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作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时间，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立前清废帝溥仪为皇帝。东北陷入了殖民主义的黑暗与恐怖之中。
一片风雨潇潇，新生力量在黑暗之下涌动，他们随时准备着，破除黑暗。
跟着萧军，萧红认识了一群朋友，有中共地下党员、思想激进的青年，也有国民党员、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经常到画家冯咏秋的住宅聚会。因为窗前满种着牵牛花，夏天爬遍了门窗，大家管这屋子叫“牵牛房”。
在这里，萧红点燃了社会热情，唤起了被压抑已久的创造的欲望。她燃烧的心在蠢蠢欲动。她渴望被了解，也同样深情地渴望一个新的世界。
萧红把这段时间，亲切地称作“几个欢乐的日子”。快乐，之于萧红来说，是一种久违的心情。曾经深陷苦难之中的她，是不敢奢望如今的情境的。
罗烽、金剑啸等人组织了一次“维纳斯助赈画展”，用义卖的钱款救助灾民。参加展出的有当地知名画家，也有萧红。萧红画了两幅小小的粉笔画：一幅是两根萝卜，另一幅是萧军的一双破鞋和两个杠子头，体现了一种平民主义的艺术品格。
画展十分成功。《哈尔滨五日画刊》为画展出了专号，萧军、方未艾写了画评，许多文化人也写了文章。大概从中受了鼓舞，萧红还提议组织一个画会，但在重重阻碍下，这个提议最终流产了。
他们一群人又组织了一个剧团，叫“星星剧团”。罗烽负责事务性工作，金剑啸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主要演员有舒群、萧军、萧红、白朗、刘毓海、徐志等人。萧军扮演的是辛克莱的《小偷》中的小偷，萧红在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中扮演害病的老妇人。每天，他们都很认真地读着剧本，直至夜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为了做好一件事情去努力，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和快乐。艰辛和疲累固然会有，而从中收获的快乐也是无穷的。
三个剧排了三个月，也去影戏院试演过，但因为条件不合，没有公演。这时，日本人在道外逮捕了很多工人，剧团中的徐志也突然失踪，于是，剧团就此解散了。没有当初期望的成功演出，每个人心中都带着些许遗憾，但是在一起奋斗的过程中，他们都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之后萧红只要有空仍然往这里跑，这里对她是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青春共和国，疯狂的幻想、友爱、冒险精神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每一个人总会有无奈和寂寥的时候，那种生命的无力感会使人丧失对美好事物的追逐。
每一个人都渴望大逃离，跳出自己的世界，挣脱心灵的桎梏。很长一段时间里，萧红都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和烦恼之中，而后，她终于走出来了。
这样的一次画展活动使得萧红终于走出了她那一片狭小的天空。她结识了许多朋友，她的心中有了一片更广阔的天空。北国之春，原本寒风簌簌，格外寂寞清冷，幸得一群好友，凑在一起，使得空气都热闹了起来。
下一步，都是未知路，即便会迷失在人海，也要勇敢地走下去。
此时的萧红，勇敢地向前走着，经历着层层蜕变。每一次苦痛过后，她的生命都会绽放新的华彩。
萧红一直渴望着在家庭之外寻找一份职业，不久金剑啸创办了天马广告社，这为萧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萧红就担任起了他的助手。她刻钢板、画插图、抄写，出版油印小报《东北民众报》，宣扬反满抗日。整套刻写的工具，就藏在她家的柴堆里。
自从离开裴馨园家以后，萧军不再同《国际协报》有所联系。裴馨园因发表批评市当局的杂文而被革职，方未艾接替他编辑副刊的位置，萧军应邀再度为《国际协报》撰稿。
1932年底，报纸要出版一期“新年征文”的特刊，萧红在萧军和其他朋友的鼓励下，终于拿起笔，写下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
王阿嫂的死，却是他们的生。
一段文学路上的征程自此开启。
小说的发表给了萧红很大的鼓舞，她仿佛是被触动了灵感的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将前后写下的《弃儿》《看风筝》《腿上的绷带》等作品，投寄到长春的《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和《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上，用“悄吟”的笔名发表。
1933年8月，罗烽和金剑啸通过萧军的旧日同学陈华的关系，在《大同报》上创办了一个文艺副刊《夜哨》。据说是萧红取的刊名，画刊头的是金剑啸，约稿的是萧军，由陈华负责编辑。
《夜哨》每期都有萧红的文字，《两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烦扰的一日》，以及诗作《八月天》，都是在此发表的。当时的萧红很快乐，她的文字一次次得以发表，她对文字的热情更浓，写作为她注入了新的生命。
但是好景不长，《夜哨》的文字过于激进，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当然不可能维持长久，到年终就被迫停刊了。
接着，罗烽他们让白朗在《国际协报》创办了又一个文艺副刊，刊名就叫《文艺》。白朗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支付萧军和萧红每人二十块大洋的薪酬，这样，萧红作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不但可以继续从事创作，写作环境也相对安定许多了。
在《文艺》周刊上，萧红发表的作品有《夏夜》《患难中》《离去》《出嫁》《蹲在洋车上》《幻觉》《镀金的学说》《进城》，还有长篇小说《麦场》，也即后来的《生死场》的头两章：《麦场》和《菜圃》。
萧红创作起初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和萧军保持大体一致的步调，把底层生活作为自己热爱的题材加以反复表现，这在新文学出现以来的十年里，在女作家当中是少有的。
她是一朵在浮世流转的梦中花，却又是一个叛逆的流浪者，她不断反抗却又始终挣不脱卑微地位的身份，难免给作品打下深刻而鲜明的烙印。
许多被称作“乡土作家”者，因为出身高贵或有文人教授的头衔，往往能够制造“距离的美感”，如《边城》，就有才子加观光客的味道，萧红则不同，她把自己直接烧在那里面。
萧红是中国作家中的一个异数。
她饱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她从肉体到精神都遭受了刑罚般的凌辱，她曾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
萧红，她就是她自己，即使写作，她也不关心文坛，对理论界权威关于“时代要求”一类的说辞也不加理会，她一意孤行，却足以惊天动地。不管你是否愿意认可，她就这样自顾自地活着，写着，写那些能触动她的一切事物，那些细碎的心思，那些浮动的情绪，以及那些流淌在心底的感动……
在牵牛房的那段岁月里，有一个最可纪念的事件，就是《跋涉》的出版。这是她写作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是萧军和萧红作品的合集，也是他们第一次选编出版的文集。文集原名《青杏》，青杏，是未成熟的果子，也算是一种隐喻。
《跋涉》是自费出版的。出版费由朋友们认股集资，每人出五元，也有多出的，有慷慨赠与的，舒群一个人出了三十元。他的这笔钱，本是艰难积攒下来留给家用的，知道朋友要出书，就从父亲手中取出来送给萧军了。对于舒群的慷慨，他们一直很感激。
《跋涉》的问世，凝聚了诸多意义。它是爱的产物，是友谊的见证，它记录着一个青春群体的跋涉过程。那是一条漫长的路，一首悲壮的歌。
稿子是由萧红在洋烛摇曳的火光下，最后抄写完成的，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生命中那样一个隆重的时刻。
蚊虫在灯下飞舞，像是前来参加一场庆典仪式。萧红手腕发酸，眼睛紧胀、发热、疼痛，但全身处在兴奋之中，因此全然顾不到这些，只知道赶快做。
第二天，萧红便跟着萧军跑到印刷厂去看她的小册子。《跋涉》正要装订成册的时候，赶上中秋节，工人放假三天。他们不愿耽搁，到厂里请教了排字师傅，亲自动手装订。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只有两个人，锤铁丝钉，数页码，抹糨糊……他们度过了最忙碌、最快乐的一整天，总共装订起了一百册。萧军雇佣了一部斗车，把小册子拉回家。
夕阳殷红了整个天空，一路上响起了规律的马蹄声、悦耳的铃铛声，空气中漂浮着宁静和惬意，萧红坐在车上，静静地凝望远方……
那一刻，她的心中是宁静而喜悦的。
安稳的生活，深爱的男人，自己的事业……
这是她未曾想到的生活，这一刻，她忽得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
这是她第一次收获这般喜悦，她从未敢想象会有这样的一天，有理想，有爱人紧紧相伴。
但过了几天，送到书店去的书，突然被禁止发售了！
所有的热情被一盆冷水浇灭。萧红的心中，装满了不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