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

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

高诺英　译　喻娟　校

本文是施特劳斯为W.P.Henry的《古希腊史述——色诺芬〈希腊志〉研究评述》（Greek Historical Writing：A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Chicago：Argonaut Inc.，1967）一书所写的书评（其时施特劳斯已年近古稀），刊于《形而上学评论》（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1968，vol.21），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作者亨瑞以此假设为起点：“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史述（historiography）”。他藉此想要表达的是：对古希腊政治史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批评研究（critical study）。亨瑞的这部著作之所以选择色诺芬，乃因为《希腊志》的“写作问题”（the problems of the composition）——迥异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品的类似问题——看来已经了结：对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典型理论进行的批评研究，将会揭示“我们把握古希腊历史写作的现代进路”的重要性，但其局限性也将随之显现。

该书的主要部分即致力于这种批评研究。其结果却令亨瑞“极为失望”（页191），并得出结论：“我们尚未做好理解古代史书的准备，比如像《希腊志》”（页210）。十九、二十世纪对古希腊历史写作的研究令人失望的原因有二：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一般的原因是，没有充分注意到与现代历史写作截然不同的古希腊历史写作的独特性：希腊人不是“为了历史”而写作历史，他们的方式是“审美的”（esthetic）（页193）。只要我们对“审美的”一词的辞源进行反思，就会立即发现亨瑞对古典历史写作的特点所做的概括并不恰当。对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而言，“历史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当艺术家有感于时代风气，并通过历史事实（the facts of history）来表现这种风气时，历史就是文学”（页193）。这似乎是亨瑞对他所译昆体良（Quintilian）的一句名言的阐释：“历史与诗有某种相似性”（页191）。假使这三位古典史家确实有感于他们所描述的时代风气，那么，他们的初衷是否就是表现这些时代风气呢？只要瞥一眼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作品之开头，就可以发现这种假设站不住脚。也就是说，其中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一假设的事实。尽管亨瑞对十九、二十世纪古典希腊史学写作研究者的批评可能正确，他也不幸地分享了这些研究者们（或他们中的多数人）共有的偏见：即“如今，我们知晓”历史写作的一般意义与古典历史写作的特殊意义。

十九、二十世纪的研究者未能解决《希腊志》写作问题的特殊原因在于他们对色诺芬的偏见。他们要么认为色诺芬天性“显然淳朴”，要么认为他“尽管浮浅却不乏真诚”，再不就因为他的（写作）方式是“坦诚的，故其也是未经精心设计的（uncontrived）”。这些研究者谈起色诺芬时都理所当然地一副“屈尊俯就”或“纡尊降贵”的姿态（页191-192）。在这里，亨瑞以其不同寻常的见识揭露了十九和二十世纪学术界一个令人瞠目的毛病：这些现代学者（照这个词通常的意义来说）中的平庸之辈，并没有显示出多么洞明世事和心胸豁达，他们说起色诺芬心思简陋与狭隘时的姿态，就好像洞明世事和心胸豁达如同当今捞到哲学博士学位那样是可以轻易获取的美德。

为了澄清色诺芬的写作方式并非“未经精心设计”，亨瑞探讨了“三个典型事例”（p.193）。第一个事例就是色诺芬记述的对参与阿吉努斯亚（Arginusae）海战的将军们的审判。[1]

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也许在于，色诺芬对身处这一场景中的苏格拉底的处理。在这里，色诺芬固然没有忽略苏格拉底对正义的坚定恪守，可是，除了这一笔轻描淡写外，在这整个事件中色诺芬都不再提及这位伟大哲人的言行。事实上，这轻描淡写的一笔正是整部《希腊志》中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良师益友出现的唯一一次……在这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关注如此之少，事实上以至于最终提到他时，要冠以“索福罗尼斯库斯（Sophroniscus）之子”的称谓，仿佛并不曾期望读者应该明了这是指的哪一个苏格拉底。（页194）

亨瑞清晰地揭示道：

这整个事件的发展显然是精心设计（contrived）的，用意无他，正是为了衬托出这位伟大哲学家面对势不可挡的强制时的坚决抗争。说什么色诺芬只用这短短一行来写苏格拉底是轻视他，或者说色诺芬没有认识到苏格拉底生活的意义，所有这些非议都失于褊狭，且只可能源自对描写技巧（the artistry of the description）根深蒂固的误解……色诺芬恰恰竭力避免因不合时宜的期冀而破坏这种（精心设计所达到的——〔译按〕）效果，他点到为止，没有再在描写苏格拉底德行方面浪费笔墨，也不想通过苏格拉底的言辞来提升这个早已被描写得至高无上的形象。（页197）

在亨瑞看来，上述这些以及类似的思考消除了对色诺芬的批评，这些批评基于色诺芬在这一段落中用父名称呼苏格拉底，且在整部《希腊志》中对苏格拉底的受审与死亡都绝口不提（页199）。在色诺芬对那些将军们受审的记述中，亨瑞只找到一处“技巧上的瑕疵”。在刚刚提及苏格拉底勇气十足地拒斥暴民们无法无天的要求之后，随即就是欧律普托勒穆斯（Euryptolemus）为将军们辩护的演讲。他的演讲“冗长乏味，有理有据，不带激情”，似乎“被耐心的……甚至是富有同情心的听众坚持听完”。这一演讲安排在暴民们群情激奋后不久，亨瑞认为，“这明摆着不可能”，“简言之，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技艺（art），色诺芬任意改变了他叙述的内容”。然则，运用技艺就等于技巧上的瑕疵？何况，色诺芬说的是“之后”（thereafter）欧律普托勒穆斯发表演讲。“之后”并不意味着“紧接着之后”，正像《希腊志》开篇显示的那样。[2]即便欧律普托勒穆斯的演讲发生在苏格拉底的介入数天之后，上述结果也仍然可能是受苏格拉底介入的影响。而最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仅有的一句话（以间接引语形式出现）与欧律普托勒穆斯的长篇演说（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促使我们注意到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除了为自己申辩外，从未发表过任何公开演讲。

亨瑞对这第一个事例的解释值得称赞，但其瑕疵无疑比他指责色诺芬的所谓瑕疵要严重得多。亨瑞所批评的评论家们恰恰可以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色诺芬在这里以苏格拉底的父名来指称苏格拉底？为什么色诺芬对苏格拉底遭受审判之事只字未提？我们倒是可以从修昔底德对雅典人的“精神生活”那有名的缄默，来理解色诺芬在整部《希腊志》中对苏格拉底的缄默。要想恰当地提出这些亨瑞失于回答的问题，必须仔细思考色诺芬在其作品（而非其苏格拉底作品）中涉及苏格拉底的两处材料（《远征记》Ⅲ 1.4-7，《居鲁士的教育》Ⅲ 1.14，38-40），但首先必须理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因为《希腊志》所传达的独特智慧，只有参照他对智慧的一般理解来把握，而这种对智慧的一般理解就是他对其笔下苏格拉底智慧的理解。无疑，单从《希腊志》这部作品本身我们无法把握其主旨，它那蹊跷的开头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亨瑞所举的另外两个典型事例讨论的是：色诺芬是否持有这样的偏见，即赞赏斯巴达（以及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厌恶忒拜（以及伊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他认为剖析这两个典型事例是理解《希腊志》（或其主要部分）的关键。亨瑞指出，倘若色诺芬完全处于这些偏见的笼罩之下，他就会以别样的方式来写《希腊志》的结尾（页200-204）。最后，亨瑞与那些认为色诺芬抱有偏见的各种偏见展开辩论。他特别指出，那些指斥色诺芬持有偏见的学者们竟“无意于界定偏见的含义”（页204）。“然而，色诺芬偏袒斯巴达、厌恶忒拜却是不争的事实”。可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色诺芬对这两个城邦“持有偏见”（页205）。“这是色诺芬史书写作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页206）。问题在于，斯巴达是否值得色诺芬这样偏袒，忒拜是否应当遭到他的鄙视，或者这对亨瑞来说是一回事，即色诺芬对这两个城邦所持有的坚定信念是否“不同于其同时代人所普遍持有的一种信念”（页208）。[3]亨瑞的回答不尽如人意，因为，他没有细致地考察所有那些色诺芬以自己的名义谈及这两个城邦之德与恶的段落。（另参页162-163，在这里，亨瑞将以下两个段落看成相互照应：一为色诺芬以自己的名义谈及斯巴达发动的“侵略行为”，一为色诺芬借他人之口所述的同一内容）无疑，只要亨瑞对《葬礼演说》[4]还有最微弱的记忆，他就不应该得出如此结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亲拉科尼亚人（philo-Laconian）[5]的”（页210）。尽管如此，就事实来看，我们必须感谢亨瑞提出了这些问题。

亨瑞提出这些问题是出于对有关《希腊志》的种种流行理论的不以为然，他的不以为然是在对它们进行详察后得出的结果。这种详察构成了书的主体，但正是在书的主体部分，鲜有迹象表明他对这些理论所持的“屈尊俯就”“纡尊降贵”的态度不以为然，而在《后记》中，他对此却措词强烈、有板有眼。事情有没有可能如此？即，亨瑞是在完成了其书的主体部分后才对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产生不满，但他认为没必要去修正业已完成的部分，也就是说，亨瑞写作这整本书的情形与公认的色诺芬写作《希腊志》的情形相仿佛。他对《希腊志》前两卷中所谓的“巨大失误”直言不讳，丝毫不亚于他所驳斥的那些学者们。他说，这两卷“纯系粗制滥造，苍白贫乏，甚至不能与色诺芬其他作品中最为拙劣之处相提并论”（页53-54）。至于《希腊志》的后五卷，“其连贯性不强”，“与前两卷叙述一样缺乏和谐”（页133）。在阿格西劳斯占主要位置的部分，其“率真（naiveté）实为矫揉造作，伟大的理想形象也因缺乏技巧的表达显得刻板、僵硬”（页156）。“色诺芬写作《希腊志》的这些部分是为了那些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年轻人”（页158）。[6]但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呢？这种不适当的或者说是矫情的男子气概，既然“一直”在色诺芬的脑海里，却单单只影响了《希腊志》的某些地方，几乎丝毫没有波及《远征记》？让我们更坦率地问，整部《希腊志》的主旨何在？

为亨瑞所摒弃的“诸多理论”之一认为，“色诺芬是抱着为修昔底德撰写正式的续作并为之作结的目的来写作《希腊志》的前两卷”。“然而，由于没能找到这两部著作之间概念性的关联，我们甚至不知怎样找到证据来证明色诺芬至少对修昔底德的史书是熟稔的，或是在某一方面受到其影响”（页49）。如果亨瑞所批评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确实“色诺芬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修昔底德史书的续作”——那么，修昔底德对自己创作动机的陈述也可用于理解《希腊志》的创作动机。因此，这一理论“可能是所有关于《希腊志》的各种假说中最为根本的支撑。这些假说皆建立其上，以至于一旦将其也视为某种假说则不免出人意料，进而将其视为一种应该被质疑的假说就会让人更感猝不及防”（页15）。然而，这一理论源自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据考察，《希腊志》“大致上开始于”修昔底德作品结束之处，由此断言“色诺芬一定是在接续修昔底德”（页15）。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揭示《希腊志》的主旨？亨瑞没能提出这个问题。《希腊志》为有史以来唯一一部以“之后……”开篇的著作。没有一个中规中矩的开篇，特别是缺乏一篇作者自陈宗旨的前言（proem），这是《希腊志》让读者挠头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语法可能的范围内，还有一点通常未被留意——这本书同样是以“之后”结束的：

战争之后，希腊较之从前更为混乱无序，动荡不安。让我的笔就此停住。之后发生的事，自会有人为之操心。[7]

倘若对照《希腊志》的结尾再来研究它开头的两三页文字，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在色诺芬看来，人间事从来都是混乱不堪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混乱状态构成，因而，写史之人可以在他认为最为合适的地方开始或结束他的写作。“千变万化，终究复归其宗”：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际，当吕山德（Lysander）驶入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流亡者们归来，雅典城墙被轰然推倒时，许多人认为，这一天是希腊自由之始（Ⅱ2.23）。但色诺芬不动声色地用后来发生的事证明，那些人搞错了。“我希望，从此我们永享欢乐”，爱德华王（King Edward）在《亨利六世·第三部》末尾处如是说，不过仅凭未来的理查三世（Richard Ⅲ）的出现就已将他驳倒。[8]显然，所谓“历史进程”（the historical process）不过是由接连不断的混乱组成，这一观点就与修昔底德迥乎不同。在修昔底德看来，史家写作的开端与结束，取决于重大事件或运动的开端与结束，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修昔底德的整部作品就是要完整地再现这场战争。由此可见，《希腊志》（哪怕仅仅是其前两卷）在任何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可能是修昔底德史书的续篇。这就让我们更为迫切地去寻找某种构思（conception）——正是这种构思使色诺芬的历史叙事获得流传后世的价值，也赋予这整个叙事以一种如其所有的整体性。用“纪元前411年至362年希腊史事录”的概括来传达这种思想，如果能称之为思想的话，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色诺芬的《会饮》致力于记述贤良方正们的玩笑行为（playful deeds），因为这与正经的行为（serious deeds）同样值得一记（1.1）。《希腊志》则可以说最为首要的是记述贤良方正们的正经行为（发生于纪元前411至362年之间）。这一设想或许可以从《希腊志》中几处显而易见的题外话得到证明，也就是说从被色诺芬自己明确划为题外之言的段落（因为所谓题外话严格来说与书的主题无关）。《希腊志》中的这几处题外话（Ⅵ 1.19，5.1；Ⅶ 3.4，4.1）讨论的是僭主（tyrants），而就君主制下的统治者（monarchic rulers）的定义而言，这些僭主皆非贤良方正。不言而喻的是，除非深入钻研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他所谓的贤良方正这个概念的含义。

最后，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色诺芬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须时时记住他的主张：“记住更美好而不是更丑恶的事，这无疑是高贵的，也更正义，更虔敬，更令人愉快。”（《远征记》卷五结尾）。[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对“历史进程”持有悲悯与沮丧的态度，色诺芬却总是力求高贵、正义、虔敬，甚至快乐地写作。我们须得牢记这一箴言，方能如其所是地领会被亨瑞斥为“纤弱的呓语”的那些段落（页160）。

上述以及类似的对《希腊志》主旨的反思将引导我们考虑修正那些针对这本书，尤其是针对其前面部分的种种负面评价。鉴于可敬的缘由，色诺芬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严肃地对待历史。对于这样一个将苏格拉底的私下谈话视为自己最美好回忆与珍藏的人，那些贤良方正们（就这个词最通常的意义来说）的公开演讲和举止，还谈不上严肃。为什么会有人声称《希腊志》轻浮而修昔底德的作品庄重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根源。按照《希腊志》一书提出的原则，有人会说，色诺芬的庄重在于他的虔敬（参阅Ⅴ 4.1）。但此类语词的庄重意味并未让修昔底德显得过于一本正经。而《远征记》所记唯一一次色诺芬与苏格拉底的谈话就似乎表明，色诺芬对待虔敬的态度并没有脱离轻率。[10]最后，我们似乎应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两位伟大史家最为根本的区别寓于此中：修昔底德似乎认为，在使人能把握“历史”的所谓开端（archai）[11]和一切世事的开端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或直接的关联；而在色诺芬看来，这种关联纯系子虚乌有。

如果我们同意，《希腊志》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修昔底德作品的补述或续作，那它的开篇之词将迫使我们承认，这本书确系某书之延续。可是除了修昔底德的作品，还有哪部书更有可能呢？的确，色诺芬希望他看起来仅仅是在接续修昔底德，这尤其可以解释，色诺芬为什么没有正好从修昔底德无心或有意停笔的地方开始其叙述。

19和20世纪的学者们已经花了很大气力去证明，《希腊志》中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几年的章节（也就是那些可能被视为修昔底德续作的部分）和书中其余章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亨瑞相信，他已经驳倒了所有支持这一“理论”的论证。只是他没有一一讨论这些论证。他尤其略过了一个立足于如下事实的论证：《希腊志》前两卷避免明确提及战事之前的献祭，而后五卷中却频频出现。亨瑞将这种差异归为“无关紧要的材料”之列（页54）。这样的漠视毫无道理。《希腊志》卷三至卷七的作者看重战前献祭及类似的活动；修昔底德和《希腊志》前两卷的作者却认为不重要；这两大史家一致的地方是，都把有关战前献祭是否重要的问题看得很重要。然而我们这位现代学者断言，两位古典史家都错了——他甚至没有劳神去反驳他们，不，他是没有详陈己见。照此看来，有必要对《希腊志》后五卷中所有关于战前献祭及类似活动的记述进行认真的研究。色诺芬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关注“这类无关紧要的材料”；他为什么有时如此，有时却不呢？

如果纯粹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阅读《希腊志》的开篇几页，不带任何学究气的目的和矫情，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乏味、单调、陈腐，甚至会觉得它们混乱不堪——可以说，与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一样混乱。突然之间，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雾霭和黑暗：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出场了，他安排雅典的卫士们召开集会，告诉他们必须在海上作战、在陆地上厮杀、在城墙上搏斗，因为“我们已经没钱了，敌人却可以从他们的国王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给养”。前一天阿尔基比亚德已经采取了周密的措施，以防他的海上部署被泄露给敌人：“凡驶往对面海岸的，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我们在此打住，回溯篇首，就会注意到叙述至此（Ⅰ 1.1-15），阿尔基比亚德的名字与其他人物一样被提及了两次。色诺芬以这种方式为什么是雅典最后溃败的最直接原因（不仅仅是最直接原因）的问题预备了答案：正是因为雅典的将领们不屑一顾地拒绝了阿尔基比亚德的建议，吕山德才取得了对雅典的决定性胜利（Ⅱ 1.25-26）。这是对阿尔基比亚德有节制的嘉赞，也是在含蓄地暗示——如果阿尔基比亚德手握将权，吕山德就可能不会赢取这场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就是一个写作《回忆苏格拉底》（Ⅰ 2.12-13）的作者在那种情形下所能作为的极限。明白了阿尔基比亚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就能理解在《希腊志》开头所讲述的其他事件皆非细枝末节了。举例来说，雅典将军们愚蠢的轻率使得斯巴达在埃戈斯波塔密（Aegospotami）海战大获全胜，[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卡利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高贵的（“男子气概的”［boyish］）轻率导致雅典取得阿吉努斯亚海战的胜利，[13]只是这胜利带来的却是雅典公民们（demos）[14]杀害得胜的将军们；另一个对比是这些得胜将军们以及阿尔基比亚德的命运，与那个刚刚拯救了叙拉古却被流放的赫尔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没遭杀害）的命运。[15]然而，亨瑞却抱怨色诺芬只用了22行来写那场在阿比多斯（Abydus）发生的“至关重要的遭遇战”，[16]描写赫尔摩克拉特斯“快乐的告别”倒用了36行。[17]

亨瑞解释色诺芬对科罗尼亚（Coronea）战争评价的章节（页147-154）可谓他书中最精彩处之一。他意识到，色诺芬的评价暗示，或者说以含蓄的方式表明他对阿格西劳斯在这场战争中采取的“孤注一掷”的策略（reckless tactics）极为不满。但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这一点，也就是说，要去探究色诺芬隐藏起来的对阿格西劳斯的真实看法。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阿格西劳斯并不是那种与色诺芬意气相投的人。一个拥有色诺芬的谦虚和持重的人，怎么会欣赏如他所描写的阿格西劳斯（其评价再清楚明白不过）那样可笑、自负、造作的人呢？色诺芬引为朋类的是阿格西劳斯的前任，曾统率大军的得基里达斯（Dercylidas），人们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昵称“西绪弗斯”（Sisyphus）。他曾因目无军纪而遭惩罚，也曾在八日内连拔九座城池，行事机敏又谨小慎微，总是乐于远离家乡（斯巴达）。初看之下，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的态度似乎是通向其内心的钥匙，可是，我们对色诺芬了解得越多，这就变得越像一个谜。阿格西劳斯似乎很看重色诺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阿格西劳斯》20.2）；他作为一个王，一个漫长的王位谱系的继承者，或许曾是色诺芬的庇荫和荣耀（praesidium et dulce decus）。如果色诺芬感激并忠诚于他，也不算有乖情理。但色诺芬深知，存在着高于感激与忠诚的责任，他也深知，基于感激与忠诚的责任有时应该让位于这样的责任：洞察世事，把自己的灼见传达给那些天性和教养都适宜于接受它们的人。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显白和隐微的评价之间的差别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