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战争时的热火岁月
1937年7月7日。民族战争掀起了新的一页。
8月12日夜晚，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带了一只小猫来萧红家，告诉他们日本即将开战的消息。第二天清晨，鹿地亘就来了。他证实了池田的话，用中国话夹着日本话，一边打手势，一边讲述目击日军开枪射杀的事实。他说：“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
次日，他们搬到许广平家里去住。在萧红这边不方便，邻居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人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曾经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的夹攻之下，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陷进去。
萧红去看他们时，鹿地亘劝她参加救亡团体，鹿地亘还说他们现在在写文章，以后还翻译成别国文字，有机会还要到世界各国去宣传。
他的一切言行，萧红都看在眼里，她觉得他们俨然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这使萧红十分感动。因为，当下有许许多多流着华夏民族血的人在干着卖国的勾当，而这对日本夫妇却在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感动之余，她又觉得格外地讽刺。
两三天过后，萧红又去看他们，他们已经不在了。许广平说，他们前一天下午一起出去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至于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一连几天，萧红都在打听他们的下落，然而一点消息也没有。
一个月以后，萧红正在家里准备午饭，有一个从前认识的人进来，告诉她说，鹿地亘夫妇昨夜又回到了许广平家里。萧红听了，正在替他们高兴，但接着听他说下去时，就不禁痛苦起来了。他们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人非要赶走他们不可，因为住着日本人，怕被当作汉奸看待。住在许广平家里是很不便的，外界已经谣传她家是一个能容二三十人的机关，而且她又正做着救亡工作，怕被日本暗探注意到。
在萧红的帮助下，最后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德国医生处。
在那里，没有人敢去看望他们，只有萧红和萧军常去，萧红去得最多，这使在寂寞和恐怖中度日的鹿地夫妇非常感激。
那天，按约定的时间萧红迟到了，池田不在屋里。鹿地亘见到萧红，立即在桌上摸一块白纸条，摇摇手之后在上面写着：“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直到五点钟才走。”萧红最受感动的是，他在纸条上写着“我已决心被捕”。
那时候，他们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证明书还没有消息。在租界里，日本是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的。然而，要脱离租界也不行，到了中国地面，又要被中国人误认为是间谍。
萧红感到，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萧红当即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她要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在一起带回家里保存。这样一来，他们帮助中国的事情，就没有了证据。鹿地亘为此非常感动。
萧红去世以后，许广平在一篇追忆文章中特别提到萧红为鹿地亘夫妇所做的一切，把这称作“一件侠义行为”。她写道：“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地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在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韧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萧军晚年回顾他与萧红的关系时说：“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萧红确实有着林黛玉般的脆弱、善感的一面，但也有着史湘云、尤三姐的倔强、刚烈、侠义的一面。
她对鹿地亘夫妇的救助，本不是一般柔弱女子会做的。在关键时刻，许广平看到而且惊叹她身上发出的炫目光彩，而萧军，这个她深爱的人，却始终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有她所有的不好，她的孤傲，她的脆弱，她的懦弱……
当她的好不再是好，当她的光不再在他的眼中映现，也便不需要再多言辞的离别。因为，在灵魂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一对爱侣。已经生生分离成了两个人。曾经爱过，现如今各奔向天涯。
战争不断，中国人民群情激奋，在国仇家恨面前，萧红也暂时将她个人的情感放下。
金剑啸殉国的消息传来，萧红深感悲愤，随即写成悼亡诗《一粒土泥》，接着，又写下《天空的点缀》《火线外》二章——《窗边》和《小生命的战士》，都是燃烧的火一样的文字。字字烫心，句句热泪。
萧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事务。她希望尽力把新闻报道收集得更齐全些，校订得更精准些，把属于自己的部分做得更完善些，不要留下遗憾。做这样的工作她愿意十足，这可以让她一次次地回忆着那些温暖往事。
上海战事发生以后，许多刊物停刊了。胡风计划筹办一个刊物，约请萧红和萧军等一些作家商谈，端木蕻良也在其中。关于刊名，胡风原先拟定为《抗战文艺》，萧红建议改为《七月》，既有象征意味，又有诗意。最后，萧红的建议被采纳。然而，命运周转，好景不长，上海即将沦陷，《七月》半月刊出版了三期即告停刊。胡风决定将刊物迁至武汉，并邀请其他同人也迁往那里，坚持将刊物办下去。
萧军和萧红最先撤退。9月28日，他们从上海西站乘火车出发了。又一次离开，两个心中各有感慨。
下了火车，萧军和萧红转坐轮船，驶往江汉关。
入关前，要进行例行的检疫。当检疫船靠近时，他们意外地发现检疫官是哈尔滨时代的朋友于浣非。他是东北人，也写诗，笔名宇飞。通过他的介绍，他们认识了船上的一位诗人蒋锡金。
蒋锡金是江苏宜兴人，1934年到武昌，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职。抗战开始以后，在汉口与冯乃超、孔罗荪合编《战斗》旬刊，又与穆木天合编《时调》半月刊。
宇飞告诉蒋锡金，他们就是萧军和萧红，要在武汉长住，由于太多难民涌到武汉，住房紧张，问蒋锡金有没有办法安置。蒋锡金当时还没有读过两人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他们的名字是知道的，在上海一些刊物上也读过他们一些文章，多少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于是答应把卧室腾出来给他们住，自己住书房，而且不收房钱。这样的盛情相助，对于萧红和萧军来说的确是一件天降的喜事。
萧军、萧红随即搬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寓所。萧红庆幸，也有些迷惘。她内心深深地明白，在武汉，她一样只是个过客，这里并不是她最终的归处。然而，未来她将去哪里，她不知道。前路迷茫，每一个正在成长的人都会经历这种心情。
三个人在一起生活，互相照应着。萧红忙完家务，正好利用书房的桌子写作。这时，她写的是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呼兰河传》。
第一部才进入第二章，蒋锡金读了，惊异于框架的宏大、调子的舒缓、乡情的深阔，仿佛无须河岸、码头，登船就立即到了茫茫海面，既不见人物，也迟迟不见情节发生。他不知道萧红将怎样写下去，但是告诉她，他心中是充满着狂热的期待，他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作品的。他要萧红一定要写下去。
这时她的另一个知音张梅林也来到了武汉。他住的地方离小金龙巷不远，所以常来看萧军和萧红。
三年不见，张梅林发现萧红的脸色似乎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握手也是西洋式的：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
接着，端木蕻良也来了。萧军与端木蕻良是辽宁老乡，是他写信邀端木蕻良前来的。他的热情有点过，端木蕻良来的头一个晚上，萧军甚至邀他同睡一张床，三个人一起过夜。蒋锡金觉得这样很不便，第二天到邻家借了一张竹床、一张小圆桌，让端木蕻良住进书房里。
从此，房门钉上了一张卡片，写着三个人的名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
张梅林初次见到端木蕻良，印象很深刻。长头发，背微驼，脸色黄白，声音嘶哑，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还有长筒靴子。他走了进来，从瘦细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我的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试着戴上那手套，率直地大声嚷着他的手真细呀！
萧军坐在一张木椅上，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萧红许久以来最忙碌，也最感快乐的日子。忧愁渐渐地被冲淡了，她的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状态也恢复得很好。
她参加了蒋锡金为电台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出席《七月》同人的聚会和座谈，在家里忙大家的饭食、洗衣服，只要有空隙就写她的呼兰河。当时的萧红无法预知这一部《呼兰河传》会给她带来怎么的影响，但是，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在告诉她要将这部作品写下去。仿佛是呼兰河的召唤，仿佛是命运的催使……
《呼兰河传》以闭塞的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那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性格。那里，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像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
呼兰河上，这里有她最美的梦，最深的痛。
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经常在一起开怀畅谈，而遇到蒋锡金不出去的时候，四个人就更加热闹了。他们有时就起兴唱歌，唱中国的歌、外国的歌，萧军还会唱京戏、平戏和大鼓书。或者跳舞。萧红和萧军都会跳却尔斯顿舞，还会跳萨满舞。
热闹的气氛里，萧红变得鲜活起来，她不再是那个满载悲愁的女子，而可以大声地欢唱，开怀地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