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旧梦

呼兰旧梦

据说,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曾经找过萧红,请她教授一两节文学课,她谢绝了。

要写作,就必须赢得支配自己的自由,所以她主动远离了重庆文艺界。在萧红看来,写作是个人的事,是要在独立的房间里进行的,种种文艺活动,实际上与创作毫无关系,而且会对写作造成损害。

在武汉,她曾经参加过两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她的意见就相当的孤立。关于文学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是时代中的作家个体,强调对生活的积淀及其思考。

这时候的萧红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权威的证明,因为她自己已经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她心中对于权威的信仰,已经随着萧军逝去了。所以,在返回故乡呼兰河的同时,她要重现她的生命、她的生活、她的少为人所知的人性的方面。

一个人,只要怀着人类的梦想,内心充满自由、爱和温暖,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抗争。

她一而再地回到这样一场斗争里。呼兰河和鲁迅,凝聚了人类的苦难、爱和抗争,也在此时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回忆和写作使她充实,她愿意让自己陷入其中。在实际生活中,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并不能使她感到快乐,而是让她感觉愈来愈疲乏、痛苦和沮丧。

几个月来,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文化人又开始陆续向周边或远处撤离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在各自写他们的长篇,然而城市上空的警报却一次又一次的在鸣响。这对于萧红来说,是满载着恐慌。

这时,孙寒冰来找端木蕻良,希望他去香港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在港的东北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周鲸文也邀请他去香港办《时代批评》。他的小说《大江》也正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那也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可以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到香港去。

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从异乡到异乡,她的一生从未停止过漂泊。

香港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这时的萧红如同耀眼的明星,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作过多次关于抗战、妇女问题和文艺问题的讲演。

社会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三月间,她还曾起意编辑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名目就叫《鲁迅》。在她的计划中,这刊物有长篇,有短篇,也有散文和诗,但一定要每期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她想到三部分的工作,一是收集稿子,二是弄出版关系,最后还想由自己去弄钱。其中重要的是组稿,为此,她还特意写信给许广平,希望得到具体的意见。

到了下半年,香港因不时传出日本南进的消息而呈现出紧张气氛,每到这时,她就立即写信说正在购机票准备回重庆,要梅志帮忙给她先找房子,但紧张气氛一过,她又以写作或生病为理由延宕下来。萧红始终陷在焦虑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她也有信给靳以,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切之情。

萧红对白朗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状况: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她在寂静中独自享用孤独,一颗心缱绻在忧伤里,无法愈合。然而,她还不到三十岁,还未来得及绽放,却已行将枯萎,以最沧桑的姿势面对生命。

端木蕻良依然风流倜傥。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

端木蕻良的做派使萧红对他越来越反感,他们的感情悄悄地走向了陌路。

端木蕻良一直认为萧红的病情“没有太多症状”,没有像萧红向朋友们所倾诉的那样,他只看到她喜欢喝酒抽烟。没有了情感的牵系,也就再也看不到她灵魂深处的样子。

表面上是一对爱侣,实际上已经是形同陌路,彼此默然。

同端木蕻良的结合,是萧红最无奈的选择。萧红不是没有想过要挣扎,因为早在重庆的时候,萧红就产生过离开端木蕻良的念头,然而,最终她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在饱尝了孤独之苦后,她迫切地渴望一个伴。她自觉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她是女人,而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哪里都有“封建”这个罪恶力量的存在。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逃不出男人的天罗地网。

这是萧红同骆宾基谈话时说到的理由,简单苍白,注满了生命的无力感。她深深地渴望着爱,就算爱所剩无几,她也不忍心割舍掉。

从重庆到香港,是萧红对爱与自由的最后追逐,然而,她却时时被情感牵绊着,得不到自由。她是矛盾的,一生都在逃,都在追,逃离苦难,追逐爱,在失去与获得中挣扎。

从萧红跟朋友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她是时时计划着返回重庆的,端木虽然也计划着离开香港,未来的落脚点却选择了昆明。不同的路线,已经很显然地表示出了各自的心意。

次年,萧红还曾作过一次逃离的尝试。当她从史沫特莱那里获知日本进攻香港的军事动态之后,即动员来港的茅盾和她一同去新加坡。一是为了安身,再则也是为了离开端木蕻良。在这份情感中,她始终没有找到救赎,又一次满载了失望。

茅盾事后回忆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借由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寂寞是一朵妖花,在萧红痛苦的心中,艳艳地绽放,狠狠地吸着她心头的血,使她的灵魂一次次痛苦地喊叫,渐渐苍白。

一生逐爱流转,却终在时光里啃噬孤独。她加紧写作,这是她最畅快的情感出口。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她才清醒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1940年,她出版了几种著作,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接着又写了短篇《后花园》,纪念鲁迅的哑剧《民族魂》,长篇《呼兰河传》也终告完成。1941年她写下短篇《北中国》和《小城三月》,后者是在病枕上写成的,还连续发表长篇《马伯乐》,然而,随着她的病情加重,她的写作也不得不停止。

《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是一条心路。

呼兰旧梦,再回首,往事幽幽如风,在每一刻寂静光阴里吹拂着萧红的心。呼兰是她生命最初的地方,也是她最初的伤痛所在。

她没有为时代高唱战歌,而是寂静地为广大劳苦的人们深深呐喊。

萧红知道,呼兰河的土地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她在聆听呼兰河的倾诉,为这片土地代笔,静静地讲述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