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韦尔德（John Wild）教授论柏拉图的近作并不全然是一部历史著作。[1]怀着满腔革新者的热切之情，他阐述了柏拉图的人学，意图对“文化哲学”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新定位。韦尔德丝毫不满于现代哲学的方方面面，又不想苟安于托马斯主义（Thomism），于是他转向了古典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以之作为真正的教诲。当下，没什么人可以接受他的基本前提。但可以想见，他的著作在这个国家（［译按］指美国）所引发的这场运动或许在多年后影响会日益深远和重要。不管怎样，必得有人评价韦尔德的论点，或者评价他的书，与我所知的近来公开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相比，他的著作的内在问题——他的论点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更加深入地触及社会科学问题的根基。

这一问题涉及与古典路向（classical approach）截然不同的整个现代路向（modem approach）的正当性。在一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这一问题重新唤起了所谓“古今之争”（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mes）的命题，一般都假定，这一命题已经解决了，即便不是牛顿和卢梭，那至少黑格尔已经解决了。韦尔德的书确切地表明，这一表面过时的命题再度成为一个问题。确实，只有那些敢于冒常人之不韪的人才会宣称，这一命题已经找到或能够找到一个完备的答案。我们几乎还未开始认识这一命题蕴涵的意义和深度。韦尔德书中的这一根本问题必须引起每位社会科学家最认真的关注，假使他不想做或者不想被称为一位反智主义者（obscurantist）的话。

在我们眼前，现代文明在行为层面上正经受着极为严峻的考验，与之相伴，现代文明的原则遭受着一种日益坚决的理论性抨击。不能仅仅以辩护来回应这种抨击。可辩（defensibility）并不是真理。这个世界到处是可为之辩护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彼此却互不相容。退守于对一种立场的辩护，这意味着因利而宜（claim the advantages of prescription）；但是，这或许是在保卫某种并未受到中立的第三方考察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经受这一合理的怀疑，就无法享有这些好处。因利而宜尤其对那些现代原则的追随者们不相宜——现代原则与把人的心智从一切偏见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密不可分。可以说，为一种立场而辩的决绝之心要承受失去一种最重要的自由，而正是对这种自由的践行导致了现代冒险的成功：辩护者们经受不起丝毫的质疑。现代原则的追随者们无力与现代原则拉开考量的距离，无力从对手的视角而不是从自己惯常的视角察看那些原则，他们已经承认失败：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他们的原则只是对一个既定立场教条般的固着。

对现代原则的抨击的正当性奠立于这些原则自身之上，面对这些抨击，唯一的回应就是对现代原则进行自由与中立的重审。这样一种重审所采取的方法是受现代原则的性质所限定的。在与古典哲学原则的对立中，并且借由对古典哲学原则的改造，现代原则发展而来。直到今天，现代原则的追随者们之能够确立现代原则的地位，无不是通过对古典原则进行明确甚或激昂的抨击。因此，对现代原则的自由重审，必然要以它们与古典哲学的原则自觉的（conscientious）对峙为基础。

现代原则与中古哲学的原则的对峙并不足以作为重审现代原则的基础。概而言之，中古哲学与现代哲学有一个共同之处：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两者事实上都受到了《圣经》教义的影响。如若现代哲学与中古哲学相对峙，这种影响未必会成为一个考量研究的主题，而如若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相对峙的话，它必定会即刻成为关注的核心。此外，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们攻击的并非中古哲学而是古典哲学。无论如何，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们设想他们的工作直接对立于古典哲学的各个方面；在其著作中，一些段落最为清晰地表述了他们的意图，其中，他们甚至没有把中古哲学视为一位有分量的对手而提及。[2]

有人错误地相信，从哲学史家的著作中，可以轻易地理解彼此冲突的原则，尤其是古典哲学的那些原则。古典哲学的现代学人都是现代人，因而几乎无可避免地都是从一种现代视角来着手古典哲学。研究古典哲学，只有同时对现代原则进行坚决而无情的反思，并由此从对这些原则的幼稚认同中解放出来，现代人才有望能充分理解古典哲学。是否有哪项研究完全满足了这一必需的要求呢，这值得我们认真怀疑。其证据之一就是，事实上罕有谁没有大量运用现代术语来研究古典哲学，并不断地把非古典的思想带进据称是对古典哲学的确切表达之中。

直到不久前，现代哲学绝对优于古典哲学这一假设才成为早期哲学的大多数学人的出发点。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迫努力要比古典哲学理解自己更好地理解古典哲学，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全心依从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要求，或说不能依从历史确切性的要求，而根据这种历史确切性的要求，一个人就得如同故去的思想家们理解自己一样来理解他们。显然，越充分地理解古昔的思想，就会越发对古昔的思想兴趣浓厚；可是，如果事先就认为现今的思想绝对优于古昔的思想，那就不会对古昔的思想有严肃的兴趣，不会因哲学的激情而被其所吸引。

下一事实可以确证这一点。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与18世纪的哲学相比，“历史学派”（the historical school）——以这一术语的宽泛意义而言——带来了更好的历史认识，而且更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确切性的要求：这些“浪漫主义者”不相信他们的时代本质上优越于古昔。特别是在1800年左右的德国，我们能够观察到哲学兴趣和历史兴趣的融合，这种融合受对古典世界的“灵魂的渴望”（longing of soul）激发，而对古典哲学的现代研究正是从这种融合中破土而出。对古典哲学的现代理解所取得的成就和失败都能追溯到那惊心动魄的岁月：如果有谁仅仅因为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黑格尔等人的诸多断言已经被其追随者或反对者们否决，而认为他们的基本思想已经不再是我们理解古典的哲学根基，那他就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受席勒（Schiller）对“素朴的诗”与“伤感的诗”的分殊的指引，这些思想家随之认为：古典思想是“素朴的”，即直接与生命相关，古典思想也正因此缺乏对现代“自我意识”的“反思”。因此，不论这些思想家的历史认识超越了启蒙运动多少，对于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各自的品质，他们的最终评价却与其前辈如出一辙，因为，至少在哲学的视角看来，素朴（naivete）的瑕疵盖过了其光彩。古典哲学并没有提出真正要害的、“反思性”（reflexive）的问题——尽管发现了“历史”，或恰恰由于对“历史”的发现——，这一看法盛行起来，如今依旧盛行不衰；而随着现代的发展进程，这些探讨“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愈加清楚地提了出来。

与其说我们时代平庸的史学家是黑格尔的精神后裔，不如说他们是19世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精神后裔。历史主义假定所有的时代都同等“接近”（immediate）于“真理”，并因此拒绝就我们时代的“真理”而评价古昔的思想。举例来说，历史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如柏拉图理解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一样来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或者用柏拉图思想（而非现代思想）的核心观点来阐释柏拉图的表述。然而，它始终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历史主义假定，一般而言，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所有时代的思想都是同等“真理性的”（true），因为每种哲学本质上都是其时代的表达；[3]历史主义对古典哲学的阐释正以这一假定为基础。但是，古典哲学宣称它教授了至一真理（the truth）而不仅仅是古希腊的真理，它是不能依据这一假定而得到理解的。历史主义认定古典世界的这一宣称缺乏理据，甚或荒谬透顶，由此它就如启蒙运动和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一样断定现代路向（因为历史主义当然也是典型的现代产物）绝对优于古典路向。与其他现代学派一样，历史主义至多只为以古典哲学理解自己的那种方式来理解古典哲学的真正的历史努力提供了一种哲学动机而已。

为了理解古典哲学，必须对它有严肃的兴趣，必须尽可能严肃地看待它。但是，如果不准备考虑这一可能性，即古典哲学的教诲就是真理性的，或古典哲学绝对优于现代哲学，那就无法对它有严肃的兴趣，也无法严肃地看待它。祛除了赞成现代信念的偏见，这一定会使历史学家不再对古昔的思想家们心存怀疑。当他开始专研古典哲学时，他一定不会再以现代路标作为方向，而他从孩童时就渐渐熟悉了这些路标；他必须要学会以那曾指引了古典哲人们的路标作为方向。那些古老的路标不是即刻可见的；厚重的灰尘和石砾蒙盖了它们。对古典的真正理解，其最明显的但绝非最危险的障碍就是教科书和许多论著所给出的肤浅之论，它们似乎用一句套话就倾尽了古典哲学的奥妙。要想使用那些曾引领古典的路标，必须先复原它们。而在此之前，这位史学家难免陷入困惑：他惊觉自己处身于黑暗之中，只有他的无知之知在照亮。当他开始专研古典哲学时，他一定要知道，他踏上了一场旅途，而这场旅途的终点完全杳不可见。启程离开了我们时代的疆域，他就不会不为所动地返回那里。

我们没有充分地阐释古典哲学，这归因于我们欠缺这么做的哲学动力。几代人过后，我们如今认识到对有必要对现代原则进行一次自由的重审，而这场重审必定暗含着对古典哲学的充分理解，这一认识第一次弥补了这一欠缺。初看之下，历史确切性的要求与对我们的基本假设进行一次哲学重审的要求，两者的结果合二为一了。如上所述，在当前的情势下，坚持哲学与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或许令人甚为困惑，甚至对哲学自身是危险的，然而，正是这一区别决定着哲学的存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