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意役法

如明袁中道说：

自宋元以来，诗文芜烂，鄙俚杂沓。本朝诸君子出而矫之，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后也，剽窃雷同，如赝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中郎先生全集序》）

他指出，明七子矫诗文芜烂鄙俚之弊，而倡导“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但七子末流尺寸古法，“剽窃雷同”，走向另一极端，袁宏道又起而纠正这种偏失，其宗旨即在于“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公安派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格套就是一种成法。“意”不同于“理”，不局限于儒家的义理、伦理，可以泛指诗文的思想内容，在袁氏兄弟则主要是指发自性灵、“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独到之见，所以是“诗文之精光”。“以意役法”，则法受意的调遣；“以法役意”，法便成为意的桎梏。清代的沈德潜虽然文学思想与公安三袁不同，但对“意”与“法”的关系也有一段类似的论述：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说诗晬语》卷上）

他不否定“法”，甚至还肯定了“法”对于诗的重要性。但认为，“法”应是自然之法，伏应衔接只可神而明之，不能机械规定。“法”和“意”的正确关系是“意”决定“法”，而不是“法”决定“意”。“以意从法”，“法”就成了死法；“以意运法”，诗就能如行云流水一样，“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