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过后
升学风波后，萧红开始生病，在郁闷中度过一年中的整整三个季节。每一个日出和日落里，都氤氲着她日渐虚弱的渴望，宛若游丝，却不曾间断。在她心口的伤裂处，生长出许多第一次才有的苦涩难耐的情绪。
痛苦，锥心尖儿的痛。在黑暗的笼罩中，她无尽地渴望一丝光明，像一条渴水的鱼。
无奈，有心无力的反抗，让她真实地眼见自己的弱小，和无法掌握自己人生的痛苦。
升入中学的同学不断给她送来学校方面的信息，诱惑化成了蔓藤，啃噬着她的灵魂，又妄图摧垮她的身体，就这样，萧红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最痛的还是心，最严重的时候，她不仅仅是身体备受病痛侵袭，更是感到了生命的无力。她想悲悯自己，却终明了，悲伤沉郁都只是徒劳。
一朵倔强的花，注定不会轻易在痛苦中凋落。越是困难重重，她就越是要走出一条路来；越是黑暗笼罩，她就更加渴望光明。
到了正月，新学年即将开始，她在绝望中再一次反抗。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她血液里，瞬间迸发出了神奇的力量，脸色虚弱苍白，眉宇间却凝聚着一种强大的能量。
萧红果决地告诉父亲：如果不同意她上学，她将要去做修女。自毁后生来与父亲对峙。父亲最在意自己的脸面，萧红如此做法正是她所能做到的最能让张家丢尽脸面的事情。
这样的决定，对于作为教育界名流的家长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上流社会就是这样，他们在世人面前浮华的掠影，远比什么都重要。掏空金钱，掏空人性，也要把面子修整得光鲜靓丽。这一次，萧红正是抓住了家族的脸面这个把柄，她要撕破这张华丽的面具，父亲自然不许。上学的事情，也就无奈依了她。
据说，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张选三已经将她许配给了呼兰游击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
萧红的父亲身在教育界，对大都市中青年学生自由恋爱的风气不会不了解。他知道，只要到了那样的环境，就将无法羁勒一颗少女的心。可是，萧红出家的意向，是非常可怕的，他知道，萧红这话，没有半点虚假。如果她真要实行起来，他谋划好的一场政治联姻将毁于一旦，而且会将他这个教育家的社会资本消散于无形。因此，僵持到了最后，还是让萧红胜了一筹。他想要暂且将她稳住，等着他日将她婚嫁，也算是成了。
萧红终于在1927年的秋天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哈尔滨，进入了“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就读于初中部。
这座辉煌的省城，这个崭新的校园，是她无数次梦中呼唤的渴望，如今她终于得以踏入其中，内心自然充满了喜悦。可在经历了这一次家庭的斗争后，萧红却孤独起来再不似往昔欢快。她的眉眼之间，总是涌动着几分愁思，让人看了忧伤。
再后来，萧红的朋友回忆初识她的时候，觉得她总是沉默寡言，非常内敛，总是给人不易接近的感觉。骆宾基写《萧红小传》，也说到她平时很少说笑，有些孤独。
这一次斗争成功，却耗尽了她心中的阳光和快乐，并且所有补给仍然来自她所憎恶的家庭，这使她感到屈辱。她始终走不出家庭的阴影。好在，这一次她是走出来了，暂且算是挣脱。落脚在这个她在抗争中梦寐的“东特女一中”，想来也是幸运了。
“东特女一中”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学校，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处环境幽雅的俄式住宅区中。书香袅袅，牵引着萧红悸动的心，初来时，她感受到了一种回归，心中一片宁静而悠远。
学校吸收西方新鲜前卫的办学理念，又聘请了一些思想前卫的新潮教师，也非常重视体育。在学校里，有五个女生，因为在体育方面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被称为“五虎将”。进入这样一个学校，萧红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在中国，20世纪有两次革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圣殿；再次是新文化运动，以现代白话文清扫古旧的文言文，实质上是前者的一个延续。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打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白话报刊一时蜂起，新型知识分子在不同的精神文化领域里采取一致的行动，猛烈批判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里掀起了巨大浪潮，摧毁了许多旧物，那些顽固的东西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中脆裂。新思潮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在那些青年学生心中生根，时时鼓动着他们迈开走向新路的步子。
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也吹过了哈尔滨，冰层之下，自由的生命在觉醒，在梦境的边缘开始涌动。学校，则是最先苏醒的地方。
哈尔滨的碧瓦红墙，掩映着萧红最开始的故事，也托起了她的自由梦。她的身躯虽然被锁在了命运中苦楚挣扎，但她的灵魂沐浴着新思潮的风雨，被引向更自由的天际。
当她挣脱家庭的束缚远走高飞，哈尔滨成了萧红的第一个落脚点，却未必是终点。没有了家的根基，她成了无根的浮萍，随着命运的风雨烟云流离辗转。
课堂之上，萧红欣喜于手中的课本为她打开世界的窗口，让她看到了远方的风景，让脚下的道路变得日渐明晰。
她深深地记得，是怎样艰难的一番斗争才使她赢得这样一个难得学习的机会。而在这场抗争里，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必定是要用好所有的时间，“武装”好自己，维持自己抗争的胜利。
萧红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读书，抄笔记，与其说是出于青年的求知欲，毋宁说是为了抗拒和克服来自家庭的压力。
家，对于萧红来说，已无温暖可言，在同学身边，萧红却得到了几分难见的温情。同学的友善也让萧红感到欣喜，她有了几个亲密的伙伴，且都是有理想的青年。她同时欣喜于教师的博学与温厚。
多年过后，她一语情深道：“墙里墙外的每棵树尚存着我芳馨的记忆，附近的家屋唤着我往日的情绪。”
这所学校校风是开放的、活跃的。在这里，她才能真正地感觉到自由的呼吸，她感觉到生命通透的觉醒。
萧红的绘画和文科课都很好。平日里萧红性子沉默内敛，也只有沉浸在绘画和文科的课堂中时，才能见得她的光华和神采。
绘画教师高仰山是吉林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从母校带回来的，不但有着现代艺术的革新色彩，而且带有当时上海的一种“普罗”气息。当那气息扑面而至之时，萧红的心中也升腾起一种宁静的向往。
也就是这样，在高仰山的感染下，萧红萌生了绘画的兴趣，而且愈来愈分明地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华。在色彩的舞动中，她仿佛看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女画家，在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里旋舞飞转。那是一种至美的陶醉，亦是一种忘我的幸福，能让她漂浮的灵魂暂且安宁栖息。
或许是因为萧红个性使然，她在绘画上也显现出了不寻常之处，称得上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另类，不在别的，只在于她的眼光。
这里的课外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这让萧红感到非常充实。她在学校里，曾经多次跟随美术小组去野外写生。那种感觉极为惬意，萧红心中也萌出了一个画家梦想的芽儿。后来画家梦虽未能圆，对美术的喜爱却贯穿了她丰富的一生。
临近毕业的绘画课最后布置的作业是室内写生。高仰山在教室里置放了许多静物，除了常见的水果、花卉、陶罐之外，还有骷髅，供学生选择摹绘。可偏偏萧红一样也没选上，跑到老更夫那里借了一支黑杆的短烟袋锅子和一个黑布的烟袋，搬来一块灰褐色的石头靠在上面，开始作画。高仰山十分欣赏，给取了一个画名，叫《劳动者的恩物》。
一个漂亮的名字，描摹的物件并不鲜亮，而在色彩交融里，却可见她熠熠生辉的灵魂之光，在众多按照绘画程序完成的静物画作业中，唯有这幅画有爱的流露，跃动着鲜活的情感。
除了绘画之外，萧红还特别喜欢历史课，授课的是新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姜老师。姜老师来自新思潮引领地的北京，且又年轻，没有半分的迂腐气，学生们都很亲近他，再加上在课堂上，除了课本内容，他还夹带讲些世界的珍闻，每一个学生都被他深深地吸引着。
姜老师的文学修养也相当丰富，向学生介绍了不少新文学作品。萧红就曾经从他那里借过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和《石炭王》这两部翻译小说。在萧红看来，这位魅力十足的老师，就是北京的一个符号，她从他举手投足的迷人气息中窥探着北京城的神秘气息，掩映而生的，是她心中神圣的向往。就这样，一个身在哈尔滨的小城姑娘，不觉间已经将灵魂的脚步迈向远方。
如此，漂泊似已成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