泰二年（1202年）12人；宣和六年（1124年）、建炎二年（1128年）、乾道八年（1172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均为11人；政和二年（1112年）、政和五年（1115年）、政和八年（1118年）、开禧元年（1205年）、嘉定十三年（1220年）、宝庆二年（1226年）各10人；皇祐元年（1049年）、皇祐五年（1053年）、淳熙十一年（1184年）各9人，其他年份大都在8人以下。从各榜中选数看，总体较为均衡，这与苏州府文教整体水平较高有关。无论是从经济表现的张力，还是从文儒兴盛的现象来看，苏州府都是江苏乃至整个东南地区中富有代表性的。
文教兴盛是苏州科举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苏为吴文物之邦，自汉而下，历宋元以及本朝，设科取士，士之充贡登第者，已若干人，何其盛哉！” (261) 地方父母官也以创办学校、开启民智视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 (262) 这方面，作为宋代苏州教育的奠基者，范仲淹在开辟苏州府学上居功自伟。据《吴郡志》载：“府学在南园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乡郡。二年奏请立学。得南园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纯礼持节过家，又请于朝，复得南园隙地以广其垣，卒父志也。” (263) 朱长文《修学记》云：“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学于吴，又创于润，滕子京建于湖。庆历之盛，文正公参豫机政，而石守道、孙明复首居太学。是时仁宗开天章阁，召辅臣八人，问以治要。文正公复以学校为对。于是，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召安定先生首当师席，英才杂沓，自远而至。厥后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达。” (264) 为了兴学育才，范仲淹延请“宋初三先生”之一名儒胡瑗来苏执掌教事，使得苏州郡学成为天下郡学的典范。府学、县学、族校、家训等构成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发达的苏州教育，为苏州科举活动的繁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北宋时，封建经济重心南移之势不可逆转，文化教育上南重北轻现象也成不争的事实。镇江与苏州、常州等地一样，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士。“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265) 特别是两宋之交金兵南侵，引发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潮对镇江影响很大。这次移民以河南、山东、淮南等地人口为主，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如镇江大港的赵氏，传为宋皇室赵德昭后裔，金兵南下时宋太祖六世孙赵子裭自东京开封移民京口（今江苏镇江）。又如京口草巷茅氏，原籍河南祥符，高宗时南迁渡江。南来的北方世族移民提升了镇江民众总体文化素质，也促进了镇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举活动的繁荣。严其林说：“一般情况是，被录取进士数量多少与经济文化发达与否相关，还与辖地大小及人口多少成正比。” (266) 相对常州府、苏州府所辖5县的规模与人口比例，镇江府规模显然逊色不少，但在宋元两代也有238位 (267) 进士及第，其数量在江苏境内排列第三，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从分布情况看，宣和六年（1124年）共有13人及第，其中洪元直、陈元巽、陈克举、章骧、杨镐等5人为丹徒人；都洁、张绚、诸葛松、王阳英、苏振等5人为丹阳人；张体纯、张普、邓国贤等3人为金坛人。这是宋代镇江科举及第人数最多的一榜。政和八年（1118年）共11人及第，分别是丁俊、李舜卿、周端礼、周端虚、刘丕、谭处恭、丁隽、洪造、徐时升、孙时升、汤鹏举，前7人为丹徒人，末2人为金坛人，丹阳、句容各1人。绍兴十二年（1142年）11人及第，其中李巨源、陈榕、陈璘、陈寮、王彦举等5人为金坛人；范卣、张扶、张瑾、施士衡、丰渐等5人为丹徒人，苗昌言为句容人。咸淳十年（1274年）同样也是11人及第，其中林桂发、青阳梦炎、修谨、袁秀发等4人为丹徒人，诸葛梦宇、诸葛沃野、洪野等3人为丹阳人，胡传心、许埜、韦升太丰富3人为金坛人，徐柱子为句容人。政和二年（1112年）共有8人及第，庆历六年（1046年）有7人及第，绍圣元年（1094年）也是7人及第。此外，嘉祐六年（1061年）、大观三年（1109年）、淳祐四年（1244年）三年均为6人及第。综合来看，镇江府进士及第数，北宋以徽宗朝最多，次为仁宗朝。南宋以理宗朝为多，高宗朝次之。元代镇江右榜共有3人及第，分别是李质、何水和吉雅谟丁 (268) 。左榜进士9人——溧阳偰氏的“一门两代九进士”，进士及第总人数为12人，在省内无出其右。
宋代江阴军是除常州府、平江府和镇江府之外又一个进士“高产区”。“军”是宋时被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单位，常于道路冲要、边关阪塞、山川险僻多聚寇攘之所设军，以控制形势。有宋一代，军这种特殊地方行政单位在经历了由县级军转而为州级军的变化。宋代江苏境有三军：一是高邮军，北宋开宝四年 （971年） 置，治所在高邮县（今江苏高邮），辖高邮及兴化境。二是涟水军，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升县置军，故城在今江苏涟水县北。三是江阴军，北宋淳化三年（993年）复置，治所在江阴县（今江苏江阴），辖境包括今江苏江阴市境。其间虽有过废军置县的经历，但“军”的建制一直得以存续。三军之中前二者属于县级军，而江阴军属于州级军。三个军共取进士245人，占全省总数的10.4%。其中江阴军成为进士盛产的沃土，排名列全省第四。
由于科举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相当多的平民子弟可以上升到士大夫阶层，而不少官僚家庭子弟可以降为平民。” (269) 这种流动在官僚政治彻底取代门阀政治的宋代非常明显。“宋代社会阶层之间流动速度明显加快了。宋代统治者有意识地抑制势族而提升寒族，以强化这种流动，不断为自身补充新鲜血液。” (270) 开宝六年（973年）殿试，宋太祖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 (271) 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也有类似言说：“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实艺，以副朕心。” (272) 这两段史料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为了保护寒族士子的仕进之路更加顺畅，宋代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制定了许多措施，如糊名制、锁厅试等，以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地位，提升寒族及第的概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宋世家大族的科举之路变得日渐艰难。祖宗的功德依然可以庇佑家族成员，譬如门荫入仕即是典型，这种情况在南宋很是常见。据贾志扬统计：“在哲宗统治时期以后，宰相和副宰相中具有进士学衔者所占的百分比已大大下降，在九九七至一一〇〇年平均为百分之九十，而在随后一个世纪中（一一〇〇至一一九五）仅为百分之七十二。……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一一二二年荫补者的人数占行政官员的百分之五十五，而进士仅占百分之四十一。荫补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显然已随着朝代的延续而提高了。” (273) 数据统计很能说明问题，但族人如果以“荫补”来实现长久维护家族社会地位的梦想，显然不太现实。毕竟，以此途入仕者，官阶低微，难以维系家族荣耀。
分析宋代科举活动盛况背后的因素，不难发现，家族传统成为地区科举活动兴盛的重要动力。江南地区本土家族加入了由北方及外地迁入“移籍”官僚家族，家族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骤增。家族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彼此联姻，通过科举考试来维护家族的社会地位，延续着家族的荣光。据吴仁安考证：“宋元时期入迁江东的著姓望族，有武进管氏、毗陵吴氏、无锡秦氏、丹徒陈氏、常州周氏、无锡过氏、常州徐氏、无锡丁氏、无锡三沙王氏、宜兴任氏、吴县管氏、常熟屈氏、苏州尤氏、江阴章氏、武进赵氏、阳湖周氏、武进袁氏、京江戴氏等等。这些著姓望族，大都是由中原等地渡江入迁江东之地的。” (274) 这些家族与江南世族杂居共处，深受江南文化的濡染并逐渐演变为江南世族，并与江南世族一道培养出大量的科举人才。
宋代宜兴蒋氏延续了唐代以来的辉煌，成为江苏境内科举家族中重要力量。全族先后有23人进士及第。蒋堂（980—1054）字希鲁，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进士及第，是宋代宜兴历史上第一名进士。“蒋堂，字希鲁，常州宜兴人。擢进士第，为楚州团练推官。……庆历初，诏天下建学。汉文翁石室在孔子庙中，堂因广其舍为学官，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卒，特赠吏部侍郎。” (275) 蒋堂因官居二品，家族尊显，祖母史氏得封庆国夫人。从子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以伯父枢密直学士堂荫得官。擢进士第，中《春秋三传》科，至太常博士。” (276) 官太常博士，历监察御史、殿中御史，卒封魏国公。蒋之美（1036—1091）字叔彦，蒋之奇的胞弟。《宋诗纪事》称：“之奇弟，宜兴人，熙宁六年进士。” (277) 蒋津（1050—1117）字公济，蒋之翰之子。《茗岭蒋氏宗谱》载：“公字公济，宜兴人，朝请大夫之翰子。熙宁三年第进士，自兖州教授召为直学，迁太常博士……以直言忤时相蔡京，与世父之奇名列党籍。” (278) 蒋静（1057—1130）字叔明，蒋之仪子，元丰二年进士。《宋史》本传称“常州宜兴人。第进士，调安仁令。” (279) 蒋瑎（1063—1138）字梦锡，蒋之奇子。“元祐进士，以明经荐征宗，擢为大司乐，与梁司成议乐舞不合。” (280) 此外，蒋天麟，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蒋圆、蒋芊，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蒋之武，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蒋宁祖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蒋荣祖、蒋及祖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蒋蘩，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蒋志行，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蒋安仁，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蒋应新，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蒋芾（1117—1188）字子礼，晚号惟心居士，蒋之奇曾孙，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榜眼。蒋重珍（1183—1236）字良贵，蒋兴祖曾孙，由宜兴迁无锡胡埭。嘉定癸未科（1223年）状元。《宋史》本传称“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 (281) 蒋捷是蒋之奇的六世孙，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宋代宜兴蒋氏一族，进士不断，代有人出，可谓芝兰玉树满堂。
常州胡氏是宋代科举最为成功的家族，素有“天下甲族”“江左衣冠之冠”美称。根据《胡氏宗谱》所载《华林毗陵胡氏合谱序》可知，胡氏本自宿迁，在六朝时迁居豫章华林（今江西南昌），后分多支，其中一支便到毗陵（今江苏常州）。胡宿（995—1607）字武平，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史》本传载：“胡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登第，为扬子尉，县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数千人。以荐为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 (282) 胡宿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及第，是胡氏家族在宋代产生的第一个进士，也是宋代胡氏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历知苏州、两浙路转运使、知制诰，拜翰林侍读学士，迁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拜谏议大夫、枢密副使。《重修毗陵志》称：“胡宿，字武平，晋陵人。登天圣进士第，历馆阁，知湖州，广学舍，辟斋庐，增弟子员。湖学盛于东南，安定先生之教兴，皆其力也。与司马温公同为考官，二苏以直言应制科，时论翕然。博学通阴阳……官至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致仕。谥文恭。从子宗愈。嘉祐四年举进士甲科……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执政，其后子孙至侍从、九卿者十数，遂为晋陵名族。” (283)
胡氏第六代中产生了9名进士，分别是胡宗阳，胡亶子，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任溧水县主簿。胡宗尧，胡宿子，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任朝散都官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胡宗炎，登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为国子大宗正丞，开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任中奉大夫，直龙图阁致仕，累赠太傅。胡宗厚，登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任秘书阁。胡宗回字醇夫，胡宿从子，用荫登治平四年进士，为编修敕令官，任述古殿学士，进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致仕，赠银青光禄大夫。胡宗原，登治平四年进士，任朝散郎提点开封县提镇事提举。胡宗哲，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任朝议大夫、陕西路转运副使，官至少保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胡宗师，胡寔子，登嘉祐六年进士，为审官院主簿，历两浙路监司、提点江浙等路坑冶铸钱、成都府路转运副使，知桂州、永兴军、郓州。胡氏第六代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宗愈。胡宗愈（1029—1094）字完夫，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及第。胡寔子，胡宿从子。神宗朝历官为光禄丞、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真州通判、提点河东刑狱、开封府推官司、吏部右司郎中，哲宗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官拜尚书右丞、资政殿学士，知陈州、成都府，不久召为礼部尚书，迁吏部尚书。
胡氏第七代产生了4名进士，其中以胡交修为最有名。胡端修，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胡文修，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胡公修，政和七年（1117年）特奏名进士；胡交修，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胡氏第八代中产生了5名进士，以胡唐老和胡世将为著名，二人同登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胡经国，登元丰三年（1080年）进士；胡观国，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胡忱登政和七年（1117年）进士。此后，胡氏还产生了5名进士，分别是第十代胡济，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第十一代胡熙载，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胡辅之，绍熙元年（1191年）进士；第十二代胡应发，绍定三年（1230年）进士；胡应炎，咸淳进士。 (284) 《宋史》认为“胡氏之世大”，是因为昔日胡宿在扬州时“脱万人于水死”的阴德起作用。必须承认，胡氏家风、家学对维系其家族的长久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宋代吴县范氏家族是唐相范履冰之后，由北方迁入吴县。富弼撰《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述范氏先世云：“公之先，始居河内，后徙长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则天，以文章称，实公之远祖也。” (285) 唐末中原离乱，四代祖范隋举家渡江，子孙遂为吴县人。《宋史》本传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286) 天平兴国三年（978年），范氏坚、垧、墉、埙、埴、昌言等兄弟六人，从吴越王钱俶归宋。五代时，范氏是吴中望族，入宋后范氏子孙任职各方，家道中落。范仲淹父范墉，博学善文，累佐诸王幕府。其为学风范，沾溉后人，致使家族中有数名进士及第。范仲淹从兄范琪字希世，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开封府法曹，知鄞县，累迁通判泰州。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次子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尝从胡瑗、孙复学，仁宗朝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及第，知汝州襄城县、侍御史、同知谏院，哲宗朝拜相，徽宗朝为观文殿大学士。从子范师道字贯之，范琪子，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天圣九年（1031年）中拔萃科，为抚州判官，后知广德县。历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擢侍御史，直龙图阁、知明州。从孙范世京字延祖，范师道子，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为海盐令，以秘书丞致仕。从孙范世亮，范世京弟，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五世孙范之柔字叔刚，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嘉定初拜监察御史，历官至礼部尚书。虽然范氏家族科举业绩不如常州胡氏突出，但其“修家谱、建义庄，置义田”等“敬宗收族”的措施，客观上推动了范氏家族成员走上科举仕宦之路。范氏义庄不但有利于团结家族成员，也提高本族子弟的科举命中率，更为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据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以两浙路为中心》一文考证：“北宋官僚家族迁居两浙的目的地，以府州为准计有苏州（后改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润州（1113年改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常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迁往润州有8个家族，迁往苏州有12家，迁入常州有7家，迁入明州的1家。分析家族迁徙流向可以发现，迁往苏州、润州、常州的家族，是北宋迁往两浙地区家族的主体，润州、苏州、常州成为家族迁徙的主要目的地。” (287) 这些由省外迁入的家族，想要维持其社会地位，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科举考试成为超越“荫补”方式进入官场的首要途径。否则迁居时显赫的家族地位，亦会迅速衰落。如宋代两浙地区迁徙官僚家族中，以北宋陈升之（1011—1079）为高，官至辅相，受封为秀国公，但后代却依靠旁系子弟的军功来维持。子孙无人科举及第，正是其家族迅速衰亡的主要原因。反之亦然。林概自福建迁居吴县时，仅为正七品官员，但其子林旦、林希相继考中进士，孙林虑亦于绍圣四年（1094年）登第，曾孙林光祖考中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林氏家族在吴中便显赫一时。“科举为两宋家族的崛起和长盛不衰，提供并创造了最为合法、便捷而且切实可行的途径，使得每个家族都十分重视科举；同时也为每个家族提出了保持竞争实力的要求，使得每个家族时刻都要关注与科举相关的教育。不仅要中举，而且尽可能得高第，成为不少家族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 (288) 在家族科举教育的严格要求和熏陶下，不少父子、兄弟、叔侄同榜或相继登第，使得科宦家族在两宋层出不穷，成为科举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由福建迁入苏州的官僚家族中以陈氏、黄氏最为典型。福建兴化军莆田人陈绛迁居苏州，咸平二年（999年）考中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拔贤良方正科。陈绛之子陈说之、陈动之同中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陈绛之孙、陈动之二子陈侗考中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陈睦中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陈侗之子陈彦恭，考中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其家族祖孙三代6人，连中进士，成为远近闻名的官宦世家。福建浦城人黄挺，任职于苏州，遂定居于此。其二子黄彦、黄领同登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黄彦官至朝奉大夫。孙黄策，中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曾任严州通判，后授秘阁直学士。黄氏家族虽然进士及第人数不如前者，但同样祖孙三代都有及第，其家族荣耀亦是以科第维持。事实证明，在科举社会中，维系家族兴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科举入仕。
镇江的官僚家族刁氏、陈氏、王氏虽迁入地不同，但同样崇尚科举入仕，其子孙中科甲连绵，声名显赫。刁衍（945—1013），在宋真宗朝，由昭信军（治所在今江西赣县）迁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其子刁湛（971—1049），孙刁约、刁绎，皆进士及第。晋江人（今福建晋江）陈汝奭，迁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宝元元年（1038年）考中进士。“陈汝奭，字公武丹徒人，自泉之晋江来居……擢进士第。尝以文谒范公仲淹，奇之。” (289) 子陈龙辅，字宝臣，中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孙陈孝友、陈孝威、陈孝恭皆中进士，成为丹徒知名的进士家族。王彦融，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人。任淮南转运判官后，留居金坛。其子王万枢、王万全同年考中进士。不久，侄王遇亦登第。宋代望族尤为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读书科举正是保持家族兴旺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年范仲淹科举及第后，在家乡办义庄与义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励范氏后人科举入仕，以延续家族荣耀。
由南方迁入常州、扬州的官宦世家中，其子孙文明蔚起者也不乏其人。浙江钱塘沈玉为官真州（今江苏仪征）时，定居此地。其子沈播，天圣二年（1024年）以进士起家。妻元氏，坚持教导诸子求学，长子沈季长、次子沈叔通皆考中进士。沈季长之子沈铢字子平，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沈氏家族的兴旺，与沈氏子孙连中进士，仕途顺畅不无关系。福建仙游人傅楫（1042—1102），自幼勤学，拜于陈襄门下。治平四年（1067年），考中进士。后傅氏家族定居于常州。傅楫之子傅谅友（1067—1118）、傅岩同中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子傅谊夫中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从孙傅知柔，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家族得以维持四代，不至衰落。“在宋代，许多杰出人物的家庭（家族），其族人当官的通常可维持五代之久。也就是说，其中许多家庭在连续五代中，至少每代能有一人科举及第。” (290) 其中薪火相传的，不仅是家学传统，更重要的是对科举入仕的信仰。如果没有科考的荣耀及庇护，家族将迅速沉沦。
在元代，由外省迁入江苏的“移籍”家族中出现了少数民族，其中以溧阳偰氏最为著名。偰氏以居偰辇杰河得名，其始祖暾欲谷本突厥人，因子孙为畏兀儿贵臣，遂成高昌畏兀儿巨族。至顺间（1330—1332），偰文质“买地溧阳州永成乡沙溪之上”，定居溧阳，成为溧阳偰氏之祖。杨镰先生说：“自入居中原的第三代偰文质（合剌普华之子）定居溧阳，成为江浙溧阳偰氏。终于元有‘一门两代九进士’之誉。” (291) 偰文质五子皆进士及第，“以文学、政事称于时”，“一门科举之盛，当时所希有”。 (292) 元朝皇帝曾下旨在溧阳沙涨村建“五桂坊”牌坊，以示嘉奖。有关偰文质五子的科第及仕宦，元人欧阳玄所撰《高昌偰氏家传》中有详细说明：“子五人，曰偰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请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曰偰直坚，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务郎、宿松县达鲁花赤；曰偰哲笃，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顺大夫、佥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曰偰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务郎、同知济州事；曰偰列篪，登至顺庚午第，今从仕郎、河南府路经历。” (293) 长子偰玉立（1290—1365）字世玉，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后擢福建行省泉州路总管，旋升任泉州达鲁花赤，后迁湖广佥事，官至海南道肃政廉访使等。次子偰直坚字世学，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历任清河县达鲁花赤、宿松县达鲁花赤、淮安路清河达鲁花赤、新昌州同知等。三子偰哲笃，延祐二年（1315年）中进士，佥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吏部尚书、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西行省右丞等。四子偰朝吾，至治元年（1321年）进士，授承务郎、奉义大夫，循州同知、枝江县达鲁花。幼子偰列篪，至顺元年（1330年）进士，由翰林待制擢潮州达鲁花赤、河南府经历 (294) 。此外，偰文质侄子偰善着（弟越伦质之子），泰定四年（1327年）登第，授承务郎、天临路同知湘潭州事。侄孙偰正宗，至正八年（1348年）登进士第，将仕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照磨；侄孙阿儿思兰，至正五年（1345年）登进士第，将仕郎，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理问所知事；孙偰百僚逊（偰哲笃之子），至正五年（1345年）登第。《元代西域华人考》称：“其孙偰玉立、偰哲笃等六人，皆登进士第，其曾孙登进士第者三人，一门两代，凡九进士，时论荣之。” (295) 偰氏家族从元延祐二年（1315年）开始，短短的三十多年间共有9人进士及第，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极为罕见。
家族迁徙有时也在省内进行，如通州静海人（今江苏南通）崔敦诗，在孝宗朝由静海迁常熟，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及第。其父崔邦哲，同年中特奏名进士。兄崔敦礼，绍兴三十年进士及第。子崔端学、侄崔端诗，俱进士及第（时间不详）。崔氏家族也因此成为常熟科举世家。宜兴人蒋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进士及第。致休后定居苏州，遂为苏州人。蒋氏家族也因此成为苏州科举世家。
科举考试改变了士人的命运，读书人一旦中举，就立即得到了荣誉、财富和社会地位。这种强大的示范作用，影响了社会风气的形成。两宋三百余年间共录取进士约为11万人，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除了与朝廷崇文政策相关外，更与科举改变人生的效应相关，两股势力共同催生了社会群体对科举的狂热迷恋。
二 宋元江苏的状元、榜眼与探花
读书人要经过层层筛选，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已实属不易，想要独占鳌头，就难上加难了。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八云：“世称进士廷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按状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榜眼之名起于北宋无疑……北宋时第三人亦呼为榜眼，盖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谓之榜眼。其后以第三人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人为榜眼耳……宋南渡后固以第三人为探花矣。” (296) 虽然有关状元之名起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争议 (297) ，龚延明先生据宋人记载考证：“以榜眼为进士及第第二人、探花为进士及第第三人之称呼，确始于宋。” (298) 另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考证，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299) 从此后“三鼎甲”之说始兴于科场，举子们以能入三甲作为人生最高理想和莫大荣耀。
综合看，唐代进士及第头名虽有“状头”之称，只是一种荣誉，并无特权。而这种情况到了宋朝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宋太宗一朝后，进士高科者“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 (300) 不仅初除官职高，升迁快，且擢拔机会多。明代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中记载宋代全国状元总共118名 (301) ，其中，李景阳、张拱、刘察、刘寅、李肃5人籍贯待考 (302) ，而王整、李釜两人的籍贯尚存疑，可考状元共111人。其中，浙江23人，占总数的20.72%，位居第一；福建共19人，占17.12%，位居次席；河南共18人，占16.21%，位列第三；江苏共12人，占10.81%，排名第四；山东、江西都是10人，均占8.92% (303) ，并列第五。现将宋金元之际江苏境内三鼎甲名单、榜次、及第时间列表如次：
宋元江苏状元、榜眼、探花名录
续表
(304)
资料来源：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中国历代榜眼》《中国历代探花》，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宋金元三代江苏共有状元13人、榜眼5人、探花10人。北宋时期，共产生69名状元（其中刘察、李景阳、刘寅、张拱籍贯待考），江苏有7人，占总数的10.77%。南宋时期，共产生49名状元，江苏有4人，占总数的8.16%。虽然江苏的状元数比不上北宋的河南、山东与南宋的浙江、福建人数多，但在宋代二十四路行政区中，依然是名列前茅的。金代状元1人、元代状元、榜眼各1人。从状元地理分布情况看，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等首善之地和文风浓郁之地，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都城所在的浙江及邻省福建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占去状元榜中大半壁江山。
从表中统计情况看，宋代江苏11名状元中，扬州共有5人，超越苏州、常州，成为省内状元最多地区。苏州4人，常州、无锡各1人。榜眼5人中无锡、常州、扬州、苏州、高邮军各1人。探花9人中，无锡3人、苏州2人、常州2人、泰州1人、南京2人。三项累计，则宋代江苏三鼎甲排名如次：苏州7人、扬州6人、无锡5人、常州4人、南京2人、泰州1人。常州府依然名列第一（加上无锡共9人），苏州则显示出文脉深厚的优势，位居次席，扬州进步明显，名列第三。按区域划分，苏北7人、苏南18人，宋代江苏三鼎甲群体分布与进士群体分布态势相同，这也印证了三鼎甲的出现必定以庞大的进士人群为基础这一铁律。金代状元1人，徐州人；元代状元1人，常州人；榜眼1人，南京人。兹将宋金元江苏三鼎甲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吕溱（1014—1068）字济叔，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戊寅科状元。《吕溱王昂李易传》云：“吕溱，字济叔，扬州人。进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坐预进奏院宴饮，出知徐、楚、舒三州。” (305) 《宋历科状元录》卷三亦载：“吕溱，字济叔，扬州人。泰和尹士元之子，有隽才，为欧阳修所重。御试赋题《富民之要在节俭》。溱对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故此，富民之要，率归节俭之中。’上览而悦之，擢为第一。时年二十五，除将作监丞。通判亳州，迁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出知蕲、楚、舒三州。……有俊才，尝作《鲲化为鹏诗》云‘九霄离海峤，一息到天池’之句，仁宗见之，曰‘此当作状元’。果首选。” (306) 历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徐州、杭州诸州。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知池州、江宁府。旋入京，拜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再知杭州，改知开封府。为人正直刚毅，胆识过人，政绩颇佳。尝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豪恶敛迹。官终枢密直学士，追赠礼部侍郎。《宋史》有传。
畲中（一作余中）字正道 (307) ，一字行老，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癸丑科状元。《宋历科状元录》卷四载：“畲中，字正道，宜兴人。熙宁五年（1072年），偕兄余贯试礼部，中预选，而贯黜。因荐兄以自黜退，有司虽不许，士论嘉之。次年，廷对第一。绍圣初，使虏还，奏河朔城隍堕圮，乞从密院行下葺治，以戒不虞。宣靖间，金人长驱，城守多不固。议者始思其言。官国子直讲，至知湖州府致仕。是岁宜兴一郡畲中魁大廷，邵刚魁南宫，邵材魁开封，于是称多士矣。” (308) 神宗间，上疏乞罢琼林宴，以厚风俗，受到嘉许。历官大理评事、太常寺少卿。王安石辞相，奏请畲中随行，知江宁府。哲宗即位后，官拜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绍圣初（1095年），奉使出辽国，后进言加固边防，未受重视。宣和、靖康间（1119—1127）官国子直讲，以湖州知府致仕。
霍端友（1066—1115）字仁仲，号诚斋，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癸未状元。《宋历科状元录》卷四载：“霍端友字仁仲，武进人。弱冠入太学，通六经，举进士第一，授昭庆军幕官。不阅月，召见便殿，擢置册府，由内史转中书舍人，服金紫。” (309) 状元及第后，授宣义郎，旋擢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郎、起居郎、中书舍人。颇受恩宠，徽宗赐穿金紫服。针对朝廷重内轻外的用人政策，建言改革，并身先士卒，自请外任，以显谟阁待制知平江、陈州。为政简易，深得民心。后被礼部召入京都，转吏部，官至通议大夫。病逝后获赠宣奉大夫。霍端友治家有方，子孙出众。子霍文炳、霍蠡、霍支伸均为朝廷要员，孙霍超龙，少中进士，获宋理宗亲书“早科坊”牌匾。常州郡守李余庆精地理之术，在疏浚常州城内后河时说：“自此文风浸盛三十年，当有魁天下者，后郡人畲中、霍端友果擢状元。” (310) 《宋史》有传。
蔡薿（1067—1124）字文饶，仪征（今江苏扬州）人。一说河南开封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丙戌科状元。因对策时颂扬熙宁、元丰新法，被擢为榜首。《宋历科状元录》卷四载：“蔡薿字文饶，开封人，又云仪真人。以诸生试策，揣蔡京且复用对策迎合……于是擢第一。上甚喜其文，以御宝封试卷，付国子监颁示天下。甫释褐，即除正字，未几，为中书舍人。自布衣至侍从，才九月，前所未有也。” (311) 又《挥麈录》载：“蔡文饶薿帅维扬，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细行，以豪自任。文饶闻其名，呼与之言，遂延致书室，以教诸子，且不责以课程。已而文饶易镇青社，携与俱行。邦人疑之。经岁辞归，文饶赠遗甚厚，又惠槐简一云：‘此薿释褐所赐。足下不晚亦当魁天下，官职寿数，与薿悉相埒。’后皆如其言。李即顺之易，建炎龙飞第一人也。” (312) 状元及第后，授秘书省正字，迁起居舍人，旋升中书舍人，进给事中。一意谄附蔡京，尊为叔父。因抗旨不遵，贬知和州、杭州，后升翰林学士。后因妄议政事被贬知建宁府，后官学士承旨、礼部尚书。宣和（1119—1125）中，复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杭州。因事夺职罢归。《宋史》有传。
莫俦（1089—1164）字寿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一说湖州归安人。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壬辰科状元。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传略》载：“莫俦，湖州人，一说为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字寿朋。生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809年），卒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壬辰科状元。” (313) 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也持此说。《宋历科状元录》卷四载：“莫俦，湖州人。及第时年二十二。靖康二年二月，帝如青城。莫俦时为吏部尚书。金人遣王时雍与俦入城，拥立异姓，且邀上皇出城。金人又索太子为质，吴开与俦督胁甚急。……百官惨沮，俦与王时雍等欣然，以为有佐命功，邦昌以俦权签枢密院事。邦昌伏诛，俦全州安置，再安置广南，再贬湖州。” (314) 莫俦22岁即状元及第，授官承事郎，任议礼局检讨官，迁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官，移太常寺少卿。因为附会权臣，贬为提点南京鸿庆宫。后召为光禄少卿，进国子司业，迁中书舍人。靖康元年（1126年），为给事中兼侍读、直学士院、吏部尚书，寻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因投靠金国立张邦昌，贬死于潮州。
王昂（1090—1132）字叔兴，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神宗朝宰相王珪的侄子（一说侄孙）。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戊戌状元。《吕溱王昂李易传》云：“王昂，扬州人。少以文学知名。政和八年，徽宗策进士。时嘉王楷，考在第一。上不容，令魁多士，昂以第二升榜首，除秘书省校书郎。” (315) 又，《宋历科状元录》卷四载：“王昂，江都人，字叔兴，以文章称于时。举进士第一，时年二十九。除秘书省校书郎。高宗时除起居舍人、秘书少监。三月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对。有司以嘉王第一，帝以亲王为嫌，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第二王昂易之。” (316) 此榜王昂本为榜眼，状元为嘉王赵楷，徽宗为笼络士子，擢王昂为状元，赵楷次之。状元及第后，初授秘书省校书郎。绍兴二年（1132年），任起居舍人、秘书少监，以疾辞不拜。改秘书阁修撰、台州知州，主管江州太平寺观。
王俊乂（1036—1103）字尧明，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王观、王觌堂侄。如皋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乂，一作义。《宋史·王觌》载：“俊义字尧明，游学京师，资用乏，或荐之童贯，欲厚聘之，拒不答。……以太学上舍选，奏名列其下，徽宗亲程其文，擢为第一。及赐第，望见容貌甚伟，大悦，顾侍臣曰：‘此朕所亲擢也，真所谓俊义矣。自古未有人主自为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来见，曰：‘一见我，左右史可立得’，俊义不往，仅拜国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学博士。” (317) 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赵佶钦点状元（恩科），并赞赏其人品。俊乂持才居节，既不委身童贯，也不往谒蔡京。历任吏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后以直秘阁知岳州。著有《易说》10卷、《王俊乂文集》10卷。
李易（？—1142）字顺之，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状元。《吕溱王昂李易传》云：“李易，字顺之，扬州人。好学多闻，以清素自立。高宗驻跸惟扬，策试进士。九月御崇政殿唱第，易为第一。” (318) 《宋历科状元录》卷五载：“建炎元年，分路类试，以待亲策。是年七月，高宗驻跸维扬，策诸路进士叶广等于行殿。九月赐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第一甲第一人授左宣教郎，第二、第三人授左宣议郎，第四、第五人授左儒林郎。余推恩有差。……李易，字顺之，江都人。举进士第一。授签书江阴军判官。金虏犯江阴，守臣胡纺谕易曰：‘吾曹义当死，城郭有君母，宜往避之。’易归告其母，母曰：‘吾去则无坚守之志，死生当与汝共之。’闻者感泣，既而虏疑备，亟引去。易好学多闻，以清素自立，屡迁。” (319) 此科原本胡铨第一，因其策对言语过直，而选李易第一。举进士第一后，授签江阴军判官。绍兴元年（1131年）迁太常博士、转屯田员外郎、太常少卿、知常州、起居舍人，给事事中兼侍讲，官至直秘阁、扬州知府，后为敷文阁待制等。好学多闻，以清素自立。与吕溱、王昂被时人并称为“扬州三魁”。
黄由 （1150—1225）又名世保，字子由，又字居正，号寅斋。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丑科状元。《宋历科状元录》卷五载：“黄由，字子由，长洲人。少有声太学，举进士。时甘升为入内押班，招权市贿二十年，与曾觌、王抃相结。由廷对及之，赐第一。吴自设科以来，由始冠多士。通判绍兴府，督行荒政，擅发米五万石赈民，除正字，迁著作佐郎。使金还，迁将作监、嘉王府赞读。……宁宗即位，累擢礼部侍郎。” (320) 及第后授绍兴府通判，因赈灾有功，除秘书省正字，迁著作郎，奉使金国还，迁嘉王府赞读。宁宗即位后，累礼部侍郎，以正议大夫知绍兴府，进浙东安抚使，除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及卒，追赠太子少师。正德《姑苏志》卷五十一有载。
卫泾（1159—1226）字清叔，号后乐居士，又号西园居士，平江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昆山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其先世为山东籍，唐末避乱南迁至华亭，后移居昆山石浦。《宋历科状元录》卷六载：“卫泾，字叔清，别号后乐，昆山石浦人。少有异操，从永嘉季去智学。季卒，为制服，人咸义之。淳熙十一年擢第一，年二十五。授承事郎，添差镇东军鉴判。” (321) 除秘书省正字，出为浙东、淮东二路提举，召为尚书郎、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吏部尚书，拜御史中丞，封昆山开国伯，除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出知扬州，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卫泾历事四朝，孤立自守，不畏权贵，忧国忘家，始终一节。死后赠为太师，封秦国公，谥文节。
蒋重珍（1183—1236）字良贵，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宋宁宗十六年（1223年）癸未科状元。《宋历科状元录》卷七载：“蒋重珍字良贵，号实斋，又号一梅老人。世居锡山之富安。读书一览辄记，举进士第一。签判奉国军。郡大水，与太守议荒政，不合，引疾丐祠。召为秘书郎。……端平初，以左史入经筵。……会边师议和战不一，重珍恳乞专意备守，不听。遂自劾，以刑部侍郎致仕。” (322) 蒋重珍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举进士第一，是无锡历史上首个状元。及第后，签判建康军，后改昭庆军签判，转签判奉国军。绍定二年（1229年），授宝章阁直学士，旋擢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任安吉知州，在刑部侍郎任上致仕。为表彰蒋重珍对朝廷的忠心，宋理宗赠其为朝请大夫，赐谥忠文。《宋史》有传。
阮登炳 （1219—1300）字显之，号石坡，菊存居士。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乙丑科状元。《宋历科状元录》卷八引《苏州府学志》载：“阮登炳，字显之，其先由闽徙吴。淳祐六年，与计偕。咸淳初，免上南宫，赐状元及第。授绍兴府签判兼福王府教导官，改秘书省正字。以论公田抗言忤众，斥予宫观，入为秘书。元兵取临安，随例入燕。以病还乡里。年八十二卒。” (323) 阮氏祖辈以习《礼记》闻名，登炳自幼博览群书、精通经典。咸淳元年，考中会元。此科因新皇帝仍在守丧期间，照例不举行殿试，故以会试第一，赐阮炳登状元及第。史载：“癸亥，以谅阴，命宰执类试，阮炳登以下，依廷试例出身。” (324) 及第后，授绍兴府签判兼福王府教导，旋改秘书省正字。二年后起为添差建宁府通判，入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官到秘书监。遭贾似道斥责，归隐乡里。
魏汝贤（1216—1245），平江府吴江（今江苏苏州）人。南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甲辰恩科特奏名状元。魏汝贤是吴江第一位状元，世居黎里，后寓居同里。据嘉庆《同里志》载：“状元街，在冷家洪南，南至富观桥，为宋魏汝贤里居，有状元坊，今祀，人称状元街。” (325) 嘉庆《黎里志》亦载：“状元坊，在学宫左，明洪武三年知县孔克中为宋淳祐四年甲辰榜特奏状元魏汝贤立。” (326) 曾官知温州兼节制镇海水军。
陈知微（969—1018）字希颜，高邮军人。咸平五年（1002年）壬寅科第二人。初授将作监丞，通判歙州。历知诰，判司农寺，官终纠察在京刑狱。《宋会要辑稿·选举二》载：“五年四月十八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王曾、第二人陈知微、第三人李天锡、第四人王随、第五人孙冲并为将作监丞，通判诸州。” (327) 《宋史》本传载：“陈知微字希颜，高邮人。咸平五年，进士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歙州。擢为著作佐郎、直史馆，俄充三司户部判官。奉使契丹，迁太常博士、判三司都磨勘司，再为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副使……迁右司谏，徙荆湖南路转运使。召还，拜比部员外郎、知制诰。……又判司农寺，纠察在京刑狱。” (328) 知微仪状甚伟，沉厚有才干。著有文集三十卷。子尧卿，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进士及第。
叶清臣（1000—1049）字道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一作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天圣二年（1204年）甲子科宋庠榜榜眼。宋庠、宋祁、叶清臣、郑戬同年登第，时人谓“天圣四友”。《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云：“八月，诏新及第进士第一人宋郊为大理评事，通判庐州，第二人叶清臣、第三人郑戬为奉礼郎、佥书诸州两史判官公事。” (329) 《宋史》本传载：“清臣幼敏异，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清臣天资爽迈，遇事敢行，奏对无所屈。” (330) 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后出任宣州知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进直史馆。转两浙转运副使，旋改任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入擢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河阳知县。卒后赠左谏议大夫。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胡宗愈（1029—1094）字完夫，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甲科榜眼及第。《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贡举二》云：“四年五月初三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刘煇为大理评事……第二人胡宗愈、第三人安焘为两史幕职官。” (331) 。授光禄丞、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贬真州通判，提点河东刑狱、开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1086年）任进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史中丞。官拜尚书右丞，罢为资殿学士、知陈州，后召为礼部尚书，迁吏部。谥简修，一曰修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宋史》有传。
王居正（1087—1551）字刚中，号竹西先生，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榜眼及第，初授饶州安仁县丞，不赴。历官中书舍人兼史馆修撰，累迁兵部侍郎，除徽猷阁直学士、知饶州。据《南宋馆阁录》卷八《官联下》：“史馆修撰，绍兴以后十三人……王居正字刚中，广陵人。何涣榜进士出身。四年十月以权中书舍人兼，五年四月除徽猷阁直学士知饶州。” (332) 《宋史》有传。
蒋芾（1117—1188）字子礼，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南宋初年宰相蒋之奇曾孙。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辛未科赵达榜进士榜眼。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二载：“高宗中兴以来，十放进士，其榜眼官职往往过于状头……二十一年赵达中书舍人，蒋芾为相。” (333) 授建康府推官，累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签书枢密院事，后任参知政事，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史（宰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提举洞霄宫。有《逸史》《荣敏奏议汉史》20卷。《宋史》有传。
洪湛（963—1003）字惟清，升洲上元人（今江苏南京）人。一作歙州休宁人（今安徽休宁县）。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乙酉科梁颢榜进士第三人。“帝复御崇政殿亲试……又得进士洪湛以下七十六人，并赐及第……湛以文采遒丽，特升为第三人”。 (334) 该科先取进士179人，复试又取洪湛等76人。因湛文采出众，升正第三人。初授归德军节度推官。召还，授右拾遗，直史馆。端拱任寿、许二州通判，尝为知制诰，累迁比部员外郎、知柳、舒二州。有辩才，曾五次奉命出使西夏谈判。
郑戬（992—1053）字天休，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史》本传载：“郑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早孤力学。客京师，事杨亿，以属辞知名，后复还吴。及亿卒，宾客弟子散去，戬乃倍道会葬。举进士，擢甲科。” (335) 天圣二年（1024年）甲子科宋庠榜探花。历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越州通判。注释御制《三宝赞》、皇太后《发愿文》，升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汴，以右正言知制诰。在国子监选明经生讲解经义，改任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郑戬办事机敏果断，不畏豪强，屡有政绩。升三司使、官至枢密副使、陕西四路都总管、户部侍郎、资政殿大学士。终宣州北院史、奉国军节度使，判并州事。谥文肃。
许必胜，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一说镇江府金坛人。其父许叔微，曾为翰林学士，官显谟阁待制。后弃官归医，人称“许学士”。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乙丑科刘章榜探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三载：“上策试南省举头林机等于射殿……许必胜策言……有司拟章第三。及进呈，上亲擢为首，刚中次之，许必胜又次之。” (336) 历左奉议郎、知巢县，如试馆职。又，“左奉议郎、新知巢县许必胜并召试馆职。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必胜乃张常先之客，遂罢之。” (337)
钱公辅（1021—1072）字君倚，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己丑科冯京榜探花。《宋史》本传称：“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人。少从胡翼之学，有名吴中。第进士甲科。” (338) 中进士后，通判越州、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英宗即位，上《治平十议》，谪滁州团练使、知广德军。神宗立，官拜天章阁待制、知邓州，复知制诰、知谏院，出知江宁府，徙知扬州，改提举崇福观。
邵刚，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兴）人。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省元，登癸丑科进士探花。《宋代登科总录》称：“常州宜兴人。神宗熙宁六年省元，进士第三人。历官朝奉郎，差除泗州通判。” (33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贡举一》云：“六年正月九日，以翰林学士曾布权知贡举，知制诰吕惠卿、天章阁侍制邓绾、直舍人院邓润甫并权同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邵刚以下四百八人。” (340)
余松字茂老，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一作洪州分宁县人。高宗绍兴二十年（1151年）辛未科进士第三人。《宋代登科总录》称：“余松，字茂老，洪州分宁县（一作平江府）人。良肱曾孙。高宗绍兴二十年进士第三人。” (341) 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八《进士题名》：“绍兴二十一年赵达榜余松。” (342) 累迁文林郎、江东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
秦埙（1134—？）字伯和，建康（今江苏南京）人。秦桧孙。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礼部试第一，殿试排名第一，士论不平，降至第三。《宋史·秦桧传》载：“三月，桧孙敷文阁待制埙试进士举，省殿试皆为第一，桧从子焞、焴，姻党周夤、沈兴杰皆登上第，士论为之不平。……帝读埙策，皆桧、熺语，于是擢（张）孝祥为第一，降埙为第三。” (343) 寻兼实录院修撰，进试尚书工部侍郎。桧死，夺进士出身。景定《建康志》载：“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榜秦埙。第一甲第三人，为系两府亲属，依第一人恩例。” (344)
丁时发字子章，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登进士第三名。《宋代登科总录》称：“字子章。泰州海陵县人。绍兴三十年进士第三人。” (345) 嘉靖《惟扬志》载：“绍兴庚辰梁克家榜 丁时发。泰州人。廷对第三名。” (346) 乾隆《江南通志》载：“绍兴 丁时发，泰州人。” (347) 乾道八年（1172年）除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九年，迁将作监。
丘崈（1135—1208）字宗卿，江阴军（今江苏江阴）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癸未科木待问榜进士第三人。《宋史》本传载：“丘崈，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进士，为建康府观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国子博士。孝宗谕允文举自代者，允文首荐崈。” (348) 《宋会要辑稿》载：“诏新及第进士第一人木待问……第二人黄洽、第三人丘崈……并左文林郎、两使职官。” (349) 授左文林郎，建康府观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国子博士。历焕章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后知秀州，任江淮宣抚使。累拜同知枢密院事。卒谥忠定。
赵发字达甫，江阴军（今江苏江阴）人。嘉定十六年（1223年）癸未科蒋重珍榜进士第三人。《宋代登科总录》载：“字达甫，一作达父，江阴军江阴县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三人，授文林郎、观察判官。历秘书省校书郎、著作左郎。” (35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贡举二》云：“十六年六月十四日，诏新及第进士第一人蒋重珍……第二名蔡仲龙、第三名赵发并文林郎，节察推判官。” (351) 赵发善治诗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以太学博士召试馆职，任秘书省校书郎，同年八月辞去官职，后任著作郎。
邵世矩（1101—1167）字彦礼，徐州沛县（今江苏徐州）人。金代伪齐阜昌六年（1135年）乙卯状元及第。《中靖大夫邵公墓志铭》载：“先生讳世矩，字彦礼，其先幽州人。至石晋之乱，遂之于沛，因家焉……先生孤处乡中，多难剧贫，而无他念，惟务读诵，朝夕不辍。……曾不数载，以至精通。迨废齐阜昌六年开辟应试，作兖州解元，省试第二人，廷试第一甲第一人，时年三十六岁。” (352) 历承事郎单州佥判、禄州防判、冠氏县令、京兆府推官、朝城县令，累迁任河中府推官，以中靖大夫致仕。
陈祖仁（1314—1368）字子仁，祖籍汴梁（今河南开封），后迁居常州。至元二年（1342年）壬午左榜状元。《元史》本传称：“其父安国，仕为常州晋陵尹。祖仁性嗜学，早从师南方，有文名……明年会试，在前列，及对策大廷，遂魁多士，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353) 据沈国仁《元代进士集证》考：“在常州，明成化时有状元坊内东偏，旧在猪圈巷。元至元辛巳，以陈祖仁侍其父居官讲学于此，遂魁廷试，故名。” (354) 据此可以判定，陈祖仁虽祖籍汴梁，参加科举却在常州。这与《元史》中“早从师南方，有文名”可证。状元及第后，授翰林修撰，后任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翰林待制、山东廉访佥事、监察御史、山北廉访副使、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中书省参议、治书侍御史，迁枢密副使，官至太常礼仪院使。弟宗羲为乡贡进士，任嘉兴守。
哈剌台字德卿，色目人。世官溧阳，因为溧阳（今江苏溧阳）人。元泰定四年（1327年）丁卯科阿察赤榜进士第二人。《元代进士研究》称：“泰定四年丁卯科进士，右榜第二甲第一名。历徐州同知、方城县达鲁花赤。” (355) 元朝除了元统元年（1333年）科考一甲取三名外，其他科录取第一甲仅有一名。哈剌台考取二甲第一名，即相当于“榜眼”。授翰林编修，致仕家居。“至正二十七年，城陷，负母归里。明太祖定鼎南都，命录元列节诸人家族，遂以洪武三年（1370），起知常熟。固辞不受命。” (356) 兄普颜不花，至正五年（1345年）右榜状元，官至山东行省平章政事。兄普贤奴，至正二年（1342年）右榜进士，为蒙古万户，以战功闻当世。
(1) 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30页。
(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516页。
(3)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
(4)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纪闻》卷1“杯酒释兵权”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2页。
(5)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纪闻》卷1“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条，第20页。
(6)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第2册，第171页。
(7)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册府元龟的宗旨》引《玉海》卷54《承诏撰述·类书》录《景德册府元龟》引御制序，《册府元龟》（校订本）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8) 文莹：《湘山野录·玉壶清话》（续录）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9) 脱脱等：《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40页。
(10)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纪闻》卷1“武臣亦当读经书”条，第15页。
(11) 脱脱等：《宋史》卷275《刘福传》，第9384页。
(12)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第2册，第150页。
(13)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第2册，第293页。
(14) 文莹：《湘山野录·玉壶清话》（续录）卷8，第76页。
(15)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第2册，第68页。
(16)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第2册，第68页。
(17)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7《晋家人传第五》，中华书局1974版，第188页。
(18) 脱脱等：《宋史》卷446《忠义一》，第13149页。
(19) 晁补之：《张穆之触麟集序》，《鸡肋集》卷3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1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59页。
(20)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第2册，第336页。
(21)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第2册，第200页。
(22)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第3册，第595页。
(23)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纪闻》卷1“擢用英俊不问资级”，第15页。
(24)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第3册，第600页。
(25) 陆游（旧题）：《避暑漫抄》，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26)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第2册，第30—31页。
(27)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6，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28) 王夫之：《宋论》卷1《太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页。
(29) 何忠礼：《试论南宋的社会政治生态及其成因》，《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6年3期，第20页。
(30)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第2册，第39页。
(31)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第5册，第1321—1322页。
(32)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第12册，第3823页。
(33) 参见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第105—106页。“两宋总计则当为109950人，其中正奏名59598人、特奏名50352人。”张文中此数据包含“诸科”及第人数，为了提高可比性，本文仅以进士科榜均录取数作对比，朝代录取比与张文不尽相同。
(34) 脱脱等：《宋史》卷210—214《表·宰辅》，第5416—5661页。
(35)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第297页。
(36)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贡举杂录一》，第9册，第5285页。
(37)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38) 李世愉：《科举制度下的朋党之争》，《人民论坛》2006年第5期，第20页。
(39)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5《殿试士人不黜落》，第52页。
(40) 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第108页。
(41)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2《解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页。
(42) 吴自牧：《梦粱录》卷4《解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
(43)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第2册，第886页。
(44)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2《解试》，第56页。
(45)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试官》，第10册，第5636页。
(46)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贡举杂录一》，第9册，第5291页。
(47) 苏颂：《议贡举法》，《苏魏公文集》卷15，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5页。
(48) 吕祖谦：《宋文鉴》卷48《奏疏·乞贡院逐路取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35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9页。
(49) 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全宋文》卷690，第32册，第291页。
(50) 曾巩：《本朝政要策·贡举》，曾巩撰，陈杏珍点校：《曾巩集》卷49，中华书局1984年版，658页。
(51)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2《举业》，第57页。
(52)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10页。
(53) 吴自牧：《梦粱录》卷3《士人赴殿试、唱名》，第158页。
(54)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开宝元年（968年）三月癸巳”，第200页。
(55)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绪论》（宋代卷）上册，第4页。
(56)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卷1《氏族略第一·氏族序》，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57) 同上。
(58)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发解》，第9册，第5538页。
(59) 参见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352页。
(60)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试官一》，第10册，第5621页。
(6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5页。
(62) 脱脱等：《宋史》卷311《张士逊传》，第10216页。
(63)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九月丙子”条，第2册，第105页。
(64) 同上。
(65)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五·发解二》，第9册，第5550页。
(66)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页。
(67)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第11册，第3435页。
(68)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条，第16册，第5334—5336页。
(69)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第271页。
(70)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6页。
(71)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3《特奏名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7页。
(72)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9页。
(73) 张希清：《宋朝贡举释褐授官制度述论》，《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第20页。
(74)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3《上宰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75) 脱脱等：《宋史》卷287《杨砺传》，第9643页。
(76)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贡举杂录一》，第9册，第5286页。
(77)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15页。
(78) 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宋辽金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页。
(79) 叶子奇：《草木子》卷4之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
(80)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第2页。
(81)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7《吏部卷之一·典章七·内外诸官员数》，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82)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年第6期，第58页。
(83) 宋濂等：《元史》卷6《世祖纪三》，第106页。
(84)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20页。
(85)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导论》，第30页。
(86)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20页。
(87) 同上，第2021页。
(88) 参见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导论》，第31页。
(89)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65页。
(90)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20页。
(91) 同上，第2019页。
(92) 同上，第2020页。
(93)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20页。
(94) 同上，第2019页。
(95) 宋濂等：《元史》卷92《百官八·选举附录》，第2345页。
(96) 同上。
(97)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18页。
(98) 同上。
(99)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20页。
(100) 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101) 完颜纳丹等撰，方龄贵点校：《通制条格校注》卷5《学令·科举》，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0页。
(102) 张伟：《元代科举与多民族的国家精神培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4期，第237页。
(103) 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第124页。
(104) 王恽撰，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35《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28页。
(105) 同上。
(106) 王恽撰，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35《贡举议》，第1763—1764页。
(107)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导论》，第7页。
(108)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举战线》1986年第2期，第138页。
(109) 周必大：《文忠集》卷161《东宫故事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3页。
(110) 陈傅良：《止斋集》卷39《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3，第115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7页。
(111)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5，第51页。
(112) 陈乃林、周兴国：《江苏教育史》，第125页。
(113)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4页。
(114) 范仲淹撰，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卷9《上执政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87页。
(115)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7“庆历四年三月乙亥”条，第11册，第3563页。
(116)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二》，第5册，第2763页。
(117) 范仲淹：《邠州建学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86，第18册，第421—422页。
(118) 范仲淹撰，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卷10《上时相议制举书》，第202页。
(119) 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26《学校二》，第617页。
(120) 范仲淹撰，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卷10《上时相议制举书》，第202—203页。
(121) 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范仲淹史料新编》2，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122)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7“庆历四年三月乙亥”条，第11册，第3563页。
(123) 同上，第3564页。
(124)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22《人物列传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125) 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749，第35册，第272页。
(126) 胡瑗：《松滋儒学记》，夏力恕编纂：《湖广通志》卷106《艺文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3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1页。
(127) 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一》，《黄宗羲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28) 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749，第35册，第272页。
(129) 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一》，《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7页。
(130) 钱大昕：《安定言行录》上卷，丁宝书辑：《丛书集成续编·史部》，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755页。
(131) 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一》，《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6页。
(132) 同上。
(133) 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宋辽金元卷）卷3，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134) 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一》，《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6页。
(135) 季宣：《答薛士龙》，滕珙：《经济文衡后集》卷14《圣宋诸臣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7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3页。
(136)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第16册，第5372页。
(137) 脱脱等：《宋史》卷15《选举一》，第3604页。
(138)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八·国子监》，第6册，第3758页。
(139)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第17册，第5773页。
(140)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八·国子监》，第6册，第3757页。
(141)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第21册，第7328页。
(142) 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三》，第3662页。
(143) 杨仲良编：《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6《州县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118—2119页。
(144)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22页。
(145) 同上，第3613页。
(146) 同上，第3613—3614页。
(147)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贡举杂录》，第9册，第5308页。
(148)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18页。
(14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戊申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32页。
(150)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儒学》，第427页。
(151) 陈玉璂纂：康熙《常州府志》卷15《学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88页。
(152) 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25《学校一》，第585页。
(153) 季念诒等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5《学校》，（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31页。
(154) 阿克当阿、姚文田等：《重修扬州府志》卷19《学校》，第1286页。
(155) 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绍兴三十一年夏四月乙巳”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62页。
(156) 陈乃林、周新国主编：《江苏教育史》，第132页。
(157) 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三》，第3670页。
(158)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第2032页。
(159) 宋濂等：《元史》卷172《程矩夫传》，第4017页。
(160) 李天石、潘婧：《江苏通史》（宋元卷），第361页。
(161) 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宣圣庙》，下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52页。
(162)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1《儒学》，“禁搔文扰庙”，第1086页。
(163) 李天石、潘婧：《江苏通史》（宋元卷），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164)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第427页。
(165) 陈玉璂纂：康熙《常州府志》卷15《学校》，第288页。
(166) 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27《学校三》，第640页。
(167) 陈文烛等纂：万历《淮安府志》卷6《学校》，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466页。
(168) 同上，第467页。
(169) 王昶：《金石萃编》卷134《京兆府小学规》，续修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第8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54页。
(170) 陶安：《总管视学诗序》，《陶学士集》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35—736页。
(171) 柯劭忞：《新元史》卷36《食贷志三》，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342页。
(172) 参见陈乃林、周新国主编《江苏教育史》，第134页。
(173) 吴霞：《元代教学实践述论》，《民族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5页。
(174)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第2032页。
(175)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第2034页。
(176)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蒙古子学》，第428页。
(177) 苏师道：《司空山记》，董诰：《全唐文》卷371，第3768页。
(178) 参见朱汉民、邓洪波、高峰煜《长江流域的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79)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80) 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晦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0—651页。
(181) 吕祖谦：《东莱集》卷6《白鹿洞书院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50册，第54页。
(182) 张铉纂，王会豪等校点：至正《金陵新志》卷9《学校·建书院》，第1182页。
(183)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
(184)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书院·茅山书院》，第471页。
(185)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7《公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186) 姚文田等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43《宦迹一》，《江苏历代地方志全书》（扬州府部）第16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页。
(187)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7《公署》。
(188) 李天石、潘婧：《江苏通史》（宋元卷），第358页。
(189)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第121页。
(190)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附书院·申义书院》，第473页。
(191) 卢宪撰：嘉定《镇江志》卷10《学校·书院》，第2885页。
(192)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附书院·淮海书院》，第462—463页。
(193) 嵇璜：《续文献通考》卷50《学校考·郡国乡党之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1页。
(194)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书学校·附书院·濂溪书院》，第469页。
(195) 张铉纂，王会豪等校点：至正《金陵新志》卷9《建书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9页。
(196)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9《儒学志二·置书院》，《江苏历代地方志全书》（江宁府部）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页。
(197) 张铉纂，王会豪等校点：至正《金陵新志》卷9《建书院》，第1181页。
(198) 陈世镕等纂辑：道光《泰州志》卷8《学校·书院附》，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57页。
(199)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1页。
(200)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24《学校·书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201) 转引自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8页。
(202)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24《学校·书院》，第361页。
(203) 曹允源、李根源等纂：民国《吴县志》卷27《书院》，（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412页。
(204) 陈宜中：《平江府学道书院记》，孙建胜辑：《陈宜中集》卷上，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72页。
(205) 嵇璜：《续文献通考》卷50《学校考·郡国乡党之学》，第3241页。
(206)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附书院·淮海书院》，第463页、469页。
(207) 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六月乙卯”条，第71页。
(208) 张铉纂，王会豪校点：至正《金陵新志》卷9《学校·儒籍》，第1207页。
(209)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第2032—2033页。
(210) 许有壬：《缑山书院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21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201页。
(212) 同上，第203页。
(213)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附书院·濂溪书院》，第469页。
(214) 吴澄：《金陵王居士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5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9页。
(215) 宋濂等：《元史》卷190《儒学二·程端礼》，第4343页。
(216)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217) 黄之隽纂：乾隆《江南通志》卷90《学校志·书院》，第2册，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661页。
(218)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24《学校·书院》，第362页。
(219) 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26《学校二》，第638页。
(220) 同上，第620页。
(221)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15页。
(222) 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卷24《学校·书院》，第362页。
(223)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14页。
(224) 虞集：《魏氏请建鹤山书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225) 黄之隽纂：乾隆《江南通志》卷90《学校志·书院》，第2册，第665—666页。
(226) 邓洪波：《中国古代家族书院简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页。
(227) 熊艳娥：《宋代书院记中的教育热点问题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6期，第128页。
(228) 杨万里：《杨万里集》卷78《〈益斋藏书目〉序》，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6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01页。
(229)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第12—13页。
(230) 司马光：《传家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0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231) 李兵：《官学的替代机构——北宋前期的书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93页。
(232)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233)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7《南京书院题名记》，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34) 朱汉民、邓洪波、高峰煜：《长江流域的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35) 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23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3页。
(23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9《衡洲石鼓书院记》，《朱子全书》第23册，第3783页。
(238) 陆九渊：《与李宰》，《陆九渊集》卷11，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239) 邓洪波：《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3页。
(240) 朱熹：《朱子语类》卷13，《朱子全书》第14册，第415页。
(241)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4年，第131页。
(242)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第2033页。
(243) 同上。
(244) 李德林：《定颖记事》卷1《立义学详文》，道光六年（1826年）刻本，第8页。
(245) 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武夷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0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246) 黄榜元纂：《湖南省兴宁县志》卷16《艺文·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587页。
(247) 王炳照：《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248) 不著撰人：《都城纪胜·三教外地》，第12页。
(249) 刘宰：《漫塘集》卷30《故澹轩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2页。
(250)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11页。
(25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页。
(252) 此表所含进士包括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由于按现行行政区划计算，此表各地进士数与第一章中“宋代江苏地区各州郡、进士统计表”中数据分布有些变化。
(253) 葛胜仲：《朝议大夫施公墓志铭》，《丹阳集》卷1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076，第143册，第69页。
(254) 史能之纂：咸淳《毗陵志》卷11《解额》、《科目·国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44、3047页。
(255) 同上，第3044页。
(256) 费兖撰，金圆校点：《梁溪漫志》卷6《大观廷策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257) 参见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辑，第73页。
(258) 叶祖洽：《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陈先行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271，第104册，第88页。
(259) 邹浩：《道乡集》卷35《中大夫直龙图阁知青州军州事王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845，第132册，第40页。
(260) 曹允源、李根源：民国《吴县志》卷11《选举表》，第144—153页。
(261) 卢熊纂：洪武《苏州府志》卷13《贡举题名》，第493页。
(262) 胡瑗：《松滋儒学记》，夏力恕编纂：《湖广通志》卷106《艺文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3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1页。
(263)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4《学校》，第28页。
(264)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4《学校》，第29—30页。
(26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庚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5页。
(266) 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第43页。
(267) 有关镇江进士数量严格其林在《镇江进士研究》中有几组数据，兹录下供参考：现存镇江最早的方志嘉定《镇江志》录宋代镇江进士7人，南宋又有咸淳《镇江志》，载18人，两者相加共25人。南宋人刘宰所撰《京口耆旧传》九卷，明确镇江府进士人数为80人。元代至顺《镇江志》记宋代镇江进士名254人，北宋125人，南宋129人。清《江南通志》与民国《江苏省通志稿》均设选举志，前者录镇江进士226人，后者录镇江进士220人。第56—64页。
(268) 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认为元代2人及第，未将色目人吉雅谟丁计入。
(269)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270) 吕肖奂、张剑：《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6页。
(271)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6页。
(272)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咸平元年丙寅”条，第4册，第907页。
(273)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6—47页。
(274)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第56页。
(275) 脱脱等：《宋史》卷298《蒋堂传》，第9912页。
(276) 脱脱等：《宋史》卷343《蒋之奇传》，第10915—10917页。
(277) 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4页。
(278) 蒋惟高等：《茗岭蒋氏宗谱》（贻谷堂）卷2，《先烈考》，宜兴档案馆馆藏。
(279) 脱脱等：《宋史》卷356《蒋静传》，第11211—11212页。
(280) 凌迪知：《万姓统谱》卷8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第9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6页。
(281) 脱脱等：《宋史》卷411《蒋重珍传》，第12352页。
(282) 脱脱等：《宋史》卷318《胡宿传》，第10366页。
(283) 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17《人物二》，第161—162页。
(284) 参见王晓刚《宋代常州胡氏家族研究》，《兰台世界》2017年第8期，第106—108页。
(285) 范仲淹撰，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附录一》第3册，第731页。
(286) 脱脱等：《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67页。
(287) 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以两浙路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7年，第17页。
(288) 吕肖奂、张剑：《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8页。
(289) 不著撰人：《京口耆旧传》卷1，《丛书集成》第3386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8页。
(290) 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41页。
(291) 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49页。
(292) 宋濂等：《元史》卷193《忠义传·合剌普华》，第4386页。
(293) 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苏天爵：《元文类》卷70，下册，第1021页。
(294) 马娟：《元代高昌偰氏家族再探》，《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29—30页。
(295) 陈垣著，陈智超导读：《元代西域华人考》，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5页。
(296) 赵翼撰，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馀丛考》卷28《状元、榜眼、探花》，第550—551页。
(297) 侯兴福《中国历代状元传略》对“状元”概念如此解释道：“唐朝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显然，此“状元”所指与三甲之首“状元”不同。关于状元起源，商衍鎏认为源于唐代，其《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云：“状元之称始于唐，因唐制举人赴吏部试者，皆须投状，殿试第一为状元，意义如此。武后试贡士于殿前，故居首者曰状头，亦曰状元。”（故宫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何忠礼认为源于唐末五代，其《状元、榜眼、探花名称探源》一文认为：“唐代尚未有状元之称，当时人对进士第一人多称为榜首或状头。到唐末五代，状元之称始见于史册。进入南宋，状元才逐渐成了对进士第一人的专称。”（《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298) 龚延明：《状元、榜眼、探花之起源》，《文史知识》，2002年第3期第113页。
(299)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第2册，第879页。
(30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条，第394页。
(301) 祖慧、杨竹旺认为，宋代有文状元118人、武状元72人，合计190人。若加上徽宗朝12位贡士及第第一名状元总数达202人。参见《〈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02)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2页。
(303) 参见平川《宋代状元的寿命及地理分布》，《孝感教院学报》1998年第6期，第35—37页。
(304) 蔡薿，扬州仪征（一说河南开封）人，崇宁五年（1107年）状元；吴潜，南京溧水（一说安徽宁国）人，嘉定十年（1217年）状元。现均按江苏籍状元计入总数。
(305)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22《人物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306)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3，第300—301页。
(307) 《宋史》《续通鉴》《续长编》《泊宅编》《东轩笔记》等均作“余中”，而《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则作“畲中”。事近为实，此从《江南通志》。
(308)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4，第314页。
(309) 同上，第320页。
(310)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4，第321页。
(311) 同上，第322页。
(312)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之8“蔡文饶馆李易”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1页。
(313)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314)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4，第323页。
(315)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22《人物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316)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4，第324页。
(317) 脱脱等：《宋史》卷344《王觌传附》，第10945页。
(318)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22《人物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319)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5，第326页。
(320)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6，第346页。
(321)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6，第347页。
(322) 同上，第360页。
(323)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8，第369页。
(324) 脱脱等：《宋史》卷46《度宗纪》，第894—895页。
(325) 嘉庆《同里志》卷5《建志下》“古迹”条之“状元街”，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同里司署刻本。
(326) 嘉庆《黎里志》卷3《表坊》“状元坊”条，徐达源清嘉庆十年（1805年）禊湖书院刻本。
(327)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二·贡举二》，第9册，第5266页。
(328) 脱脱等：《宋史》卷307《陈知微传》，第10135—10136页。
(329)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二·贡举二》，第9册，第5267页。
(330) 脱脱等：《宋史》卷295《叶清臣传》，第9849—9855页。
(331)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二·贡举二》，第9册，第5269页。
(332) 陈骙、佚名撰，张富祥校点：《南宋馆阁录续录》卷8《官联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6—127页。
(333) 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2《高宗朝进士第二人官过大
》，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6页。
(334)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亲试》，第9册，第5389页。
(335) 脱脱等：《宋史》卷292《郑戬传》，第9766页。
(33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3“绍兴十五年三月己巳”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68—2469页。
(33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5“绍兴三十年七月癸巳”条，第3107页。
(338) 脱脱等：《宋史》卷321《徐公辅传》，第10421页。
(339)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070页。
(340)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一·贡举一》，第9册，第5253页。
(341)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第6册，2916页。
(342) 范成大撰，陆正岳点校：《吴郡志》卷28《进士题名》，第413页。
(343) 脱脱等：《宋史》卷473《秦桧传》，第13762—13763页。
(344)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2《儒学志五·进士题名》，第572页。
(345)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第6册，第3145页。
(346) 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19《人物志·宋进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347) 黄之隽撰：乾隆《江南通志》第1册，卷120《选举志·进士·宋》，第3册，第310页。
(348) 脱脱等：《宋史》卷398《丘崈传》，第12109页。
(349)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二·贡举二》，第9册，第5276页。
(350)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第10册，第4997页。
(351)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二·贡举二》，第9册，第5284页。
(352) 訾栋：《中靖大夫邵公墓志铭》，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87，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78页。
(353) 宋濂等：《元史》卷186《陈祖仁传》，第4272—4273页。
(354)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第430页。
(355)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189页。
(356)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第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