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卢梭意图的陈旧持久的论争，隐藏着有关民主性质的政治论争。“民主的方法”等于“理性的方法”的主张，似乎既能支持也能击倒现代民主。为了理解这种主张的含义，自然就要回到卢梭，因为，卢梭把自己视为民主理论第一人，[1]他认为，民主或一般的自由政体与科学的相容性，并非人尽皆知的事实，而是一个重大问题。

为充分理解卢梭的论点，要预先细致地解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姑不论其他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只讲卢梭的“第一篇论文”，感谢哈文斯先生（Mr.George Havens）那个注疏详尽的精良版本，[2]我们现在可以很方便地读到这篇论文。卢梭本人说过，他的全部著述都表达着同样的原理，而他最根本的原理便是这篇讨论科学与艺术的短文中的基本原理，尽管在他的这本最早的重要著作中，对此一原理的表述或许还不够完善。[3]

为之而写下《论科学与艺术》的直接写作目的，多少有些使论文的特别题旨变得晦暗不明。卢梭撰写此文是为应征第戎科学院的问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益于敦化风俗？”因此，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卢梭敢于在启蒙运动的巅峰时期，为了道德而“谴责科学，称赞无知”。然而，否认文明与道德之间的和谐，并非卢梭特有的观点，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目已经预设了这个观点。有一种传统也早就预设了这一点，它最著名的代表可能是蒙田和塞涅卡（Seneca），出于一定程度的公平，尚可追溯至苏格拉底。[4]事实上，《论科学和艺术》一字不差地（in extenso）援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的相关段落，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对苏格拉底称赞无知的回想占据重要位置。不过，仅仅把这段引语还原到它原来的文脉中就能认识到：《论科学和艺术》与这一相关传统之间有着最为显著的差别。卢梭引用苏格拉底对诗人和“艺人”的谴责，可是，他未能引用苏格拉底对政治家的谴责。[5]与苏格拉底“赞扬无知”时不同，卢梭“赞扬无知”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民主派或共和派的政客或政治家，他甚至是受到共和派或民主派的鼓动：他抨击启蒙运动，把它视为专制制度或绝对君主制的基石。[6]

卢梭的观点不无道理。有两个人，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一向被公认为专制制度在近代最伟大的卫士，他们都同意启蒙是绝对君主制的柱石。只要想一想卢梭对其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予以痛击的启蒙运动的看法，即可明白这一点。他认为这场运动本质上敌视宗教信仰，[7]由此可知，他把启蒙运动视为专制主义柱石的含义是：专制主义与自由政体的区别在于前者能消除宗教信仰。马基雅维里不就说过吗，自由的国家（free commonwealth）反而绝对需要宗教，甚至把宗教视为最强大的纽带，对君主的畏惧倒可以取代对上帝的畏惧。马基雅维里在同一语境下还说，贤明的罗马帝国时代，而非罗马的共和时代，才是黄金时代，那时人人都能坚持和捍卫自己喜欢的任何意见。[8]至于霍布斯，他的政治要求只有在绝对世袭的君主政体中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落实，他教导说，文明秩序基于对暴死而不是对“看不见的力量”（即宗教信仰）的畏惧。畏惧看不见的力量当然会削弱畏惧暴死的效用，所以，霍布斯提出的整个方案即便不是为了消除前一种畏惧，也是要弱化它的作用；霍布斯的方案所要求的这种人生观的剧烈转变，只有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才能实现。被霍布斯尊奉为高于其他一切政体的绝对君主政体，严格说来只能是启蒙之后的且又在启蒙中的君主政体。[9]

卢梭抨击专制政体的依据，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提供的，该书约在卢梭构思《论科学与艺术》的前一年问世。孟德斯鸠把作为专制原则的恐惧与作为民主原则的德性相对照。他把这种德性描述为政治美德——即爱国主义或热爱平等，并且明确地把它跟道德美德（moral virtue）区分开；但他又不得不暗中把政治美德等同于道德美德。[10]可以说，孟德斯鸠从古典时代找到了德性的天然故乡，他把现代君主制中臣民的“狭小心胸”与古典时代国家公民的博大人格相对照。[11]他强调古典政治科学和现代政治科学的对立，前者以美德为取向，后者则要从经济中寻找美德的替代品。[12]他大谈民主原则与禁止奢华、禁止过度自由及妇女权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3]孟德斯鸠指出，培养卓越的才华并非民主制度的第一需要，甚至根本不是它的需要。[14]他着眼于一个健康且蓬勃的共和政体的要求，质疑“纯理论科学”和“沉思的生活”。[15]

卢梭必须从孟德斯鸠对民主或一般共和政体的分析中抽离，必须把孟德斯鸠某些未明示的要点讲清楚，才能得出《论科学与艺术》的论点。确实，他如果不偏离作为一个整体的孟德斯鸠的教诲，或不去批判孟德斯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6]因为，孟德斯鸠虽然赞赏古典时代的精神，但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摇摆于古典共和政体与现代（有限）君主政体之间，或更确切地说，他摇摆于古罗马所代表的共和政体与18世纪英国所代表的共和政体之间。[17]这种表面上的摇摆，乃因孟德斯鸠意识到，作为政治原则的“德性”（virtue）有着内在的问题。德性的要求与那些政治自由的要求并不一致，事实上它们有可能相互对立。对于德性统治的诉求，可能无异于要求大面积干涉公民的私生活；这种要求很容易与人类放任自流的种种任性和弱点发生冲突，而孟德斯鸠似乎已把这些视为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观察使他断定，德性的要求必须受制于“审慎”的考虑，因而，他把立法者的德性等同于适度（moderation），尽管在他看来，这种德性次序较低。从有别于德性的自由而言，孟德斯鸠更喜欢英国的制度而非古典时代的共和政体；从不同于德性的人性来看，他则更喜欢商业共和国而非军事共和国。因此，孟德斯鸠转向或者说返回现代立场，即试图从商业或封建荣誉观所培养的精神中寻找德性的替代物。[18]在返回或修订现代原则方面，至少卢梭从一开始就拒绝追随孟德斯鸠。因此，卢梭虽然对德性仍抱持信心，但并未显示出断然拒绝促使孟德斯鸠转向现代性的德性批判。

无论如何，这种说法不会有错：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首先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这是一个共和党人能够从孟德斯鸠对共和政体的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卢梭的矛头毫不含糊地且挟着暴怒进攻，不仅指向奢靡和现代政治的经济取向，还指向“科学与艺术”，他认为，科学与艺术既以奢靡之风为前提，又滋养了奢靡之风。卢梭尤其抨击科学或哲学，他认为，就表现和效果而言，科学或哲学在本质上与社会的健康、爱国主义、智慧或德性水火不容。他异常坚定地赞扬斯巴达人对他们中间的艺术和艺术家，学术和学者毫不宽容，他甚至称赞奥玛尔（Caliph Omar）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典藏付之一炬。[19]他认为科学同样是不道德的，现代科学甚至比异教的科学更危险。卢梭没有谈到现代科学的特殊品质是不是来自其根源性的特殊性质，他仅限于指出：科学之前通常是无知状态，而现代科学之前是一种比无知更恶劣的东西，即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他把从经院哲学下解放出来并不归因于宗教改革，而是追溯到“愚蠢的穆斯林”（君士坦丁的征服）。[20]他认识到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与政治德性之间的区别，它们甚至可能是对立的，因此，他本着后来抨击文明社会的精神，不时赞扬野蛮人的生活。[21]《论科学与艺术》的立论基础，无非是历史归纳和哲学推理，即完全可以由“自然理性”获得的思考。虽然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抨击与圣经传统中的观点部分一致，并且也偶尔提到这些观点，但他的论证肯定不是以具体的圣经信仰为基础。[22]甚至不能说它是建立在自然神学的基础上。卢梭在介绍他的重要权威人物之一时，几乎言之凿凿地称其为多神论者，并且暗示，清白无辜的状态（the state of innocence）的特征就是多神教。[23]当他以科学对宗教信仰有害为由抨击科学时，心里想到的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即那种仅仅作为社会纽带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