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说科学与社会不相容是一回事，说科学与德性不相容则是另一回事。假如德性从本质上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话，后一个论点可以从前一个论点推导出来。无疑，卢梭不时把德性等同于政治德性。但是仅从他有时以德性的名义抨击公民社会，赞美原始人的德性这一点，即可证明他将政治美德与另一种美德区分开来。[57]这并不是说他以德性的名义抨击科学仅仅是一种夸张，因为至少可能表明他对两种美德的区分只是权宜之计。在其后来的著述中，卢梭对“善”（goodness）和“德性”做了明确区分：善属于作为自然人的人，而德性或道德属于作为公民的人，因为德性本质上以社会契约或约定为前提。好人不同于有德之人，好人只是对自己而言是善的，因为只有当他从善本身获得愉悦时他才是善的，或者说得更为通俗点：若不能从中获得乐趣，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当一个人是自足的、“孤独”或不需要别人的，并因此获得绝对的幸福，就此而言他才是善的。所以，一个只有善而没有德性的人不适于社会或行动。最为重要的例子是：那个孤独的沉思者（contemplatif solitaire），他在由纯粹而超然的沉思——譬如像泰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58]那样研究植物——带来的享受和狂喜中获得完美的幸福和神一般的自足。这种人就是哲人，就他只关注学习而非教导来说，哲人是无用的社会成员，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快乐，“凡是无用的公民，都可被视为有害的（pernicious）人。”[59]

这里顺便指出一种稍有误导性的说法，即在卢梭看来美德是积极的品质，而善仅仅是消极的品质。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一种善，这就是前社会的或原始人的善，他们是“愚蠢的动物”。这种善并不完全适用于好且兼具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活得不积极，甚或生活得很“闲适”，这意味着他已然从积极生活的催逼中抽身，转而投入到孤独的沉思中。换言之，如果不记住下面这个事实，便误解了卢梭的自然之善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处于人性对立的两极（原始人和智者），他们作为自然人，作为自足的存在，或“数字上的整数”（numericalunits），又共同属于一种中间类型——公民或社会人，即受到各种义务或责任约束的人——他只是一个“分数单位”（fractionary unit）[60]。卢梭自传式声明的作用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自然人或好人的典范（并且为其辩护）——自然人或好人是（或者正变得）聪明却没有道德。

回到我们的论证上来，在创作生涯之初，卢梭就以日内瓦公民的身份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抨击哲学或科学，这正是极端自私地追求愉悦。[61]在《孤独漫步者遐思录》的结尾，他坦承自己一直是个无用的社会成员，从未真正适应公民社会，只有在孤独沉思的快乐中，他才能找到完美的幸福。在《孤独漫步者遐思录》中，他隐晦地提到自己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暗示的，有关社会与肉体需求之间联系的论述。卢梭说，任何与其肉体利益相关的东西都不曾真正地盘踞心头。但是，即使在那里，或者说正是在那里，卢梭觉得有义务面对社会的审判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他要解释：种种不幸是如何迫使他接受真正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并因之获得他的幸福——人们的怨恨（malice）使他与世隔绝，想象力的衰退让他与美梦无缘，咀嚼个人遭际的恐惧令他停止思考，因此，他才沉浸在植物学研究带来的甘甜淳朴的快乐中。[62]卢梭现在承认，他本人——日内瓦公民——现在是一个无用的公民，且向来如此。他不能再大度地允许社会把他视为一个有害之人：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说，“无用的公民都可以被视为有害的人”，而他在《孤独漫步者遐思录》中却说，他的同代人做错了，不是错在把他当作无用之人赶出社会，而在于把他当作有害的成员逐出社会。因此，对于他的中心论题，卢梭最后要说的话似乎是，科学与公民身份固然不可调和，但社会可以容忍少数毫无价值的人生活在它的边缘，只要他们确实无所事事（idle），不用颠覆性的教诲去搅乱社会——换言之，只要社会别去管他们，或别拿他们太当真即可。[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