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自然论的发端与成熟
我们从《庄子》《淮南子》中已可窥见道家的审美理想是“自然”，庄子之推崇自然美甚至到了排斥艺术美的地步，《淮南子》则有所修正，重自然而不废人工。“自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早已有之，但在先秦两汉毕竟没有脱离哲学范畴。自然论被运用于文艺领域，以文艺美学的理论形态出现则肇自魏晋时代，这与玄学的盛行有关已如前述。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找到下列例证。论文，如陆云《与兄平原书》：“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悦泽。……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论画，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小列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又插置丈夫支体，不以（似）自然。”[1]论书，如卫恒《四体书势》：“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近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称赞古籀文）论乐，如《世说新语·识鉴》注引《别嘉传》载：“（桓温）又问：‘叶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嘉）答曰：‘渐近自然。’”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用是否合于自然或近似自然作为文艺创作的审美标准，于是已露端倪。此外，值得详细考察的一篇文献是阮籍的《乐论》。从通篇看，此文不过是儒家礼乐思想的重新阐发，并无多少创见，但令人注意的是阮籍在传统的礼乐论中融入了道家的自然论。《乐论》开头便说：“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他认为，乐的本质是天地万物自然之性的表现，圣人作乐是本于自然的。荀子论乐原有“象天法地”之说：“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荀子·乐论》）但阮籍的说法并非只是承袭荀子，就音乐的本体立论，显然吸收了道家的观念。他接着说：“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乾坤易简”源于《易传》[2]，“道德平淡”出自老氏[3]，“风俗移易”本于《孝经》[4]，又归结为“自然之道”，其会通儒道，调和名教和自然的意旨也是非常明显的。阮籍把自然解释为“平淡”“无味”，与儒家的审美理想“平和”相通，因而赞赏朴素简单的“雅乐”（即古老的庙堂音乐），而排抑“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歌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背而去之，无不慷慨；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叹，相聚而合之，群而习之，靡靡无已”（《乐论》）的地方音乐。从阮籍的描述可以想见，这些地方音乐是新兴的民间音乐，富于情感色彩，具有激动人心的震撼力量，为群众所喜爱，以至会如痴如醉地沉浸于其中，但阮籍却认为这种音乐的广泛传播将危及封建名教秩序。他所说的“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便是要维护雅乐，摒弃淫声，《乐论》的中心是宣扬儒家的正乐思想。由此可见，阮籍的音乐理论是相当保守的，充分显示了他崇奉礼教的一面。但《乐论》在中国美学史上仍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将道家自然论引入文艺领域的发端，而且开了文艺美学中儒道融合的先河。
如果说文艺自然论在魏晋时期仅仅是开始，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有长足的跃进。在文学理论中，钟嵘作《诗品》便标榜“自然英旨”（《诗品序》），本于崇尚自然的美学要求，他反对堆砌典故和拘忌声病，而提倡“即目”“直寻”，自然调谐。《诗品》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汤惠休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卷中《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在《南史·颜延之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略有出入：“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初发芙蓉”和“铺锦列绣”都是美的，但前者自然，所以高于后者，因而这一评价使颜延之老大不痛快。可见当时已把“自然”视为审美的最高品位。
对文艺自然论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推刘勰。《文心雕龙》既标举“自然”，又把“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原则列为“文之枢纽”，与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统一论若合符节。开宗明义的《原道》篇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自然”上升到文学的本体或本原的高度，显然接受了道家哲学的影响。但又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外化为“文”（“人文”），要通过圣人的中介作用。因此“天文”“地文”（自然之文）和“人文”是统一的，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即儒家之道）也是统一的，圣人之道合乎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也由圣人之道来体现。刘勰在标举“自然”的同时，又极其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征圣》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序志》说：“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由此可见，《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也是会通儒、道，综合名教与自然为一体的，但已不像阮籍《乐论》那样简单生硬，而是渗透到全部理论中去了。
刘勰之揭橥“自然”并不只是哲学的抽象推演，而是针砭时弊的有的放矢之论。纪昀对《文心雕龙·原道》中有一段评语：“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喫紧为人处。”这是符合实际的。刘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觉察到齐梁文坛过于追求华美，蔚成轻靡浮艳之风，将文学引上形式主义的歧途，他的救治之策，主要是两条，一是提倡“宗经”，即以儒家经典为文章典范，恢复文质并重的传统，另一就是崇尚自然。相对地说，后者在刘勰的文论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自然”是贯串《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精神。以“自然”来矫正文风，与钟嵘是一致的。但刘勰的文艺自然论，内容之全面丰富是钟嵘所不能企及的。
刘勰首先是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讲自然的，自然也就是客观的必然性。“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文心雕龙·原道》，下引《文心雕龙》只注篇名）文是道的外化，因此文的产生是自然的，必然的。在人类还未出现以前，道便外化为天地之文。自然界的一切，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都是有“文”的，有形则为形文，有声则为声文，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原道》）既然天地万物都有文，那么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原道》）刘勰从宇宙的整体性论证了道外化为“人文”的必然性，“人文”和“天文”“地文”一样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样，他就以玄论的方式为文艺自然论确立了哲学基础。《文心雕龙》中的自然论涉及文学创作的多方面的问题。他论诗歌的发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其说本于儒家传统文论。《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刘勰则进而揭示，“感物吟志”这一过程是发于自然的。因而他推重诗人之“为情而造文”，鄙薄辞人之“为文而造情”，“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情采》）虚情假意是违背自然的。他论文章的体式风格，说：“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定势》）。不同的内容自然而然决定了不同的体式风格。因此，应该“因利骋节”，不要“枉辔学步”，如果片面追求新奇，以至“失体成怪”，那也是违背自然的。他论创作构思，不赞成苦思力索，雕章琢句，以为“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神思》），只要掌握了规律，自然可以写出好作品来。他还指出，佳篇秀句，“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秀》）雕润之巧逊于自然之妙。“四序纷回，而人兴贵闲”（《物色》），纪昀作了这样的评释：“凡流传佳句，都是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语，都无累牍连篇苦心力造之事。”感兴得之有意无意之间，是自然的触发。关于声律和用典，他不像钟嵘那样笼统地加以排斥，但认为应该本于自然：“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声律》）声律是以自然的人声为依据的。“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用人若己，古来无懵”（《事类》）。运用典故要如出己口那么自然。甚至人工造作痕迹最明显的对偶，他也找到了自然的范本：“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因此“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丽辞》）。对仗之工，亦非来自苦心经营。
刘勰的自然论，已不限于简单的审美判断，而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接触到文艺创作原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创作中的自发性现象。这标志着文艺自然论已从哲学中脱胎出来而趋于成熟。魏晋南北朝是崇尚形式美的时代，曹丕首倡“诗赋欲丽”，陆机继称“诗缘情而绮靡”，“丽”和“绮靡”被视为诗赋的特征，其后沈约等人以声律相推毂，讲究用典亦蔚然成风，四六对仗、精致工巧的骈文取代了单行质朴的散文成为通行文体，萧纲以东宫太子的身份推行纤丽的宫体诗，昭明太子萧统也以为踵事增华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恰恰是弥漫文坛的唯美风尚，激发了文艺自然论的兴起，促进了文艺自然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