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前言

娄林　译

本文是施特劳斯为《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1965）写的前言，原文为德文，中译依据刊发在Interretation（1979，uo.1）上的英译迻译，盖因这个英译加了若干注释。

眼下这本研究霍布斯的小书，尚是初次以德语发表，但1934-1935年间在英格兰就已完成，并于次年出版英文译本。[1]巴克（Ernest Barker）曾为英文版撰写了前言，我则附加了介绍性的注释，如今，以下评论或可取代那个注释。

主导我这本霍布斯作品的思考，来自我在德国生活时所接受的那些熏染（stimuli）——正面的或负面的熏染。我第一次对霍布斯有所留心，并关注起他，缘于艾宾豪斯（Julius Ebbinghaus）在社区讲坛（social teaching）上做了关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演讲，时值1922年夏季学期，在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艾宾豪斯对霍布斯的赞赏不同寻常，称赞他的原创性；艾宾豪斯的讲演栩栩如生，使霍布斯的教诲非但条理清新，而且生机勃勃。无论艾宾豪斯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他断不可能是个霍布斯主义者。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那么在那个时候，艾宾豪斯就已经确信，霍布斯的教诲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而这恰恰遭到康德主义哲学的“扬弃”（aufgehoben）。施米特（Carl Schmitt）倒是完全在无意中就成了艾宾豪斯的对立面，他在自己的论著——《政治的概念》[2]——里断言，霍布斯“是迄其时为止最伟大的或者唯一真正有体系的政治思想家”。施米特对霍布斯的伟大和重要性的判断，与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或者品味如出一辙，同样也可以理解，它强化了我对霍布斯的兴趣。

由于我当时在考察17世纪圣经批评的起源，即考察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研究霍布斯。对我来说，由于巴特（Karl Barth）和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这些声名卓著者的影响，我重新激起了对神学的兴趣，在这些兴趣下，似乎有必要考察，对正统神学——犹太教的和基督教的——的批评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取得了胜利。其后，神学—政治问题就一直是我诸项研究的唯一（the）主题。就相关的政治方面而言，也尤其是这一方面，较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之间的差异对彼时的我来说，似乎更为重要，也更有启发意义。无论如何，我相信，通过我对霍布斯的最初研究，我已经懂得，我那些最初的概述和梗概，并未能公允地对待霍布斯思想中决定性的东西。

当一抹命运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将我驱向英格兰的时候，我却因这种方式而得以获取研究资料，这在别处均无可能，这时，我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不是仅仅把我的工作拘囿于分析成熟时期的霍布斯的教诲，而是同时考察，因何种来源，霍布斯如何在他的思想中形成这种教诲。这双重意图使我的研究赋上了自己的特征。

对神学的哲学兴趣使我与克吕格（Gerhard Krüger）紧密相连：他对我的斯宾诺莎研究的批评，揭示出我的意图和结果，甚至比我本人能做的更加清晰。[3]他对康德做出最终评判的著作，[4]与我那个时候的观点完全一致，时至今日，这些观点依然令我称许——虽然带着某种程度的保留，克吕格对康德的评判，解释了我为什么把自己完全导向“真实的政治”，[5]为什么我不曾把霍布斯描述为一个霍布斯主义者。在一个人采取现代或者极端现代的立场之前，他应该深深体悟到，比起先前的理解，他要更为全面、更为清晰地理解古今之争的必要，正是这种体悟使我与克莱因（Jacob Klein）密切相连；他的《希腊人的数理逻辑和代数学的起源》[6]是一部由此体悟引导的皇皇典范的探究之作，而在我们这本是喧嚣尘上（everythingbut-silent）的时代，它得到的待遇却近乎是完全的沉默与忽略。

至于这本小书的缺失之处，我已默默做出修正，通过《自然权利与历史》（第5章，A）和我写的波林（Polin）的霍布斯作品的书评（见《什么是政治哲学？》，页170-196）里，它们已经渐为人知。只有在《什么是政治哲学？》（页176，注释）里，我才确实成功地揭示出，在霍布斯关于人的教诲里，什么才是其中根本的主导思想。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霍布斯对此未做出什么自我揭示；他那著名的清晰也只限于自己的结论，而他的假设则包裹于晦暗之中。当然，他的晦暗未明，并非每一方面都是因外力所致。

30年前，在这本书的美洲版前言里，我所说过的话语，如今可以沿袭使用。那时，我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