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批评卢梭“赞扬无知”的同代人有这样的印象是大可以理解的：卢梭否认科学或哲学有任何价值，他主张消灭一切学问。可是，卢梭在答辩中声称，他们并没有理解他，他认为那些被普遍地加诸于他头上的观点相当荒谬。但是，既然卢梭实际上否认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人们似乎只能断定他言不由衷。据《论科学与艺术》编者的看法，卢梭只是想说，千万别把科学看得重于道德，或使其摆脱道德。但是编者又补充说，卢梭忘情于对美德的狂热或其修辞的力量，这使他夸大其词，坚持一种“稍微幼稚的观点”，且不自觉地陷入自相矛盾。[24]这种解释似乎可以由《论科学与艺术》自身来证实。尤其是在该书的结尾处，卢梭明确地同意科学与德性能够相容。他盛赞学界成员一定能把学术与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培根、笛卡尔和牛顿都是人类的导师；他主张一流的学者应当庇荫于君主的宫廷，以便开启民智，为人民的幸福做出贡献。[25]哈文斯对卢梭的意图所持的观点曾直接且正在导致康德关于实践理性优先的断言——他的观点是《论科学与艺术》出版不久旋即遭遇抨击的众多观点之一，的确暴露出一个我认为无法克服的难题。[26]可是大约十年后，卢梭说那些抨击他的人没有一个能成功地理解其思想中的要害。

不消说，卢梭是自相矛盾的。《论科学与艺术》的标题页就使我们面临这种矛盾。标题下面有一句引自奥维德（Ovid）的箴言，其下注明奥维德的名字，而《论科学与艺术》的正文又谴责他，说他是“光名字就足以使贞洁骇然的淫猥作家”之一。[27]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又不至于冤枉卢梭的才华或文字功夫，人们不禁会说，他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赞扬科学与反对科学——赋予了不同的性质，或者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说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话。这种建议并不像乍眼看上去那样稀奇古怪。在文章最后的段落，卢梭自称是“素朴的心灵”或“普通人”（homme vulgaire），这样的他并不在意留文名于青史。可在序言中，他又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作家，他意图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活着。[28]卢梭把自己与另一类人区分开，他本人一无所知，既非真正的学者，亦非才智超群（bel esprit），只是一个普通人；另一类人则向人类传授种种有益的真理。但是他知道，作为《论科学与艺术》（它在传授关于科学危险的有益真理）的作者，他不可能不同时属于另一种人，即哲人或科学家。[29]可以说，《论科学与艺术》有两类不同的作者，同样也可以说，它在向两类不同的读者说话。卢梭在最后一节清楚地表示，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只能对普通人说话。但在序言中他却宣布：他只为那些不屈从于他们的时代、国家或社会的意见的人们写作，也就是说，只为真正的学者写作。换言之，他宣布《论科学与艺术》不是为“人民”或“公众”，而是只为“少数读者”而作。[30]所以我认为，当卢梭拒绝科学，说它多余或有害时，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向普通人说话，以这种身份说话时，他对科学的彻底否定根本不是夸张之词。但他远不是普通人，他只是个装扮成普通人的哲人，作为对哲人说话的哲人，他当然要站在科学一边。

可以说，这便是正确解读《论科学与艺术》及卢梭思想的基调。当卢梭针对那个批评者（可能也是卢梭意图说流行观点之始作俑者）为《论科学与艺术》辩护时，他对《论科学与艺术》的卷首版画[31]做了如下解释：

普罗米修斯的火把科学的火把，它为激励那些伟大天才而设……第一次见到火就跑过去想拥抱火的萨提尔（satyr）代表着受到文学光芒引诱的普通人轻率地投身于学问。向他们大呼危险的普罗米修斯则是那个日内瓦的公民。这是个既恰当又精彩的比喻，而且我斗胆认为，也是个崇高的比喻。人们会如何看待一个对此百思而不解的作家呢？[32]

向普通人发出科学危险这一警告的卢梭，非但不认为自己是普通人，反而大胆地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给少数人带来只为他们而存在的科学之光或对科学的热爱。

约十年后，卢梭在《致博蒙书》中宣布，

启蒙和罪恶总是以相同的比例发展，但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各国人民中间——我一向很谨慎地做出这种区分，而攻击我的人从未理解这种区分。[33]

科学与“各国人民”的美德不相容，但它与某些个体，即“伟大天才们”的美德是相容的。科学是坏的，但不是绝对地坏，它只对人民或社会而言是坏的。它是好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只是对少数人而言，卢梭把自己也算作他们中的一员。如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所说：精神像肉体一样也有自己的需求，肉体的需求是社会的基础，而精神需求只带来社会的装饰物；精神需求的满足对于社会不是必要，因此而对社会有害；[34]但是，对于社会并非必需品因而危险重重的东西，对某些个人而言却是必需品。肉体的需求是首要“需求”，所以卢梭能够说，社会是建立在“需求”之上，[35]科学则不是这样，所以卢梭会暗示：含有极端“自由”的科学有着比社会更高的尊严。他在反驳《论科学与艺术》的批评者时说，“科学不适合常人”“不适合我们”“不适合一般人”；科学只对某些个人、为数甚少的真正学者和“天纵奇才”有益。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对哲人生活的赞美：唯一自由的生活，本质上超社会，常人难以过这种生活，除非有神的参与。[36]卢梭真诚地希望，只向能够投身于科学生活的少数人说话，不仅《论科学与艺术》如此，他的所有著述皆如是，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申辩不在此列。[37]

《论科学与艺术》证明了上一段提出的观点，尽管其中只有一些表面的随意评论，而非主导性论点。[38]其实，其中一些论点尚在反驳我们的解读，因为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最后一节似乎主张：科学与社会相容。但他实际上仅仅是说，只要是用自己的天赋来启发民众明白其义务，那么天赋异禀的极少数人去研究科学，从社会的角度看不仅可以允许，甚至有益；这就是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显明的事——在义务方面开启民智。他不赞成甚至拒绝哲人应当向民众开放哲学或科学知识本身的主张，卢梭认为，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只有当它不是一个（这样一个）社会要素时，才被允许或者才会有益。科学的社会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启蒙为专制铺平道路。因此，卢梭持续地、竭尽全力地攻击普及科学或传播科学知识。[39]毫无疑问，当卢梭反对普及科学时，他不是在夸大其词，而是直截了当地、充分地表达自己慎重考虑过的观点。

我们必须补充一条重要的附加条件。当卢梭断言社会和科学之间有着自然的不相容性时，他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理解“自然”一词，[40]他的意思是，真正的（genuine）科学与健康的社会不相容。在答复《论科学与艺术》的一名批评者时，他警告读者不要得出以下结论：“应当烧掉今天所有的图书馆，毁掉一切大学和学院”（强调的内容是我加的）。在腐败的社会，在受到专制统治的社会，科学是唯一可取的东西；在这种社会里，科学和社会是相容的；在这种社会里，科学知识的传播，或者，换言之，公开抨击所有的偏见是正当的，因为社会风气之恶劣已经变得无以复加。但是，希望超越他的时代而存在并且预见到一场革命的卢梭，他为一个健康社会的需要而写作，他认为有望在革命之后建立起的健康社会必须以斯巴达而不是雅典作为楷模。这一前景注定波及他本人的文学生涯。[41]

大家都会同意，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为社会着想而抨击启蒙运动。然而，被普遍忽略的是，他也是为了哲学或科学而抨击启蒙运动。实际上，卢梭认为，科学的尊严高于社会，因此人们只能说，他首先是为哲学着想而抨击启蒙运动。当卢梭抨击传播科学知识有益于社会这种信念时，他首先关心的是这种信念对科学的影响。哲学已然堕落为一种时尚，或者说消除偏见的战斗本身已向一种偏见蜕变，这种荒谬局面使他大为震惊。假如哲学就是让人们的精神摆脱一切偏见，那么站在人的立场来说，如果哲学堕落为偏见，就会永远毁灭智识（intellectual）自由的可能性。[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