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漂泊
上海，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它毁了一个个蓬勃如新的好梦，又成全了一个个惊艳的传奇故事。
霓虹灯里闪烁着欲望和繁华，山海人潮中涌动着一颗颗追梦的心。
上海，不管你来去，不管你悲喜，它兀自地繁华着，忧伤着，在留声机咿呀的曲调中，看着浮生的罗香梦影。
三个人初到上海，心中升腾起万般感慨。这座城市，太过繁华，像个梦境，他们却能清醒地感知。
一行三人先是在码头附近的一个廉价的客栈住下，然后分头去找朋友和租房子。
梅林搬到上学读书时的同学那里。这个在北方海洋地带生活惯了的人，走进亭子间的他，如同困兽，在那里住了一夜便又回来找萧军和萧红。
萧军和萧红租住的房子在新建的一排砖房子的楼上，有着黑暗的楼梯和木窗。往窗外望去，是一片碧绿的菜园，空气十分清新。
“你们这里倒不错呵，有美丽的花园呢！”梅林称赞着。
萧红手里拿着一块抹布，叉着腰，装出一副很庄严的样子说：“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梅林看了看她那伪装的脸色和傲视的眼神，又看了看萧军紧闭着的嘴唇，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贫困的生活，苦中作乐，这样的姣好光阴，尤为珍贵。
每个人都一样，当时光匆匆划过，当记忆泛着淡淡微黄，回忆里的欢声笑语，经过岁月的发酵，格外甘醇、甜美。
一段韶华回忆，是当时正美的风景。
今人在回忆，当事人正在经历。
一个老旧的房屋，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观者拭目以待，亲历者徐徐开启。
在萧红看来这个小房子和繁华的上海，看上去是极其不相称的。地板是用粗木板拼缀起来的，粗糙得很。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张木椅，都是房东出借的。墙壁上又挂起了萧红用炭笔画的萧军的背面画像，是一个穿长袍的人坐在高耸的建筑物下面弹琴，处处都散着老旧的气息。以另一种眼光看来，这样的陈旧，正是繁华的另一个极端，如此冲突的陪衬，却是最融合的映衬。
安顿下来之后，萧军立即给鲁迅写了封信，渴望有见面的机会。他们心中有太多疑问和迷茫。
两人一边等待消息，一边投入写作。
灵魂的花火翩翩起舞，生活的苦难都湮灭在了文字的海洋里。他们把作品投寄了出去，像是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厚厚的信封里装着他们沉甸甸的希望，他们渴望稿件被采用。
等待的光阴总是会被拉长，也拉扯着人心，幽幽地变得焦躁而疼痛起来。
但等待却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见退稿，只有死寂一般的宁静。这种无声无色的力量，更能蚕食人心。
那一袋面粉一天天地低下去了，萧红的心也渐渐地沉了下来。一袋面粉，支撑着他们的希望。而无声的回应，使得他们内心的烛火连同面粉渐渐消耗。
梅林会不时地到拉都路这里，一来就问作品的情况，替朋友感到焦急。“听说上海文坛就是这样的，”他说，“但是，那面粉袋子再低下去怎么办呢？”
除了有些干涩的安慰，他也同样是无能为力。
萧红是个善感的人，听了梅林的话，她的大眼睛闪动着，润湿而激动。萧军背着手踱了几步，用他习惯使用的顽强的语气说：“前途永远是乐观的！”他们就是如此，靠着信念和乐观熬着苦难的生活。
鲁迅的回信很简单，关于见面，说“可以从缓”。再写一封信过去，虽然回信也很快，却仍然说是“有看见的机会”而已，看来还得延宕下去。
《八月的乡村》在青岛时已经脱稿，本来正好趁暂时无事可做，把它修改出来，但是，萧军根本无心动笔。他感觉如同走在一条看不见光的路上，甚至想烧毁它，以此结束那段灰心的记忆。然而，萧红是万般不肯的，笔下生出的每个字，就算没有人欣赏，也值得自己珍惜。因此，萧红一次又一次地鼓励着萧军把稿子完成。
与其将其毁灭来作为一种告别，萧红更愿意把它完成，以此来作一个了断。
转眼间，已入冬季，上海的冬天，让萧红体会到了另一种寒冷。在北方墙壁和屋顶都是加厚的，还有双层窗子，那样再凛冽的寒冷也可以抵挡得住。而在上海，却是完全不同。
寒风从四面侵入，无孔不入。萧红披着大衣，流着清涕，时时搓着僵硬的手指，在油印纸上逐字逐句地把《八月的乡村》誊写完成。
萧军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们像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我本要用我们余下的十八元五角钱做路费再去当兵，在上海卖文章的梦，早就不做了，只是想把我们写下的两部稿子留给他，随他怎么处置。不过在临行之先，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谁又知在这里连见一个面也还是这样艰难！”
繁华的城市，生疏的天空，在希望与失望的颠簸中，他们迷茫着。他们渴望一个精神的引导，却是格外艰难。他们不知道，当时的鲁迅处在一种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中。
自柔石死后，鲁迅的生活已经进入半地下状态，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暗杀之后，他的名字，又上了“该死之榜”。
一个决心与政府为敌的人，必然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不问而知，这是要累及文字的。在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他的文章往往得不到发表，已经出版的著作，也大都同许多左翼文艺书籍一样，遭到禁毁。
青年的变化，在鲁迅看来是充满担忧的，这在清党的时候，贩人头者自不必说，就是文学青年，也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到了左联内部也同样如此。因此，对于青年，他也是都逐渐采取回避原则。
只是，他根本无法摆脱“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旧梦的纠缠，仍然禁不住青年的诱惑，他要在青年身上挖掘出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